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挑战疾病护理

第1章 今天的疾病护理

错失的机会千金也难买。

——小杰克逊·布朗

我们不能再否认了——整个社会的健康正处于危急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罪魁祸首一是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各类可预防疾病，包括心脏病、中风、癌症、2型糖尿病、肥胖症、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其他与饮食等生活方式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疾病；二是社会对这些疾病来源的根本性误解。

你很有可能同绝大多数人一样，亲身经历过上述当中一种或多种疾病。也许你曾因心脏病、中风或癌症失去亲朋好友，或者你自己也曾与某种疾病斗争。这些疾病都是现实恐怖故事中的反派，它们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无论是金钱的代价还是人员的伤亡，都绝对不容小觑。

仅因心脏病而过早死亡的患者每年就多达64.7万人，简直触目惊心。这比美国不少城市的人口都要多，比如巴尔的摩、孟菲斯、亚特兰大、迈阿密、阿尔伯克基和萨克拉门托。你能想象在可预见的未来，每年失去相当于其中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吗？想象一下，倘若每年都有64.7万名美国人死于一场针对假想敌的非必要战争，那么公众会有何反应，会发生多么强烈的抗议。更糟糕的是，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解决问题！而这还只是心脏病而已。其他的可预防疾病又如何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列出了2017年的五大死因1：心脏病（64.7万人）、癌症（59.9万人）、意外事故（17万人）、慢性下呼吸道疾病（16万人）和中风（14.6万人）。但关键就在于，这些死亡并非无法避免。据估计，90%的心脏病死亡2、70%的癌症死亡3、50%的中风死亡3，加上我所估计的80%的医疗事故死亡（更多的手术和癌症治疗意味着更大的事故概率），都可以通过合理的营养调理加以预防。

这些疾病可以预防，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理应如此。但与此同时，这也相当于否认了我们现行的做法。如果通过营养调理就可以避免如此多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代价，那我们为什么不照做呢？难道我们忘记了，这些绝不只是数字而已，更是千千万万过早逝去的生命，以及无数被抛下的家庭？和你一样，我也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1969年3月，我的岳母发现自己的大便带血，便去了一趟医院，医生匆匆开了一服泻药便把她打发回家了。当时她手里没钱（也没有保险），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加以避免，她就是一个糟糕系统的受害者。她既没有把情况告诉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也没有再去咨询别的医生。9个月后，当她再次回到医院时，我们才得知这一情况，却无奈为时已晚。这次她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诊断：结肠癌晚期。刚过50岁生日的她在医院里度过了接下来的3个月，这也是她生命里的最后3个月。1970年3月，在首次预约医生一年后，她离开了人世。

两年后，我在菲律宾工作时，我的父亲因心血管疾病而猝然离世。我的母亲和家里的一位朋友需要花大约20分钟穿过乡村小路才能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他不幸没能撑住。得知消息的我大为震惊。父亲并未超重，每天要在室外的农场辛勤劳作很长时间，吃的也是被普遍认为健康的美国饮食，堪称当时所提倡的“良好”行为的典范，可他还是去世了。

自那以后的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疾病已经日益成为美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这一点从制药产业的持续增长中也可见一斑。2017年，美国人的平均自付药费（包括买了保险的人）达到惊人的1 162美元。455%的美国人服用处方药，平均每天4种5，其中许多人，以及许多并不经常服用处方药的少数群体，还要服用膳食补充剂。美国还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允许直接向消费者，而不是只允许向合格的医生投放处方药电视广告的国家之一。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国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加痴迷于灵丹妙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更加健康，反而意味着疾病的常态化。

可预防疾病的经济成本与美国目前的治疗方法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一成本还在不断上升：2020年，美国的医疗费用占国家预算的近18%，相比1960年的5%增加了两倍多，总额达到3.5万亿美元。7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期电视节目报道了一项全面的医疗调查8，发现美国在医疗方面的人均支出是35个同样富裕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的3.5倍。9这并非某些人可能预期的由基础设施或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结果。事实上，每1 000个美国人仅有2.4名医生和2.6张病床，二者都低于经合组织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每1 000人有3.1名医生和3.4张病床）。根据这些平均值9，我通过计算得出，美国在药品上的花费占其医疗费用的比例远高于经合组织的其他国家（大约是其他国家的4.3倍）。我所说的“药品强度指数”这一估值，实则反映了美国过度依赖药品作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对药品的重视程度堪称空前地高。

这种治疗方法的成效究竟如何呢？依我看来，收效甚微。尽管公众和媒体中有许多评论人士指出，预期寿命的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我们对这些统计数据应当持怀疑态度。预期寿命作为衡量健康状况的简单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还要知道我们可以活得多好。如果寿命很长，却伴随着令人痛苦的疾病和伤残，维系生命会对整个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这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尽管如此，预期寿命的变化的确是我们集体健康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关注。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当大多数西方国家从贫穷向富裕过渡时，预期寿命也同步攀升。这是因为总死亡率在下降，主要是由于儿童传染病减少了。101840年以来，预期寿命以每年3个月的速度增长，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增长速度才放缓至每年2个月（一旦我们降低了传染病的死亡率，继续延长寿命的空间就变小了）。

我们的预期寿命继续以每年2个月的速度增长，从1960年的71岁增长到2014年的78岁以上。11但在2015年，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那一年仅增长了1.2个月。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尽管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统计上的意外。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接下来的三年里（2016—2018年），平均预期寿命实际上从78.8岁降低到了78.6岁，这是1915—1918年以来预期寿命持续下降时间最长的一次，彼时预期寿命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和1918年毁灭性的流感疫情”12。预期寿命减少0.2岁，虽然看似不多，但在统计学上却具有显著意义。在3亿人口当中，预期寿命减少0.2岁就意味着有600万人无法多活10年，或者有300万人无法多活20年。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称，此次预期寿命的倒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13许多人将其与服药过量和自杀率攀升联系起来，但我认为，这些死亡绝非凭空发生，且很可能与有关生活方式的可预防疾病有关联。可预防的慢性病是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慢性消耗，因此会对心理健康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服药过量和自杀行为。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相比健康问题，服药过量和自杀与经济困难的关系更密切，但正如高昂的医疗费用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现象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疾病的经济代价很高，尤其是慢性病。

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全国性研究中，来自哈佛大学和俄亥俄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2007年发生的破产中，62.1%可以归因于医疗费用。14接下来的情况更糟。上述3/4的债务人配有医疗保险，大多数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房产，从事中产阶级职业”。换句话说，这个体系已经支离破碎，即便是富人，最终也会背负累累债务。剩下的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又该如何是好呢？他们反而更容易受到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影响。与2001年的一项研究相比，“由医疗问题导致的破产比例上升了49.6%”。数字令人愤慨，但考虑到标准治疗费用上升，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用心脏支架和他汀类药物治疗心脏病每年至少要花费2万美元，而一轮化疗的平均费用从2万美元（门诊治疗）到2.6万美元（住院治疗）不等。15

不过，到2015年，预期寿命确实有所提高。这肯定是进步的标志，对吧？是，也不是。有些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近期，我们的预期寿命不断增加，与其说是由于健康状况的改善，不如说是由于应对疾病事件的策略得到改善。越来越多的癌症、中风、肥胖症和糖尿病患者都能够比以前活得更久，而心脏病患者生存率的提高尤为显著。事实上，1960年以来，我们的总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其中大约60%可以归功于对心脏病的快速治疗响应。16然而，在此期间，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新增病例）保持相对稳定，癌症的发病率略有下降（主要是因为与吸烟有关的肺癌病例减少了），糖尿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升（与肥胖率的升高有关）。诊断后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例如压力管理、身体训练和常规医疗保健项目的普及）引起了患者寿命的小幅提升，但疾病并未得到根除。10，17

把所有这些趋势放在一起，有人可能会做出初步判断，认为我们已经成功改进了疾病的治疗方法。通过更快地应对危机和改善生活条件，我们比以往更好地控制了发病率。然而，我们并没有解决造成这些疾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努力探索在使用药物以外更有效的治疗甚至扭转疾病的手段。其结果就是更多的人需要治疗，这进一步加重了医疗系统的负担。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成功的失败”，而且可能会每况愈下。一些人可能会指出，尽管药品费用的增长速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超过了医疗总成本的增长速度，但截至2019年，这一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但是美国的药品费用占医疗总成本的比例仍远高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18只要我们继续依赖药物来维持生命，对影响疾病流行的因素视若无睹，我们就得继续承受财务及生活质量方面的后果。这种“成功的失败”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在提高预期寿命的同时减少疾病的发生。然而，“欢庆的”队伍仍在继续行进。

尽管在疾病的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改进，但在治疗疾病方面仍然困难重重。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前文已经提及：我们对药物过度依赖，而药物只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生活方式的问题，反而分散了寻求其他策略的资源和注意力。此外，这些药物本身也造成了健康危机：

• 来自哈佛大学萨夫拉伦理学中心的唐纳德·莱特（Donald Light）发表了一篇报告称，“很少有人知道，处方药在获得批准之后，有20%的概率会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我在此强调“之后”一词），每年大约有274万人的住院可以归因于药物的不良反应，这还不包括误开处方、服药过量及未遵医嘱自行服药的情况。19

• “大约8 100万次不良反应发生在1.7亿名服用药物的美国人身上。”19

• 公众健康研究小组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每天有4 000多名患者会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20

• 2014年，根据医疗资讯平台WebMD引用的《消费者报告》5，近130万人“因为处方药的不良反应挂了急诊，约12.4万人因此死亡”。

• 处方药的使用是美国第四大死因，这一估计与斯塔菲尔德在1998年做出的估计近似。21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报告显示，美国每年由处方药不良反应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为10.6万。22

对这些惊人数字的一种反驳言论是，如果想要正确地评估药物的作用，我们就需要比较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受益于药效的人数。正如一份报告所述，“如果我们假设所有人（2014年估计有1.7亿名药物服用者）都能受益（于药物），那么270万例严重反应大约只占1.5%”19。然而，此处对不良反应的估计严重偏低，何况前提是所有服用者都能从药物中受益（这个假设显然过于乐观了），也没有考虑未导致住院治疗的不良反应，其数量比导致住院病例的多30倍。19

当然，我并不是要贬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医学进步，尤其是更快的响应时间所带来的回报。倘若是在今天，我的父亲或许可以更快赶到医院，知道这一点我很欣慰。同样，整个医疗系统的护理人员也令我印象深刻。根据凯泽家族基金会的统计，全美共有超过1 300万名护理人员，他们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朋友，还可能是专家和各种各样的医务工作者。23我敢肯定，他们每个人都是兢兢业业、富有同情心的健康卫士。但总的来说，我们依然步履维艰。预期寿命的下降使得美国在这方面仅仅排在全球第44位24，鉴于美国以远超第二名的绝对优势坐拥全世界最高的人均医疗费用，这排名着实令人震惊且深感不安。我们要如何调和这巨额的医疗账单与如此低的排名之间的矛盾？考虑到所有这些趋势和统计数据（极高的药物服用率、不断下降的预期寿命，以及异常低的预期寿命排名），很难相信美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倘若放任不管，这个问题并不会自行解决。几乎所有提倡使用药物的报告都受利润驱使，而其中的利润也是无可争辩的。2017年，全球制药收入总计1.143万亿美元，预期增长率为4.1%。25这超过了5个国家以外所有国家的政府预算收入。26巨额的财富带来了巨大的权力，而巨大的权力会对公众和专业人士的看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简而言之，只要制药产业拜倒在肥沃市场之神的脚下，继续从患者的疾病中大肆敛财，我们对药物的过度依赖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这种方法被证明是多么百无一用。如果我们迟迟不采取行动，社会的健康状况就将进一步恶化。

营养不良的作用

因此，答案不是要研发更多或者更好的药物，而是要真正理解和解决这些疾病背后的罪魁祸首：营养不良。

我用“营养不良”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缺乏热量或缺少某些必需营养素的饮食，但其字面意思（缺乏营养）也适用于饮食过量，而饮食过量对大多数美国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当中也包括不少贫困人口。由于价格低廉，社会中最贫穷的底层民众通常会食用单糖和余油含量较高的食物，而这两种物质都会导致肥胖，增加罹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几十年前的研究，包括曾持续长达数十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弗雷明汉心脏研究27，早已将心脏病与各种风险因素联系了起来，其中就包括高血胆固醇和高血压，而这些都是营养不良的症状。此外，一系列的国际28和移民研究29—31表明，饮食作为一种环境因素，在心脏病风险中起的作用不是次要的，而是最重要的。60多年前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1946—1958年的一项研究中，莱斯特·莫里森（Lester Morrison）博士32将一群心脏病发作的幸存者分成两组，一组为对照组，另一组为实验组。在实验组中，他要求患者减少脂肪和膳食胆固醇的摄入量，从80～160克脂肪和200～1 800毫克膳食胆固醇减少到20～25克脂肪和50～70毫克膳食胆固醇。12年后，对照组的所有患者都相继去世，而实验组却有38%的患者存活了下来。近期的一项研究2，33表明，相比莫里森设计的低脂方案（例如，在他的研究中，患者仍被允许食用少量瘦肉），如果对患者饮食进行更为彻底的转变，这38%的存活率依然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超过90%）。然而，研究结果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饮食在心脏病的预后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类似形式的证据，包括国际相关性研究、移民研究和实验动物研究，同样将饮食与癌症、糖尿病、肥胖症、肾病等联系起来。

如前所述，对营养不良之潜在影响的保守估计表明，大量由心脏病2、癌症3、中风3和医疗事故（假设对药物及其他医疗干预手段的需求会下降，从而减少了医疗事故发生的概率）导致的死亡都可以通过营养调理加以预防。结合这项研究及上述估计，你就可以看到前文CDC所列的死因的变化。

表1.1　大量死亡可通过营养调理加以预防

仅在美国，每年就有100多万人死于不必要的疾病。如果说有哪个情形符合“增长空间”一词，那么这个最贴切不过了。有了适当的营养，这些死于不必要的疾病或早发性疾病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挽救，巨大的财政负担也可以转而用于资助旨在改善社区福祉的项目和政策。

如果正如证据所示，我的评估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将营养调理作为解决方案呢？莫里森的心脏病研究明明开展于我父亲第二次致命的心脏病发作之前，但为什么他和其他许多人都依然对这项研究一无所知呢？为什么在心脏病学家、肿瘤学家及其他医学从业者的培训和实践中没有充分融入与营养相关的内容呢？既然心脏病是美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为什么我们没有兴趣汲他人之所长，向心脏病发病率极低的其他文化学习他们的饮食模式呢？35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营养的重要性轻描淡写，反而将大把的时间和资源投入侵入性手术和治标不治本的药物呢？

两个基本的观察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第一，社会中流行的文化观念告诉我们，营养不良和疾病之间仅存在一定的联系。人们对此的相信程度取决于具体的疾病（例如，人们认为营养对心脏病的治疗效果比对癌症好），但总的来说，美国社会并不认为营养不良是造成大多数疾病的主要原因，当然也不相信营养调理是首选的治疗方法。即便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承认营养的作用，它也往往只是个次要的角色。例如，可能曾经有人建议你吃得好一点儿，从而减少罹患遗传疾病的风险。营养不仅可以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甚至可以彻底消除这种风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战胜基因决定论，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们口口声声推荐“有益心脏的饮食”之类的营养方案，但所有的讨论都是浅尝辄止，而且总是与其他生活方式，譬如锻炼结合在一起。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除了不信任，我们对营养的另一种态度是困惑。这是第二个基本观察：流行的文化观念告诉我们，即便营养与健康真的密切相关，我们也仍然无法确定，最健康的饮食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及接下来的两章中，我将重点关注上述第一个观察，即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营养（不良）是疾病和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至于第二个观察，即我们的困惑影响了我们对营养的态度和运用，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进行重点阐述。不过，现在需要重申的一点是，天然蔬食依然是一种极富争议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同时挑战了在美国社会中流行的这两种观念。

以癌症为例：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营养和营养不良的问题最不受重视的领域非癌症莫属了。这也恰恰是我在研究生涯中投入了大部分时间的领域，因此，相比其他领域，要谈及人们对癌症的态度，我最有发言权了。

以下“调查结果和目的声明”是直接从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36中复制、粘贴过来的。我喜欢这个例子，因为它比大多数例子更好地说明了美国医疗系统的失败之处。

1．国会认定并宣布：

（1）癌症的发病率正在上升，癌症已成为当今美国人面临的最主要的健康问题。

（2）新的科学线索倘若得到积极、全面的利用，就可以大大加快预防和治疗癌症手段的研发进程。

（3）在美国，癌症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4）我们目前对癌症的认识是生物医学全面发展的结果。

（5）对这一可怕疾病的认识在近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为大力开展一项防治癌症的国家计划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6）为了对癌症发起最有力的攻击，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所有生物医学资源。

（7）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研究机构的计划，推动形成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富有成效的专注于健康和疾病议题的科学团体。

2．本法案的目的是扩大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权力，以推进国家防治癌症的行动。

你或许会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开端，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要加大与癌症做斗争的力度，协调使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全部资源，还要扩大参与这场关键斗争的机构的权力，谁会反对呢？诚如法案所述，癌症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些努力似乎都恰如其分，也恰逢其时。

至少，它们看起来似乎恰如其分、恰逢其时，直到你意识到，这项法案——《国家癌症法案》，并不是近期才通过的。很抱歉刚才误导了你，但我认为这很能说明问题。这项法案并不是近两年通过的，而是早在1971年就通过了，就在我岳母去世之后，我父亲去世之前。同年，时任总统尼克松签署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将选举人的投票年龄降至18岁。那一年，40美分就够买整整1加仑汽油，阿波罗14号载人登月飞船成功发射，几个月后，一家名为“迪士尼世界”的主题公园盛大开业。

显然，国会于1971年通过《国家癌症法案》之后的近50年来，时移世易。但我最关注的还是那些未曾发生改变的事情。在50年后的今天，癌症仍然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生物医学各方面的进展依然令人瞩目，对增进“我们目前的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从理解中又获得了什么好处呢？我们治疗癌症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提高，尽管我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营养的作用依然被严重低估，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1971年的《国家癌症法案》被誉为打响“抗癌之战”的第一枪，塑造它的并非恶意，而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它改革、重组了国家癌症研究所，建立了新的癌症研究中心，还标志着我们主动向最可怕的疾病发起了一场新运动。破坏这场运动的错误前提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有缺陷的假设，即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为抗癌之战配备了适当的武器，而事实上，它们的“军械库”一直以来都缺少对抗癌症最有力的武器：营养。在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27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中，没有一个是专门从事营养研究的。

会批评这场抗癌之战的不仅是营养学的捍卫者，许多知名的癌症专家对此也表示同意。在几年前发表于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37中，一位评论家很好地描述了这场战争：“尽管我们在了解疾病的发病机理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形式的癌症来说，这场战争并未取得胜利。”以下是该文作者对21世纪的癌症现状最发人深省的担忧，我相信你也一定深有同感：（1）“癌症治疗非常昂贵”；（2）癌症治疗“只能产生短暂的临床效益”；（3）“在转化后的癌细胞中，人类基因组的工具性突变和重新排列极其复杂”，因此极难进行研究。

然而，作者最终并没有要求在策略上进行彻底的转变，也没有要求突出营养在抗癌方面的作用，反倒是重点强调了“战争”这一隐喻。他描述了一种“军事作战空间”战略，它能够“囊括在所有相关的地理位置有关敌人的特征和装备、所有潜在战场和战区的精确地形图、天气及其他环境因素，以及友军及其力量的一切信息”。简而言之，他提倡的是更精细、更复杂的作战计划，但最终仍然依赖于对癌症和药物的技术性理解。作者并没有贬低抗击癌症的努力，而是主张将我们学到的知识更好地应用在技术上：“尽管‘抗癌之战’和‘杀死癌症的灵丹妙药’这两个隐喻是有用的，但考虑到癌症科学和医学知识的显著进步，我们现在应该对二者加以完善。”（我在此强调“是有用的”“现在应该对二者加以完善”。）他没有质疑“灵丹妙药”的前提，即每一种特定的疾病都可以用一种特定的药物来进行治疗，且没有任何副作用，而是鼓励我们发明一种更加完美、更具针对性的“灵丹妙药”，它只会击中目标，而对其他组织毫无损害。假设这样完美的事物果真存在（这可是个大胆的假设），我很好奇，我们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它？

与此同时，战火的硝烟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在《柳叶刀》的另一篇文章中，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保罗·维内斯（Paolo Vineis）和克里斯托弗·P.怀尔德（Christopher P.Wild）38指出：“越来越大的（抗癌）负担（正）落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肩上……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初级预防是对抗癌症最有效的方法。”这三句话我全都同意。然而，这里只提到了初级预防策略，而我要补充的一点是，现在我们也应当考虑同样的营养方案对癌症治疗的效果。如果我们的初级预防策略无法融入癌症方面最有力的研究成果，包括涉及营养的研究成果，那么组织性和结构性的干预措施将永远无法充分发挥潜力。在抗癌之战中不幸牺牲的人数与日俱增，这对我们的资源和关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是现在，这一切不只发生在美国，而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

对于癌症研究人员的策略，我可以批评一整天，但我们也不能忘了生物医学的其他分支。如果说专门研究疾病的研究人员就好比躲在地堡里研究敌人的防御手段的战略家，那么在战场上有一群骁勇顽强的士兵，我们称之为医生。我不是在责怪任何个体，我责怪的是整个系统，以及它对营养的忽视。这些士兵正在打一场注定会失败的仗，因为他们的武器、思想和行动都有局限性。有了手术刀、药片和放射治疗后，他们并不认为（或者理解）草莓、土豆和菊苣才是健康的代理人。

他们怎么理解得了呢？没有一所美国医学院在培训医生时会教授营养学方面的知识。在大约130个可以报销费用的官方医疗专科中，营养被排除在外。医生和护士就是医疗产业的门面，负责向公众提供信息和治疗，但他们在营养方面的服务或者在营养领域（那些堪称医学奇迹的研究发现上）的教育却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就好比他们被蒙上了眼睛，转了一圈又一圈，还被要求给人带路。他们有时看似在黑暗中磕磕绊绊，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相比我能想到的其他所有例子，这场抗击癌症的失败之战最突出地展示了当代人类对营养和疾病的态度。一如社会健康的广泛趋势，这场战役也体现了一种冥顽不化但并未得到回报的坚持。近几十年来，由吸烟导致的肺癌病例不断减少，癌症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会输掉这场战争。或许有人认为，面对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应该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坦然接受其他的应对手段，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是几近相反的情况。尽管传统的癌症预防和治疗策略被证实无能为力，但医疗机构依旧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营养几乎没有受到重视，任何提倡关注营养的建议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怀疑。

要理解营养为何得不到充分利用，以及对待营养的这些态度为何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有关营养与疾病（尤其是癌症）之间关系的研究史。正是在这段历史中，关键的模式逐渐浮出水面。这些模式迄今仍在无意中主宰着我们的态度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