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读书

入私塾

丰乐河镇上有个由李先生主持的私塾，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读了一年后转入一个较长的打根基的阶段，前后七年，业师是我的叔舅父洪子远先生。中间曾从丰乐河唐先生读了一年，最后又从“长冈张”张来轩先生读了一年。我在私塾一共读了十年。

我从洪先生读书的程序，与一般不同，是先从难的书读起，先从《诗经》《书经》《易经》读起，回过来再读“四书”。背书的方式，也与一般不同，五经、四书整本整部地背，硬是那样蛮干。如《论语》《大学》《中庸》，连“朱注”都要一齐背。我的那位叔舅父业师教学认真，督责极严，我虽有很强的悟性和记忆力，也得要苦读，苦背。

我的业师是怎样的严法，只需看他拿的那块厚厚的无情的板子。我现在的右额上还隐隐约约保留着一条创痕，这就是被先生打的“古迹”。背书时，偶然脱一脱，那块无情的厚厚的板子唰地一响就落到头上，往往头破血流。至于罚跪，打手心，罚一顿不吃饭，几成为当时私塾的一般风气，毫不足怪。

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回忆：夜静更深，我还没有放学，我的母亲不放心，体念这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儿子，一个清瘦的小孩子。她常常深夜一人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从壁缝里，门缝里，看到我读书的疲倦情形，等我放学出门时，她就不禁拉着我的手流下泪来了。慈母之泪，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

有一次我被罚不许吃饭，我的可敬可怜的母亲，知道她的儿子受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处分，心里更发难过，她买了两个“粑粑”偷偷地送给我吃。我到底是一个小孩子，回家时，我哭了，母亲又以慈爱的话语来安慰我。

现在想起来，这种对待学生的方式，未免过于旧式，以我的聪明，似乎不需要运用这种笨拙的方法，然而正因我的叔舅父洪先生期待我最真最切，所以也格外从严。以后从丰乐河回到洪家疃，还是从洪先生读书，这一个时期便轻松得多了，他的教学方法也改变了，而我已是十一二岁的少年，从“小学生”进到“大学生”的阶段，也就没有受打受罚的事了。

我应该说说私塾生活的情形。论家庭，我是读不起书的，而我竟能在私塾读了十年，实在是勉强万分，所以我个人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记得在洪家疃前面冈上梨园读书的时候，一共二十多个学生，只有我和两个同学住在私塾里面，共同“起爨”，即三个人共同出米煮饭，但是各人吃各人的菜。一个同学是本村富户，餐餐吃肉；一个同学是外村一个寡妇的弱子，也由他家里常常送好菜来；只有穷孩子的我，每顿总是吃的小菜饭，望着人家垂涎。父母远在丰乐河，只有祖父和我二姑父、二姑母住在家里，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要厨子回家去要点肉来吃。可怜的祖父，感慨地对厨子说：“肉吗，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我听了祖父的话，心里实在难过之极；深悔自己的孟浪。以后见了祖父，祖父也对我说：“那一次你要肉，哪里来的肉？”同样的一个惨淡的回忆：在丰乐河的时候，我生了满身疥疮，有人说吃猪油蒸红枣，可以健脾，疮可以好。我告诉母亲，母亲黯然地说：“饭都吃不周全，哪能有什么猪油蒸红枣！”

我睡的床，只是一块木板上垫着一铺稻草，上面覆着一床烂棉絮。热天只有一顶稀烂的帐子，四周八方都是孔，大孔小孔，补了又补的。然而由于一天读书疲劳，仍然得钻进去睡。当我睡熟的时候，也正是蚊子大肆活动的时候。曾记有一次，我的业师拿着扇子替我赶蚊子，我才为之惊醒，心中感谢不已。

我那两个同住在一起的同学，虽然家道小康，生活一切比我好，但念书总赶不上我，以后也没有什么成就。可见在私塾里，在幼年时，吃点苦头，不但没有害处，还大有益处——我常是这么想着。

我另外还从了一位唐先生读书，是在丰乐河。这是一位“老好人”，学问很平常。他那个私塾的房子很湫隘，学生并不多，他又常常管外事，给学生的负担也很轻，用不着怎样出力。这一年没有多大进益。

我读私塾的最后一年，是在长冈张村西峰庵从张来轩先生。他是秀才，很器重我。他感慨似的说：“教了几十年书，才遇着这一个聪明学生！”这时读《左传》是一门正课。我通常只读一二遍就烂熟，张先生非常惊奇，逢人称赞：“这孩子将来大有希望。”他有一次与一个老年人谈到我，说：“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现在张先生已作古了。回想他的为人，品貌好，做人好，国学根基深，虽在他的门下只读了一年书，而所受国学的启迪益处很大。

他欢喜喝杯酒，有一个小小的瓦盆，通常放一点咸菜，午饭前他总是吃点酒，就拿那一点咸菜下酒。有时没有酒了，他脱下马褂叫火夫去当四毛六毛钱，买酒吃。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很严正、很慈祥的老人，安贫乐道。

西峰庵在山冲里，前面一排松树，风景很好。这时因为我已经有了底子，读书生活比较轻松，不论开讲、作文章都不太吃力，因此我和一些同学居然有散步的闲情逸兴，可以说是我少年读书时期最快乐的一年。

我认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是从我的叔舅洪先生读书的时代。他考过多次，虽没有进学，但许多进过学的人不及他，他一生没有旁的嗜好，自小苦学。在教书时，对自己的约束很严，讲到学问，一点不放松，除教学生以外，自己一天到晚不断地诵读写作。他做人是很厚道的；以后他在地方管事的时候，有些人嫌他软弱，坏人不怕他，他没法对付坏人，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厚道。我对他为人的不苟且，存心忠厚，态度端正，是很敬佩的。所以我们永远保持很好的感情。

我在私塾读书时受的是旧式的教育，至于学问是怎样，怎样应用到实际的人生，怎样与国家民族有关系，可以说根本谈不到。现在十岁左右的孩子常识就很丰富了，对国家民族就有相当的认识了。而当时的私塾学生，不过是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罢了。

考秀才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去考秀才。我为什么忽然考秀才？原因是这样：那时科举制度在将废未废之际，不过八股已改作策论了。我在私塾读书，以我的作文的优异，先生认为我可去试试，考一下秀才。我记得：我的父母都以为“念长书”的目的，是要猎取一点“功名”，而猎取“功名”的正当途径，自然是考科举。其实，我自己是糊糊涂涂的。这一个“功名”的猎取，对于我究竟有什么益处？益处在哪里？我当时莫名其妙。

考试分三个阶段：县考、府考、院考。我没有参加县考，是直接参加府考的。但必须完成县考补考手续。府考、院考都在合肥，是由我的父亲亲自护送去的，住在合肥城内一家旅店里。考试的日子，三更天就携起考篮和干粮进场。点名进场后，就封考场门，出题，作文章，缴卷，出场，第一个程序，要一天两夜做完。考场里最难受的是大家不能出去解手，每人桌下有一个瓦罐子装尿屎，臭的熏人，闷气得厉害，真难过。

我的府考考得很高。那时发榜的方式，不像现在的一般学校，而是用一种圈形排列名次的先后，越是圆圈的里层，地位越高，大概圆圈中心点的一名是“府首”。我的名字离那中心点很近，好像是最里面的第二圈的前排。

当我再到合肥考院考的时候，有些人是知道或听说我聪明过人的，看见我生得清秀，都说：“小秀才来了！”但是我毕竟辜负了大家的希望，院考没有取上。父母的热望，亲友的期待，被泼了一瓢冷水。我为什么取不上？我想字写得坏，或者是一个不能取上的原因。别人一个格子端端正正写一个字，我是三个格子拉拉扯扯写两个字，这也许有点关系吧。

科举是清王朝用来桎梏人才的方法。我虽没有考中，对我毫无损害，反而打断“功名”的一线希望，唤起了奋斗前进另找出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