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980年的大酱

王海滨

我家房后有一小片蓖麻地，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蓖麻。蓖麻结子的时候，三奶奶罩着白羊肚手巾会去摘蓖麻子。我和二仓正在蓖麻地边上玩“印板”——泥巴做的，圆形，上面有凹凸的图案，供我们自己仿制，相当于现在制作橡皮泥的模板，随口问三奶奶蓖麻子能吃吗。

“小祖宗们，可不能吃。会毒死人的。”

我们一听赶紧跑开了，背后，三奶奶还在高声叮嘱：

“这蓖麻叶啊蓖麻秆子啊，也别随便动啊，都是有毒的，听见了没有？”

我们听见了，但是齐声喊：

“没听见——”

喊完就哈哈大笑。

蓖麻子收完了，三爷爷会在蓖麻地边缘种几行胡萝卜或者茴香或者大葱，总之不会让地闲着。

二仓问：

“你三爷爷那个人整天不是扛着锄头就是抡着耙子，怎么那么忙呢？”

这我哪知道，闭口不答。

二仓他娘满囤婶子恰好捂着腮帮子走过——她牙疼病又犯了，正紧忙地去村头供销合作社买一包糖精，糖精专治她牙疼，随口搭话：

“要都像你爹，横草不拿竖草不动，人那一大家子早喝西北风儿去了！……我可是倒了大霉我，哎——哎——”

满囤婶子说得没错，三爷爷家人口是多：有一个老奶奶——已经很老了，满脸褶皱如枣核，牙齿全无，一张嘴说话透风撒气：

“pī啊，快来，我这还有颗醉枣儿。”

才不去，我明明叫“滨”，却给喊成“屁”！

天气好的时候，老奶奶爱拄着榆木白拐棍拧着小脚到村头河边看河水东流。她的脚粽子大小，塞在粽子大小的小鞋子里，鞋是白底黑面，白是白黑是黑，一尘不染；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摇摇摆摆，她在前面走，我和二仓就在后面学，三奶奶见着了，笑哈哈地一巴掌轻轻打在我屁股上：

“臭小子，学得还真像——”

三个叔叔，老大在县化肥厂当临时工，刚刚结婚。结婚那天，姐姐们带着我去闹新房，我拿到了一瓶雪花膏——小辈们闹新房可以拿走新娘子陪嫁的小物件，例如小镜子、梳子、搓脸油什么的。回到家，我把雪花膏送给了二姐，二姐打开盖子，小心翼翼地揭开锡纸一角，放在鼻子底下一闻，马上闭上眼睛，一脸陶醉：

“真香啊——”

用小手指抹出豆粒大小一摊雪花膏轻轻往脸上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抹了一个遍——这是她第一次拥有一瓶属于自己的搓脸油：

“四儿，走，姐去给你折‘甜棒’去。”

甜棒就是还未长穗的玉米秆，有的会很甜。

三姐没得到雪花膏，第二天坐在我家门洞里抹眼泪，老大新婚的婶子正挑着水桶去胡同口的井里担水，一扭脸看到了，忙问怎么了，三姐抽抽搭搭地如实告知，新婶子把扁担和水桶往地上一放，转身走了，不一会儿笑嘻嘻地回来了，手里拿着另外一瓶雪花膏：

“这是你的。快别哭了，哭皴了，雪花膏也遮不住了……”

三姐把那瓶雪花膏紧紧捂在胸口，生怕雪花膏长腿跑了，脸上挂着泪水咧开嘴笑了。

事后，三姑姑对大姐说，嫂子总共陪嫁了两瓶雪花膏全到了我们家。

老二老实木讷，中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母亲一见他，就吩咐我跟他去玩，实际是让他看着我——自接受任务开始，他的眼珠子一刻都不会离开我，比外祖母都上心。

老三比我大不了多少，刚上小学三年级，正闹着要辍学：

“……是真不懂啊，你没看见我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三爷爷一脚把他踹开了：

“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他爱下河摸鱼：和几个半大小子下到村头小河沟里，先堵上两头，然后在封闭的河面上起劲儿地来回蹚，直至把河水蹚浑，鱼啊虾啊被呛得全浮上水面来喘气，被抓个正着；抓的最多的是小鲤鱼小鲢鱼小鲫鱼，带回家后，交给三奶奶和几个姑姑们收拾一番，抹上盐，在大铁锅里煸熟——搁油很少，油搁多了就叫炸了，吃起来焦脆，很咸，就着一条拇指大小的小鱼可以吃掉一个窝头；偶尔会抓住嘎鱼——黄颜色，头大身子小，嘴角两边有尖利的刺，一不小心会被扎破手，肉很鲜美。

老三炫耀说，有一次抓了满满一脸盆嘎鱼，回到家把鱼开膛去肚地洗干净，用大姑姑织毛衣的竹签子钉了满满一锅盖，扣在锅上，大火猛攻，鱼肉被水蒸气蒸熟后稀里哗啦地掉落在加了葱姜盐的锅里，刺却留在锅盖上——这事儿，我不怎么信，因为从没见过他真抓过那么多嘎鱼。

我见过老三抓过一脸盆的河蚌，都鹅蛋大小，还张着嘴喘气呢，满满一大盆，累得他走走停停，歇了好几次才到家——河蚌肉筋道，很有咬头；吃过的蚌壳码放在墙头上，阳光一照，远远地晃眼。

老三每次去抓鱼都会给我带回几条“神仙鱼”：一两厘米长——最大的一条不过四厘米，薄薄的身体，大大的肚子，色彩五彩斑斓，太阳光一照亮晶晶闪烁，放到罐头瓶子里，不几天色彩尽褪，还原成普通小鲫鱼的模样。

为什么这种鱼在河沟里是彩色的，一到家养就褪色呢？

至今也不明白。

去年回老家，和一个晚辈说到这种鱼，他们大睁着眼睛：

“哪里有这种鱼？从来没听说过啊……”

哎。

我央告老三再抓鱼的时候带着我和二仓，他同意了。来到村头河边，他吩咐我们负责看衣服：

“要是敢下到水里，以后就再也不带你们出来了。”

他表情很严肃，我们不敢不听，一人抱着一个脸盆老老实实坐在树荫底下，他抓到鱼就扬手使劲扔到岸上，我们急忙颠颠儿地跑过去捡到盆子里。那一次收获很丰富，不仅有鱼，光半厘米长的小虾就抓了几十只，还有十多条神仙鱼。我们对老三崇拜极了，回村的时候紧跟在他屁股后面，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远远地看见三爷爷扛着锄头走在前面，我忘形地追上去，炫耀“战斗”成果，三爷爷欣赏地看了看我手中的罐头瓶子：

“赶快回家去换一个大点的瓶子，不然这么多鱼一会儿就全憋死了。”

一扭头把老三踹个仰面朝天：

“他们这么小就带着去下河吗？谁给你这个胆子？再有下次，打断你的腿。”

三爷爷牵着我的手往家走：

“小孩子可不能随便去下河，淹死的都是会游水的……”

身后，老三委屈地爬起来，把洒落在地上的鱼啊虾啊一一捡到盆里，一边捡一边抹泪。

三个姑姑老大在县棉纺厂当临时工，老二老三也早早辍学在家，每天都罩着和三奶奶一样的白羊肚手巾，扛着锄头铁锨上地挣工分。

村头能说会道的胡大娘给大姑姑说了一个婆家，男的是一个从甘肃酒泉回来的退伍兵。三奶奶跟我母亲说让我去压车。

压车，一般都是至亲晚辈，一个或两个，结婚那天紧跟新娘子，是件很光荣很实惠的差事。

母亲急忙谦让：

“让老三去吧，老三不愿意吗？”

老三当然愿意，但是三爷爷愿意让我去：

“老大跟你家四儿亲，一家人一样，就四儿了。”

结婚那天，我穿上了过年才穿的新衣裳，被大姑姑握着手，坐在三爷爷借来的胶皮轱辘大马车上，父亲骑着自行车也作为送嫁的跟在马车后面。那天，父亲喝酒的气势很豪壮，唬得大姑姑婆家一众陪席的私下打听：

“这人是新媳妇的亲哥哥吗？”

“哪儿啊，好像就是邻居。”

打听者竖起了大拇指：

“啧啧。”

在父亲通过喝酒给大姑姑装势造威的时候，我正在大姑姑身边如坐针毡，紧紧捂着上衣口袋，宴席吃到一半，实在忍不住，撒谎说想上厕所，她婆家一个陪席的婶子急忙牵着我的手送到厕所门口，我躲在里面，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打开：

呀，十块钱！

要知道，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一个月工资才27块钱啊！

一兴奋，尿撒到了新鞋子上。

那十块钱在我身上还没捂热乎，一到家就被外祖母收去了：

“正好，你俩姐该交学费了。”

还是回头来说三爷爷吧，他们一大家子住在我们胡同一个南北狭长的小院落里，正房三间，中间是堂屋兼灶间，东边一间住三爷爷三奶奶，西边一间住老奶奶；两间东厢房住着三个叔叔——老大结婚后，老二老三就搬到北房和老奶奶一个房间了，一间西厢房住着三个姑姑。

我有事儿没事儿地就去三爷爷家，找老奶奶要醉枣儿——她炕里头一个瓷坛子里，一年到头有醉枣，随时随地变戏法一样塞给你一颗或者两颗，酒香十足，每次，三奶奶都善意地提醒：

“这醉枣后劲儿大着呢，可别醉喽啊……”

找老三玩——三奶奶一般不放心让他带着我玩，爱让我去找老二：

“……老三只知道到处野，让他看孩子保准给看丢了，还是去找你二叔玩吧……”

老二正在用废旧车链子做盒子手枪，能扣动扳机，我喜欢，死活要过来，抓在手里就往家跑。身后的老二一脸不情愿，哭丧着脸，三爷爷就呵斥他：

“怎么跟孩子一般见识！就不会再做一把吗！？”

老二就委委屈屈地闷头再做——早晚还会到我手里。

看三奶奶以及大姑姑织布：织布机就放在正房堂屋正对大门的位置，比现在的一架跑步机略长一些，很复杂的架构，人坐在那儿，身子一仰一俯，同时，手脚并用，脚踩机杼，左手递右手接，梭子长了腿一样飞快地来回穿梭，伴随着有节奏的哐当哐当声，一绺绺线就变成了一匹匹布——三奶奶一家人穿的衣服全是这些布做成的。

真是神奇啊！

我一看就眼花缭乱，一看就呆。

除夕夜，人们都到胡同口的空地上“着听”：每家每户都贡献一捆秫秸秆或者棉花柴，堆放在一起，燃起熊熊火焰，火焰映红了人们辛劳但幸福的脸庞，父亲和一众叔叔们在放爆竹、二踢脚、钻天猴以及满天星，外祖母、三奶奶、母亲还有各位姑姑们簇拥着远远地站在一边，一边观看一边小声说着话，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

这个时候，母亲就把我交给老二，老二既能带着我和其他孩子们一样兴奋地跑闹，又能保障我不被一颗火星一个鞭炮溅到。

孩子们的欢叫声连同鞭炮声把一冬天都没出门的老奶奶都惊动了，她把手绢四角捏在手里，兜一些醉枣，拄着拐棍，捣着小脚，走出门来，倚靠在墙角，张着没有一颗牙的嘴巴看着篝火笑，看着人们笑，见哪个孩子跑过就喊住递一颗醉枣……

篝火渐渐熄灭，人们扶老携幼地走回各自的院落去吃年夜饭，大概只有我还不消停，我还要去三爷爷家，家里人都习惯了，谁也不阻拦，任凭我提着气死风灯，大摇大摆地走出门。

胡同里静悄悄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有爆竹的硫黄味，有炖猪肉的肉香味儿，有馒头出锅的面香味儿，有炸丸子炸藕盒的油香味儿，还有隐隐的酒香味儿，使劲吸一下鼻子，呀，真好闻……

三爷爷家大门敞开——每家每户都这样，一大家人正围坐在堂屋里吃饺子。见到我，一位姑姑不言不语地探身从旁边拿过一张小凳子，摆在自己身边，努努嘴示意我坐下；另外一位姑姑马上起身拿来一双筷子笑吟吟地递到我手里；老三也不说话，一边往嘴里送饺子，一边用眼睛和我交流：饺子很香，快来一个。

大年夜不能大声说话，是三爷爷家的规矩。

三奶奶说：

“大年夜说话声音太大会惊到灶王奶奶……”

三奶奶还说：

“大年夜不能说‘完了’，什么吃完了干完了一类的话都不可以说……”

“大年夜打扫的垃圾不能马上倒进猪圈里，得大年初一早上太阳升起才可以……”

……

这些规矩，读过师范当了老师的母亲都不懂，但三奶奶懂，每每让我感到神奇，特愿意听她讲。我问：

“灶王奶奶什么样儿？”

三奶奶小声地：

“和你老奶奶一个样子。”

也就是说灶王奶奶也会把我喊成“pī”？！

那我不喜欢。

……

过完年，我就上了小学。天天从三爷爷家门口经过，每次放学回到家，从干粮筐子里拿出一个馒头一掰两半，转身就往三爷爷家跑，进院招呼都不打，直奔北屋窗根底下的酱瓮，掀开瓮的木头盖子，伸出手指挖一点大酱，抹在馒头里，往嘴里一咬，撒腿往外就跑，往往这个时候，会从屋子里传来三爷爷笑嘻嘻的呵斥：

“哪里来的小狗啊，又来偷酱了，快抓小狗啊……”

间杂着三奶奶的打诨：

“哪有小狗啊……你又和孩子闹……”

……

是的，我就爱吃三奶奶做的大酱。

每年春天，村里人都做酱，整个村子上空都飘荡着面粉或者大豆发酵的味道。外祖母也做酱：煮熟豆子，连同一些发霉的馒头，摊晒，装瓮，撒盐，放水，上盖，发酵数月才成。但她做的酱就是不如三奶奶做的酱好吃。听说三奶奶家做酱，外祖母急忙撂下围裙去看个究竟，她发现三奶奶做酱都舍不得用豆子，几乎都是剩玉米面饼子和地瓜面窝头，很少是剩馒头，还有就是地瓜干，这些做出来的酱怎么就比豆子馒头做出来的酱好吃呢？

真是邪门。

看了半天，外祖母得出原因：

“老三家的，就是因为是你做的，所以他就爱吃。”

1980年，我们全家要搬到县城居住，一家人把里里外外打量了半天，一致决定不带走什么东西：

“正好，也都该置换了……再说，什么时候回来住几天的话也方便……”

“我可不想再回来。”

说这话的是三姐，她手里紧紧攥着那瓶雪花膏，说得斩钉截铁——雪花膏用得很节省，一年多了，还剩大半瓶。

没有大件东西要搬，一天工夫就把家收拾妥当。黄昏时分，父亲从县城找来的一辆大解放停在胡同口，三爷爷一家还有其他街坊四邻帮着我们很快把该搬的都搬到车上，外祖母也搂着我坐到了驾驶室里：

“老三家的，没事你可得来找我说说话啊，没个说话的人，那不得闷死我啊……”

三奶奶连声说好，偷偷撩起衣襟回身擦着眼角。

二仓站在最前面，歪着脑袋，很不解：

“你还能去抓‘神仙鱼’吗？”

问我好像又在自问。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急忙找寻老三，他正躲在人群后面，他听到了二仓的话，直勾勾地瞪着我，高声喊：

“抓了神仙鱼我会给你留着，放心……”

老二挤到前面来，从车窗递进来一把崭新的盒子枪：

“我连夜做的。”

大家都冲着我们摆手，我们也都挥手示意。车就要开了，我忽然大喊等等，拉开车门跳下车来，撒腿就往三爷爷家跑：

“三奶奶，我想带一瓶子你家的大酱。”

原载《时代文学》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