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作家普通话尴尬

荆洪作家来了，他与唐生、江石、沈贵、黄平、刘园一一握手后说：“昆仑山文化公园里的昆仑山华夏文明奇石文化交流十分隆重，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奇石精品，这些奇石都是天然形成，未经雕琢加工。”

他说，我就爱写石头书，但是，我很少在奇石文化交流活动中讲话，我的普通话说的像南腔北调，十分尴尬。他说，一年暑假，海口大学放假，我回江城度假。我孙子是小学生，我批评他成天玩游戏，成绩上不去。于是，他要我念拼音字母，我怎么也念不准音，口齿伶俐的孙子给我纠正了几次，我始终没有办法纠正过来。于是，孙子挖苦我说：“爷爷，你批评我的成绩太差，我看，你读书时一定比我还差。你连拼音字母都念不准，谁相信你能够当大学教授。”孙子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的普通话尴尬故事。

那是一年春天，天下了一场大雨，我穿的一双新皮鞋，大概放久了，皮鞋在水里趟过去，我的右脚的一只鞋底脱了胶，与我不辞而别。我不知道鞋子掉了底，只是觉得走路一瘸一瘸。心想，是不是晚上睡觉没有睡好，脚扭了。我上电梯来到五楼，走进教室上课。我在教室里上课一瘸一瘸走动的时候，有同学悄声问：“老师，你的脚怎么了？”我说：“扭了。”上完四节课，我坐下来休息。一抬脚，发现右脚的鞋底没有了。于是，我下电梯去垃圾桶找鞋底。我问一位清洁工：“同志，请问，你看见了一个鞋子底没有？”她说：“老师，我没有看见你的孩子。”我说：“不是孩子，是鞋（孩）子底。”她说：“我听不懂？”我指着脚上的皮鞋说：“这就是鞋子。”她说：“这是鞋子，你说的是孩子。”我明白了，我说的是江城普通话，江城话的鞋子与孩子同音，我尴尬地苦笑。她摇头说：“我没有看见鞋底，清洁工又不是我一个，你也不用找了，刚才有几个垃圾桶拖走了。”我只得开车到桂林洋大学城鞋子修理店，去换了一双新鞋底。

记得武汉电视台彩桥830栏目安排“爱情婚姻家庭的节目”现场直播，电视台刘编导邀请了7个教授学者与博士，我当时在书刊周报社当编辑部副主任，兼《爱情》编辑，以科普作家身份参加。反方四个人，以江城大学著名学者、社会学家周教授领头；正方四个人，由我领头，华师大几位教授、博士参与。我们在一起进行十分钟的排练，因为当晚我们就要上现场直播的演播厅，我们每个人讲了几句，立即通过。我讲了几句江城话，编导说：“荆洪老师，请你讲普通话。”我憋着嗓子讲了几句江城普通话，在场的几个教授学者听了，一个个是想笑不好意思笑的表情。刘编导一边皱眉头，一边苦笑着说：“荆洪老师，你的普通话，有点像湖南普通话、四川普通话，南腔北调，太搞笑，你还是说武汉话吧。”我觉得面红耳赤，尴尬得坐立不安。结果，台上坐的七个人都是讲普通话，唯独我一个人讲江城话。不过，这个节目整体反响很不错。

2001年，江城市政府与华夏园林风景学会在江城举办“第五届华夏暨国际观赏石展览会”，我的《奇石与鉴赏——中华奇石馆启示录》文集由市政府资助出版，作为大会的献礼作品。江城电视台给我录制《书上有路》专题节目，要求我讲普通话，我讲了半天，脸都憋得通红，编导说：“荆洪作家，你还是讲江城话算了。”我很有点尴尬。最后，《书山有路》在电视台播放，一些文友问：“荆洪老师，你为什么不讲普通话？”我选择无语。

大概是在八十年代末，报社派我去江浙一带出差，与邮局联系《书刊周报》与《爱情》报刊发行事宜。我抽空参加一日游，大概是我说的普通话连自己都听不懂，我问一位清洁工人：“同志，请问厕所在什么地方？”清洁工人没有听清我的话，居然指了一个餐馆的方向。我准备乘船游览西湖的时候，已经交了一日游费用。大概是我的江城话导游听不懂，我的江城普通话，她还是听不懂。那天下午，我们准备登上一只游船时，一位外地游客对我说：“先生，你的鞋带散了。”我发现自己皮鞋上的鞋带散了，看见地上有水，提包没有地方放，那个外地游客主动替我提包，让我系鞋带。谁知道，我系好鞋带刚登上船，女导游一把使劲地将我拖下船，说：“先生，你没有交旅游费不能够上船。”我憋着江城腔调的普通话说：“我已经交费了。”导游说：“你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懂。”她将我拦住，不让我再上船。这个时候，船已经慢慢悠悠地离开了岸边，我与她讲道理，她说：“你的普通话我听不懂，你的江城话，我也听不懂。”我看见游船在湖泊里行驶，像空中的飞鸟一样快，船影像天上的鸟一样小。

这一下，我急得满头大汗，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百元，提包的三千元钱，不止我一年的工资。我对女导游说：“提包里有很多钱，我一年的工资都赔不起。”女导游刚开始没有听清我说什么，我掏出了记者证，导游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笑道：“不好意思，你原来是记者，被我误会是混票的游客。”我又是说，又是比划，导游慢慢听明白了，知道我的提包有三千多元钱，包括照相机、望远镜，还在游船上呢。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于是，导游一边用步话机呼叫，请已经开走的游船慢慢行驶；一边又用步话机呼叫来了一条船，船还没有停稳，我与导游连蹦带跳地上船，乘船追了上去。前方的船，正在湖泊中间等候我们呢。我终于登上那只游船，对导游说声“谢谢”，从不认识的游客手中取回了我的提包，检查了一下拉链，又谢谢那位游客。下船集合去下一个景点的途中，导游对我说：“记者与景区及旅行社联系，来采访的，可以免费；来游玩的，可以优惠。”我说：“我既不要免费，也不要优惠，只是我交了费，被冤枉成是混票的。”导游笑了：“不好意思，想不到你这个当记者的，不会说普通话，你一口江城普通话，我没有听懂。”导游的话，让我哭笑不得，十分尴尬。

2000年的时候，我出版的《发明未来——创造思维与技法》获得科技界与文学界好评，得到江城科协支持，于是，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新书架》栏目，决定给我的《发明未来——创造思维与技法》做专题节目。电视台赵编导带着记者来到荆楚大学图书馆给我录制节目，邀请江城大学王博士与荆楚大学涂教授对《发明未来——创造思维与技法》进行评论，轮到我讲话时，我提出：“我的普通话不好，讲江城话吧。”赵编导说：“这是中央电视台面向全国观众的节目，一定要讲普通话。”我开始憋着嗓子讲武汉普通话，介绍《发明未来——创造思维与技法》的内容时，结结巴巴，气得电视台的赵编导说：“奇怪，你连自己写的书都讲不明白。”我尴尬得满面通红，懂得了什么是“有地缝恨不得钻进去”的感觉。几经反复，节目录制好了，赵编导累得满脸是晶莹的汗水。后来，这个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时，我的儿子边看电视边捂住肚子笑，他的肚子笑抽筋了，

超星数字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带着编导与摄制组人员，从京都来到南海，录制《超星名师讲坛》，让我主讲旅游文化八讲，科普文化八讲，奇石审美八讲。我说：“我讲普通话不准，全国公开播放效果可能不好，我干脆只讲旅游文化与神话审美八讲吧。”后来，在南海省图书馆里，我讲了三个多小时，摄制组也录制了三个多小时。录制完毕，常务副馆长对我竖起大拇指：“讲得真好，谢谢教授。”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人们评介：“讲座有文化内涵，具有地域特色，配上图片，颇为精彩。”我的一个荆楚老乡记者来祝贺我，说：“荆洪老师，你讲的讲座我看了，生动有趣。”我刚刚一喜，记者眯起眼睛笑着补了一句：“只是有点遗憾。”我问：“什么遗憾？”他说：“你的普通话江城口音太重，有的话，不看字幕，还难得听懂。”我无语了，终于，又尴尬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