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的小篆

李斯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书同文”的国策，并且提出简化秦国文字，将复杂的大篆简化为小篆。“书同文”最早是孔子的理想，由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记录下来。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记载：“秦始皇帝初定天下时，李斯上奏统一文字……”秦始皇非常欣赏李斯的字，就连和氏璧这种玉玺上的字都要让他写。

作为法家的实践者，为什么要实现孔子儒家的理想？

李斯作为上卿，每天要批阅大量全国各地公文，各地的竹简奏章堆积如山，同样一个字，有各自不同的写法，大大影响了效率，李斯愤然上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意思是废除那些跟秦国不一样的文字，统一到秦的规范上。始皇欣然准旨。

为什么要统一文字？

《说文解字·叙》中解释道，战国时诸侯国互相混战，不再听从周王朝，觉得周朝礼乐对自己是一种束缚，便去掉典籍，分裂为战国七雄，田亩面积大小不一，车和路的宽度各异，法律条文各异，服饰冠帽各异，语言语音各异，文字书写各异。李斯觉得这些很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治理和沟通，便下决心从文字开始统一。

李斯在文字的规范中，采用史籀（读音zhòu）大篆作为标准字的基础。周宣王的太史叫籀，他写的《史籀》有15篇，是周朝的儿童教材，全文采用大篆书写，也称籀书。

史籀书法

为什么选周宣王时的文字？

首先体现出秦国是周朝的正脉。五百多年前，周宣王提拔了秦仲，任命为大夫，领兵西征。秦仲在与西戎的战斗中战死，周宣王又任用秦仲的儿子秦庄公继续西征。结果秦庄公击败了西戎。周宣王命秦人世代镇守西垂，秦人因此有了领地，后来周平王承诺“所夺之地，尽归于秦”。用史籀大篆说明自己的合法性。

其次，周宣王是大周朝分裂前最后的高光时刻，是各国文字变形的起点，回到原始状态，各国文字统一起来容易一些，阻力会小一些。

仓颉书法

最后，周宣王时的文字古朴而庄严，到底什么样？去看看周宣王时传下来的《毛公鼎》就知道了。毛公鼎上的500字铭文，成为国家最早用字的书法规范。

李斯先写了《仓颉篇》七章，编出秦朝的文字教材，又让中车府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史称“秦三仓”，这三个人是当时的文化权威，他们都在大篆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了简化。李斯把简化的文字拿给秦始皇看后，秦始皇非常满意，为区别甲骨文、区别金文等“大篆”，新的秦篆便取名为“小篆”。现在所见的篆书多为小篆或者在小篆基础上加以演进的。

有谁见过《仓颉篇》吗？古人记载是早就失传了，有人认为是隋唐，有人认为是宋代，反正宋代后就无人见过了。史书记载，汉代初期，有读书人把《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集在一起，把60个字分为一章，共分出55章，统称为《仓颉篇》。这部作品成了汉代文字整理的基础本。汉元帝时史游写《急就篇》，汉成帝时李长写的《元尚篇》都是从《仓颉篇》中取的正字。到了汉平帝时，征召天下的文字专家上百人，在未央宫书写文字，扬雄整理并规范了《仓颉篇》的文字后，写成《训纂篇》，共34章，2040个字。汉章帝时，班固又搞了一个780字的续篇。

1931年，英国人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仓颉篇》残简，当时并不知道是《仓颉篇》。1993年，考古人员在尼雅遗址发现两枚均为残片的汉简。近年来，各处都发掘出一些汉简。北大藏简《仓颉篇》公布后，大家才能确认完整的汉简每枚共20字，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种文体格式，汉赋就保留此种格式。最终确认，尼雅两枚汉简上的内容为亡佚已久的《仓颉篇》。

作为秦汉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小学教材，《仓颉篇》当时曾通行全国。同时作为字体、字形的标准和初学范本颁行全国，甚至用来培养官吏。

为什么后来又被废了呢？因为里面的古字较多，加之传抄中错别字增加，后来深奥到需要专门的学者才会读会讲，极度不适应作为小学课本推广。

专家们发现，《仓颉篇》排列时常将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组织在一起排列，以便对词义进行对比、辨析。有时一句之字皆同义，有时一句分为两组，各组内同义词并列，有时将义类相同或相近的排列形成事类，开部首之端，许慎把这种部首原则搬到《说文解字》中，并说这种依形求义的方法，是李斯创立的。

考古发现有一支简上有40字：“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轶群，出尤别异。”这是《仓颉篇》首章的前一部分，也就是李斯编撰的部分。

小篆主要改了什么地方呢？专家说主要是用形声字改造了旧有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假借字，或替换、调整早期形声字的意符或音符，促使原字表意明确化或提高原字的区别度，加强了体系的合理性。对汉字是一次全面的规范和定型，确立了部首的位置，统一了书写笔画，废除了大量的异体字。

李斯统一文字前文字到底有多大差异？新近出土的战国书法文献表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所使用的字体都存在明显差异。目前战国文字的字形、字体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取得突出成绩，各种文字编、字典辞书纷纷问世，基本上可以揭示战国早期至秦并六国的字体发展动向，能看出李斯书同文对中国文字标准化的贡献。

书同文之前，齐鲁古文的地位很高，传说孔子用的就是齐鲁古文，在许慎的书中留下了200多个齐鲁古文。

另一种地位高的文字是蝌蚪文。汉代人以为这种形如蝌蚪的文字是周朝的正宗文字，命名为蝌蚪文，认为孔子也用过。其实蝌蚪文是周朝人用漆书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因为漆聚在笔端，下笔时漆浓，笔画较粗，收笔时漆少，笔细，头粗尾细，状如蝌蚪。漆书并不是周朝的常用文字，毛笔蘸墨汁的墨书更为常见。

应该说，在中国文字标准化上，李斯立了大功，李斯还为我们呈现了文字的审美标准。规范性、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成为李斯对书法最为杰出的贡献。这种贡献的直接体现就是小篆字体系统的完善。

秦小篆基本摆脱了象形的束缚，用理性的抽象力，推动了汉字从“类物”向“符号”转化的进程，最终推动了字形内生式的审美。甲骨文，属于象形文字，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直到西周时期的铭文，才逐步抽象起来，开始规整成方字，有了装饰需求，使得象形的成分明显减少。

战国时期，文字完全自成体系，特别是六国晚期，各遵其意，以主公王者为尊。秦因延续了规范性的大篆，加上李斯的努力，从大篆脱颖而出了小篆，这是历史的进步。小篆基本上无法辨出原有的象形之形，只剩抽象的直与弧，以及这些笔画所分割出来的均等的空间。强化了笔画结构的审美形式，有了轻重提按和规整中的旁逸，强调了书写的节奏性和符号性，将“书写”转化为艺术性的“书法”。客观上对字形的约束成功转化为字义对字形的暗示，字形能够自我生长和丰富起来，按照形式感的审美路径自我发展。

随着秦亡汉启，小篆在汉代被再度改革，但并不能掩盖秦国小篆在中国文字书写史上的重要地位。

若没有才情，没有书同文的梦想和实践，李斯是很难将六国的古文统一并简化成小篆的。李斯留下的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应该是《泰山刻石》。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李斯曾多次陪同秦始皇出巡，每到一处，始皇便命李斯作铭书写刻石，留下的有《泰山》《琅琊台》《芝罘》《碣石》《会稽》（后人考证此篇是伪托）等。秦始皇登泰山封禅祭天，立三丈大石，命李斯撰文书写后刻于巨石。泰山刻石原来立于泰山顶峰，四面都是文字，共22行，每行12个字。清乾隆年间，泰山顶上发生火灾，混乱中这块珍贵的石头失踪了，70年后，有人把它从泰山的荆棘丛中找出时，上面只留存10个字了。现在，山东泰山岱庙还存有李斯篆书的秦二世诏书刻石的残片，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李斯亲书的琅琊刻石，这些刻石虽已严重残损，但它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篆书刻石，实为稀世珍宝。因年代久远，此碑字迹漫漶，剩字又少（所传拓本有53字本、29字本等），但最能接近李斯书风的原貌。

李斯书写的《峄山碑》也是小篆的传世经典。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时，登高远望，感慨不已，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李斯当即用小篆撰文，派人刻在峄山的石碑上。这就是著名的《峄山碑》。后世评论他的篆书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篆书的成就空前绝后。

可惜现在的《峄山碑》是宋初徐铉的摹品。《峄山碑》在北朝便遭损毁。北魏太武帝登泰山看到刻石，命人直接推倒。然而历代人都爱去摹拓，作为范本，县吏疲于拓碑，在石头周围烧柴，用野火烧残石碑。于是用残阙不能拓写为理由，请求上司不再拓碑，上司不许，县吏还得带着行李爬上山去拓残碑，更累了。有个聪明的县官找来旧文刻在石碑上，刻成几片，放在县衙廊中，有需求直接拓取。从此山下的人和县吏，可以稍得喘息。

看到有人把拓片刻在枣木上，杜甫还写过一首诗——《李潮八分小篆歌》:“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从书法角度看，《峄山碑》为小篆经典。首先，结构对称均衡，肃穆缜密，安稳端正，全篇几无表情变化，完全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每个字都是轴对称、美感匀称，左右笔画则向中靠拢以保持平衡。这种结构给了欣赏者一种安静祥和的感觉。无论一个字的笔画是多是少，都力求均匀整齐，笔画空间大致等距，反映了对于规则的严格遵守。

不过，《峄山碑》结字并非机械组合，而是因字制宜，或延长垂脚，重心上移，成上密下疏；或上伸笔画，重心偏下，上疏下密。因此，笔画多者不嫌其密，笔画少不见其虚，显得造型隽美，井然有序。

其次，笔笔浑圆，堪称“玉筋”，上紧下松，弧线蜿蜒。峄山碑的笔画，如果细分，只有横、竖、斜、弧四种笔画。假如笔画粗细几乎完全一致，横竖交织便过于呆板，因此，弧形的处理和斜线的穿插，赋予了秦小篆独特的艺术魅力。筋，本来是有弹性有张力的，但这种“筋”竟然被命名为玉筋，真是佩服古人的“命名”。很细的笔画，自然分割营造出很大的空间留白，开阔宏大的气象跃然纸上，上紧下松的结构处理和尽力向下的舒展，直线相接之处的弧转，让紧张的气氛得以舒缓，体现出雍容大气的品格。由大篆演变为小篆，并开始走向规范和定型，这是我国汉字内在发展规律的体现，也是社会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

可以想象，书写《峄山碑》时的李斯，气局开阔甚至有恃无恐，尽情表达了始皇帝昭告天下的尊严与旷达。

鲁迅曾称赞李斯：“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然子文字，则有殊勋”。他的书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可见对李斯书法的大赞。

从考古发掘看，李斯不但统一字形，还统一了词语。2021年长沙博物馆展出了湖南里耶出土的秦简，其中《更名诏书》木牍，就记录了秦朝建立后名物称呼全部统一的规定，如“王”称“皇帝”，“邦”改称“郡”，就连“猪”也必须改成秦人惯用的“彘”（读音zhì），诏书规定把地方方言统一为秦国的方言。里耶秦简成为秦朝“书同文”的有力佐证。

西汉以来，人们把隶书的创立归功于一个叫程邈的狱吏，说李斯发现了程邈的才华，支持他用十年时间造出了隶书，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

然而，里耶秦简的发掘，改变了这个说法。里耶秦简以隶书为主，远远早于李斯和程邈的年代。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也都是秦隶，秦隶的普遍流行应始于秦统一前数十年。文献证明，秦隶兴起于秦政权的低级文书工作中，主要使用者是徒隶，因文书繁多，写手为省简笔画而产生。马叙伦说，隶书出自诸隶之手，所以叫隶书。裘锡圭根据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耐史隶”的记载，指出秦隶兴起与秦代狱吏、书佐，与从事文书工作者相关。

睡虎地竹简的墓主，生活在战国，竹简多为古隶书，随意而快捷，有隶书的波磔（读音zhé，笔画中的捺笔）、挑法。证明隶书不是直接从小篆简化嬗变而来，而是与小篆并行或稍早的简捷文字。这就否定了“隶书脱胎于小篆”及“隶书为程邈首创”的传统说法。

北魏时期郦道元《水经·谷水注》提到隶书并非始创于秦朝，秦隶比小篆字体更早。

里耶秦简记录李斯在前222年的身份是典客。典客是国家负责外交和民族事务的官员。

秦统一后，篆书和隶书并行，区别在何处呢？正式场合与官方发布用小篆，比如记功刻石、兵符印信、权量诏书。日常公文、简牍和记事用隶书，易写易辨。

文字统一和简化后，送给秦始皇的文件也堆积如山。《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意思是，天下事不分大小，都得听始皇定夺，秦始皇每次批阅的文书，是一石（一百二十斤）一石挑来给他看的，日夜不断，批不完不休息。

那么程邈是谁呢？唐朝的张彦远说是秦下邽（读音ɡuī）人，他创造了隶书。传说他的字为元岑，刚开始是狱吏，后来犯罪，被始皇关在云阳狱中，面壁十年，改动大、小篆的直线和曲线，造了隶书三千字……秦始皇时，程邈在狱中十年，把小篆化圆为方，改繁为简，初步形成隶书三千字。后渐普及，成为公认的隶书创始人。

西晋的卫恒说他在狱中改大篆，笔画少的添加，多的减少，方的改圆，圆的改方。奏报始皇，始皇赞许，封官为御史，让他来规范文字。后人说程邈规范的就是隶书。

元代的吾丘衍说，秦隶是简化小篆为便用之法。便于佐隶，故称隶书。

这让汉朝以后的人误认为隶书的产生晚于小篆，如果没有发现先秦简帛的出土，我们依然不知道小篆要晚于隶书的历史真相。

程邈，可能是秦统一后对隶书进行规范化系统化整理的那个人。

李斯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前两项知道的人很多，指车轮宽度统一，文字统一，后一项指什么人应该遵守什么规矩，不能乱来。

李斯在行同伦上栽了跟斗。秦始皇后期，李斯已经声名赫赫，出行的车马前呼后拥。有一次，秦始皇看见了李斯的车队，小声说，怎么这么多车马？嬴政身边的人悄悄告诉了李斯，李斯外出便开始轻车简从。数月后，嬴政发现李斯的车队太过寒酸，怀疑身边有人传了话，便将那日身边随行的人杀了。

李斯的儿子后来做了洛阳的太守，回家探亲时，来李斯家的车马成百上千，百官到场，李斯突然想到老师荀子说过的一句话——物禁大盛，意思是物极必反。李斯开始感到人生的寒意。后来他被定罪时，没有一个大臣为他说话。李斯去世后第二年，赵高在胡亥面前让大臣们指鹿为马，说真话的都被下了狱。这一年，赵高作乱，杀了胡亥，然后被扶持的傀儡子婴杀死，大秦灭亡。

李斯，从立志做一个仓鼠开始，实现了书同文的梦想，变成大秦的丞相，临刑前，无限怀念在上蔡小城外，牵着黄犬去打猎的自由时光。他的人生是个悲剧，但经他整理简化后的小篆至今仍在使用，他的小篆已成为后世认可的范本和高峰。他是第一个被历史记住的书法家，是当之无愧的书法鼻祖，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