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空界定

以年月日的精确计算方法来划分时空阶段，以便反映事物存在和发展方向，人类最早是将之用于自然属性的物理坐标系，由此来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存在和变化。之后人类也将之用于认识社会，以形成更为精确的历史思考。然而，历史发展是在多层、多元和复杂的时空结构中展开的，统一的、线性的精确刻度，很难整合到社会属性的制度、信仰、社会生活、文化交流等时空规定的秩序框架中。有关时空的关联性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明清”一般是指1368—1911年这一时段，但是因为本书主题关涉“西学东渐”，因此这里的“明清”之“明”，自然又非从1368年明朝初建算起，而主要是以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之“晚明”，作为本书“明”的起始点。“清”的下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本书讨论的时空范围大致在“晚明”至“晚清”。笔者向来不赞成将政治史的重要节点——如鸦片战争，作为其他任何中国专门史——文化史、教育史或宗教史的坐标点。在历史的长河中，很难说会犹如旅途之中一般，存在一种客观的里程碑。就本书所讨论的西学东渐史而言，就不能不把讨论的起始点上溯到大航海时代把西学传入中国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即使讨论晚清的西学东渐，也不能如同一般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讨论，而需要将起始点上溯至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东来。“晚明”至“晚清”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走向终结的时段，也是西学进入传统中国的时代，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开篇正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学术转型的过程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中国古代传统里同时蕴含有近代因素，晚明至晚清的西学东渐，又有古代中国学术资源的介入。

本书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作为“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研究的起点，还在于从西学传播与影响史的角度切入。国人从“天下观念”向“世界意识”的转变，确实是从目睹和探究利玛窦的汉文世界地图开始的。康熙后期的禁教，以及由此而来的清中期一度中西知识交流进入所谓“潜流期”，细细辨析，会察觉整个清代的学术，从顺治、康熙到雍正、乾隆，从经史到地理文献的学术梳理，其中可见的实证性考据、校勘、训诂，自有中国的古学传统，亦能见出明末清初西学某种潜流期形成的关联与影响。(1)自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所谓“西学中绝”一说，称“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会教士以后，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2)。后代多有学者将明清的西学东渐史分成“明清之际”和“清末民初”两个割裂的时段。本书特别强调“明清”，即认为晚明至晚清首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时间概念，思想学术不是政治事变，可以因朝廷颁行一纸禁令而骤然中断。思想观念会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渠道，渗透、传播、摄取、受容和涵化。在当代中国大陆学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在历史学学科专业上一般分出“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两个不同的系列，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研究从属于中国古代史，而所谓以1840年为界开始的“西学东渐”研究，又从属于中国近现代史；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到鸦片战争就戛然而止，而近现代史的研究，即使讨论鸦片战争，也很少上溯至明末清初。而将“中国史”摒除于“世界史”框架之外的大陆学界的这种研究体系，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教育部学科专业的划分，以及如今“中国史”与“世界史”成为两个一级学科的长官意志，不无关系。作为一个时空概念的“明清”，或许可以作为打破现有研究和教学体系的一个楔子。

笔者之前多次说明从明末清初至晚清的“西学东渐”，可以视为类似考古学上的两个堆积层。(3)将晚明至晚清，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三百余年间，视作一完整的时代线索，将发生在此一时期汉文化圈知识范围内的“西学东渐”，在地理空间上亦视作一个整体。本书是这一研究路径的延续，即将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的关联，放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史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项整体研究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