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新知识、新观念与新词汇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清初中国士人瞭望世界的第一个窗口。它带来了明末中国士人闻所未闻的大量新的知识信息、新的绘制地图的方法和地理学新词汇。

1．“地圆说”与地球知识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周礼·大宗伯》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36)古代作为贯通天地象征的玉琮，就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的玉器，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而其内部又是圆形的，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的相通，所以在祭祀时被用来供奉天地，拥有接引神鬼的神秘力量。大地的形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是“天圆地方”或“天圆地平”的概念。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地圆说”和地球经纬图首先是由利玛窦引入中国的。

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是这样介绍西方地圆观念的：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按，中国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则昼夜平，行（南）道则昼短，行北道则昼长。故天球有昼夜平圈列于中，昼短、昼长二圈列于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37)

为了让中国人更清晰地了解地圆观念，利玛窦担心椭圆投影不足以说明地球的事实，于是在世界地图上特地加绘了两个南北半球图。“二半球图”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两半球图。利玛窦在序言中解释道：“但地形本圆球，今图为平面，其理难于一览而悟，则又仿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图者二焉，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其二极则居二圈当中，以肖地之本形，便于互见。”因此我们从《坤舆万国全图》上，同时可以了解到两种制图的方法——椭圆投影和圆锥投影。这种圆锥投影曾使当时的中国人惊奇不已，因此利玛窦在稍后的《两仪玄览图》中刊刻南北半球图，并且补充说明道：“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以赤道为圆之周匝，以南北地极为圆之心，如两半球焉。观斯，则愈见地形之圆，而与全图合纵印证，愈知理无所诬矣。”(38)

利玛窦以赤道为中心，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并画了南北二回归线，南北二极圈线。相应地把气候带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利玛窦在总论中这样写道：“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一在昼长、昼短二圈之间，其地甚热，带近日轮故也；二在北极圈之内，三在南极圈之内，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四在北极、昼长二圈之间，五在南极、昼短二圈之间，此二地皆谓之正带，不甚冷热，日轮不远不近故也。”(39)这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带划分法。像地球、经线、赤道、子午线、地平线等，具体而明确地运用在地球面上，利氏世界地图是第一次，后世的中国地理课本中都采用了利玛窦的这种地面气候带的划分法。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宇宙、天文、历法与自然哲学知识，如介绍的相关地球知识有属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圆球式宇宙论的“九重天”和“十一重天”的图说。古希腊学者认为，人们所见到的日、月、星辰，运行有快有慢，离宇宙中心的地球有远有近，因此可以将整个宇宙分成若干重天。地球居宇宙的中心，固定不动，依序绕行的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与土星，每一种运动速度的天体居一重。其实“九重天”并非利玛窦的发明，中国战国时代屈原的《天问》就写道：“圜有九重，孰营度之？”《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有“天有九重，人有七窍”之说。(40)利玛窦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圆球式宇宙论与中国传说中的“九重天”对应，并将之具体化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九重天图”，在《两仪玄览图》中改为“十一重天图”，图中说明了各重天的名称和运动的周期。另外还有日食、月食图两幅和一则说明，阐明日食、月食的原理。“四行论略”一篇，介绍的是承自希腊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的宇宙论：天地是由火、土、水、气所组成。水是主要的元素，地球为一圆轮，浮于水面，为天所盖，其形有如拱顶。多重天的宇宙论和四元素论实际上也都是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有着根本冲突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四行论与中国的五行说相似，其实，它们都与各自的世界观中的创始、人的灵魂、万物化育等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因此两者的冲突也是必然的。利玛窦在《乾坤体义》中就对中国“五行论”中“金”与“木”作为基本元素，进行了批判(41)。

2．“五大洲”与“万国”的概念

中国古代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伸，在空间上不断得到拓展的曲折过程。先秦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所谓“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是指“中国”及四周的“蛮夷”，而“中国”则仅指黄河中下游属于中原的这部分。汉代由于丝绸之路贸易交通的发达，出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大飞跃。陆路上由于张骞的“凿空”，人们的眼界大开，不但西越沙漠和帕米尔高原，而且远至中亚、南亚。班超和甘英的“远征”，更使人们知道了在亚洲西部、欧洲东南部和非洲东北部的罗马帝国东方的领土（大秦、骊轩）。海路上汉代和东方的日本已经有了密切的往来。海洋世界的拓展，最重要的还是通向印度洋新航路的开辟。但此后直到明代中叶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进展甚微，基本上仍停留在这一区域。其间虽出现过不少伟大的旅行家和航海家，如法显、玄奘、义净、杜环、汪大渊、郑和等，但活动范围仍未越出这一区域。唐代和宋代与阿拉伯国家交往频繁，有很多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不断得知非洲北部和东部，甚至南部的许多信息，但极少有人去过这些地区。明初郑和船队曾远航东非，《郑和航海图》也记录了东非的航路，使中国人对印度洋新航路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测量技术，因此在地图上反映出来的，多是根据实际见闻的地理知识的映象，出现在地图上的标识往往不成比例，有些不曾到达过的山岭荒漠及汪洋大海因为所知甚少，不免画得非常简略和狭小。特别是郑和以后，中国与非洲的往来又告中断，因此中国人不可能有当时欧洲人将世界划分为“洲”的概念，那些西方的“绝远”地区仍是模糊不清的。佛教传入后所带来的“四大部洲”宇宙空间观念(42)，仍然没有提供确凿的地理空间想象。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把当时已探知的地球上的大陆用中文写道：

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州：曰欧逻巴，曰利未亚（即非洲，引者注，下同），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即南北美洲），曰墨瓦蜡泥加。若欧逻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亚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岛，西至河折亚诺沧。即此州只以圣地之下微路与亚细亚相联，其余全为四海所围。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腊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若墨瓦蜡泥加者，尽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恒藏焉，其界未审何如，故未订定之，惟其北边与大、小爪哇及墨瓦蜡泥峡为境也。(43)

其中欧洲绘出的有三十余国，如波尔杜瓦尔（葡萄牙）、以西把泥亚（西班牙）、拂郎察（法兰西）、谙厄利亚（英吉利）等。亚洲介绍了应第亚（印度）、曷剌比亚（阿拉伯）、如德亚（犹太）、北地（西伯利亚）、鞑靼、女真、古丘兹国、日本、朝鲜等。利玛窦还在图中介绍了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利玛窦所说的“五洲”与今天的“五洲”还是略有区别的。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三洲划分，加上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航行到南美，肯定此为新大陆，欧洲地理学家遂以其名字命名的“亚美利加洲”。“墨瓦蜡泥加”，即麦哲伦（约1480—1521，Fernao de Magalhaes）名字的音译。澳洲当时尚未发现，还仅仅是所知南极洲与大洋洲部分地区的想象中的大陆。

综上所述，利玛窦最早把五大洲与“万国”概念介绍到中国，使明末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整体面貌。对域外世界的认知处在模糊状态的中国士大夫，首次了解到除了传统的“四方”和“四海”的方域，以及佛教宣扬的四大部洲，还有一个被确切划分出来的世界的面貌。“万国”和“五大洲”的概念第一次被写进了清初所编修的传统正史——《明史》之中，《明史·外国传七·意大里亚》中明确地列出了“五大洲”的名称。

3．引入汉语系统的地理学新词汇

利玛窦世界地图首创了一批域外译名的汉译法。有些译名今已被淘汰，如利未亚（非洲）、拂郎机（葡萄牙）、拂郎察（法国）、谙厄利亚（英国）、大浪山角（好望角）等。但有些洲名、国名和地名的译名则沿用至今，如亚细亚、大西洋、地中海、尼罗河、罗马、罗马尼亚、古巴、巴布亚、加拿大等。有的今译名脱胎于利玛窦的译名，如欧逻（罗）巴、亚墨（美）利加、牙卖（买）加、马路（鲁）古、智里（利）、泥（尼）罗河等。其他自然地理学的词汇还有“北半球”“赤道”“地平线”“半岛”“珊瑚岛”，以及经纬度的“度”“分”“秒”，都是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首出的例证。利玛窦所介绍的世界观念正是随着这些地理学新词汇传入中国的(44)。

地球：《坤舆万国全图》“总论”有“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一节，称“地球既每度二百五十里”。地球意识改变了传统的天圆地方或天圆地平的观念，地球是球形的，在自然空间认识上就形成了超越传统的大地有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的二维观念，而建立起三维方位的观念。二维方位词是传统尊卑意识的基础。地球的三维观念的形成，明确了大地有内外、核心和边缘、旋转运动和表面无中心的特征。自然界，即大地不存在空间上的中心，推而言之，也就没有了文化中心存在的基础，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所引起的冲击具有极大的震撼力，这也是后来《圣朝破邪集》和《不得已》中猛烈抨击地圆说的原因。

万国：古代中国也有“万国来朝”的说法，此“万国”指“殊方”，即不同的地方，主要还是周边藩属。而利玛窦的“国”含有民族国家和不同政治实体的意思，以之描述世界存在着的诸多国家，这是后来国人能够接受世界多元种族和文化存在的一个空间基础。但“万国”概念的传入与是否被准确地理解，是两回事。承认万国，同时可以认为自己是万国中独尊之国，或以为还是万国的核心，而“万国观”应该是承认自己的国家是万国中之一国。

五大洲：“洲”，在利氏地图中被写作“州”。“洲”的概念被最早引入，阐明了中国仅仅是世界乃至于亚洲的一部分，而并非想象中的世界中心，冲击了中国天朝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王泮、吴中明、郭子章、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瞿式穀、熊明遇和熊人霖等，可以说基本上都接受了五大洲的理论。清代一些位高权重的学界领袖，如李光地、阮元，还成为这一理论的积极传播者。《明史·外国传七·意大里亚》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言天下有五大洲”，并列出五大洲的名称，指出中国仅为亚洲的一部分，且“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尽管作者认为“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45)。由于这一术语被写入正史，其影响力还是非同一般的。

大西、太西、泰西：这里“大”“太”与“泰”通假，表示“极远”。中国传统有“绝域”一词，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泛指遥远的某一个地方，或很多地方，没有明显的确定性空间。而“泰西”则是特指欧洲，表示一个确定的方位和地区，这是利玛窦解读欧洲的一种方式，尝试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参照系。该词在晚清普遍使用，如反映欧洲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麦肯齐（John Robert Mackenzie, 1823—1881）的《十九世纪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被译为《泰西新史揽要》。

亚细亚洲：传统中国只有东洋、西洋的概念划分，没有“亚洲”的概念。亚洲的概念，是欧洲人基于与其他地区的区隔而创造出来的术语，这一由利玛窦传入的新词，曾使很多士大夫感到痛心疾首，因为“亚”有次、小的含义，认为是西方人有意贬低中国(46)。“亚洲”一词后来具有多重含义，包括宗教、文化、政治、种族和身份认同，对于近代中国人“民族”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地域性，决定了中国地理学不仅缺少自然地理的专业术语，而且在域外洲名、国名、地名的翻译上，同样存在着所能利用的词汇库的巨大空白。利氏世界地图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自然地理和世界人文地理的专业术语和地区译名，大大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词汇库。利玛窦在新词汇创造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重新解释了传统词汇，虽然他还未运用“世界”一词，但通过“大瀛”“山海舆地”“舆地山海”“万国”“两仪玄览”等，给中国人引入了“世界”观念。二是把意义含糊的词汇用语，在大航海时代的语境下重新进行了诠释，如给“万国”赋予了比较确定的内容。在研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不光要考察其出现和使用的频率，还要考察是谁在使用，比如康熙皇帝笔记式著述《几暇格物编》一书中有“地球”一条：“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北极之高度所以万变而不得其著落。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47)作为政治权威和舆论领袖的康熙，使用“地球”的概念，其意义就非同一般。

4．实地测量和地图量算新方法的运用

中国地图出现的时间很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中，已经有了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西晋裴秀创“制图六体”，规范了绘制地图的标准图式，奠定了中国地图绘制学的基础。尽管元代以前中国已经有了纬度和子午线长度的测量，但“天圆地方”的观念使测量的结果仅仅只是为了从天文角度了解地面方位，与地图绘制关系不大。一直到明朝，除了计里画方，地图绘制术未有突破性的进展。在中国将近代西方新的科学方法和仪器用于实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的，利玛窦是第一个人。

利玛窦在来华前，就对实地测量有着浓厚的兴趣。应用西方投影法绘制地图，首先必须确定某地的经纬度，他在来华的途中就沿途测量当地应在的经纬度，在赤道处观测南北极与地平交角。利玛窦写道：

其经纬线本宜每度画之，今且惟每十度为一方，以免杂乱，依是可分置各国于其所。东西纬线数天下之长，自昼夜平线为中而起，上数至北极，下数至南极，南北经线数天下之宽，自福岛起为一十度，至三百六十度复相接焉。试如察得南京离中线以上三十二度，离福岛以东一百廿八度，则安之于其所也。凡地在中线以上，主北极，则实为北方。凡在中线以下，则实为南方焉。(48)

1582年利玛窦来到澳门，就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地理，从事实地测量。之后他每到一地，都注意测量经纬度，如1584年9月13日他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的信中称，他在澳门和肇庆根据两次月蚀，用意大利的尺寸测定了纬度(49)。在深入中国内地的长途旅行中，他利用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如“平面星盘”（planispheric astrolabe）、“航海星盘”（nautical astrolabe）和“日晷”等不断进行观测，比较精确地实测了澳门、肇庆、赣州、临江、南昌、九江、南京、吉安、南康、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天津、北京等多个城市在正常时（regular time）或“日月食期”（eclipse period）的地理纬度或经度。(50)从其测得的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等中国城市的经纬度值来看，纬度值与现代值还是相当接近的。(51)定居北京后他再度观测中国的经纬度，称中国南部边界起自北纬19度，北部长城位于北纬42度；西部边界始于经度112度，东部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经度131度。(52)利玛窦在地图上绘出了在子夜和正午测定地理纬度的方法，把经纬度的意义与用法介绍给中国地理学界。《坤舆万国全图》上还有“看北极法”和“量天尺图”，他说明如何使用量天尺（astrolabe），通过量天尺的两孔圆来进行观察。(53)图上附刻有“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使整幅地图的精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利玛窦对纬度表的精确推算，得益于他的老师克拉维斯的《天文学》（Sfera）和亚里山德罗·皮科洛米尼（Alessandro Piccolomini, 1508—1578）的《宇宙天文学》（Sfera del Mundo），这两本书是利玛窦旅途中的常备书。特别是克拉维斯的著作，不仅仅是一本理论书，还指导学生来使用各种器材。(54)

实地测量使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中国与东亚部分地理事实的真实性和纬度的确定，其精确性都要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所刊出的世界地图。即使亚洲的其他部分，如日本四岛被安置在北纬30度至42度之间，虽然比实际纬度要误差3度，但比较1569年墨卡托的世界地图和1570年奥代理的亚洲地图，其准确性就显得非常突出了。16世纪欧洲制图学者所使用的有关亚洲的地理资料，主要是参考意大利或法国旅行家的报告，而由于这些旅行者缺乏经纬度的测量，其报告往往对地理位置的确定非常模糊。所以利玛窦通过实测所绘制的地图远远胜过它们，就不是偶然的了。(55)这种方法较之中国古代传统的“计里画方”定位法，要精确得多。利玛窦以其所谓量天尺（astrolable）测各地的纬度，又利用日月食以测经度，所得结果与现今所测相差无几，是中国地理学上空前之工作。(56)这种实测的结果不仅澄清了欧洲长期流传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模糊观念，最重要的是这种实验的态度为中国地图学提供了全新的方法。

5．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的介绍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对话

地图是一种文化产物，其所揭示的世界，并非自然本身，而是对自然的一种解说。利氏世界地图中介绍的也并非完全是经验的再现，在对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的介绍方面，就有着很大的选择性。他在介绍欧洲地理时特别强调欧洲宗教政法与物产习俗的重要性：

此欧逻巴州有三十余国，皆用前王政法，一切异端不从，而独崇奉天主上帝圣教。凡官有三品，其上主兴教化，其次判理俗事，其下专治兵戎。土产五谷、五金、百果，酒以葡萄汁为之。工皆精巧。天文性理，无不通晓。俗敦实，重五伦。物汇甚盛，君臣康富。四时与外国相通，客商游遍天下。

在介绍意大利亚时指出：“此方教化王不娶，专行天主之教，在逻马国。欧逻巴诸国皆宗之。”在介绍入尔马泥亚（德国）时指出：“入尔马泥亚诸国，共一总王，非世及者，七国之王子中，常共推一贤者为之。”介绍被中国称为“小西洋”的“应帝亚”（即印度）时也是说：“天下之宝石、宝货自是地出，细布、金银、椒料、木香、乳香、药材、青朱等，无所不有。故四时有西东海商，在此交易。”(57)选择介绍这些内容有着深刻的用意，都是为了让中国人知道，在远离中华文化的“绝域”，同样有着与中国一样富饶的土地，也有着完全可以与中国声教仪章相媲美的礼乐教化，还有着影响波及整个欧洲的圣教——天主教。对异域知识的多少来自海外交通空间幅度的大小，历史上的中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葡萄、玻璃、狮子，但具体物质的引入只是在生活层面上的“互通有无”，珍奇异物也只是满足了一部分贵族的好奇心。只有来自异域文明的信息，才会使交流由浅入深；对异域文化的深刻认识，会引起自身某种程度的文化震动。利氏世界地图中对西方人文知识点的透露，使中国士人认识到在同一时空的遥远国度中，存在着另一些与自己相等，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深厚和巨大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