第三节 圣所与宫殿

公元前7世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显著、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人们开始利用永久性建筑材料来修筑居所。[21]正如萨特里库姆的著名六号茅屋所揭示的那样，在公元前7世纪初的时候，通用的建筑单元仍是铁器时代初期稍加改进后的茅草屋。但到了这一世纪中叶，无论是绘有狮子图案、气象宏伟的凯列城贵族陵墓，还是陶瓦和带有石质地基的、包含两至三个建筑单元的复杂结构布局，都证明了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考古学家们在维特波（Viterbo）附近的阿夸罗萨定居点（那里的房屋采用长方形布局，将数个房间和一处庭院连接在一起[22]）处取得的发现，以及对锡耶纳附近宏伟的穆尔罗宫殿建筑的发掘[23]（后者与阿夸罗萨定居点建于同一时期，随后又在下一世纪初得到重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主要考古信息的解读方式。较早的证据似乎表明，作为建筑材料的赤陶仅仅应用于神庙，而新材料却显示，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为止，这种装饰性的陶土铺面既应用在宗教建筑上，同时也用于各种公共、私人建筑结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私人、公共和宗教建筑之间的界限尚是模糊的和难以确定的，来自穆尔罗的证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最终定型的穆尔罗宫殿中有一个近于正方形的结构，其边长约为60米（图7）。它包围着一个巨大的中央庭院，庭院中有三列木柱，四个角落里各有个一模一样的房间，非常近似于塞浦路斯的沃乌尼宫殿或拉里萨赫摩斯（Hermos）河畔的王宫等东方宫殿建筑。庭院周围的四面分别采用不同的内部布局设计，东北侧和东南侧可能是劳动场所，包括从贮藏室到马厩、仆人住房等区域；宴会大厅和女眷们的卧室可能位于西南侧。西北侧精确地分成三个部分，其中部是开放的[显然跟罗马人建造堂屋（tablinum）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里面没有一根柱子，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独立房间（oikos），它通向庭院中央，被研究者们认定为用于进行家内祭祀的建筑单元。其赤陶装饰完全是各种贵族意识形态的混合体：房主骄傲地把祖先的像置于屋梁之上，在其周围环绕着神兽格里芬（gryphon）与戈尔工（gorgon）；在柱廊一侧，陶匾的饰带上描绘了竞技、婚礼、宴饮和冥界、天庭诸神齐聚的场面（图8a-c），这暗示了庭院及与其连通着的房间的庆典性用途，并完美表现了贵族房主渴望将这座建筑变成全世界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的野心。

图7 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穆尔罗“宫殿”建筑布局图（Poggio Civitate）。引自Nielsen and Philips 1976 [B367]，fig.1。

图8a 穆尔罗“宫殿”的（婚礼）游行庆典场面饰带复原图（公元前6世纪早期）。引自T.N.Gantz，MDAI （R ）81 （1974），fig.1。

图8b 穆尔罗“宫殿”会饮场面饰带重构图（公元前6世纪早期）。引自J.P.Small，Stud.Etr.39 （1971），28 Fig.1。

图8c 穆尔罗“宫殿”的诸神就座场面饰带复原图（公元前6世纪早期）。引自T.N.Gantz，Stud.Etr.39 （1971），fig.1。

在建造于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但同样也是以一座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建筑为基础的阿夸罗萨宫殿里，我们可以辨别出一座中央庭院，它只在两侧建有柱廊（图10）[24]，东侧是宴会厅，可能还包括女眷卧室；北侧的空间被一分为三，其前方有个祭祀用的大型灶台（eschara），其安放位置类似穆尔罗小型独立房间中的同类结构，因而应该也是用于祖先崇拜的。建筑装饰中描绘的场景反映了以穆尔罗宫殿为代表的重要建筑发展阶段过去半个世纪后所发生的变化：一幅表现宴饮行乐（komos）场景的饰带证明，该建筑的这一侧是专供会饮使用的（而反映竞技、婚礼和诸神聚会的场面都已消失），而那些描绘重装步兵以及赫拉克勒斯与涅米亚狮子或克里特公牛（图11）的饰板则反映了家族崇拜的本质——它仍是英雄主义式的，但已不复带有天神的色彩了。跟拉里萨的情况一样，这座宫殿显然是建造在神庙（sacellum）的中轴线上，尽管该神庙位于宫殿之外，并且隔得还相当远。这样一来，宗教领域的独立性就跟政治、社会领域并行不悖（pari passu）：在穆尔罗，宫殿是社会结构的中心，它囊括了这个宗教世界；而在阿夸罗萨，这个神圣世界同宫殿分离开了，它留给宫殿的只剩下英雄主义的观念和宴饮的仪式性礼节。

图9 阿夸罗萨“宫殿”布局：第三阶段（约公元前550—前525年）。引自Östenberg 1975 [B368]，140。

图10 阿夸罗萨“宫殿”复原图：第三阶段（约公元前550—前525年）。引自Östenberg 1975 [B368]，164。

图11 表现重装步兵、赫拉克勒斯与克里特公牛、战车的阿夸罗萨“宫殿”建筑性赤陶饰带复原图（约公元前550—前525年）。引自Östenberg 1975 [B368]，182。

图12 罗马广场恺撒神庙里的“米诺牛”建筑性赤陶饰带画板（最初可能来自罗马王宫）。公元前6世纪早期。

这些发现使得我们可以对罗马人留下的各种证据进行全新的评价——不仅仅是王宫与荷斯提利乌斯族墓里的装饰作品（二者都用出自同一模板、表现米诺牛的赤陶建筑材料加以装饰，图12），可能这是“城市”的原型，但就连复制了宫廷风格基本线条的王宫（图13a-d）实际上采用的布局也在阿夸罗萨和穆尔罗的建筑物中有所反映。对于确定主导拉丁聚落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种宫廷风格结构在菲卡纳的存在（尽管所占比例较小），而最近在萨特里库姆[25]取得的发掘成果似乎表明，在这另一座大型拉丁城市中也存在一座类似的建筑物。然而，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随着最终导致共和制度建立的政治运动兴起，作为“王”（rex）的驻地的王宫已经只具备宗教功能，呈现出——以一种僵化的形式——前一时期的宫殿圣所，如凯列的蒙特托斯托（Montetosto）圣所的典型面貌；后者很可能是履行祭奠死者仪式（enagismos）的神圣场所，这种仪式来自于为约公元前540年的阿拉利亚战役结束后被亵渎神明的人们处死的福凯亚战俘供奉祭品的传统（见希罗多德，1.167）。这种设计出现在宫廷建筑的布局中，可能是为了遵照荷马时代（以及埃特鲁里亚贵族掌权时代）为此类囚徒举行洁净仪式的传统，以便强调某位地方统治者业已洗刷掉了自己犯下的“渎神罪”。[26]

图13a-d 古风时代罗马王宫的诸阶段：来自Brown 1974-5 [E79]，图10、图12、图14、图4。

图14 圣奥莫波诺神庙第二阶段（约公元前530年？）的赤陶饰带画板复原图。引自Sommella Mura 1977 [E135]，fi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