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铙”之困

回想二十年前，我踩着《诗经》“所谓伊人”的雪橇，在经史子集的浩瀚文献中摸爬，于落英缤纷中撷得几朵小花。雄心壮志是树立了的，那就是要登上经学研究的“珠峰”，只是苦于无路敢于勇往，此山望着彼山高，辗转反侧，迈不开腿。当年的心境，正如孙行者被困在小雷音寺黄眉老佛的“金铙”之下：

行者合在金铙里，黑洞洞的，燥得满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铁棒乱打，莫想得动分毫。他心里没了算计，将身往外一挣，却要挣破那金铙；遂捻着一个诀，就长有千百丈高，那金铙也随他身长，全无一些瑕缝光明。却又捻诀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儿，那铙也就随身小了，更没些些孔窍。他又把铁棒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旛竿一样，撑住金铙。他却把脑后毫毛，选长的拔下两根，叫“变！”即变做梅花头五瓣钻儿，挨着棒下，钻有千百下，只钻得苍苍响喨，再不钻动一些。……行者道：“……这里面不通光亮，满身爆燥，却不闷杀我也？”众神真个掀铙，就如长就的一般，莫想揭得分毫。金头揭谛道：“大圣，这铙钹不知是件甚么宝贝，连上带下，合成一块。小神力薄，不能掀动。”行者道：“我在里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动。”

那种“黑洞洞的”“全无一些瑕缝光明”的感觉，至今依稀如在眼前。本科时也曾广博地选了些课，使了不少神通，朝各个方向都“挣”了“挣”，要想揭开那金铙的一线缝隙，但“全无一些瑕缝光明”，“莫想揭得分毫”，真个是“不通光亮，满身爆燥”，越使力地挣扎，越感觉经学离我渐去而渐远，目标越发地恍惚与迷离。正是在我困于“金铙”、周身渴望之际，李先生的《戴震评传》恰如玉帝所差那二十八宿星辰中的亢金龙，用了他的“角尖儿”伸进了钹合缝口处，于是行者的“金箍棒变作一把钢钻儿，将他那角尖钻了一个孔窍，把身子变得似个芥菜子儿，拱在那钻眼里”，方才脱了困。

《戴震评传》突显出“约占戴震学术百分之五六十的古音学、文字学、训诂学、词源学、校勘学”，“统之以语言解释哲学”。这一条路，用戴震自己的话说叫作“以字通词，以词通道”八字诀，具体表述为：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论学书》）这一治学方法，也是戴震自幼而然的读书方法，故由来已久，但完整地作出这一表述尚属首次，其核心内容是治经必自语言文字之学起，段玉裁说：“此则先生说经竱本肇始于小学，而其敏且专可知矣。”……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再次作了概括：“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我得了这样一叶“舟楫”、一架“阶梯”，于是便全身心地扑进“字义、制度、名物”的“角尖儿”，借着戴学“说经竱本肇始于小学”的孔窍，竟一股脑儿地脱出了那个不通光亮的“金铙”，由此旁若无人地奔向那地上本没有路的崇山峻岭中。先生说，戴震“每一字必求透彻地弄懂字义，他似乎生来就喜欢那蕴藏着无穷知识奥秘的方块字”，“它无疑是一种进入古代文献经典的经学入门的硬功夫”，我于“金铙”脱困的那一刻，这种“硬功夫”便不知不觉地着了身。回顾四周，孑然一身，荆棘塞途的困扰还是其次的，空无一人的清冷才是二十年来最挥之不去的阴霾。前面是丛林还是旷野，是沙漠还是丘壑，只身前行的信念来自先生和先生二十年来赠予我的十一部专著和二千卷大书。

先生最早送我的一本书是《汉语语言研究史》，时在2002年11月13日，我刚步入先生的课堂两个月。此书给我以当头棒喝：“所谓经学，实际上就是以小学为基础，对经典中的语词的古音古义真正弄清楚，然后再涉及经义。”先生举顾炎武之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问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接之以戴震之法，贯之以钱大昕之说“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于训诂之外者也”。借助李约瑟的譬喻，先生给出了清代考证学在学科分类上的意义：

清儒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同时期国外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天体运动、血液循环等，但他们都用了科学归纳法的实证科学方法，就其实证科学精神，东西方是可以等量齐观的，清儒学术成果比起牛顿、开普勒、哈维来是丝毫也不逊色的。

“舍小学也就无所谓经学”的告诫，“实证科学方法”的理论提升，让我心比天高的经学之梦落脚在了小学。此年11月26日，先生又送我《惠栋评传》，全书所弥漫着“经子小学合同共证”“经史小学为同一”的逻辑主线，成为伴随我一路飞奔的灯塔与星辰。

在随先生攻读学位期间，2005年8月11日，先生送我《二十世纪中国的语言学》，9月9日，送我《文史研习和理论学语》。2008年5月20日，我留母校任教后的第一个校庆日，先生送我《汉语古音学研究》。2008年9月8日，先生从韩国外国语大学访问回宁，送我《哲学和语言文化哲学问津》，此书下编收入先生六十周岁时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清代嘉道经学及其哲学逻辑》（2003年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我在论文中赫然发现那句“舍小学也就无经学”，便深知此乃先生毕生追求的学术信念，“小学家也就是经学家，经学家一般也就是小学家”，虽借用了四川大学谢谦先生的话，但先生的执信有过之者。

2009年，我决定北赴清华大学工作，先生寄赠我《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一整套二千余卷。先生曾经说过：“戴震‘一元单途“以词通道”，以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哺育着越来越多的学人。……用类似于这一方法来研究古文献的，则成果甚多，粗线条地说，光阮元《清经解》和王先谦《清经解续编》所收入的作者共一百五十七家，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二百二十七卷，未收入和续出者还有很多。”《清经解》和《续清经解》的合编是我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翻熟了的，当时通用上海书店1988年的影印本，市面上已购买不到，我每天顶着晨曦到图书馆的工具书室摘抄，至黄昏时分迎着落霞闭馆而出。在我步入清华这所中西合璧的校园之际，这二千余卷书竟与我如影随形了。先生之意在让我不可轻弃了数年来已迈出的这一条坎坷的路，随时见书便当俯首，在纷杂的史学条条大路中，可以不变应万变，认准自己脚下的这条路。

2011年7月15日，我回南京，先生送我《汉语语学义理举实》，2016年1月29日，我回南京，先生送我《语言学和文史语言研究集稿》。2021年12月29日，因疫情阻隔，我两年未回南京，先生寄赠我《语言学和文史语言研究集稿（续集）》。2022年，是我与先生相识的第二十个年头，此年春节，再困清华，圆明园外、人文楼内，两点一线，日复一日，将先生的著作列成一排，新酒伴着陈酿，逐册温习一过。借此回望与沉思，自己走过的、如今越走越远的这条“由小学通往经学史学”的求经之路；也借此展望与期许，若是我已经度过了当年小雷音寺的一难，那是不是离灵山藏着真经的大雷音寺路程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