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师说“戴—段”

李先生的思想，扎根于戴震之学，由戴学绵延到清代学术、古音学史、古文字学、经义逻辑、语言哲学。如果说戴学乃乾嘉学术拾级登顶的先导，那么“戴门后学”便是清代考证学攀上巅峰的标志。梁启超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李先生则认为段注的“全面研核比起王念孙等人的专注专疏，更显得体大思精”。两百年前，戴震及其后学将“小学通往经学史学”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先生则为我指出了大踏步而去的“戴—段”身后，留下的巨人的斑斑足印。

戴震的思想，成熟于旅居北京之后的1755年，此年戴氏三十二岁，先生云：“作为他的朴学方法论的理论建树，旅京期间的两篇著名论文《与姚孝廉姬传书》（1755）和《与方希原书》（1755），成为戴震思想发展中的界石。”在给姚鼐（字姬传）的信中，戴震提出了所谓的“十分之见”说：

“以词通道”，考证名物，寓约于博，都不过是求得“十分之见”的方法和手段，如不循此途径，“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戴震认为，非“十分之见”的种种议论，只能“徒增一惑”，成为“识者之辩之”的对象。……戴震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是他个人早年治学的甘苦阅历的结晶。就在给姚鼐的信中，他表达了个人的治学体会：昔以为直者，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者，今见其坳。真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完全道出了笔耕不止的一代学人反复实践，殚思竭虑，一步步向真理逼近的过程。

“溯流”以“知源”，“循根”以“达杪”，发掘出“传闻”层层、“众说”纷纷背后的“十分之见”，由此“反复实践，殚思竭虑”，将发掘所得推证到极致，这是学术起步于“小学”考证的使命与真谛。而经学所牵涉的问题之纷杂，领域之博综，观点之歧出，文献之层积，为“小学”考证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成为绝佳的用武之地。先生说“考据，本质上是个知识论方法，是个以书本知识为主要领域而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包含着恩格斯所说的“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的特质，也显示出“以自然科学成就诠释群经，在古代学术史上再辟一治学门径”的威力，正是这一巨大磁场所产生的引力，将我深深地吸附住了。

这一巨大的磁场出现在戴震所处的时代，是考证学从晚明萌生，逐渐趋于鼎盛的乾嘉前期。从顾炎武、阎若璩、梅文鼎、江永、惠栋，直至被钱大昕叹为“天下奇才”的戴震横空出世，表层的发展线路是对古文献发掘的趋于精微，先生则紬绎出这一路径底层的律动脉络，即西方实证主义的治学精神与中国经学中的汉学传统的共振。先生说：

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的古代语文学和语言学，最重要的西学烙印是变传统的小学为系统的实证科学，戴震是这一学术变革的集大成者。从根本上说，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方法从来就是务实的，《周易》六十四卦，都是据实事实情实体实物而成象，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惠周惕”条称：“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实事求是”一说，早已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以务实之传统，嫁接西儒之实证，是不会有太大的障碍，甚至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汉学传统的务实，在于“所察”、“所务”、立志、言语，总的说还是宏观的把握，而缺乏微观的逻辑条理。实证加逻辑条理，正是晚明萌生，乾嘉大盛的清代朴学，或称新汉学的学术精神。

清代的考证学处处渗透着“实证加逻辑条理”，先生从其所擅长的古音学、语源学、天文学等领域对此做了初步的例释，突显出学术何为“实事求是”的新汉学内在学理。在先生的心目中，“除了西学新颖独特的学术形态会引起素昧欧罗巴、英吉利的华夏学者的好奇和兴趣外，更重要的是西学中的求实、逻辑条理与国学传统中的务实、重名（名书、名学、正名等）一经碰撞而谋合谐和，很快为我传统文化吸收创新”。清代考证学在表面回向古典的纤缕肌肤之下，透射出中西学术精神的血脉融会。

体现这一逻辑理性的巅峰性成果，无疑当数段注《说文》。先生说：

戴震的学生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创通许书条例，这本身也与逻辑思想有关，以大量书证文献材料证许书本义并进而阐发引申义，已在实证和理性思维两大端左右逢源。……至于段氏以他的古韵分部六类十七部范畴许书，使许书九千余字在其古音学体系中各得其所，其庞大的逻辑系统与系统中各要素的关系皆有内在联系，这本身就是逻辑条理的体现和实际作用。其逻辑力量和逻辑理性在汉语汉字系统中的独特体现，恐怕彼时是举世无双的。段氏的成就，再一次说明，西学与汉学固有的名言逻辑思想碰撞结合后，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从《说文》段注中看出中西方学术“化合”的精神气质，在段玉裁朴实的字书注释中，把握住他“左右逢源”的学术气场，从中折射出西方学术的理性时代精神，这是先生独具慧眼的卓识所在。我在读研究生的若干年内，将段注视作第一资粮书，段注成为我金陵求学十年用力最巨的书，正是先生的思致注入了我的血液，并起了潜能激发的效用。

段注《说文》的思想之源，正是来自其师戴震。1775年，戴氏将汉人杨雄的《方言》分抄于宋人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的上方，此手抄本为段氏所借观，并一直藏于段处，次年即1776年，段玉裁开始编纂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先生说：

戴震的原意在深究《方言》，段玉裁借以研究《说文》，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客观上都是发展清代的语言科学。段玉裁还回顾分写本对他著《说文注》的启迪说：“今四十余年，于《说文》讨论成书，于《方言》亦窥阃奥，何莫非先生之觉后觉哉？”段玉裁的话，未必是谦虚之词，戴震的文本嫁接所形成的体例和方法，作为清代早期研究《方言》和《说文》的草创，对段氏《说文注》体例和方法的形成确实是有启发的。清代语言学著作的体例均有其共性的一面，可统称之为治小学的朴学方法和条例，这主要是指立以字头，继以诠释，傅以古今文献实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戴震的分写本草创其事，已初露端倪，到段玉裁《说文注》则形成文字学朴学方法体系。

“戴—段”的这一方法论，是治“小学”的精神所在，“问题的提出和重大的理论建树则归功于戴震”，“具体完成多半由段、王最后实施的”，在具体实操中是偏向于文字音韵，还是版本校勘，更或是名物度数，又将因人、因事、因研究之对象而异。而绵延近四十年、将毕生心血冶为一炉的《说文》段注，则将“小学”所展现的各条路径、各项体例、各种方法展露无遗。段氏在乃师的理论旗帜下、在《说文解字》的宏阔天地中“左右逢源”，而后学倾注于段注、沉醉于段注，同样可收“左右逢源”之功效。

在这个意义上，先生将段玉裁之学定义为一种“语言哲学”，认为“段玉裁穷毕生之精力，解释汉语言文字，揭示音理，揭示语义类别，正是从事语言哲学的本体研究”，由此“可借以认知该民族的文化、思想、民族精神”。借用冯友兰说“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那么：

段玉裁研究，连同戴震—段玉裁研究，段玉裁—王念孙研究，是永远言说不完的课题。这个“言说”，也正如冯友兰所说的，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随着当代学术的发展，像戴段、段王这样的传统研究课题，将会催生出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手段，也必将会有新的研究成果，成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角，我们期待着和呼喊着。

先生在七十岁后，竟连撰《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叙录》《段玉裁〈戴东原集覆校札记〉叙录》《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叙录》《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要综》等四篇文章，称“戴首倡的学术理路，谓之十八世纪中国语言哲学可也”。先生之目的显然不在“照着讲”，是要在回溯中“接着讲”，为“戴—段”之间的联结、“戴—段”之间的学脉再奔走、再呼喊，是为着能让我们一代在熔铸中“催生出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手段”。先生情深于戴，而学归于段。

“戴—段”之间的联结，由小学通往经学。先生说“段玉裁‘师事戴震，讲求古义，尤精小学’，小学、经学无不精审无比，全书名《经韵楼集》，经与韵并蒂，经学与小学重胝，有是也！”此处的“经学”，“并非指对经文作原子主义的割裂成字词而一一注释之，从而‘碎义逃难’或由‘识小’达于片言只语的琐义”，而是借由实证的经验事实归纳和逻辑理性彰显，一反明儒架空立言的经义研探方法论，是一途辙，也是一法门。在先生看来，“清代四大学，义理、考据、词章、经济，无不以考据为其本。小学考据为清代主流学术经学的基本方法，一定程度上说是‘小学即经学’”。小学与经学之间最直接的桥梁就是“实学”，这是对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一种反动，一种新生。在实学的榘镬中，礼学获得了可以大显身手的舞台。先生说：

礼学全是实学。“三礼”本身一系于实事、实物、实情，……自古道“议礼之家纷如聚讼”。从孔门诸子起已有争议，继后郑玄注“三礼”，许慎有《五经异义》与之鼎足。即使同取郑玄注，也往往立说各异，例如晋皇侃撰《礼记义疏》，北周熊安生撰《周礼义疏》及《礼记义疏》，虽同出郑学，也成为对垒。宋代一度习礼成风，王安石以《周礼》取士。《仪礼》有宋李如圭《集释》《释官》，宋张淳《仪礼识误》，均为求实之作，皆为《四库全书》收存。……到朱熹提倡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著《仪礼经传通解》未全。江永继承朱熹，著《礼书纲目》八十五卷，终朱熹未竟之绪。戴震礼学秉承承江永，《七经小记》“学礼篇”与《礼书纲目》一样，有志于再作全面的综合研究，实在是通观“四礼”的“礼学篇”，惜未成书。

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名物、度数，算术、舆地，典章、制度，……均辐辏于礼学，而可称之为广义的“小学”，开掘与作业的标准，均指向章太炎评戴学的终极——“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所谓“己之律令”，即“皖学的学术路数、学德和语言表达，概言之可谓思想方法、学风和修辞”。而“戴震一辈子都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礼学研究，他说：‘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段玉裁秉承了乃师的教诲，一头扎入“小学”之瓮终其身，完成《诗经小学》三十卷、《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周礼汉读考》六卷、《仪礼汉读考》一卷（未成），晚年将其成果尽淬于《说文》注释中。我之博士论文的选题，则正是瞄准了段氏《仪礼汉读考》的未竟之业。不过，伴随着我的论文写作，浸入“段注”之瓮中有年，庶几悟得《仪礼汉读考》的精气已然包孕在段注的肉身中，晚年的段玉裁已不屑于《汉读考》之小学榘镬，而直奔向《说文注》的逻辑建构中，一如乃师戴震晚岁之于《孟子字义疏证》。先生谓“戴、段之心于此相印、相通矣”，我心中多年的瓶颈，一朝于此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