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及致谢

中欧大学一年一度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讲座”为本书的写作创造了条件。我很荣幸于2006年11月参与了这个系列讲座。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不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我们许多人的引导者和榜样。她是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辈，1974年，我很幸运地在那里获得了第一个正式的大学教职。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入职面试时与她见面的情景，以及她在工作上给予我的诸多帮助。尽管她不久之后就调到普林斯顿大学，但那段时间的相处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历史学者而言，却是相当重要的。娜塔莉所具有的非凡的个人魅力、热情，以及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良好感知力，对于美国、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整整一代年轻历史学者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欧大学对于娜塔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能够有机会追随她的脚步在那里演讲，我非常兴奋。我要感谢中世纪研究所的盖博·克兰采（Gábor Klaniczay）及其同事的热情接待，感谢他们对中欧大学及布达佩斯的有趣介绍，以及围绕我讲座的主题所进行的学术讨论。另外，我还要感谢在讲座上提出了许多深刻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的两个系所的研究生，他们的发言帮助我理清了关于时间和历史这一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