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学思历程、性别身份与学术写作

从生活的“局外人”到社会学的“局外人”

新京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女性学者还是寥寥无几。作为一名女性，是什么样的想法和早年经历影响了你，并最终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

霍克希尔德：年少时，我就希望拥有自己的事业，力所能及地让社会变得更好。现在回想，这种观念来自母亲对我的影响。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但她一直相信，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工作和事业。某种意义上，我正在实现母亲的梦想。

而我最终会成为一名社会学者，与我早年的生活环境有关。我的父亲在外交部门工作，曾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加纳、新西兰等国的外交官。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我的家庭不时变更居住地，我的童年就流转在异国社会之中。

作为一个孩子，如果你感到不适应于周遭环境，生活就会变得困难。十二岁时，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国家，语言完全不通，也没有朋友，我的个子又高，穿着一双看起来很滑稽的牛津鞋——我在那里格格不入。身边的人不跟我说话，他们总是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位异乡人，这样的经历很难不成为我童年中的痛苦回忆。

对于那么小的我来说，我的不适应是难以想象的，但随着慢慢长大，我发现了这种身份的隐藏优势：观察社会的“第三只眼”。得益于这种特殊的早年经历，我得以逐渐将它们转化为一种“局外人”的观察视角。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而我自己仅仅来自一个小村庄。作为一个局外人，当我不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受伤时，我就找到了一种几乎从外部视角观察自我的方式，这种视角最终帮助我成了一名社会学者。所以，如果你感到“不适应”，不要马上就放弃。

新京报：上世纪六十年代，你刚进入大学。当时，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与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的反文化运动。现在津津乐道的“嬉皮士运动”“垮掉的一代”都诞生和活跃于那个时期。当时美国西海岸的校园文化是什么样的？这场叛逆的、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霍克希尔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抗争运动。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城市学生发起，伴随着新观念的不断涌现，这一运动的余波在美国文化中持续了二十年。1962年，我初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周围弥漫着令人兴奋的空气。这是因为加州伯克利是当时社会抗争运动的核心地带，包括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之后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这里都是重镇。对一些人而言，这里也是嬉皮士和“重返大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s）的核心地带。我参与了三场社会抗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和女权运动。

我记得在我刚到校园的第一个月——1962年10月，一千名学生聚集在加州伯克利一个名叫史普罗广场（Sproul Hall）的大型公共空间。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处于紧张的对峙僵局，那场对峙一直持续了十三天。华盛顿与莫斯科的争论焦点是，能否允许在离美国海岸九十英里（的古巴）安置苏联核导弹。在听完演讲者的发言后，听众分散成了二十几个围在一起的圈子，都在讨论美国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学识渊博、思路谨严，他们每个人都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我意识到，我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

1964年，我前往美国密西西比州参加“自由之夏”运动（Freedom Summer）。这个活动旨在帮助美国南部的黑人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和更好的教育，当时有近一千名来自北部和西部的白人学生前往支援。我曾担任“自由学校教师”（Freedom School Teacher），后来又在北卡罗来纳州塞达利亚的一所黑人学校任教。等我回到伯克利时，桌上放着如何帮助美国南部黑人的小册子。大学明令禁止校内进行这类“政治”活动，学生们则以“言论自由”为由反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言论自由运动就此诞生了。

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氛围总体上是开放的、探索性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大学的女权主义运动与其他反文化社会运动正在同步兴起和发展，这当中还有嬉皮士运动，但我们并未参与其中。

深入当时的学院女权运动：每一个社会学概念都值得重新探索

新京报：我们知道，自1963年开始，美国女权运动逐渐形成规模。如今回顾历史，很多人把这场运动称为美国女权主义的第二股浪潮。在这场女权运动中，你做了哪些事情，看到了怎样的变化？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哪些回忆仍然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霍克希尔德：我从五岁开始就自认为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思潮中，我也积极地投身于女权运动。

当时我在攻读硕博士学位，同时担任教导员。我注意到，很多女性硕博研究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后就辍学了。我与十几个社会学硕博士研究生朋友组织了一个“加州伯克利女性核心小组”（Berkeley Women's Caucus），定期在我住所附近的公寓举办讨论会。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围成一圈，喝着咖啡，吃着蛋糕，互相交流问题。

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询问在座的各位：大家有没有遇到困难？每位成员都很礼貌，“没，没有什么大问题”。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结束了会议，并且以为大多数人对这类话题没有多大兴趣。然而，没有人离开。她们两三人一组聚集在一起，对话一下子就打开了，她们说出了那些她们在大群体中不能说的话。讨论着讨论着，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疑惑：为什么我们中的这么多人会（在求学过程中）感到沮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些社会学系的学生开始探索社会学中的每一个核心概念。在定义“社会流动性”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父亲和儿子的薪资差距。但是，叙述中的女性在哪里？在工作社会学中，我们发问，什么才是“工作”？是否只有能让我们赚钱的才算是工作？家务劳动算不算？对有偿工作而言，为什么被追踪调查的女性都在这些领域，而男性都在另外一些领域？在宗教社会学中，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相关等级制问题又在哪里？女性能否以传达“圣洁”的方式执行“圣礼”？种族如何影响不同性别的人群？现实中，我们同学当中的有色人种又在哪里？在社会心理学中，女性被认为是更“情绪化”的性别，针对与女性关联更紧密的“情感”的研究在哪里？这成了我后来的研究重点——情感劳动，这是一项在高速发展、女性从业人员占多数的服务业中的工作。（这种思路引导我在《心灵的整饰》这本书的写作中采访了大量空乘人员和收账员。）

新京报：就你当时的观察，类似的现象是否还发生在别的学科里？

霍克希尔德：我们发现，不仅我们社会学系的女生每周开会讨论这些议题，人类学系和历史系的女生也在做这件事，这不仅发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且同时发生在美国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学。于是，我们开始举行全国性会议，以便不同小组之间可以交流经验。

1969年，我在Transaction杂志上编辑了一份关于女性议题的特刊，其中包括了对于女性角色方方面面的讨论文章，这是我们小组热烈讨论后的成果。作为年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研究生，我们非常激动，因为这是这家杂志首次刊登讨论这类议题的相关文章。但是当杂志寄过来时，我们发现封面竟是一张女性的大图：她跪着、裸体、沉思中、非常脆弱，（没有暴露私处），低着头。我们非常愤怒。我打电话给杂志编辑表示抗议，我们小组的其他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也加入了，总共有几十个人。一周之后，疲惫不堪的出版方打电话给我，要求我“道歉并停止乱咬人”（to apologizeand “call off your dogs”），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后来，在下一期的杂志上，出版方刊登了一份致歉声明。

我是1913年以来社会学系聘用的第一位女性

新京报：女性核心小组后来怎么样了？离开校园之后，你是如何成为一名社会学者的？

霍克希尔德：在杂志致歉事件之后，从研究生课程中退学的女性开始减少了，一位做量化研究的小组成员追踪了这项数据。尽管如此，从1962年到1971年，美国仍然没有给女性学者提供相应的职业晋升阶梯（比如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以及终身教席）。我在其他学校教了两年书之后，受邀成为自1913年以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专业的第一位女性助理教授。当时校报《每日加州》（The Daily California）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学系聘用了女性学者”。

新京报：这种女性身份是否给你带来了额外的困扰？能不能和读者分享你在职场中遇到过的“看不见的阻力”？

霍克希尔德：作为一名女性，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容易吗？我想说，这一点都不容易。当我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时，整个系所完全是由男性主导的。而正如我刚才所说，留校任教之时，我是1913年以来社会学系聘用的第一位女性。

当时我向学校提出要求，希望获得额外的时间，既可以从事严肃的学术讨论，也能有足够的闲余时间抚养孩子，陪伴家人。一开始，学校的回复是这样行不通。之后他们说，我们可以单独为你提供这项“特权”，因为你是女性，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性非常少，这种情况以后也不会改变。我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特权”应当同样适用于男性同事。我的意思是，照料家庭的工作不应由女性独自承担，职场中的男性也需要为家庭投入更多的照料时间，这才是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初露端倪，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人的观念。

就这样，我在这所学校得到了一份工作，并且非常幸运地在努力争取之后获得了应有的权利。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为此继续努力，帮助社会上更多的女性可以和我一样享受到这份“特权”，实际上这是我们应得的。为了实现这一步，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仍然需要一场性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