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新中国辉煌发展的70年，也是新中国教育学全面发展的70年。70年中，新中国的教育学科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借鉴走向自主，由单一走向多样。新中国70年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是教育学科逐步繁荣的历史，是多机构、多部门、多主体凝神聚力，为教育学科添砖加瓦的发展史。教育学科的繁荣，离不开每一个学科的发展。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作为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历程与新中国教育学同呼吸、共命运，既反映了新中国教育政策的变迁史，也见证了我国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史，也是众多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为学科奉献智慧的历史。站在新中国教育学70年发展的历史末端，回顾学科发展的成就与得失，需要从政策发展、学科发展、学人发展、实践发展等领域进行全面梳理，方能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发展全貌进行概览，以为日后该学科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一、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提及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多是指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学科的分类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依托，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范围，使学科能够在教育学一级学科内，与其他学科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持地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发展阶段、发展成就是与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密切相关的。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依托过往相关研究、事件、人物，在尊重具体事实与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梳理与总结。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是两个学科的整合，是教学论与课程论在一起的整合。从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看，教学论的发展源自欧洲大陆，1632年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一书问世，标志着教学论有了独立的地位；而课程论的发展则是到了20世纪初期，1918年博比特《课程》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课程论有了独立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间，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依附阶段（1949—1977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教学论隐藏在教育学中，课程论则作为教学内容而存在着。换言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教学论与课程论都没有独立的学科发展状态，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已有的相关研究在谈及改革开放前教学论的学科发展时，大部分将这一阶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1989年，董远骞在回顾教学论发展的40年历程时，将发展特征定位为“曲折的路”[1]，并且将新中国成立后教学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①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年）是引进苏联教学论、批判旧教学思想并开始为新中国教学论初步探索的阶段。②“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是教学论的低潮时期。③新时期（1976—1989年），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教学论发展的春天。该时期是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学论而探索的时期。1993年，王策三在书写教学论的历史与现状时，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学论发展阶段特征概括为三个：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学习苏联；②独立的探索和严重的挫折；③开创新局面。[2]张传燧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学论的发展阶段时，也持有类似的划分标准，将这个阶段划分为独立的阶段。1950—1978年为第一阶段，我国教学论发展以引进、学习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学论为主，同时开始了当代教学论的初步探索。[3]新中国成立之后，教学论的发展以引进和学习苏联教学论为主要任务，在学习与借鉴中，逐渐结合中国的教学实践，印证和丰富苏联的教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后，课程论的发展阶段与教学论类似，也在引进苏联教育学的过程中，学习苏联的课程理论。例如，张敷荣、张武升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与展望研究中，也将课程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58年“教育革命”开始前。这一阶段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相互交错的工作，即全面引进和学习苏联的课程理论与教材，同时创建自己的课程理论与教材。②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教育革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③第三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④第四阶段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的历史新时期。[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学科发展依附于教育学发展，在学习与引进苏联教学论的过程中，进行了最初的独立探索。
第二阶段，独立阶段（1978—1989年）。这一时期，教学论与课程论逐步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分别有了独立的学科发展意识。独立发展的意识在上个阶段已经有潜在的萌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教育学科迎来新的春天，教学论与课程论的独立意识更突出。这一意识主要表现在：有一批学者专门从事教学论与课程论的研究，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探讨教学论的学科独立问题；有一批教材出版，供在校大学生、广大中小学教师及相关研究者使用；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召开学术年会讨论学科的相关问题。在树立独立意识的同时，学界也积极引进和介绍世界其他国家的教学理论研究成果，针对我国教学实践的问题以及理论发展的需要，积极探讨学科的基本问题。例如，课程论的独立。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1981年创办发行了专门研究课程等问题的杂志《课程·教材·教法》，课程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最显著的标志是课程理论逐渐从普通教育学教学论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的范围扩大了，涉及的问题包括知识与课程的价值观、课程的学科位置与性质、课程的现代化、课程编订的理论与方法、教材的建设等。[5]这一时期，相关学者发表了数篇论文讨论学科发展的问题，主要的文章有：陈侠的《课程研究引论》（载《课程·教材·教法》1981年第3期），王策三的《简谈教学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载《教育研究》1985年第9期），陈侠的《课程论的学科位置和它同教学论的关系》（载《课程·教材·教法》1987年第3期）。这一时期的教材主要有：游正伦编著的《教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董远骞、张定璋、裴文敏著的《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王策三著的《教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吴杰编著的《教学论——教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路冠英、韩金生的《教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关甦霞编著的《教学论教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罗明基主编的《教学论教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克兰编著的《教学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陈侠著的《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6]，钟启泉编著的《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第三阶段，发展阶段（1989—1997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教学论与课程论学科进入了兴盛发展时期，主要表现为两个学科各自有独立研究的问题域，并持续深入探讨其中的问题。教学论学科体系努力摆脱苏联教学论的体系范畴，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论体系。课程论学科在吸收外域理论与经验的过程中，注重与我国课程改革实践结合起来，努力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教学论注重自身理论体系的探索，形成新的范畴体系。李秉德主编的《教学论》构建了学生、教师、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七要素为框架的新的、完整的教学论体系，并在199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反响良好，“此教材体系完整，结构严谨，观点新颖，有较高理论水平，是目前国内同类教材中较好的一部”[7]。这一时期，教学论的著作主要有：唐文中主编的《教学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秉德主编的《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吴也显主编的《教学论新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第四阶段，融合阶段（1997—2001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新的学科调整规划，将课程论、教学论、学科教学论融合起来，设立新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从此，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就以新的姿态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许多高校开始对课程论与教学论学科进行整合，具体表现在将共同的学科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原先从事两个学科研究的人员逐步合并，研究队伍壮大起来。在学科建制上，教学论与课程论融合为一个学科，但各自关注的问题还是各有特点。21世纪以来，教学论学科专注于建立面向新时代的教学论，并对当时和以往的教学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或者说是在反思的基础上，谋求建立新的教学论。而课程论研究则专注于与当时课程实践的结合。1997年，中国教育学会批准成立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并于当年在广州召开了首届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1999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的第2届课程论年会主题是“21世纪中国课程研究和改革发展”。连续两届年会关注课程改革，展现出课程论研究关注当时课程实践的基本趋势。
第五阶段，繁荣阶段（2001年至今）。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发，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次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启动的自上而下的全国范围的课程改革，直接推动了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发展，使其成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中的显学。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紧密结合，学科边界逐步扩展，形成了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群。它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内容，拓宽了学科的研究范围。这一时期，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著作、论文、实践改革经验标志着学科发展的繁荣。
二、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发展成就
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的发展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取得了极大成就。作为教育学学科的重要分支，课程与教学论推动了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为教育实践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课程与教学论成为大学教育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并作为研究生招生专业，学习过该课程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有力地推动了课程与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1] 董远骞：《一条曲折的路——教学论发展的四十年》，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3）。
[2] 王策三：《教学论的历史和现状》，见成有信：《教育学原理》，开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3] 张传燧：《论21世纪中国教学论发展趋向》，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4] 张敷荣、张武升：《建国以来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与展望》，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0（4）。
[5] 张敷荣、张武升：《建国以来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与展望》，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0（4）。
[6] 陈侠回忆说：我写的《课程论》于1987年8月发稿，经过20个月的排校、征订、印装过程，终于在1989年4月底看到样书。参见陈侠：《<课程论>出版以后》，载《课程·教材·教法》，1989（12）。
[7] 李定仁：《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记李秉德先生主编<教学论>经过》，见王嘉毅、李瑾瑜、王鉴：《当代课程与教学研究新进展：李秉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1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