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五通”，其中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其核心是交通基础设施互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化战略推进与实施过程中，中国高铁作为代表中国先进技术与制造实力的高端制造产品，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靓丽名片。随着中国高铁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利用传统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局势有所改变，输出中国高铁标准被视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最重要的基石，中国高铁产业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到世界标准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

中国高铁“走出去”最早开始于2009年，最初与俄罗斯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订立了高铁项目合作协议。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随着倡议的实施与推进，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在出访欧亚非国家期间当起了高铁“推销员”，对中国高铁标准技术进行广泛宣传。中国高铁作为中国外交的“新名片”，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进入国际高铁市场，陆续承建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安伊高铁、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等海外铁路，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李克强总理邀请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共同登上“苏北—上海”的高铁列车，为中国高铁带来了一场别有新意的体验式“代言”。2019年5月，作为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主力军的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加坡出口无人地铁车辆。同年，中国“天狼星号”列车抵达捷克，该列车作为对欧盟输出的首列高速动车组，具备智能化控制技术等多项创新设计，能够适应多元化欧洲列车运营模式。2020年3月，一批“攀枝花”牌钢轨远渡重洋，到达“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印尼雅万高铁项目施工现场。总之，高铁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出口的核心产品，是中国改变出口产业结构、更新出口产品形象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袁玉青，2016）。现阶段，中国高铁“走出去”处于稳定发展时期，高铁外交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于海外发展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高端技术等核心知识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高铁标准在中国高铁产业国际市场布局中举足轻重。自2012年开始，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集合国内有关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等优势力量展开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工作。2017年6月，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率先在京沪高铁两端双向首发，其采用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到84%，整体设计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2020年“八纵八横”重要组成部分的盐通高速铁路竣工验收，标志着国铁集团重大科技课题“新型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技术研究”成果首次在工程实践中取得成功应用，表明中国铁路零部件首次实现标准自主化，也标志着中国标准在持续探索中不断完善，为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再次注入自主创新活力。中国高铁领跑世界，不仅体现在硬件标准上，更体现在软件服务上，高铁网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让中国高铁驶向一个从中国制造到世界标准转型升级的全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和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推进中国高铁产业及高铁标准实现从区域性发展到全球化发展的跨越，是构建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中国高铁标准是中国在高铁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认识的总结，具有可表达性、嵌入性、黏性和发展性等特征，其实质属于知识，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本质上是一个知识转移的过程。然而，已有的中国高铁“走出去”研究大多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切入，很少有人研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问题，对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网络、机制、路径的深入研究更是少见。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知识转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书将引入全球价值链理论，构建一套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知识转移理论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指导下研究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的模式、知识转移机制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