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希尔德：社会学的“局外人”
采写|李永博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1940—），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当代美国知名社会学家，在性别研究和家庭社会学界享有盛誉，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学界情感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霍克希尔德于2000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授予的公共社会学终身成就奖，并于2015年获得都柏林大学授予的尤利西斯奖章。著有《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等多部经典著作。
在网络上搜索霍克希尔德，随处可见关于职场妈妈的经典论述，它们被制作成各种形式的“段子”或语录，像模因一样在国外网络社区中传播和分享。而随着去年《职场妈妈不下班》被翻译引进至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强烈的共鸣，开始了解和走近这位年逾八十的美国社会学家。
《职场妈妈不下班》写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的对象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双职工家庭。就是这样一本外国学者的“陈年旧作”，却在译介之后引起了国内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现象。
在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型的节点上，性别议题在社交媒体日益凸显，“丧偶式育儿”“爸爸去哪儿了”等话题引发持续热议，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中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越发受到公众的关注。霍克希尔德这本译作的适时出版，恰好观照了当前城市育龄女性普遍面对的性别困境，说出了大批职场妈妈积蓄已久的心声。
基于这样的背景，霍克希尔德的采访得以成行。尽管最初的话题围绕着家庭中的照料危机展开，家庭社会学却远远无法囊括这位受访者的研究旨趣。在美国学术界，霍克希尔德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情感社会学的奠基人，而这部分得益于她特殊的早年成长经历。
1940年，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外交官家庭，这意味着相比于同龄孩子，她需要更频繁地面对陌生的外界环境。在和新京报记者对话的过程中，今年八十二岁的霍克希尔德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儿时陌生人的异样目光给自己带来的童年创伤。她说，自己经常是外人眼中的“怪胎”，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庆幸的是，这样的“局外人”经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她开始习惯用超然的“第三只眼”观察周遭的人与事，短暂地抛弃自我意识，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
1962年，霍克希尔德进入大学之时，正值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兴奋和躁动。霍克希尔德所在的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地带。在入学的第一个月，霍克希尔德就见证了校园里学生就古巴导弹危机所进行的激烈辩论。她激动地意识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霍克希尔德不仅参与了黑人民权运动和自由言论运动，更是在校园中积极投身于女权运动，这在后来被称为“第二波美国女权主义浪潮”。
读博期间，她组织社会学系的学生召开讨论女性议题的会议，寻找社会学核心概念中那些缺失的关于女性的部分。为什么“工作”的定义不包含家务劳动？为什么作为研究对象的女性都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工作岗位上，而男性则在另外一些领域？如果女性被称为更“情绪化”的性别，那么情感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学生时期的霍克希尔德，也引领她最终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霍克希尔德先在其他学校工作了两年，接着受邀回到母校，成为自1913年以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专业的第一位女性助理教授。她去那儿之后第一个瞩目的学术成果便是把情感纳入社会脉络。
情感，从前通常被视为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或者在哲学中与“理性”所对立。霍克希尔德的创见在于，她把情感放到社会脉络之下加以理解，个体的情绪与感受不只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规制。
她最初的观察对象是同自己的外交官父母打交道的各国宾客。当十二岁的霍克希尔德为客人递送花生碟子时，她发现从下面仰视跟平视，外交官的微笑迥然不同。她逐渐意识到，外交官通过神情和姿态表达的情感“不仅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也传递了从索非亚到华盛顿、从北京到巴黎、从巴黎到华盛顿的讯息”。霍克希尔德意识到，这种人际交流中常见的“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深深地根植于文化之中，它要求人们根据不同的情境恰当地唤起或抑制情感。
在1983年的成名作《心灵的整饰》中，霍克希尔德借鉴C.赖特·米尔斯和欧文·戈夫曼的理论，把这一类需要在工作中整饰自己情感的工作称为“情感劳动”，以美国航空业的乘务员和收账员为例，展示了商业化如何影响和操纵情感劳动的从业者的真实情感表达。由此，霍克希尔德开拓了一块全新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工作与家庭中的情感和冲突是霍克希尔德的另一个关注方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正在经历变迁，大量女性开始离开家庭，涌入经济生产。然而，大多数工作场所并不考虑员工的家庭需求，家庭中的大多数男性也尚未真正地做出调整，去适应女性角色的变化。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兼年轻的母亲，霍克希尔德自身也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照料孩子的家庭职责与完成教学研究的工作，如何才能两肩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双薪家庭承受着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加速运转带来的巨大压力，而职场母亲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为此，霍克希尔德花了八年时间，对美国的双职工家庭展开追踪，作为研究成果的《职场妈妈不下班》揭示了职场母亲被遮蔽的“第二轮班”。
而在另一本著作《时间困境：家庭工作一锅粥》（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中，霍克希尔德调研了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的职工家庭。她发现在这些员工中，家庭和工作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家变成了工作，而工作场所被赋予了家庭生活的感觉和基调。在对话中霍克希尔德表示，近几十年来美国互联网公司在这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员工几乎所有的生活和业余活动都依附于公司，同事成为邻居，而一旦工作发生变更，个人生活也会面临大动荡甚至崩溃的风险。
要么成为一个彻底的工作狂，要么只能接受“第二轮班”的负担，难道工作与家庭的失衡没有解决办法了吗？在霍克希尔德看来，男性需要更主动地参与家务劳作，工作场所也需要调整出勤制度，更重要的是提升照料家庭的社会价值。人们只有自己参与照料工作，而不是依赖外包，才能体认家庭生活的意义，建立起长久的情感纽带。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茶党逐渐崛起，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身处于美国自由派前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霍克希尔德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真正认识任何保守的共和党人，对于美国广阔地区的生活或政治态度更知之甚少，她便决定尝试倾听政治舞台另一边的声音。政治对霍克希尔德来说是全新的领域，但情感社会学的研究经验仍然作为她内在的观察视角贯穿其中。
霍克希尔德选择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茶党阵营，旨在弄清参与这场政治运动的人的真实想法。这里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居民们痛惜年轻时的原始河口已经消逝，他们最爱的钓鱼和狩猎场地也不见踪影。令霍克希尔德惊讶的是，尽管如此，居民仍然对环境保护署和环境法规怀有深深的敌意。这是为什么呢？
霍克希尔德用了五年时间做了数百次访谈，倾听这些自感被美国联邦政府抛弃的白人工薪阶层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等到2016年“特朗普现象”出现之时，霍克希尔德已经不再感到惊讶，而由此写成的《故土的陌生人》也被各家媒体评选为解释特朗普上台现象的重要参考书目。
纵观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霍克希尔德似乎总能把握住美国社会的脉动。在她极为宽阔丰厚的学术视野之下，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情感和人似乎都可以纳入研究框架之中，超脱的“局外人”视角也带给她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共情式的理解。
实际上，面向大众的写作本身就是搭建“同理心之桥”的过程。霍克希尔德用写作引领读者和她一起“关掉警报、抛却自我”，共情地理解“另一边”的感受，就像这些作品最直接面向的受众，似乎都不是研究对象本身，而是研究对象的“另一边”：“情感劳动”不仅是写给乘务员的，更是写给飞机上的乘客的；“第二轮班”不仅仅旨在说出职场母亲的共鸣，更在于提醒未尽家庭职责的男性；“深层故事”的真正倾听者应是政治光谱另一端的美国自由派选民。
但与此同时，尽管研究对象随着美国社会变迁而不断变化，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仍然在霍克希尔德的对话中时隐时现，这既包括了她看待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关乎她一直以来所珍视的价值。
作为一名女性学者，霍克希尔德见证了女权运动在美国不断发展、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三十年前，她在书中做出判断，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未完成的性别革命。三十年后，当我询问她，女性的处境是否变得更好了的时候，她的回答没有改变：真正的变革还没有完成。赋权不是女性主义的全部意义和终点，实现一个重视和共同分担照料责任的社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霍克希尔德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