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考古、城市发展与社会史

对来自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姆考古信息的类比研究的首要成果并非在于判断二者是否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而在于分析从青铜时代到公元前6世纪[3]这一漫长时期内人类定居的延续与中断。青铜时代晚期的子亚平宁文化（其年代大致属于公元前11世纪）在拉丁姆只留下了零星的蛛丝马迹，并且除阿尔戴亚（Ardea）一处特例外，这种类型的文化也不曾出现在其他任何铁器时代的中心地区内。与此相反，我们却在埃特鲁里亚地区反复发现了子亚平宁文化，它跟同样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早期维兰诺瓦文化[4]结合在一起，例如，托尔法山一带的情况就是这样。相反，尽管除极个别古怪的特例（如插在威伊城卡萨勒·德尔·福索地方一处大型维兰诺瓦式墓地中心处的一座早期维兰诺瓦风格墓穴）外[5]，拉丁文化第一期（其年代和文化类型对应于早期维兰诺瓦文化）时间段里的拉丁姆在材料使用的年代顺序上经常与埃特鲁里亚地区较晚的时期（全部的或部分的）一致，但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在早期维兰诺瓦文化和维兰诺瓦文化间存在一次十分明显的中断：早期维兰诺瓦文化的定居点消失了，而往往距离它们不远的维兰诺瓦文化定居点则在铁器时代之初冒了出来。[6]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埃特鲁里亚与拉丁文化环境之间存在的差别同记载两个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半神话、半历史的传说并非毫无关系。

地图1 古风时代的中意大利

拉丁文化第一、第二期的墓葬和住房（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中叶）跟该时期的埃特鲁里亚（特别是埃特鲁里亚南部地区）同类建筑并无明显差别，只不过后者规模上较小，排列也并不密集。不可否认的是，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在阿尔巴山系和罗马，后者的定居点遗址位于奥古斯都凯旋门附近和帕拉丁山（Palatine）上]，这些遗迹表明，建造它们的聚落彼此十分接近，相距只有数百米，这反映了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社会组织。如果说实用性和供仪式使用陶器的生产确实是在家内领域进行的话，那么冶金业则似乎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因而并不以家庭作为核心的生产单位。[7]诚然，这一点还不足以直接影响社会结构，但它却暗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的存在。

在思想观念领域，葬礼仪式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更多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推测当时社会结构面貌的宝贵机会。[8]在整个公元前9世纪，此类仪式都在埃特鲁里亚南部和拉丁姆以大体相同、绵延不断的形式存在着。埃特鲁里亚南部遵循着使用双圆锥形骨灰瓮的统一火化仪式，而拉丁姆的人们使用造型简单的骨灰瓮，有时则用茅屋形骨灰瓮。两个地方的人们还都使用微型物件作为陪葬品（拉丁姆的居民还使用盔甲和武器进行陪葬）。然而，到了公元前9世纪后半段，使用微型陪葬品的风俗显然已被在墓穴里放置正常尺寸物件的做法所取代，而火葬仪式也逐渐演变成了土葬。事实上，土葬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成了通例，仅有的几个例外是在拉丁姆个别男子葬仪上使用的茅屋形骨灰瓮和埃特鲁里亚南部的双圆锥形骨灰瓮（有时也用茅屋形骨灰瓮，但更为罕见）：在上述两个地区，这一风俗似乎维持了很久（即便只是零星出现），贯穿了整个东方化时期[9]，正如近年来在威伊的米刻勒山[10]发现的王室墓穴或著名的凯利雷戈利尼-格拉西（Regolini-Galassi）墓穴（同样也属于王室陵寝）[11]所证明的那样。为社会中的某些特定成员履行复古式的葬仪，并给他们修建以赞美英雄为基本主题的陵寝的做法可以彰显某一特殊世袭头领的显要地位与赫赫声名。数位学者业已注意到此类坟墓与埃列特里亚的英雄风格陵寝之间的相似性，它不仅反映了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地区葬礼仪式的希腊化（仅适用于个别特殊人物），也说明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起，个别家族集团已在社会内取得了重要地位，从而破坏了反映在绵延数百年的前一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原始经济形态和无阶级差别的社会格局。

贵族阶层在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地区的出现是同两地定居点的发展规模相适应的。一些人数较少的定居点被更大的邻居吞并，另外一些则因更为强大、更有权势的聚落的存在而自行消亡了，而那些显然从铁器时代早期起变得更为兴旺的聚居区则已开始急剧膨胀。对于这种严重失衡的现象，现代学者们在“村镇联合理论”或“核心式扩张”等术语基础上提出的解释似乎都未能切中要害，没能合理说明一个必然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对从威伊到法尔勒里、塔尔奎尼和拉维尼乌姆的多处遗址的研究表明，这一现象的出现往往是两种发展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个因素在通常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公元前9世纪至前6世纪）内十分活跃[12]：一方面，有些散布的村庄集中到一个地点，构成城镇并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一些定居点则在其建筑区的半径之外制造“废弃地带”，从而得到独立的发展。因此，村镇联合与核心式扩张并非彼此矛盾的现象，而都是实现人口集中的动力，毫无疑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这种局面的到来，而这些发展又是由埃特鲁里亚南部和拉丁姆地区的新兴贵族阶层所主导的。

伴随着定居点扩张而来的是公元前7世纪末重装步兵方阵战术的牢固确立[墓穴中的考古材料已相当可靠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最重要的证据则来自壁画、浮雕中对方阵本身的表现（图6）]和对城市内部崇拜、公共活动领域的规划（这一规划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中第一个现象——重装步兵战法在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姆全境内的广泛采用，揭示了社会等级和城市内部组织结构方面的信息。紧密合作的必要（那是日益迫切的军事压力带来的）似乎一方面促进、另一方面又阻碍了贵族权力的日益巩固：在埃特鲁里亚和拉丁地区的相关造型艺术作品里，领导和指挥重装步兵方阵的似乎一直是立于战车上的英雄人物，他们显然是贵族氏族的头领。[13]因此，这些贵族集团必须将自身通过被保护人、依附者建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应用到新生的重装步兵战术中去，极力扩大其社会基础，并为社会成员创造获取重装铜甲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联合自卫的需要（那往往是贵族集团属下必然有限的人手无力独自承担的）为那些并未与贵族结成依附关系的社会阶层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考古方面，关于贵族统治集团以外的个人进入公民兵重装方阵的一个生动例子是由伍尔西的战士墓提供的，那是一座建于公元前530年的“单间”墓室（那是一座典型的个人墓室，而不是家族墓），内有一副完整的重甲和大量阿提卡陶器。[14]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等级体系中的百人队组织无疑证实了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传统上认为，这场改革发生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边码第92、103页）。

图6 伍尔西鸵鸟蛋上绘制的，与骑兵和战车协同作战的重装步兵队列（公元前7世纪后期）。引自P.Fucati，Storia dell'arte etrusca （Rome-Milan，1927），pl.74.222。

这种新的军事现实及其在公元前7世纪最后30年间的经济、社会含义，自然表现为城市防务体系的日益复杂和卓有成效。尽管我们在埃特鲁里亚城市发掘中找到的例子十分稀少（只有北部的鲁塞莱是个例外），我们却在拉丁姆定居点中——如拉维尼乌姆、德奇马城堡和菲卡纳（地图2：边码第244页）——找到了大批例子，它们证明了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间原始防御工事[15]的存在。这些工事包括土堤（aggeres）和垛口，对它们的记忆或许保存在罗马人所说的“卡利奈土墙”（murus terreus Carinarum，瓦罗《论拉丁语》，5.48；143）里。它们通常靠在石块堆砌的真正城墙上（或可能被后者所取代）。那些石墙通常建造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那是通常被归在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城墙兴建工程名下的年代），它们装有城门和应对当时在希腊和大希腊地区普遍采用的攻城技术的防御设施。

从城市组织的角度看，如果说土堤（aggeres）和城墙的修建代表着对新战争形势和战术的回应的话，那么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7世纪的最后50年里，我们也目睹了宗教意识形态最初迹象的出现。在此之前，除专门用于安葬的崇拜仪式外，宗教性崇拜的考古遗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从前的宗教领域，无论是家族内部的还是公共的，在形式上其实跟日常生活的其他内容并无本质区别。现在，到了公元前630年至前600年，政治、宗教生活的基本框架在罗马广场（边码第75页）一带建立起来了：该地区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更为复杂的一次路面铺设（公元前625年），人们在过去盖有茅屋的地方建起了皇家圣所雷吉亚（Regia）（公元前630年）、民众集会场科米提乌姆（Comitium）和元老议事厅（Curia Hostilia）（公元前600年），还找到了维斯塔崇拜（公元前600年）存在的第一个确凿证据（从一口水井中发现的物证）。[16]这一现象同拉丁姆其他地方，如萨特里库姆[17]和伽比人聚居区[18]的情况十分相似，但与埃特鲁里亚地区更加类似[19]，如威伊的所谓“阿波罗崇拜区”（其实是献给密涅瓦的圣地）和鲁塞莱的罗马统治时期修建的广场地层下面发现的十分罕见的砖砌建筑物。

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起，在形式和起源方面属于希腊的奢侈品的生产、流通已成为新兴贵族们的排他性专利，这些器物曾大量出现在墓穴里，现在又作为神庙的还愿祭品而被人们聚集起来。并非出于偶然的现象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罗马城内和威伊附近墓穴中奢侈品的数量开始逐渐减少，但人们更加重视葬礼仪式或刻意简朴化了的坟墓布置，正如埃斯奎林努斯家族墓中的大理石骨灰瓮和拉努维乌姆的赛马运动员墓所反映的那样。[20]与此同时，这一现象也可以揭示，一种抑制奢侈丧葬习俗的风气已开始蔓延，在拉丁地区尤为明显（尽管埃特鲁里亚的情况有所不同），除非我们采纳另一种解释方式，认为它是一种不同于从前的财富流通方式——神庙和公共建筑在该模式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所带来的后果。

这样一来，借助考古学的帮助，我们便可以追踪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时段历程，它们从青铜时代末期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为发展起点，在关键的公元前7世纪后期牢固确立了城市的组织模式，同时也孕育出了自身的贵族统治阶层。此外，借助对台伯河下游两岸考古发掘信息的系统梳理，学者们也可以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批判性解读而发现若干基本事实。由于阿尔巴山系提供的相关证据在质量和数量上极为可观，这一区域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9世纪中叶间的拉丁姆历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们确定，该地区处于乡村社会发展阶段，其典型特征是定居点极其稀少，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存在血缘纽带，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社会劳动分工，处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态中，其主要劳动产品似乎是一些劣质谷物和若干蔬菜品种。但最有价值的证据是这些定居点的固定性，这跟青铜时代定居点一定程度上的临时性和流动性有所不同，这种稳定性是跟家族掌握古代世界条件下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密不可分的。这种所有权形式可能是跟原始的部落公有制共存的，它似乎成了日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已经在丧葬仪式观念的“危机”（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中看到的那种矛盾冲突的主要来源。

这场“危机”的迹象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下一世纪的中段，它在这一时期内变得日益明显：阿尔巴山系的山区显然陷入了贫困，其墓葬在数量和奢侈程度方面大幅下降，而平原上的定居点，如罗马、拉维尼乌姆、菲卡纳、伽比人聚居区等则相应地繁荣起来。埃特鲁里亚地区的发展状况与之类似，在那里，山区的早期维兰诺瓦文化中心遭到废弃，而被辽阔平原包围着的、海拔高度适中的维兰诺瓦文化定居点突然出现，这暗示了土地所有权和农业劳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就维兰诺瓦文化而言，我们可以猜测，从公元前9世纪起，那里的人们发动了一场真正的、积极的殖民运动。同样，在拉丁姆出现特征与之类似的新中心——从罗马的奎里纳人聚居区到德奇马城堡、劳伦提纳，或许还应加上蒂沃利（Tivoli）——这一事实也使得我们有理由断言，类似的殖民倾向——一种寻求优良土地和更加有利可图的农产品的努力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军事技术、防御工事和定居点规模的发展则说明，这种进程是不可能在和平状态下发生的。

最显著的社会变化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并在公元前7世纪期间得到了充分实现。原始的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并确立下来，这是由诸历史阶段发展而来的结果，在过去的时代，为协调生产方式，诸因素之间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产方式在产品分配方面暗含着巨大的不平等），这也是不同部族，以及同一部落内部不同族群之间强烈趋于冲突的形势所迫。毫无疑问，到了这个阶段，我们便会看到在门客依附现象基础上产生的生产关系的出现，那是构成贵族经济权力的关键要素：一些定居点的大发展（恰好发生于罗马墓地迁至埃斯奎林山期间）和许多其他定居点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期间的“消失”证明，对远方领土的征服和对那里所有或部分定居点的奴役（如图路斯·荷斯提利乌斯王与安库斯·马尔奇乌斯王进行的征服）引入了一种机制，从而为贵族阶级提供了积聚财富的手段，农作物种植、农业或非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日益显著的劳动分工都要求进行这种财富积累，向我们揭示这些要素的仍是考古学。我们也不应忘记，帮助贵族们划清与平民界限的不仅有从东方和希腊进口的物品，还有同样来自那里的文化规矩，如用来展示财富的会饮和祭祀庆典；反过来，这些器物和习俗的传入又刺激了当地居民对它们更大的需求，从而使得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在那里牢固确立下来，并为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层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

因此，这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最终结果便是城市的“诞生”，它是一个包括了有形纪念性设施、城墙、宗教性与公共性建筑和永久性固定居所的有机体，它从公元前7世纪末开始构成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地区发展史上最早的真实城市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