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本书结构

理论建构应该以实证研究为先导。围绕“西学东渐和明清汉文地理文献”这一实证性的主题，笔者拟进行一种比较细致的“脉络化”研究取径。全书凡十章，前五章大致时段为“晚明至清前中期”，选取有关明清之际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地理图说、地理著述；后五章侧重的时段为“晚清”，主要讨论中国人作为主译者编译的地理文献和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等组成的若干文本群，尝试从世界地理知识在中国生产和传播的视角出发，将明清汉文西学地理文献的创制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将之置于近代中国知识人时空观念转变和世界意识形成这一总体视野下，将汉文地理文献的解读放在明清西学东渐特有的文化脉络中来进行分析和解读。

笔者认为地理知识的生产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动态过程。明清时期中外学人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来源、绘制撰著者群体间的网络关系，以及嗣后这些汉文地理文献传播、改编与使用的情况，特别是有关明清汉文西学地理文献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关作用，都是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本书还研究这些汉文西学地理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国人如何通过编译、改编、简化、删节、重绘等手段，通过设定“泰西”“远西”“绝域”等这一与中国相异质的“他者”，使国人对“世界”实现了新的建构，也对“中国”这一自我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通过上述这些问题意识的设置，本书以专题的形式，所选择的西学汉文地理文献，主要不是被学界视为珍稀文献的稿本和抄本，而是当时流通相对较广的地理著述和地图刊本，如《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也是收入《四库全书》或其他丛书的通行本；即使晚清部分所研究的《四洲志》《瀛环志略》等，也多选择流传较广的刊本。笔者尝试通过两个方面来揭示关于“世界”想象如何在中国生成和演变的复杂过程：一是16至19世纪末漫长的岁月里，明清间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如何合作编译汉文地理学文献，将有关世界的地理知识呈现给中国读者；二是探讨中国人以自己独特的体验和阅读方式，如何利用明清汉文西学地理文献所承载的知识资源，想象“世界”和“中国”的地理含义和文化含义，呈现中国人是如何进行关于“世界想象”的认识和建构自己的“中国意识”的。本书尝试展现明清西学汉文地理文献所承载的世界知识，如何通过不同读者群体间的文化互动和社会网络，从而在更广泛的区域中流动传播的图景；这些中外绘制者和编纂者创制的交互关联的地理文本，为我们探察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文化渗透和交互影响，以及揭示这些文本生成和传播背后的运作机制和社会动力，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助力。

晚明至清前中期的汉文地理文献，除了延续前代地图学及方志、沿革地理的传统文献，也有了不同于前代的新文献，明代前期随着帝国势力的扩张，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形成了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为代表的一批航海使行文献。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海外交通贸易的持续发展，以及北疆鞑靼、瓦剌与海疆倭寇和西班牙、葡萄牙商船的不时侵扰，促成各类关于域外、海外的四夷地理著述不断问世，大量刊行，朱士嘉在《明代四夷书目》中统计多达一百一十六种，以嘉靖至万历年间刊行者居多。(85)而围绕本书主题的各类地理文献，首先是来华西方耶稣会士在中国以汉文撰写的汉文西书，包括来华西方传教士绘制的汉文地图，这些地理文献给国人传输地圆说、五大洲地理知识，以及有关异域的生物学新知，特别是地图文献，不仅仅在表示空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丰富的知识、思想、权力和感情，研究这些汉文西书，包括汉文世界地图，不仅要把其放在中国传统地图史的视野下，也需要将之放到世界地图史的视野下，特别是16世纪之后的汉文西书更需要放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来进行研究。

本书前五章主要讨论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蒋友仁等为传播主体所完成的几种汉文地图文献和地理图说。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蒋友仁等入华，见到了在其本土不曾见过的“异文化”，从中发现了当地中国知识人不曾发现的问题，也促发了他们反思应该采用怎样的策略来传播“西学”。从利玛窦第一次绘制汉文世界地图开始，接着出现的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以及蒋友仁的《坤舆全图》等，都给中国人带来了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观念。明末清初的几种地理文献，被证明也对晚清有着巨大的影响。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反复引用，《海国沿革图叙》中指出编著者所引用的除了“英夷汉字之图”，主要利用的地理文献还有“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等，(86)以及“利马窦、艾儒略、南怀仁”的“汉字之图”。(87)以地理学汉文西书为载体的异域新知识的输入过程，以及由此建立起的国人认识世界的叙事，旨在说明历史进程中这些地理文献呈现出怎样一种面相。

第一章《神和乃囮：利玛窦世界地图在华传播及其本土化》，主要讨论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和传播的实况，将其版本分为《大瀛全图》与《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和木刻本、彩绘本两种形式；并就“地圆说”与地球知识、“五大洲”与“万国”的概念、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点的介绍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等诸多方面，讨论了利氏世界地图中所传送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词汇，指出该图是明清士人理解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本章通过熊明遇的《格致草》、熊人霖的《地纬》、王在晋的《海防纂要》，以及晚清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分析了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至晚清二度本土化的过程，以及该地图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

第二章《寻奇探异：〈职方外纪〉中的海外图像》，讨论艾儒略在编纂《职方外纪》的过程中精心编织了绘制世界图像和展示海外奇观两条线索，借助了晚明尚奇的习俗，以“奇俗”“奇政”“奇城”“奇物”“奇人”“奇事”“奇兽”的雅俗共赏的描述，给明清中国人呈现了大量闻所未闻的海外图像。这些图像在东西文化初次接触的过程中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形象地展示了海外世界的自然图景和人文奇观，帮助国人在猎奇意识的支援下初步认识和理解一种殊方异域的文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朝中心主义的陈旧观念，建立起最初的世界意识。

第三、第四章分别研究南怀仁相互关联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第三章《宇内兽谱：〈坤舆全图〉与大航海时代中西动物知识的交换》，从大航海时代中西大陆动物交流的角度，着重分析了该书中以复合图文之形式描绘的23种海陆动物，指出南怀仁是沿着利玛窦和艾儒略传送多元文化观的思路，介绍了大航海时代后出现的西方动物学新知识，成功地找到了如何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较之《坤舆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更具说服力地介绍异域动物知识的特点，并在介绍西方动物知识的过程中，有效地回应了中国的传统动物学。第四章《六合秘闻：〈七奇图说〉与清人视野中的“天下七奇”》，主要讨论《坤舆图说》和《七奇图说》的版本，并在比较各种版本差异和不同内容的基础上，指出该书关于“天下七奇”的记述，是首次将西方世界的“七奇”这一文化景观，以形象化的图文加以全面展示。对于如何在维护天主教一神崇拜的前提下介绍“七奇”，南怀仁颇费心思。《七奇图说》将罗得岛上的太阳神铜像译为“铜人巨像”；将以弗所的供奉月亮神阿耳忒弥斯之神庙，含糊其词地译为“供月祠庙”；特别是将希腊奥林匹亚众神之王的宙斯像译为“木星人形之像”，从而消解了这些神灵的神圣性。南怀仁没有选择欧洲流行的赤身裸体、带有手持剑和矛的太阳神攻击性形象，而改选为携带弓箭的防守性形象；在《七奇图说》的线条刻画上也使太阳神失去肌肉的质感，将其原有英武的脸庞改绘为中国男童的模样，雕像守护神般的魔力被明显地削弱了。在18世纪清人的视野中，形成了张潮《虞初新志》版的“七奇图说”和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关于“七奇”的民间认识，与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官方接受的两个系统。19世纪晚清中国学者在全面认识繁荣与先进的西方之视野下再度重提“天下七奇”，比较前后诸种描述及其利用的资料，可见19世纪中期《坤舆图说》仍是中国学人描述“七奇”的主要知识资源。

第五章《舆图新诠：蒋友仁的〈坤舆全图〉与〈地球图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澄清了《坤舆全图》的绘制时间、刊本还是绘本，以及图名的问题，并就《坤舆全图》与《地球图说》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笔者利用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中的材料印证了鞠德源的意见，即蒋友仁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完成初绘，并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补该图，实际上绘制过两次。该图是在南怀仁所绘《坤舆全图》的基础上，根据“新辟西域诸图”和“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等资料进行了内容增补。该图至今仅见手绘本，未见有刻本。蒋友仁在绘制《坤舆全图》的同时，应该已经完成了一部类似《地球图说》的书稿，并按照乾隆的旨意补上了相关地图和天文图，且翰林院也遵旨对该书稿进行了润饰。因此，所谓“在深宫禁院中整整躺了三十年，才由中国学者钱大昕详加润饰地图的说明文字”一说，恐与事实不符。乾隆皇帝不仅在蒋友仁1760年初次进呈后就特别重视该地图，且专门派学者参与修改润饰，并因《坤舆全图》而对世界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19世纪初开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于世界的认识似乎较之明末清初，不是直线式地上升，而是螺旋式地在下降。1839年十二月十四日《澳门新闻纸》写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西边，犹如我等至今尚未知阿非厘加内地之事。所最奇者，全不与邻国政事相同，即如日本国人，每年要接一包新闻，其中记载各条事务，系国中官府遍行众看之新闻，考求天下各国并天下名人所载诸事，皆甚留神。”接着作者以中国周边一些藩属国的地理之学为比较：“安南国亦有一定之记载书，凡海上所游见之峡路，及各处报闻，皆留心载之于书。暹罗国中亦有几个明达之人，虽少地理志之学，然他们至今奋力访求由何条路可以到天下各处地方，所以近来于政事大得利益。咪咖啦系缅甸一个大头目，现今尚在，伊有天球、地球、地理图，深通地理志，他之讲究并非小儿之讲究，他甚奢想多知外国事务，他又甚奢想遇见外国游人，以资访问。在其所拣选之书中，有一套燕西果罗啤呢阿书，其中之意思大概皆已洞悉。缅甸现在之王，亦已熟悉广闻外国著名事务，亦算是不落在人后，他深知有能之国，他亦不让，我等实在难以窥测也。”而作为“胜于其邻近之国”“算是大有王化之国”的“天朝”清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甚无学问而已”。他认为“中国果欲求切实见闻，亦甚方便，通事、引水人等所知固少，而浩官，即伍怡和洋商，算是多有历练之人，我等恐本地人究未知道详细，纵有人知道一二，皆系卑微之人，又无官职鼓励，究系他们所知事情比别人较多，反又轻慢之，以为与夷人交易，如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88)

晚清传输西方地理新知的主体开始发生变化，之前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主译者的地位，渐渐为中国知识人所取代。如林则徐主持翻译班子翻译《四洲志》，徐继畬在编纂《瀛环志略》的过程中，努力学习域外典籍，请教西方传教士，并与魏源等形成了最早的非体制化共同体。传播新知的方式和目标与明清之际相比，有了些许变化，与明清间来华西方耶稣会士努力进入宫廷，并着力在上层贵族和士绅文化圈传送西学这一由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不同，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采取的主要是由下而上的传播途径，即首先是在民间下层活动，进而渐渐通过西学传播影响士绅阶层，自然也不排除通过士绅阶层进入皇家文化圈。本书的晚清五章主要讨论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叶圭绶、六严、邝其照等中国人为主的编译者群体渐渐走上历史舞台，扮演着西学地理文献传播主体的角色。中国知识人如何通过明清汉文西书接受异域新知识，并逐渐开始结合新教传教士输入的地理学新知识，创造地理学新知识的过程，这些都是海内外学界至今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

第六章为《舆地智环：近代中国最早编译的百科全书〈四洲志〉》。百科全书是以一家之言为中心，或按词典的形式分条编写，或按秩序排列，以阐发系统的知识世界的成果，其展示的是西方学术的立体思维和知识信息的系统思维。百科全书究竟是何时让中国人知晓的，“encyclopedia”中译名何时在汉字语系中出现，又是哪一位中国人最早主持编译出西方百科全书的呢？本章通过对林则徐主译《四洲志》的原本与译本内容与结构，以及该书所译介新词等进行分析，指出《四洲志》系编译自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慕瑞（Hugh Murray）所编著的《世界地理百科全书》（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又译《世界地理大全》，简称《地理大全》），所据原本应为1837年或1838年的美国费城版。这是中国第一次组织译出的西方百科全书。1839年十二月十四日《澳门新闻纸》最早有“百科全书”的音译词“燕西果罗啤呢阿”，林则徐努力使之“中国化”，把“encyclopaedia”与传统“志”对应起来，将《世界地理百科全书》命名为《四洲志》。可以说“志”是近代国人在汉文文献系统所表述的“encyclopaedia”第一个汉文意译名。本章还讨论了参与编译《四洲志》的梁进德作为主要译者的贡献，以及《四洲志》的版本、体例、内容、流传及影响，特别是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时有意对林译《四洲志》这种“志”书体例加以继承与模仿，从而发展出一种属于“世界百科知识”汇编方式的著述体例。

第七章为《海国天下：〈瀛环志略〉所呈现的世界》。《瀛环志略》是晚清中国人探求域外知识过程中，在“海国”背景下所创造的一部世界地理的著作。本章分六大部分，一是《对话与互动：徐继畬与雅裨理》。二是《资料来源、版本与结构》，主要讨论《瀛环考略》与《瀛环志略》及其资料来源、《瀛环志略》的版本与结构。三是《内容与特点》，指出该书有以下特点：第一，揭示世界古老文明面对的挑战，提出“古今一大变局”说；第二，发奋图强、透露反侵略之旨意；第三，推崇欧美民主政制、颂扬华盛顿；第四，坚船利炮和尚武精神；第五，开拓中外贸易和掌控海权的重要性；第六，“以华释外”的编纂策略。四是《译名选择与文化观念》。五是《流传和影响》。《本章小结》部分运用非体制化共同体和无形学院的理论，分析了围绕面对海洋的《瀛环志略》这一读本所形成的晚清中外地理学互动交流圈。

第八、九两章是关于晚清两个重要的世界地图文本的研究。第八章《图呈万象：从〈万国大地全图〉到〈大地全球一览之图〉》，旨在解读19世纪40至50年代由叶圭绶和六严共同完成的《万国大地全图》和《大地全球一览之图》两种重要的地图文本。本章第一部分介绍了两位民间世界地图绘制者的简要生平，以及绘制两图的时代背景，指出了两幅世界地图的数据源及其按照西方地图学绘制技术等呈现出的若干特点，分析了两图关于全球陆地单位与此前“五大洲”和“四大洲”的不同表述，独创“六大洲”之说。两图在关于“澳洲”方面有许多新的知识增补，两图附记的“东洋译语”和“西洋译语”尤显特色。两图作为晚清重新建构世界地理的标志性文献，在中国世界新图的绘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第九章《全地新构：邝其照及其〈地球五大洲全图〉》，讨论的是近代中国早期从事英语教育的先驱者和最早编纂英汉词典和英语读本的中国人，也是著名的报人和留学运动的推动者之一的邝其照所编绘的《地球五大洲全图》。该图虽然在19世纪的中国曾经广泛流传，但至今却尚无专门讨论。本章通过其在1875年完成刊行的《地球五大洲全图》中的作者题跋、文字注记、图表与数码符号，揭示在近代中国伴随着旧知识体系崩溃和新知识秩序建立的文化转型过程中，邝氏如何通过简要地绘出世界五大洲轮廓及主要山脉、河流走向，介绍有关地球如圆球这样一些常识，提供有关五大洲各国人口、面积的数据，介绍各国的物产。特别是邝氏在图中绘制出上百条世界轮船的航线，重点介绍英国公司和法国公司轮船来往路程表、轮船往来各埠行期约计表、北京至各省城并南京盛京路程表等，将《地球五大洲全图》的绘制与编写综合性百科知识式的语文类英汉辞书互为对照，提供了中外交往的基本地理知识，强调了中外交往过程中交际常识的重要性。该图所提供的更为准确的各国面积和人口的数字，纠正了以往各种汉文世界地图对面积和统计数字的不准确问题，使该图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扮演着融会中西、贯通大小传统的角色。

第十章为《新洲探源：晚清中国知识界的“地理大发现”与澳洲想象》。澳洲的发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要的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关于晚清中国人对澳大利亚的认识，学界尚无全面和深入的讨论。本章拟在晚清中国知识界的“地理大发现”的视野下，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关于澳大利亚的想象为起点，重点分析晚清著名学者梁廷枏、徐继畬关于澳洲的最初描述、实地考察与咨询外人所得的澳洲知识信息，以及重点通过对吴宗濂、赵元益《澳大利亚洲新志》和沈恩孚《澳大利亚洲志译本》两译本的讨论，尝试阐述晚清中国人是如何通过自己对汉文西书和域外文献中关于澳大利亚知识的摸索，完成了对澳洲的想象和认识。

16至19世纪的西学东渐，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独特而漫长的文化转型时期。此间所形成的汉文西学地理文献，在明清地理学界和思想世界交织出种种特殊和丰富的人文想象。本书通过上述一系列相互衔接的论题，从历时性语境切入明清汉文西学地理文献的研究。通过地理文本的细读，展示出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知识人参与各种地理学汉文文本的生产，以及不同媒介、文类和文化赞助者所参与的制作和流通的若干个案，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学术议题。本书特别留意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将这些议题放入中国与世界的坐标之中，尝试梳理出西学东渐宏大和壮阔的历史画面之中，围绕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这一主题所展开的中西文化之激烈碰撞和交融的复杂面向，引导出不同于以往地理学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知识范畴，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史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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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维铮：《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氏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162页。

(2)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3)　邹振环：《明清“西学”与“汉文西学经典”刍议》，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8—304页；邹振环：《西学在华传播的三个堆积层与晚明、晚清的关联》，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华侨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主编：《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8—308页。

(4)　《尚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53页。

(5)　冯承钧译序，［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

(6)　李纯一：《哈特穆特·莱平：尊重他人和其他文化，是人文学术对社会的一项基本贡献》，《文汇学人》2018年7月20日。

(7)　一然著，［韩国］权锡焕、［中国］陈蒲清注译：《三国遗事》第四卷“义解第五”，“圆光西学”，岳麓书社2009年。该书是朝鲜半岛继《三国史记》之后第二部史书，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神异的民间传说。从书名的“遗事”两字就可看出，身为佛教僧侣的作者或是对于《三国史记》的编写方针有所不满，而刻意收集遗漏之事迹加以记载。

(8)　一然著，［韩国］权锡焕、［中国］陈蒲清注译：《三国遗事》第四卷“义解第五”，“义湘传教”。

(9)　［韩］李元淳著，王玉洁、朴英姬、洪军译，邹振环校订：《朝鲜西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0)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64—171页。

(11)　［意］艾儒略：《西学凡》，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天学初函》卷1，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27—59页。

(12)　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6、80页。

(13)　杨廷筠：《代疑续篇》卷下，第十五节《蹠实》，晋江景教堂1635年刊本，转引自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3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年，第239—240页。

(14)　杨廷筠：《刻西学凡序》，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232页。

(15)　许胥臣：《西学凡引》，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一册，第232页。

(16)　周炳谟：《重刻畸人十篇引》，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3页。

(17)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说：“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参见方以智：《物理小识》，商务印书馆1937年，“万有文库”第二集。“质测”大致指形而下之实学，“通几”接近形而上之理学。

(18)　王宏撰《山志》卷一“西洋”条称：“大抵西洋人之学专奉耶稣，于二氏外别立宗旨，其与吾儒悖均也，然天文奇器则独长。”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5册。

(19)　郑以伟：《泰西水法序》，《泰西水法》，嘉庆庚申年扫叶山房版；又见杨光先：《孽镜》，杨光先等撰、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黄山书社2000年，第57页。

(20)　如朝鲜学者洪大容在使用“泰西人之学”这一用语的同时，也使用“西学”这一用语。他对“西学”兴起的原因做如下界定：“康熙末，来者益众，主仍采其术，为《数精［理］精蕴》书，以授钦天监，为历象源奥。建四堂于城中，以处其人，号曰：‘天主’、‘天象台’，是西学始盛。”《湛轩日记》卷1，“刘鲍问答”，引文标点笔者略有改动；参见［韩］李元淳著，王玉洁、朴英姬、洪军译，邹振环校订：《朝鲜西学史研究》，第5页。

(21)　“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异，证中术之疏，由是习于西说者，咸谓‘西人之学’，非中土之所能及。”阮元：《畴人传》卷第四十五《汤若望》，参见阮元等撰，彭卫国、王原华点校：《畴人传汇编》，广陵书社2009年，第530页。

(22)　李之藻1629年编有中国第一套西学丛书《天学初函》，将“天学”分成“理编”和“器编”，收入了利玛窦、徐光启、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阳玛诺等编译的十九种汉文西书（另有《唐景教碑》一种）：理编：《西学凡（附〈唐景教碑〉）》《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天学实义》《辩学遗牍》《七克》《灵言蠡勺》《职方外纪》；器编：《泰西水法》《浑盖通宪图说》《几何原本》《表度说》《天问略》《简平仪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勾股义》。事实上即包括了明末传入中国的大部分西学内容。朝鲜安鼎福有《天学考》《天学问》；李献庆有《天学问答》等，所对应的内容大致与李之藻《天学初函》所涵盖的内容相似。

(23)　［朝鲜］慎后聃：《河滨集》卷二，“内篇”纪闻编·星湖纪闻。

(24)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中华书局1997年，第1673页。

(25)　杨廷筠：《代疑篇》，转引自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156、165、173页。

(26)　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216、219、223、232页。

(27)　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115页。

(28)　郑安德编辑：《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150页。

(29)　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4页。

(30)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2页。

(31)　郑观应：《盛世危言》，邹振环整理：《危言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29页。

(32)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20页。

(33)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11页。

(34)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1期，第38—69页。

(35)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参见“书介”，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4年8月18日新第90号；郭斌佳：《欧化东渐史》，《文哲季刊》1934年第3卷第3号。

(36)　蒋廷猷编著：《欧风东渐史》，普益书社1937年。

(37)　冯承钧：《西力东渐史》，新民印书馆1945年。

(38)　江道源：《十六七世纪西学东渐考略》，保禄印书馆1942年。

(39)　王力：《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74—675页。

(40)　梁治平：《“天下”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

(41)　《尔雅·释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6页。

(42)　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02—103页。

(43)　舟欲行：《海的文明》，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53—54页。

(44)　［英］马礼逊：《华英字典》第6卷，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475页。

(45)　罗森：《日本日记》，《遐迩贯珍》1854年11月号。

(46)　［日］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508页。

(47)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45页。

(48)　王国维述：《心理学》，转引自邬国义编校：《王国维早期讲义三种》，中华书局2018年，第31—34页。王国维述《心理学》讲义来源于日本学者大濑甚太郎、立柄教俊合著的《心理学教科书》（东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1902年）。

(49)　“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34）”，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82—89页。

(50)　“北京大学史学门课程（1917—1918）”，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第1页。

(51)　“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1934）”，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第82—89页。

(52)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教授实施状况（1918）”，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第118—125页。

(53)　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

(54)　朱维铮：《司马迁》，裴汝诚、朱维铮等：《十大史学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5)　刘宝楠：《论语正义》（一），《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书店1986年，第49页。

(56)　杞是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姒姓，相传开国君主是夏禹后裔东楼公，初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后迁往山东昌乐，公元前445年为楚所灭。宋是殷的后裔。

(57)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1415页。

(5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5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第63页。

(60)　刘宝楠：《论语正义》（一），《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书店1986年，第49页。

(61)　彭斐章等编著：《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页。

(62)　王余光：《中国文献史》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页。

(63)　潘晟：《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27、342—355页。

(64)　姚莹著，欧阳跃峰整理：《康纪行》，中华书局2014年，第250—251页。

(65)　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9—250页。

(66)　包慧怡：《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怪物在科学的地图周围在做什么呢？》，参见“一席”https://www.yixi.tv/＃/speech/detail?id＝727。

(6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二卷第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68)　邹振环：《“华外汉籍”及其文献系统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69)　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70)　《〈地球图〉跋》，王韬著，陈正青点校：《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1—232页。

(71)　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地学杂志》第2年第11号（1911年2月18日）、第2年第13号（1911年4月18日）。

(72)　《瀛环志略》，史上或作《瀛寰志略》，本书行文采用《瀛环志略》，引文中《瀛寰志略》的书名一律不改。

(73)　陈学熙：《中国地理学家派》，《地学杂志》第2年第17号（1911年10月11日）。

(74)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67—468页。

(75)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96页。

(76)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页。

(77)　两文分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6卷（1995年）第3期、第17卷（1996年）第1期。

(78)　该文献集成第一册收入“通论”性著述，如胡树楫《中国地图之沿革》（《东方杂志》第16卷1919年第1号，第183—185页），李贻燕《中国地图学史》（《学艺杂志》第2卷1920年第8号，第1—14页；第9号，第1—9页），王庸《中国地图史料辑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1932年第5号，第71—112页），褚绍唐《中国地图史略》（《地学季刊》第1卷1934年第4期，第45—49页），王庸《中国地理学史订补（续）》（《国师季刊》第7/8期1940年，第104—107页），葛绥成《中国舆图学之过去和现状》（《学林》第三辑1941年第1期，第69—90页）；第二册“专论”，如贺次君《山海经图与职贡图的讨论》（《禹贡》半月刊第1卷1934年第8期，第28—34页），王以中《山海经图与外国图》（《史地杂志》创刊号1937年，第23—26页），顾廷龙《华夷图跋》（《禹贡》半月刊第4卷1935年第6期，第20页），王庸《明代舆图汇考》（《图书季刊》第3卷1936年第1/2期，第7—18页），青山定雄著、林丝译《明代地图之研究》（《中和月刊》第2卷1941年第10期，第42—51页），张宗芳《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考》（《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3年第46—55期），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第18卷1930年第3期，第405—438页）和《读故宫博物馆重印乾隆内府舆图记》（《国风半月刊》第8号1932年，第1—9页），朱希祖《乾隆内府铜版地图序》（《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1933年第1期，第1—8页），福克司著、顾华译《康熙时代耶稣会教士所绘之中国地图》（《中德学志》第3卷1941年第3期，第433—441页），曾世英《经纬度测量与十八世纪以来之中国舆地图》（《地质评论》第7卷1942年第4/5期，第163—176页），方豪《康熙间西教士至余庆测绘舆图之一段记载》（《益世报·史地周刊》1947年第54期），方豪《康熙五十三年测绘台湾地图考》（《文献专刊》第1卷1949年第1期，第28—53页）等；第三册“目录”部分收入吴锡瑞《中国地理学史上之书目》（《地学季刊》第2卷1935年第1期，第98—101页），王以中《明代海防图籍录》（《清华周刊》第37卷1932年第9/10期，第141—161页），王庸《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国风半月刊》第2卷1933年第9期，第5—17页）；第四册收入王庸、茅乃文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正编和续编（国立北平图书馆1937年）；第五册收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1936年）等。

(79)　［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80)　Hummel, A. W., “Astronomy and Geo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nual Reports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Division of Orientalia), 1938, pp. 226-228.

(81)　参见Hartmut Walravens，“Konrad Gessner in Chinesischem Gewand：Darstellungen fremder Tiere im K'un-Yu t'u-shuo des P. Verbiest（1623-1688）”，Gessnerus 30/3-4，1973，pp. 87-98。

(82)　［德］普塔克：《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氏著，赵殿红、蔡洁华等译：《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1—326页。

(83)　董少新编：《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182页。

(84)　“鸟眼”和“虫眼”一说，借自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鸟眼抑或虫眼？——江南地方史研究之意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3—357页。

(85)　朱士嘉：《明代四夷书目》，第137—158页；参见洪健荣：《前言》，熊人霖著、洪健荣校释：《函宇通校释·地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86)　魏源撰，陈华等点校：《海国图志》（上），岳麓书社1998年，第286页。

(87)　魏源撰，陈华等点校：《海国图志》（上），第45页。

(88)　苏精辑著：《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8—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