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建设兵团苦乐记忆

春天，中苏军队在黑龙江上冰雪封冻的珍宝岛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随后双方在边境陈兵百万，苏联领导人甚至动了对中国核基地做“外科手术”的念头，后来受到了美国的坚决反对而作罢。

从20世纪50年代崇拜追随的“苏联老大哥”，到60年代的“苏共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再到70年代亡我之心不死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这个北方邻国的形象不停地激烈转换。

1970年，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北京知青前去插队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农场，因为分布在边境线上，很快地进入了军垦编制。

劳苦，平淡，青春着

1970年的4月，云南省农垦总局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陇川农场改称云南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拉线分场最临近国境线，排序为一营。生产队改称为连队，连长以上的各级正职由一批新来的现役军人充任。香料厂改为独立排，但是没有现役军人来当排长。

我们这些知青都改叫兵团战士。虽然远离中苏边界，但在最西南的边疆，也常有实际的敌情出现。界河对岸就有国民党残余部队撤走后留下的武装土匪和情报机构。60年代初，我们陇川农场就出过一位全国闻名的女英雄徐学慧。她为保护银行的钱箱，被土匪砍断了双手。晚上我们常常要紧急集合摸黑“出情况”。香料厂独立排也有两支抗美援朝时期的仿苏50式冲锋枪。有专职的保卫人员，每天晚上背着枪，围着香料厂巡逻。

虽然成立了兵团，也常常有夜间的突然拉练，但知青过的还是农场插队的日子。

独立排长杨明伟，保山人，当过兵，高身条，背微驼，嗓门儿大。他是香料厂八个北京知青的贴心人，他从不端着进行什么“再教育”的架势，而是千方百计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我是知青里唯一的高中生，杨排长特别爱跟我聊天。排里写报告，出大批判专栏，刷大标语都安排我去干。他出去办些“外交”活动，比如应邀参加傣族村寨的婚礼；到山上景颇寨子买木柴（香料厂烧锅炉的燃料，按方计价。景颇人把木头截成段劈开，用马帮运下山）；老杨总是带上我，让我大开眼界。

香料厂停工检修的日子，非技术工种的人被派外出打工，干些卖力气的杂活。我正值年轻力壮，并不发怵，反而喜欢每天都能干不同的活路。

比如打米，要把装满八十斤稻谷的竹筐甩上肩膀，在狭窄的跳板上奔走，送进碾米机，这对我渐渐成为小菜一碟。

比如去砖厂帮工，赶水牛把泥塘里的硬胶泥块和水踩踏搅匀，用于脱坯烧砖。赤脚下到冰凉的泥塘吆喝起水牛，如同在沼泽里跋涉，牛和我每一次拔脚都很吃力。这个活儿体力消耗极大，牛都曾经被累死过。干一上午，我饿得一口气儿吃过两斤米。

最累的还是进山扛电线杆，先要进山钻到茂密的林子里，把景颇人事先砍下，去掉枝杈的树干费力地拖出来。再两人一根上肩，喊着号子走二十里山路，一路不停地换肩、打尖儿，走走停停扛回农场。崎岖的山路，空身走都不容易，更别说每人肩膀上百十多斤的分量。到家肩膀红肿几天不退，两条腿疼得迈不开步子。

其实，这种强度的劳动在云南兵团里还真算不得什么。那些种橡胶的农场，“学大寨”突击月，知青开荒挖营养坑，每人每天定额挖土方2.3立方米，手上磨血泡已经不算什么了，十个小时以上连续挥舞锄头，腋下都会磨得鲜血淋漓。

我到陇川第二年，生活上已经逐步适应了。滇西一年只分雨季、旱季，终年温差不大。不像滇南的西双版纳又热又湿，连蔬菜都不能生长。陇川的雨季从5月到11月，有几个星期几乎不停顿地下着倾盆大雨，空气里湿度极大，桌上碗里放一块石块一样的盐巴，过上一夜，就被空气中饱含的水分融化成一碗盐水。跨越冬春的旱季，日子反而很好过，风大，干燥，晴空万里，而且气温很宜人，是水果和蔬菜的高产期。

北京知青不分男女，都被定为农工二级，工资加边疆补贴，月收入28元5角。伙食费每月8元钱。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的收入水平高过同期中国大多数农民。家境不太好的知青，每月还可以往北京寄一些钱补贴家用。陇川的主食是大米，每人每月定量38斤，足够一个男生往饱里吃。队里三个月杀一次猪，每个职工可以分两三斤肉。老职工就把肉拿回去，风干做成腊肉，或者炼成猪油全家慢慢吃。北京知青，尤其男生，分到肉一通狂吃，吃到肚歪，过两天又重新过上和尚一样寡淡的日子。

香料厂几个女生更能跟老乡们打成一片，互通有无，把家里寄来的酱油膏、细挂面送给老职工，被视为至宝。由此食堂开饭时，她们会端上一碗米饭，钻进老职工们的小伙房（用土坯、茅草搭建的矮小厨房），能够吃到豆豉、酸腌菜，甚至有牛肉干巴和油炸花生米的待遇。

男生们想解馋，就得等到“街（当地读gāi）子天”，步行七八公里，到一个叫作章凤的边境口岸赶街（赶集）。在一个个比邻的摊位上，可以买到用稻草捆成一串的鸡蛋、水牛肉、猪油、蔬菜，以及菠萝、番石榴、榴梿一类热带水果。卖东西的都是傣族女人，讨价还价的水平很高。景颇人住在山上，到达街子上比较晚，女人卖完背篓里的东西，男人就立刻拿钱去买酒喝。也有从缅甸“洋人街”过来的青年男女卖日本尼龙、听装奶粉、冒牌的瑞士手表。章凤街子是当时西南边境的一道独特风景，商品比内地的城乡集市都丰富得多。二十多年以后，缅甸的翡翠、玉石，甚至走私的毒品，也是从这里开始进入内地的。

男生们赶街，搭伙去国营食堂大撮一顿，肉菜3角，素菜1角。大锅菜，烹饪手艺不高，却足以解馋；女生们则喜欢在傣族女人小摊上，要一碗豌豆粉或是米凉粉。黄黄的、颤巍巍的一大块豌豆粉，用竹片片在小碗里，佐料任凭食客自己加，十足爽口美味。

北京的男生女生一开始彼此授受不亲。后来上海、成都知青陆续来到兵团，年龄虽然不大，倒能像小夫妻似的成双成对温馨相处或是翻脸吵斗，这才让老大不小的北京知青渐渐“情窦初开”，享受“食色，性也”的幸福。但是很少有人谈婚论嫁，因为兵团规定，单身职工可以享有两年一次的公费探亲；结了婚的探亲假就没了，甭想回北京看望爸妈啦。

王小波《黄金时代》故事原型

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小波，也是陇川农场的北京知青，我和他们二龙路学校的一帮教育部子女都很熟，有时候见破衣拉撒的他在人群外戳着，不大和人说话。

他所在的十四队，是一个水稻连队，活计特别苦。在内地，农民种水稻也辛苦，犁田、耙田、育秧、栽秧、中耕直到收割，全要泡在泥水里。内地农民平均一人也就只有几分水田，但是在陇川农场，田地广阔得无边无际。栽秧期之长，一直要栽到前面的秧苗长成稻谷才结束，腰还没展一展，马上又要转身去收稻子。云南兵团的劳动强度之重，不是一般农村可比，也没有黑龙江、内蒙古兵团猫冬的喘息。

那些女同学，在冰冷的水田里，一泡就是水稻的一个生长期。到了雨季天天下雨，披一块塑料布，照样得出工，整天衣服水淋淋地贴在身上。劳动定额非常高，周末还要早晚两头摸黑地“放卫星”。当初见到蚂蟥就要惊叫的北京女孩子，如今只好任由蚂蟥爬到腿上，吸饱血，再自行离去。泡在泥水里的双腿，总是鲜血淋漓。劳动强度和环境，对那些还不到20岁的北京女孩子，日后造成的身心伤害可想而知。遇到“放卫星”，香料厂也会停工支援，苦虽苦，也就是咬牙力挺半个月的事儿，和那些水稻连的女孩不能比。

王小波后来的小说杂文，许多都取材于陇川农场。没有太多苦难的痕迹，有的却是浪漫甚至情色。也许这正是他的超凡之处。

在他的著名小说《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思扬私奔，在私搭的草棚里做考拉熊状的情爱故事，时空就设置在我和高潮放牛的同一片草场。王小波著名随笔里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会学糖厂的汽笛声，让地里干活的人们有了提前收工的借口。我们那会儿干活，中午就是听着糖厂拉响的汽笛声收工。

王小波逝世十周年时，《三联生活周刊》曾派出记者，去陇川农场考察《黄金时代》里面陈思扬的生活原型。了解王小波所在的十四队有没有一个漂亮队医，进而和他有过情感纠葛。结果无功而返。我看过相关报道后开玩笑说，应该来采访我，只有我知道前因后果。

沉默寡言而又酷爱读书思考的王小波，在农场的生活一点都谈不上浪漫。一米九的瘦高挑儿，平时就有腰病，而在水稻收割季，连续几周“打掼斗”（整捆的稻谷，甩在一个大木斗里反复摔打，用以脱下谷粒），把他累得得了肝炎，住进了团部医院。

团部医院有一个姓陈的医生，卫生学校毕业，三十岁出头，刚刚离婚，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独自过活。陈是窄脸，大眼睛，长头发，好身材，文静而飘逸。在边疆蛮荒之地，应该算是女神级了。当时她正在和也因患上肝炎住院的北京知青大L有声有色地谈恋爱。同病房的小波一不留神成为旁观者。大L所在的拉线二队，挨着香料厂。大L和我同校，老高二，戴一副黑边眼镜，文质彬彬，比较闷。他和我的住处同在一道山坡上，独住一间小屋，门总是关着。

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在医院，大L和陈两人渐渐陷入情网。陈应该比大L大五六岁，尽管周围议论日多，两人并不为所动。大L出院，陈依然经常搭牛车跑十多公里到二队来看大L。别人多有侧目，我却对他们的执着相恋充满了钦佩。后来两人竟然修成正果。70年代末，陈带着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随大L回北京拜见公婆。

在北京，我家和大L的家隔着一条马路，因此能完整地讲出这段故事。想必王小波并不知道，也不关注故事的结局。以他天才的想象力，当时躺在医院里，旁观姐弟恋的轰轰烈烈，足够给他后来的小说提供灵感。

感受生命的脆弱

陇川坝子虽然远离林莽，仍是“烟瘴之地”。人的生命格外脆弱，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我到香料厂后两三年里，身边起码有七八个青壮年男女，莫名其妙地死了。过上几天，活着的人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到云南不到一年，就有两个同去的北京知青相继死去，近年去云南回访的知青说，想去凭吊两个“插友”，却连坟都没有了踪影。

两个知青都是男孩，都是我的朋友。

一个是18岁的朱正祥，人很文静和气，看不出家境非常贫寒。他在山上修水电站，中午午休睡在床上，被对面草屋里一个北京知青玩弄一支三八老式步枪，走火打中。子弹穿过三根竹柱，从他弓身熟睡的后背打进去，穿过半个身子进入头部，哼都没哼一声就死去了，平静得表情都没有变。

另一位死者是20岁的赖小林。高大帅气，爱打篮球。父亲是位将军，一个兵种的副司令员。“文革”中曾受审查，刚刚恢复工作。小林没有干部子弟的傲慢，干活玩命。连里水源不干净，他染上了肝炎。据说他是一种特殊体质，只要感染肝炎，立即会恶化为急性黄疸性肝萎缩。团部医院治不了，送到芒市镇，第二天就去世了。

正祥的丧事，是我和另一位老高中生宛金泉（北京著名饭庄“烤肉宛”创办人的嫡孙）一起与营部谈判的。我劝阻了同学们一些过激的要求，只请求最大限度抚恤他孤苦的老母亲。墓地在一个山包上，是我选的，墓坑的方向朝着北京。全营七十多位知青都赶来送葬。营部领导如临大敌，怕闹成群体事件，再三叮嘱我，不许领着大家唱《国际歌》。一口薄木棺材、一块简陋的石碑，了却了一个花季少年。

小林的丧事办得比较隆重，刚刚复职的将军，派夫人飞到昆明，从昆明军区到建设兵团，多位首长陪同赶到陇川。入殓时遗体已经变形，不敢让母亲看儿子最后一眼，一直哄着她。葬礼那天，营团领导戴着白口罩，参与抬棺。一口薄棺抬到山顶，急忙入土。等母亲赶上前来，眼前已经是一抔红土。做母亲的那歉疚而绝望的哭号，让周围的知青和军人都为之撼动。

老夫人走后，没有人记得要为小林立一块碑。知青在谈判时，提出要能喝上洁净的水。营里出钱打了一口井。这是小林留下的唯一痕迹。

学代会、大幅宣传画的挥洒自如

当时全国有一种颇具荣誉色彩的活动，叫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云南建设兵团也不例外，从团到师到兵团，逐级召开，极为隆重。代表是从基层由群众推选出来的，集中起来“讲用”，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团里召开“学代会”，讲用稿都要提前拟好，并通过审查。每个营抽调一两个知青，或者有文化的农场子弟，在团宣传干事的带领下，组成一个班子集中写作讲用稿。在杨排长的力荐下，我被一营推荐进入写作班子。

大多数被推选的代表都堪称劳动模范，吃苦耐劳却没有多少文化。他们的事迹，往往出于质朴本分，并没有和学习某一条语录有多少瓜葛。

当时的文风是一堆假大空的言辞堆砌，句句是空话，让人不知所云。

所以我自己在整理讲用稿时，坚持要把当事人模范事迹的细节挖掘出来，当然也要找几段应景的语录做标签贴上去，我还免不了这个俗。

我至今还记得写过的六连一个老职工的讲用稿。六连有一块飞地，离连队很远，派人去耕作，每天几乎一半时间耗在路上。连里于是决定派单身职工老段住到那边干活。老段二话没说，背一小袋米，牵上头水牛就去了。地头有个窝棚，成了睡觉吃饭歇息的地方。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很自觉，从早到晚赶着水牛犁田，忙个不停。

眼看栽秧的季节到了，田还没有犁完，偏偏又赶上他拉肚子，一会儿一趟地往田边跑。后来他嫌麻烦，干脆把裤子脱光，一边赶牛犁田，一边任由跑肚拉稀不再理会。听上去很不雅，文中贴了什么样的政治标签也忘了，但是这段细节，我一辈子都记得。

“学代会”开过，我被团部留下，借调到政治处搞宣传。

工作很杂，包括写材料，搞报道，刷标语，画宣传画。技不压身，学过的本事没想到这会儿都用上了。

政治处除了徐处长是现役军人，副处长是个造反派。还有几位老干事，都是1956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中尉、少尉。他们多是1949年前后入伍的学生兵，对我这个北京知青非常友善。比如说团里第一大笔杆子李宗博，团部领导讲话和文件都由他起草，他能一边抽着烟，一边跟人聊着天儿，一边写稿，一下笔几十页稿纸，不但没有错别字，也很少修改，一气呵成。老沈，美术字写得特别好，经常带我上街用魏碑和黑体字刷标语。他教我黑体字的横竖笔画中段都要往里收，这样字体显得格外挺拔。

和我一起画画的老兄，叫杭来宝，是1965年来农场的上海支边青年，在团机械厂做车工。他绝顶聪明，特别能聊，人缘极好。他无师自通地学画油画，团部、营部影壁上的大幅肖像，都是他画的。包括毛主席去安源、登庐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的造型、用色，多和原作无二，非常专业。

与来宝合作过最有趣的事是画大幅革命宣传画。我们在十米长、三四米宽的木框架上绷上帆布，爬在梯子上，用大号的油漆刷，蘸上油画颜料，调和油漆，每天在露天一口气儿干上十个小时，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才画好。这样尺度的大画，我后来再也没有接触过，可以用“挥洒自如”形容那时的享受。

在“文革”中，这种源自电影院海报的大幅招贴画，曾在全国风靡一时，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堂的壁画同样具有教化作用。画面上自然有工农兵手指前方，各族人民阔步向前，同时少不了一颗红太阳在画面上方闪着金光。

虽然是无师自通，但是我和嘴角叼着一截燃尽了的手卷毛烟的来宝反复揣摩切磋，很在意素描黑白和色彩冷暖关系的把握。无论做什么，必须要达到专业水平，成为我后来做一切事情的最低标准。

记得最大的一幅画，由警卫排的一群小伙子吃力地抬着，固定在团部新建大礼堂的一面山墙上，面对熙熙攘攘的弄巴街子。

后来许多成名的画家，“文革”中都有过这样一番历练。军旅画家陈雄勋告诉我，他画在景洪街头的一幅民族团结宣传画上，所有穿着紧身短上装的傣族女性胸部都画得十分丰满。几个街子天过去，画面上这些女人的胸部都被人摸得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