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希克剃须刀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寅恪先生送我父亲的那把剃须刀，因为父亲反复夸奖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父亲说那把剃须刀又快又精巧又安全，是他一生用过的剃须刀中质量最好的。不知为何，父亲的话使我联想到傅斯年的评语，寅恪先生的学问，是三百年来最好的。

根据厂家说明，那把剃须刀保用期为十五年，可是父亲用了约四十年，到1985年左右还在用［43］。那种老式的剃须刀得换刀片，刀片还非得是原配的。寅恪先生想得非常周到，馈赠剃须刀的同时，附送了好多盒配套的刀片［44］。本来应该是每用一次，就该换新刀片。可是父亲太喜欢那把剃须刀了，又因在中国配不到刀片，他就省着用，用几次才换一片。

我小时候觉得换刀片挺好玩的，喜欢在父亲身边观看。刀片盒子上有个机关，对准了一推，盒子里原装的新刀片，就会被自动插进槽口，顶出旧刀片，换下来的旧刀片，就再也装不回去了。

父亲曾对我说，给剃须刀换刀片好像步枪换子弹。我除了儿时见过哥哥的气枪，完全不熟悉枪支弹药。气枪装子弹很简单，子弹是小小铅粒，好像只要打开枪筒，塞进去就是。我因太小不让碰枪，旁观也没引起多大兴趣。因此，脑中虽然存着父亲“装子弹”之说，却没怎么上心去想。

1985年父亲口述时，请人做了笔录。关于剃须刀，留稿上写“Shick公司的产品”。我怀疑Shick的拼法，可能是笔录时漏了一个字母“c”，猜测当是美国专产剃须刀的Schick（希克）公司。最近查希克公司的历史介绍，其中有个小节标题，就是“What Rifles and Razors have in Common”（“来复枪和剃须刀有何共同之处”）。说的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一位军官受枪支换子弹原理的启发，发明了一种新式剃须刀，获得畅销［45］。

从我四五岁起，父亲每隔一阵子，会把那个刀片盒子拿出来，让我陪他数，算算还剩下多少刀片。父亲渐渐趋老，数得越来越勤。看着逐次减少的刀片，父亲打趣说，等寅恪先生送的刀片都用完，他也就活到头了。数“寿命”时，父亲总会念叨寅恪先生。回想起来，可能这便使年少的我，隐隐感受到有种“命定”的缘分。

后来亲友从海外带来一把电动剃须刀，还算好使，父亲就把寅恪先生送的老式剃须刀藏进盒子，锁进他放印章证件等重要物品的抽屉里去了。父亲去世后，我有次回国，见那把剃须刀连同余下刀片还在原来那个抽屉里，我颇有感触，便向母亲要来当纪念品。我记得自己把剃须刀带来美国了，可想不起放哪儿了，突然担心，莫非当时我把剃须刀落在老家了？那么，现在就不复存在了。

每当我想起那把剃须刀，便会联想到不少儿时趣景和天伦亲情。如前所述，正是因为那把剃须刀，常常勾起父亲对寅恪先生的思念，引出他对寅恪先生的回忆。我相信，剃须刀多半还是带出国了，只是藏在什么特别安全的地方，说不定哪天这个宝贝就会“显灵”出现。

【补记】学长劳榦

劳榦比沈仲章早进北大，大概高三个年级。说来也有意思，劳、沈两人未见面之前，早就“有缘”了。怎么回事？那时北大学生宿舍僧多粥少，学校管理制度又不齐全，学生得通过关系才能得到宿舍的房间。这个“关系”倒不是去疏通掌权者的门路，而是同学之间寻找私下转让“户籍”的渠道。往往是这样的情形：毕业生临走前，擅自让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顶替”进来，再去某个部门办个“过户”手续。等到校方想来收房子，见已经有北大学生“合法”迁入，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学生们就如此自选“接班人”，宿舍房间在熟人之间“代代相传”。

父亲进北大第一年没有学长级熟人，挤不进宿舍，住在校外公寓，第二年经人搭桥牵线，搬进了北大西斋天字第一号，顶的就是劳榦的“户籍”。父亲那时不认识这个寝室“前任”，连劳榦的名字怎么写也不甚了了，可对Lao Gan这两个音节却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在北京土话里，“老Gan”是带点儿贬义的称呼。父亲那时二十刚出头，觉得怪好笑的，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

我查《北京土语辞典》，收词有个“老赶”，释义为“嘲讽外行”（徐世荣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236页），想来就是父亲说的“老Gan”吧？再一想，父亲北大第二年还是理科生，而劳榦是文科生，可说是互为“外行”。

到了20世纪30年代，父亲已经转入文学院，跟文史哲那个圈子渐渐都熟了。从赫赫有名的胡适，到比父亲晚进北大的周祖谟等，都很尊重他。后来，父亲被刘半农招入北大文科研究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那时跟劳榦就差不多算“同行”了。

学界早知劳榦对居延汉简研究的贡献，而沈仲章在抗战期间秘密救护汉简之事也渐渐被外界知晓。劳榦在《居延汉简版图之册》序言里说得明明白白，书中的图像都是1940年在香港照的反片，是沈仲章拍摄后，交给傅斯年的（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廿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第1-11页）。

如果没有父亲此举，劳榦的几本关于居延汉简的巨著就无从谈起；而反过来，在大家都无法见到汉简的那二三十年里，劳榦能根据照片进行研究，把成果公诸于世，沈仲章的辛苦也算没有白费。

最近有幸找到1984年4月11日劳榦致沈仲章函，摘录相应部分供参照：

仲章学兄：

自从通［按：同？］去整理居延汉简时在北大相聚以后，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日子过得也真是想象以外的快。在这五十年中遇到了许多悲欢离合，真是数也数不清的。这许多年，我也一直想得到您的消息，可是一直不知道。

关于汉简的行踪是这样的。从香港经过您抢救以后，即由胡适之先生设法运到美京华盛顿存储在国会图书馆仓库里，并加上铁条封好……这一批国宝在敌人及炮火威胁之下，能够抢救出来，已经十分不容易……在当时香港的局面已经十分危险，在人手不足情形之下，把工作匆匆中结束，真是好不容易有此成绩。如其不然，汉简也会像北京人的遗骨一样，不知道遗失到什么地方去了……至于我所经手印出的，还是您从香港寄来的反面照片再转成正面……不过现在原简还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馆好好的保管着，这是可以奉告的，并祈释念为盼。

……

弟　劳榦

1984.4.11

［按：1940年夏，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奉命在香港装箱，送上海轮运往美国。1965年底，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人取回台湾。］

说起劳榦和沈仲章，尤其是自从他俩“整理居延汉简时在北大相聚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许多悲欢离合，真是数也数不清的”。

【注释】

［1］父亲用沪语或国语说寅恪先生的名字，“恪”音皆同“确”。据闻，近年来对怎么读“陈寅恪”之“恪”争议纷纷，读“克”似成定论。我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此题仍可商榷。

［2］关于父亲就读交通部唐山大学（又称唐山交通大学，简称“唐山大学”）的故事，可参见拙文《沈仲章唐山三部曲之一：混进大学》《沈仲章唐山三部曲之二：熬过预科》和《沈仲章唐山三部曲之三：卷入学潮》，连载于《传记文学》总第657-659期，传记文学出版社，2017年2-4月，页码略。

［3］对邓高镜教梵文一事，除了沈仲章，当年的北大德国教授鲁雅文（Erwin Rousselle）也有相应说法，见本书《与钢和泰、卫礼贤和鲁雅文》一文。梵文可以出现于课程正式名称，也可包含于课程实际内容，这在老北大不以为奇（如钢和泰在“古印度宗教史”课上教梵文）。

［4］许季上教梵文当在沈入校之前。依父亲习惯，信息一般源自可获直接信息者，很可能来自邓高镜或许季上本人。

［5］虽然父亲是向钢和泰学的梵文（见下），但他在北大为生为师共十一年，邓高镜与汤用彤的交替发生于沈在校期间。父亲与邓相熟，毕业于汤任教的哲学系，留校供职于文科研究所，可有直接信息。

［6］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1989年第四次印刷，第718页。更正：原文根据维基文库《鲁迅日记·十七》电子版所录“民国十九年”，误作1930年，承读者耦园指正，并提供纸质本信息，现改正为1928年。

［7］据说邓高镜晚年生活窘迫，熊十力和汤用彤等集资接济。由此联想到两点：一是父亲言及的几位北大佛学梵文学者，皆为朋友，可互获相对直接的信息，比如任职、授教和外间知者不多之事，沈仲章也可能通过其中之一，了解他人情况（参见上文注释）；二是与父亲同学梵文的谢大祺后半生经济拮据，父亲也一直接济他家。

［8］可参见本书《与钢和泰、卫礼贤和鲁雅文》一文。本篇原文刊登在前，以人物故事为主，亦着墨教学气氛。《与钢和泰、卫礼贤和鲁雅文》一文后发，略偏学术，并举例补充本篇未含的讲课内容。

［9］原文此处写“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现更正。讨论见本书《与钢和泰、卫礼贤和鲁雅文》。

［10］“闻难则喜”为父亲常说之语，用以解释为何选择和接受挑战性大的课程和任务，如寅恪先生的课。在此也顺便解释一下课程时序问题。若插班旁听，无须先修完某门课，再修另一门，即有先有后也不排除重叠。不过，寅恪先生的两门课，父亲是从开始听到结束。

［11］父亲对寅恪先生板书的描述，与季羡林所忆不一样。初步分析：（1）对比听课时段，沈早季晚。寅恪先生1926年夏到清华，1928年春去北大开课（见下文）。季羡林1930年（假定秋季）入清华大学，自语“旁听”寅恪先生讲课，没说是第一个学期，估计距1928年春至少三年。（2）对比教学资料，沈多季少。沈述多种佛经，季述“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买过此书”（《真话能走多远》，新星出版社，2008年；网络转载）。课程覆盖面不同，涉及语种不同，板书也会不同。如此看来，沈仲章之忆可填补阶段性史料空缺。而寅恪先生授课内容和风格等因时因校而异，对比探讨也很有意思。

［12］多年后，父亲又“碰”过这些文字，包括八思巴文。但估计是借助参考资料阅读，限于翻译专业著述所需。不知寅恪先生的课，是否起了“播种”作用。

［13］父亲追补信息，意在给我较实在的概念，以防止理解过程中“夸大”。我这么理解：用铅笔书写，笔尖极易变粗，比起用钢笔书写，所占纸面空间大些，故而一堂课可记“厚厚的一本笔记本”。

［14］尚无机会阅读劳榦全文，据友人引述。向首发刊物查询，该文载《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9月，第31-44页。交稿前听了朗读录音版，不易逐字逐句核对，但引述部分内容相符。

［15］我认为比较史料当尽力留意语境，时序为参数之一。劳榦与沈仲章听课时段较早，两人的回忆互补互证。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课，已是许多年之后，思想和习惯可相继沿袭，亦可发展转变。后来人的观察，并不一定能替代并解释沈仲章更早的观察。但就此例而言，西南联大学生的说法很有道理。

［16］父亲在校时，北大学生若正式注册修课，有固定座位。教师只管讲课，由校方派职员到教室按座位点名考勤。

［17］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18］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第115页。

［19］北大图书馆陈体仁代为查阅。

［20］寅恪先生与沈仲章差不多，也是1926年夏到北平，1937年下半年离开，共十一年。1926年夏到1928年春仅一年半，相对算来不久。

［21］本篇原文对课名两说略有评议，扩展后觉得篇幅太长，暂移出容另行讨论。

［22］多处见“居延汉简为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说法，用词小有差异，如“中国档案界”“中国考古”“东方考古”“近代古文献”等。引号内短语取自《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该书第454页写道：“居延汉简……这一考古成果被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之一。”（李学勤主编，吕文郁副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谷歌图书搜索。）

［23］我印象中，父亲虽跨系选修寅恪先生的两门课，但是否经过正式注册手续，尚待核证。

［24］父亲从来没对我说过他是寅恪先生的学生，但我猜测，父亲给寅恪先生写信时，也许落款会写“学生”，那是依据旧时学人称“师”称“生”传统。后文略有议及。

［25］更正：原文猜测沈陈私交始于1938年。其实，父亲与寅恪先生在课堂外的个人接触，当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1937年下半年陈氏全家经天津逃离日战区，沈仲章也曾出力相助。但我估计，发展成随意走动不见外的近友，大概是在香港时期。

［26］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48页。引文内“许先生”即许地山先生。关于徐森玉先生，见《与徐森玉》和《与金克木（一）》等多篇文章。

［27］写作本篇原文时，根据我能找到的第一手资料《陈君葆日记全集》，推算寅恪先生抵港的大致日期。后与陈氏女儿续联，确证陈家于1938年1月31日抵港。父亲回忆居延汉简历险过程，曾说他1938年1月底已到香港，但旋即关照，还需仔细再思，并对比其他资料。

［28］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电子版PDF）。

［29］张少鹏《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0期，第154-174页。

［30］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上、下），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10-511页（1940年8月15日）和第551-553页（1941年8月14-16日）。

［31］参见拙文《许地山跟沈仲章征服香港之巅》，载《传记文学》，总630期，2014年11月，传记文学出版社，第49-54页。

［32］这是我在与陈、许两家后代续联之前的猜测，不见得准确。据寅恪先生长女陈流求分析，许地山应是在香港将她父亲和我父亲重新连接在一起之人。许地山之子周苓仲也曾写信对我说：“我们的父亲是好朋友。”可能因为许先生离开北平早而且去世也早，父亲与寅恪先生交往年数长些，对我谈得较多，以致我有如此印象。

［33］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个暑假我上北京，为了去北大周祖谟教授那儿上课方便，曾短期住在唐钺先生二女儿家，每天去唐钺家吃午饭，印象中姥姥（随唐家外孙女叫法）烙饼香喷喷，可惜未与唐先生多谈。

［34］那个年代的火柴，不是我们现在的安全火柴，很容易点燃。

［35］最近陈小彭对我说，两家房子没有那么近，不是一出门便可看到。估计各自参照点不同，远近概念有些差异。

［36］某机构一度（非全程）补贴生活费，但请教了多位国际学者，都认为生活费不是工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沈仲章是义务工作。

［37］原文提示依据，因下篇《与陈寅恪（乙）》有类似内容，此处略去。

［38］据研究者言，与此函时间接近的陈函不见或少见留存，内容也很有意义，下篇将分享该函。

［39］详见本书《与陈寅恪（丁）》。

［40］参见本书《与周祖谟》和《与徐森玉》。据研究者言，未见与此函时间接近的陈函。我已草成两篇相关稿件待发。

［41］原文此处略具体，现删减，参见本书末篇《与斯文·赫定》。

［42］原文刊发后不久，由中山大学皮鸿鸣相助，联系上了寅恪先生的女儿。

［43］更正：原文写“四十多年”，不一定确切。解释：我本来以为，剃须刀是寅恪先生在香港时赠送的。父亲1938-1941年在香港，那么到1985年，算来有“四十多年”。最近想到另一种可能，寅恪先生在1945年春至1946年秋去欧美医治眼疾，剃须刀可能是他那次带回国的礼物。假定父亲在1946年得到那把剃须刀，那么到1985年，算来“约四十年”。

［44］原文有“每小盒有十二片”，也可能每盒内装十二的倍数，存疑待考。

［45］那家专产剃刀的公司，1946年才更名为Schick（希克）。如此看来，剃须刀大概是寅恪先生战后购买。这也可支持“约四十年”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