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坏消息，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癌症领域的坏消息也是不断涌现，接踵而至的。例如，在近期（20～30年）内，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仍将居高不下，且还在往上攀升的过程中；癌症的疾病谱与以往大不相同；难治性癌症还会增加；晚期患者依然不少；虽然新的疗法的确很多，但其代价昂贵，临床治疗似乎仍旧有点黔驴技穷；很多来找我们的患者已经是各种治疗方法都用过了，江郎才尽，确实很棘手……

（一）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还会攀升

目前，非传染性疾病是全球人群的主要死因；癌症则已成为21世纪64岁以下人群死因的首位。并且，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预防意识的增强，脑卒中和冠心病等的死亡率相对会明显下降；比较而言，癌症将成为阻碍预期寿命增长的主要疾病。曾有统计资料预测——把英国/美国的数据综合在一起，男性2020年还活着的，当中将近一半（48%～54%）一生中会生癌；女性则超过三分之一（34%～44%）一生中会生癌。也就是说，现在活着的人中，接近一半的人，一生中会与癌症打交道。换句话说，生癌将是人类的新常态。根据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现在全球172个国家中，癌症是其中91个国家70岁以下人群的第一或第二大死因。

2019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2018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该报告对全球185个国家36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了评估。

2018年全球癌症上升至1810万新发病例，其中肺癌发病率稳居榜首，新发病例为2093876例（占11.6%）；其次为乳腺癌，2089000例（占11.6%）；再次是结肠直肠癌，1800000例（占10.2%）。在死亡人数方面，2018年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约960万人；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约为180万人；其中，男性肺癌死亡率为22.0%；女性肺癌死亡率为13.8%。

数十年来，我国癌症发病呈快速上升趋势，且这种上升趋势是与世界同步的。研究提示：癌症负担的日益增加主要是由老龄化造成的。在中国，现阶段癌症发病率远不是世界最高的，我们现在还远没达到世界水平。世界上发病率水平最高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等。

2018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430万例，其中，肺癌新发病例为774323例（占18.1%）；其次为结肠直肠癌，521490例（占12.2%）；胃癌，456124例（占10.6%）。中国肺癌的人均发病率高于全球平均数；肺癌新发病例约占全球肺癌新发病例的37%。且肺癌死亡人数位居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首位，约为63.1万例，占全球肺癌死亡的35%；其次为胃癌（38.8万例）、食管癌（37.0万例）、肝癌（32.6万例）、结直肠癌（30.4万例）等。

全世界罹患癌症的人数在“迅速增长”，到21世纪中叶，癌症将成为全球头号“杀手”，也是阻碍人类预期寿命延长的最大“拦路虎”。癌症发病率持续上升，究其深层次原因，人口老龄化是其最主要因素；其次，信息技术的提高，使得各地癌症发病人数统计更加全面准确，促使数字提升；再次，诊断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确诊人数随之增加；还有生存压力剧增，以及污染、生活方式骤变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患癌人数的增加。

最后，须明确指出的是：癌症发病率的这种上升趋势，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与人类进步相伴随的客观现象。其因素复杂，平均寿命延长则起着基础性作用，基于此也可以解释为何越是发达国家，癌症的发病率越高等奇特现象。

（二）疾病谱变化，兼夹情况更复杂

曾经，癌症在中国的死因排位很是靠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剧变，我国人群的疾病谱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传染病为主逐渐转向慢性病为核心，这是当代疾病发展的总趋势。

据中国卫生部门记载：1957年，我国城市居民死因前5位依次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肺结核、消化系统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还没有踪影；60年代后期，恶性肿瘤第一次出现在死因顺位中，排进前五；1975年挤进了前三位，排在脑血管疾病和心脏病之后；而到了2014年，恶性肿瘤升至我国城市居民（64岁以下）死因的首位。

21世纪初，我国进行了3次死因回顾调查。第1次调查发现，我国常见癌症多呈地域性聚集。在这些地域内，1种或几种癌症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我们称为癌症高发区。如肺癌高发代表区域在云南宣威，与当地人爱吃熏制的火腿、常年用敞开的燃煤炉取暖和做饭等生活方式有关。鼻咽癌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其中又以广东为多见，被称为“广东瘤”（恶性肿瘤的命名能冠以地名，这是唯一的一个）。肝癌高发代表地区则是江苏启东，肝癌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癌症，全球大部分肝癌患者都在中国；究其原因，一是与乙肝病毒感染有关，这些地方的乙型肝炎患者本身就很多；二是启东一带气候潮湿，农民收下的粮食晒不干，容易发霉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很强的致癌物，农民经常吃发霉的粮食，容易罹患肝癌。

第2次调查发现，恶性肿瘤死亡呈快速增长趋势，原有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死亡率居高不下；肺癌死亡率快速增长；乳腺癌、肠癌等亦呈上升趋势；且农村增幅大于城市；原死亡率水平较低的省份其增幅则大于原死亡率水平较高的省份；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某些肿瘤高发的地区。

第3次调查发现，大部分原高发地区的高发癌，如胃癌、食管癌、肝癌、肺癌、大肠癌、鼻咽癌和宫颈癌等的死亡率水平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间差距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已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一些地区原高发癌的死亡率已经有所下降，甚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20年来，随着对人类基因组的认识加深，最新研究显示中西方癌种有很多不同。肺癌先后取代胃癌、肝癌，成为我国病死率最高的癌症。究其原因，在于吸烟人群的增加、空气环境污染及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紧随其后的分别为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同样，我国癌症谱的分布特点呈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存的局面：城市地区肺癌、女性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农村地区消化道肿瘤，如胃癌、肝癌、食管癌等仍旧相对高发；男性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女性。

癌症异常错综复杂。因种类不同，它们的进化和体内的转移等因素也全然不同。即便是同一种类型的癌症，也往往千差万别。临床上，癌症患者的病情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多数时候夹杂着多种错综复杂的疾病。人们需要区别对待，因人制宜。如谭先生是肝癌患者，2000年手术，手术不太成功，2年内出现腹壁种植、局部复发、膈顶部有病灶等多次反复情况；而他多次住院前后结识了十四五位同样病情复杂的病友，除部分后来接受中医药和综合治疗后尚活着以外，其余已先后去世了。故吴孟超院士曾动情地说：“肿瘤的确是当前医学面临的大难题，我是搞肝胆肿瘤的，搞了几十年了，虽然疗效有所提高，但是提高得还是不快，而且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虽然，近几十年来无论是科研还是临床，都斥巨资投入；癌症天书似乎也被撕开了一个个小角；每次新疗法铺天盖地地介绍后，也能激起阵阵涟漪；但大都很快复归于平静。其实，对于癌症的复杂性，我们仍处于“盲人摸象”阶段。离完全认识它，征服它，或者根治它，还相距太遥远！我们始终认为：医学虽从整体上说已然成为一门科学，但临床诊疗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人们的经验、学识、灵感等，带有浓厚的技术与技艺等的色彩。而数千年来沉淀的博大精深之中医药学，除有理论认识等丰富内容外，更值得重视的是诊疗经验。特别是疑难杂症纠治经验，对于错综复杂的肿瘤，有时能从古人验案或经验中获取启迪，或可“柳暗花明”。

刚刚去世不久的吴孟超院士，虽是一位外科大夫，有70余年肝癌手术治疗经验，却对中医药特别看好。他不止一次地说，肝癌患者手术之后，往往就靠中医药维持而活着。他曾说过，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为一位肝癌患者做手术，50多年后该患者还活得好好的，就是靠中医药善后治疗。因此，癌症情况复杂，更需要综合方法，包括中医药等来综合维护、调整及改善。

（三）晚期患者有增无减，黔驴技穷者众多

医学界普遍认为，高于1/3，甚至1/2的癌症是可以有效预防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早期癌症筛查，是目前世界各国癌症专家公认的预防癌症的两道重要防线，尤其是杜绝不良生活方式、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等。大量临床数据表明：癌症Ⅰ期的治愈率高达90%以上，Ⅱ期为80%以上，Ⅲ期则降为40%以下，Ⅳ期则不到10%。虽一直这么强调，但现实中为防范须主动采取行动，如杜绝不良生活方式等，人们做得并不好，大都存在侥幸心理，以至于我行我素，导致在我国就诊的癌症患者中，晚期患者依然不少，有60%～80%的患者刚到医院确诊时，就已经进入中晚期，包括肺癌、胃癌、胰腺癌、肝癌、宫颈癌等，这些癌症大多早期没有征兆，到了有症状才注意，多数已属晚期，治疗常常很被动了。

根据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我国胃癌早期的检出率低于10%。2018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通过多中心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发现，2005-2014年间，中国肺癌的ⅢB～Ⅳ（中晚期）的比例从41.9%增加至47.4%；Ⅱ～ⅢA期（早中期）的比例则从41.9%降至31.5%。其实，只要提升10个百分点，就可以减少一大批癌症患者的死亡率！可惜，唯到痛时，方知有病！“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四）治疗之困境——神药不神，精准不准

关于癌症的防治问题，虽然近年来人们在对抗癌症方面发明了不少方法手段，诸如微创治疗、靶向药物治疗、免疫治疗等，但多数情况下似乎人们常处于黔驴技穷状态；在部分有效或仅是早期有效等情况下，不少人很快出现耐药或罔效；更有因不合理使用（特别是过度乱用、滥治等）还枉送了不少人的性命。本书主编十分敬仰的著名哲学大师高教授，患肺癌后早期疗效不错，被人劝说加强治疗后，在某医院做微创治疗，老人信心十足地自己走进医院，几天后则直挺挺地送了出来。主编何教授的老友，三航局某领导，患肝癌3年多其病情控制得很好，本计划与主编一起去杭州踏青，行前在他人劝说下试行“预防性”微创，加强及巩固疗效，不料横膈打穿，当即休克，随后高热不退，严重感染，几个月后死于多脏器衰竭。主编去看他时，老泪纵横，却无力应答，好不伤感……花了大钱走得更快，可不哀哉？而这类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上演着，以致社会上出现另一极端反应——绝对排斥高科技手段！表现在部分患者身上，凡这类治疗及检查一概拒绝，有的还极其顽固；表现在某些医师身上，则把他不了解的一些疗法说得一无是处；有的中医师甚至对凡用过放化疗的患者一概拒治，不予接诊……不仅手段上黔驴技穷，观念上更表现为教条主义倾向，好不悲哉！

针对上述窘境，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赖少清主任医师认为存在着“神药不神，精准不准”[7]的尴尬，人们并没走出癌症治疗的泥潭。如靶向药物一度给人带来战胜癌症的希望，被认为是神药，但实际使用后并没那么神奇。原因在于：①靶向药物不能治疗所有癌症。②不能彻底治愈癌症，只是延长生存期。③也有不小副作用，且不能精准地选择癌细胞。赖少清在《癌症的现状与困境、希望与出路》一文中，分析指出癌症问题陷入泥淖是因为“癌症理论的困境”，“生物医学模式的基因突变理论不能解释癌症的全部现象，不具备成为理论假说的条件”；进入新世纪后美国部分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确有下降，但“美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的真正原因得益于美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对癌症的过度诊断的减少”，而不是癌症治疗上的根本性突破。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有一句名言：“知道是谁生了病，比知道他生了什么病更重要。”但在生物医学领域，到处充斥着“生物至上”“技术至上”，人们忽略了“人本”精神，忘记了医学的本质首先是敬畏生命，呵护生命，而不是其他。这一现象，在肿瘤治疗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癌，人们一心只想征服它，无论何种类型癌，一定是类似程咬金式的“三斧头”开局：手术、放疗、化疗；当今则再加上各种新方法，轮番使用，也不管肉体之躯能否承受！一旦“三斧头”之类的征服性措施“没辙”，便乖乖地缴械投降，患者只能认命等死。即使现在提倡的精准/靶向治疗等，亦不外如是！对治疗后病情曾一度稳定，后因种种因素而某些指标又现异常者，出于本能，常习惯于再次无休止地祭起化疗/放疗等老法宝；有的甚至病情十分稳定，仅仅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复发或转移，就漫无目的地靶向或生物免疫治疗一起上，直至生命终结。且美其名曰，为了安全保险起见！以至于“癌未治好，人已走了”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出现。

说到底，这其实是人类对癌症本质及生命意义缺乏重新探寻及深入思考的恶果。在人们眼中，只有“癌”这个恶魔般的病，却把生命延续及其生活质量等都抛诸脑后。其实，多数情况下癌症只是慢性病，有时只是比较难以治疗而已！这些都已成为人们共识。慢性病通常不讲治愈，人们不应该一味强调“征服”，完全治好。而且，从临床看，很多慢性病（包括癌症、冠心病、糖尿病等）有时的确还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治愈之策。人们须知（无论是医师，还是患者，抑或家属）：医学的宗旨，呵护生命重于征服疾病（包括癌症）！追求活下去，才是时刻努力遵从的第一要义。故呵护生存质量及生存时间应该和控制瘤体之大小及指标是否正常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甚至，前者的意义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