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度教授穿长衫

穿长衫的黄侃

1927年，黄侃任教中央大学，与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绰号“三不来教授”。中央大学教授们大多西装革履，进出乘坐汽车，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天天步行，出入总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用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平时穿黄铜纽扣的青色土布长衫，简朴古雅。因为经常画画，有时候长衫上也会沾上颜料。

武汉大学政治系任凯南教授常穿长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布鞋。出门时带一根手杖，把手杖挂在左肘上，颇有名士风度。

北京大学的师生不太讲究衣着打扮，老师和学生多是长衫。海归的洋博士胡适、刘半农也总是长衫，很少见他们穿西装。至于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这些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更是一年四季穿长袍，有时还要套上一件马褂。

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的生活是艰苦的，缺衣少食。教授的收入也不足以满足家庭所需，教授们不得不通过兼课、刻印、卖文等方式挣钱；教授夫人也抛头露面，制作定胜糕，贴补家用。联大的教授中不乏留洋归来的知名学者，如陈寅恪、闻一多、钱锺书、王竹溪、吴有训、吴大猷、赵忠尧、张文裕、杨石先等。频繁的战争与艰苦生活，考验着人们的意志。在联大的校园中，穿什么服饰的都有，中装、长衫、西装，各人有各人的习惯。

1944年欢送罗常培赴美国考察，在昆明大吉普镇合影。从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等

沈从文穿衣服从不讲究，《湘行散记》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汪曾祺回忆：“这件长衫我可见过。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

在西南联大，有人把教授们的穿着、形象列入校园八大景观，编成顺口溜：闻一多的胡子，朱自清的披毡，吴宓的烟斗，曾昭抡的脑门儿，陈寅恪的罗锅，刘文典的棍子。

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在北大讲授古代文学。适值冬天，教室朝南，阳光充足。俞平伯头戴黑羔皮土耳其式高筒小皮帽，外罩阴丹士林蓝布大褂，里面是藏青绸料棉袍，黑色棉裤。大褂短于棉袍约二寸。大褂新时同棉袍一样长，洗后缩水，便越来越短。冯友兰、闻一多、张子嵩也是常年长褂长袍，很少见他们穿西装。清华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梅贻琦校长也不例外。

穿长衫的陈寅恪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做导师时，冬季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57岁，双目失明，由人搀扶着重返清华园，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脸上带着微笑，语气却是严肃、坚定的。清华为陈寅恪配了3个助手，陈寅恪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师生之间则以学问道义相重。有一天，学生胡守为来到陈宅，陈寅恪正在工作。尽管只有他一个学生，知道他来了之后，陈寅恪挪步到楼上，郑重地换上了一身长袍（落尘《民国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