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课程与教学论的依附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确立了基础教育教学体系。我们将苏联教育中注重扎实的理论支撑、重视教师的作用、使用科学系统的教材、组织规范有序的课堂等适合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借鉴过来，逐步建立起了正规、有序的教学体系。而教育界对有效支撑、论证这些经验的苏联教学论的引进和学习，则成为新中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开端。虽然当时的苏联教学论并没有独立，是苏联教育学“三分科”（教育原理、教学论、德育论）[1]中的一科，但其作为苏联教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有清晰的研究对象、完整的话语体系，能够有效指导教学实践，引起了广大学习者的重点关注。即便是苏联教学论依附于苏联教育学，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30年中，其在我国教育理论领域和实践界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近30年中，苏联教学论作为苏联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附于苏联教育学，与苏联教育学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坎坷，显示出苏联教学论的影响力。近30年间，苏联教学论在我国经历了引进、批判、批倒三个阶段。苏联教育学的总论、教学论、教育理论、学校行政和领导四个部分中，教学论所占比例最大，也是最吸引学习者目光的部分。在引进学习苏联教学论的过程中，我国也进行了一些自主探索。“文化大革命”期间，苏联教育学和教学论受到批判，教学论学科遭到严重破坏。此时教学论学科的基本特点是依附于教育学；教学论与课程论及学科教学论混合在一起，尚未明显分化；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总结法与古今中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