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情交李杜寄宇文　心系唐风志所安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译盛唐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专注于中国古代唐诗和比较诗学的研究。在被问到是怎样与中国文学结缘时，宇文所安总会回想起14岁时一家人从美国南部搬到巴尔的摩，每个星期都会到市立图书馆阅读文学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1911—1983）编译的《白驹集：中国古今诗选》（The White Pony：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1947），从此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中国诗歌。后来宇文所安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再后考入耶鲁大学的研究院继续深造。1972年，他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后10年执教于耶鲁大学；1982年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学，2018年荣休。宇文所安是富布莱特学者，曾获得1986年古根海姆奖学金，2018年获唐奖汉学奖。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还获哈佛大学校级教授荣誉称号。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翻译选材广泛而有针对性，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他都有所涉猎，但他的重心在唐诗，唐诗中的重心又在杜诗。杜诗全集就是他完成的英译。文学之外，对于古代文论的翻译与研究，他也有显著成果。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不仅在英语国家极具影响力，进入中国后也受到中国读者和学界的欢迎。他将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与中国学术界形成对话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展示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一）译释结合，美仑美奂

宇文所安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著名的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Frankel，1916—2003）。读博期间，他到日本留学一年，得到了唐诗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和老师清水茂（1925—2008）的指导。宇文所安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是中唐诗，原计划是按年代写成一部编年诗史，但由于篇幅较大，被导师告知超过600页将不再读下去，他只能在中唐诗人中挑选孟郊和韩愈，对两人进行集中研究。宇文所安认为两人的文学史地位一直以来被低估了。他在博士学位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中指出，在唐代儒学复古的思潮下，“孟郊和韩愈的作品中，复古主题最为突出，他们表现出比任何一位复古先驱（杜甫除外）都更强烈的道德上的严肃性和艺术上的自觉性，开启了百年来一个重要的流派”；这篇论文以年代顺序，对韩、孟的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描述韩、孟诗歌的发展。

宇文所安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耶鲁大学任教，在比较文学系教授中国文论课，课程教案在1992年顺利出版，这就是《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这本书一方面将中国文论介绍给西方学生，另一方面为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之外提供一种参考。所谓“流行的研究方法”指的是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宇文所安认为这一主流方法是从文本中抽取观念，“考察一种观念被哪位批评家支持，说明哪些观念是新的，以及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这些观念怎样发生变化”。在他看来，观念史的研究容易忽视观念在具体文本中的运作，因此该书将中国文论的文本置于本位，采用原文加上英译与阐释的模式，选取了《论语》《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和《文心雕龙》等文论中的文本，对其进行细致的翻译与介绍，此外还附有他对于术语翻译的集合和解释。这种翻译加解说的选集，宇文所安也承认难免会遗漏，因为“完全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批评史就意味着尊重那些种类不一的文本。考虑到这些文本的多样性，你要么追求描述的连贯性，不惜伤害某些文本，要么为照顾每一文本的特殊需要而牺牲连贯性”。然而宇文所安在他广泛的选材、翻译和细致的阐释下，将长久以来与“观念”不吻合的文本现实的特殊性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1996年，宇文所安编选和翻译的《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由美国诺顿公司出版，书中选取了先秦至清朝的诗词、戏剧、传奇、信件和文论等文本，总数超过600篇，宇文所安一人负责所有的编译工作。书中编排的体例也独具匠心。宇文所安以时间为线索将之划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中国早期”“中国‘中世纪’”“唐朝”“宋朝”“元朝和明朝”以及“清朝”，每个部分依据文类和主题灵活分类，适时辅之以“传统之外的其他声音”，拓宽读者对于诗文的理解。例如，在介绍孟浩然的《早寒江上有怀》时，他从“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中的“津”（ford）出发，在“传统之外的其他声音”中介绍了《论语·微子》中孔子“使子路问津焉”的情节，试图加深读者对“津”这一概念的理解。宇文所安将不同时空的文本巧妙地并置在一起，展现了这些文本在时空流变中的相互呼应与有机联系。

《中国文学选集》一经出版就受到了读者和学术圈的赞赏，至今仍是美国大多数大学中国文学课程的权威教材。然而该书出版之初就面临评论界的质疑，有学者怀疑宇文所安凭一己之力能否将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涉及作家和文类如此之多的文本准确翻译出来。对此，宇文所安指出，在编译这部文集时，“自己像是在创作一部戏剧，当你在创作戏剧时你不会让笔下的人物有相同的声音，人物因为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变得有趣”：25年的教学经验让他能熟练地唤起脑中“人物”不同的声音。宇文所安指出，在这部文集中，他的目的是颠覆美国存在的西方文化至上的观念。他深刻理解美国是一个多文化交融的国家，中国文化是其中重要且有价值的一部分。他很清楚中国文学需要翻译家作为代理人和经纪人，也乐意承担这样的职责。

（二）文史建构，突破常规

作为一个踏实勤勉的学者，宇文所安一直怀有建构中国唐代文学史的雄心。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原计划是写一部中唐的编年史诗，因篇幅原因他将研究范围缩小到韩愈和孟郊的诗歌。此后，他没有放弃写唐诗史，1977年出版了《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他在导言中指出：“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该书重在还原诗歌生成的语境，对“初唐”与此前传统的联系、诗坛的状态和诗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描述。宇文所安首先从反面对文学自由加以定义，认为必须先有一个标准和管理的背景，作为诗人超越的对象。从7世纪后期起，宫廷诗的各种惯例所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功能。宇文所安在书中对魏征、王绩、卢照邻、陈子昂和杜审言等诗人的诗作进行了细致分析，向读者展示了初唐诗如何变化到盛唐诗。

1981年，宇文所安出版了《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该书沿袭了《初唐诗》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将诗歌置于历史语境中重新理解。与《初唐诗》不同，这部书则以“京城诗”为切入点，宇文所安首先指出这是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它具有“惊人的牢固、一致、持续的文学标准”，“喜欢采用格律诗的形式”，“随着各种弃世的高尚主题被改善为对美妙的田园风光的向往，我们在京城诗中发现了对于佛教和隐逸主题的特殊兴趣”，此外京城诗很少被看成一门“艺术”，而是很大程度上的一种社交实践。盛唐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朝代的文学能在“初”和“中”之间插入一个“盛”，只有“盛唐”达到了这样的辉煌。

宇文所安的唐诗史计划至此出现了十余年的空白，他的中唐诗史到1996年才问世。宇文所安于1985年出版了《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这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是采用的形式是随笔式的论述，有别于传统重知识系统性的论著。书中提出了中国传统诗歌“非虚构诗学”的命题，认为中国传统诗歌是一种非虚构的文体，它记录了诗人、情景和时空的真实关系。

1986年出版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Remembrances：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也是一部散文式的学术著作。宇文所安指出，这是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产生的结果。宇文所安心目中理想的学术散文需要具有思辨性，应该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必须展示学术研究的成果，作者必须隐藏他的学识并且对材料善加选择。1989年出版的《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Lou：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是一部成功的比较文学论著。宇文所安在此书中论述中西诗歌的爱欲问题，在不同时期的中西诗文中发现动人的联系，发现它们的“共同语言”。两部作品在美国和中国都获得了很大成功。

1996年，宇文所安拾回唐诗史的写作，出版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这部书较《初唐诗》和《盛唐诗》的研究有较大不同，一方面此书由七篇相互联系的论文构成，另一方面此书研究的文体范围不限于诗歌，还扩展到了传奇小说。“中世纪”是一个欧洲的词语，宇文所安使用它是为了唤起读者的联想，因为“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其转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深刻的差别”。中唐首次将盛唐作为典范，并以盛唐为参照物理解自己的文化。此书与宇文所安前两部史诗的研究策略相同，即还原文本现场。宇文所安通过论述指出，中唐文人具有主体性意识空前自觉的特点。

《晚唐：9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The Late Tang：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则于2006年出版。它回归了和《初唐诗》与《盛唐诗》一致的文学史架构，对晚唐诗人杜牧和李商隐等人的诗歌创作特点进行阐述。同年，宇文所安还出版了《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同样注意到中国早期手抄本文化所导致的文本脆弱性和流动性，宇文所安所研究的对象是公元2至3世纪的汉魏诗歌，它们被视为来源不能确定的“同一种诗歌”（one poetry），他对这些诗歌的文本与作者关系提出了疑问。《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于2009年出版。该书由宇文所安和耶鲁大学的孙宜康教授联合主编，撰写团队是美国和英国的汉学家。宇文所安为上卷（1375年前）的主编，同时负责第四章唐代文学部分的撰写。

宇文所安的文学史建构总是强调还原历史语境，提出了“史中有史”的观点，认为各朝各代研究者对于诗文的取舍和判断都影响了现时的读者对于文学史的理解，因此对于文学史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叙述。既然不存在“客观”的叙述，那么较好的叙述方式则是：

讲述我们现在拥有的文本是怎么来的；应该包括那些我们知道曾经重要但是已经流失的文本；应该告诉我们某些文本在什么时候、怎么样以及为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应该告诉我们文本和文学记载是如何被后人的口味和利益塑造的。

宇文所安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量子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中。在他看来，量子物理学追求“精确”，一种文学现象或一部文学史总是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文学在生成、流传与保存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的变动的过程，而“量子论研究方法”可以“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由此宇文所安建议重写文学史应注意三点：一是对各种研究文学的方法和它们的价值有清楚的认识；二是对先入之见进行反思，依据史实下结论，缺乏史实则不能妄下结论；三是要考虑哪些文学被话语“中介”过滤留下来了，在何种程度上左右了这些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和后代的文学史书写。宇文所安在进行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唐诗史）的书写和研究中所贯彻的就是这些严谨、深刻且富有创造性的理念。

（三）杜诗全译，大展宏图

宇文所安多年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取得了辉煌且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在中西学界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016年出版的《杜甫诗》（The Poetry of Du Fu）是杜甫诗全集的英译本，这更使宇文所安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

杜诗的首个外文全译本是20世纪30年代查赫翻译的德文版；1952年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出版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和1967年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出版的《杜诗初阶》（A Little Primer of Tu Fu）等著作翻译了杜甫的部分作品。2008年至2009年，美国民间杜诗爱好者詹姆斯·墨菲（James Murphy）自费出版了自己的杜诗译本，未引起学界关注。宇文所安耗时8年翻译的《杜甫诗》是首部学术性的杜诗英文全译本，一经出版就在社会各界引起轰动。“诗圣”杜甫是公认的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诗作数量庞大，将其全部翻译成英文且进行阐释的难度不言而喻。

宇文所安的《杜甫诗》分为6卷，共近3000页，每卷由“前言”“翻译惯例”“杜甫诗”“典故”“缩写”和“补充注释”组成。他对杜甫的1457首诗和10篇赋进行了排序和译介。该书对诗作的排序参考的是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顺序，杜诗作为“诗史”诗序的排列尤其重要，宇文所安指出仇兆鳌对杜诗的编年相对可靠；至于文字底本的参考，则主要是《宋本杜工部集》和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在每一卷的“补充注释”中，他列出了每首诗的参考来源，分别有《全唐诗》《文苑英华》（wyyh）、《宋本杜工部集》（SB）、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Guo）、仇兆鳌的《杜诗详注》（Qiu）、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Xiao）和陈贻焮的《杜甫评传》（Chen）等集的编码，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宇文所安在前言中介绍了杜甫的生平和唐代的情况。在谈到翻译时，他提到查赫的德文译本是自己读研究生时的阅读材料；在此之前没有完整的杜诗英译本，只有部分杜诗的翻译。此外，宇文所安也能紧跟中国国内研究的进展，2014年，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出版，宇文在前言中高度评价此书“有可能取代仇兆鳌的版本成为标准本”，且就杜诗评注来源的精确度而言，该书已经是仇兆鳌版本的实用性替代了。由于出版时间较为接近，英译本来不及有效利用《杜甫全集校注》，但在补充注释中已附上相关编码。

纵观宇文所安的杜诗翻译，他主要采用直译的方式，不追求形式和韵律的完整传达，而是尽可能地传达诗文所要表达的含义；事实上当被问到诗歌翻译中的押韵问题时，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不必强求押韵，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美国诗，并不追求押韵，相反差不多所有押韵的现代诗都是反讽的（ironical），读者读押韵的诗，总是会产生特别的感觉”。他将繁体中文文本与英译并置，辅之以大量的校注和附加注释；杜诗量大，且用典较多，很多情况下他需要在注释中补充解释。

《杜甫诗》的出版对于杜甫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以及对杜甫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影响。2005年，宇文所安获得美国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杰出成就奖，获资助发起了出版一套“中华经典文库（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的丛书计划，致力于长期系统地译介中华人文经典，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杜甫诗》便是其中的第一个项目，由学术出版机构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读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德古伊特的网站免费阅读。他希望《杜甫诗》能进入图书馆、进入美籍华人的家庭，帮助他们认识被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诗人及其诗歌。他还在采访中表示出版“中华经典文库”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梦想，“我们陆续要进行的翻译项目，包括李白、李清照、嵇康、阮籍等人的诗歌全集。等有足够的资金后，我们可以筹划更多长期的项目，比如翻译《资治通鉴》。我们希望最终可以上达先秦，下通明清”。其宏图大志，可见一斑。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传统将成为全球共同拥有的遗产，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所有物”。宇文所安站在高格局，找到了中国文学文化保持活力的方式。

2018年4月26日，宇文所安的荣休典礼在哈佛大学举行，世界各地的弟子和著名学者齐聚一堂，参与“重申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致敬宇文所安国际学术研讨会”。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晓菲也作为学者之一参与了其中一场圆桌讨论。他们曾是师生关系，田晓菲博士毕业后两人才逐渐深交。他们于1999年结为伉俪，是一对具有传奇色彩的夫妻，更是学术和生活的默契伴侣。田晓菲现任哈佛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田晓菲负责书写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317—649）》，宇文所安负责书写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两人的研究完美契合并延续在一起，这也是他们默契关系的一处体现。此外，田晓菲还参与了宇文所安多部中文著作的校译工作，选编并翻译了《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不仅是宇文所安的灵魂伴侣，也是他学术上的得力助手。

作为老朋友，我国的季进教授出席了宇文所安的荣休典礼，记录了现场的盛况。他指出，“能够享受如此盛大的荣休典礼的人，应该不会太多。宇文所安作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更是不世出的天才，‘才为世出，世亦须才’”。他曾问宇文所安为什么想退休，宇文所安笑答想体会自由自在的生活。其实所谓的自由，对于宇文所安来说是学术上的自由。宇文所安将大量中国文学与文论翻译到西方世界，并对其进行细致地阐释；他的研究重心在唐代文学，他用独特的视角重写唐代文学史，凭一己之力将杜诗全集译为英文，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宇文所安曾在不同的场合提过自己的各种学术研究和翻译上的想法、计划，可见即使荣休，他也将继续给学界和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将中国文学的研究和传播推到更高的境界。

宇文所安主要汉学著译年表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At Madame Huang's house，blossoms fill the paths：

Thousands，tens of thousands haul the branches down.

And butterflies linger playfully—an unbroken

Dance floating to songs orioles sing at their ease.

——“Alone，Looking for Blossoms Along the River （Sixth）”，
trans. by David Hin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