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革命小将变“知青”，梦断云南边陲

至今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时我还不到20岁。

1969年5月15日，北京火车站。一列硬座车厢组成的专列，即将从北京发往昆明，车上清一色15岁到19岁的中学生。面向站台的车窗全部开着。所有孩子都扑在车窗上，和站台上送行的家人、同学急切地交谈着，叮咛着。一切温馨而平静。

忽然，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划破了站台上的温馨，火车车厢发出“咣当”一声沉重撞击，开始缓缓启动。场景顿时切换，仿佛打开了一道眼泪和哭号的闸门，车上车下，哭声震天，淹没了一切。

前后两年，这几乎是北京火车站天天要重复上演的戏码。被敲锣打鼓送到街道办事处，注销了北京城市户籍，奔赴遥远艰苦的农村、农场，是被称为“北京知青”的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再见了，北京

我并没有挤在窗前。按照我们家多年的规矩，出门，家人是不送行的。当天中午，在北京六十二中教书的母亲从学校提早赶回家，给我炒了一盘要放很多胡椒粉的蒜烧鳝鱼，那滋味终生难忘。后来我一生走遍大江南北，在饭馆里见鳝鱼就点，但是再也没有找到那种“妈妈的味道”。那天，大哥安平和弟弟安宁都回不来，我和姆妈两个人默默地吃了午饭。饭后，姆妈赶回学校上班，我打了一辆每公里两毛钱的三轮摩托出租车，拉上一个装着我今后生活全部家当的箱子，一个人去了火车站。

火车开始移动。突然间，越过同学们的肩膀，我看见站台上的人群中站着一位老人，目光有些木然，右手机械地挥着一本小红书——当时全国人民的一种标准动作。是父亲，是父亲。我一下子扑到窗口，大叫：“阿爸！阿爸！”不知什么时候，他一个人赶来北京站的——当时他还在单位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阿爸的目光急切地沿着眼前划过的车窗寻找着。终于，他看见了我，眼睛一亮，紧紧抿着的嘴角露出温暖的笑容。月台已沉浸在一片高分贝的哭喊中，他只是举手无言地挥着小红书。随后，火车加起速来，父亲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我们始终没能说上一句话。

想不到，这就是我们父子俩所见到的最后一面，三十秒钟，生离死别！这无言的一幕，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满载离别之情的火车走走停停，足足开了四天四夜，最后在云南楚雄州一个叫“一平浪”的小站停下来。分配在滇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农场的一千多名北京知青，在这里换上解放牌卡车组成的车队，晓行夜宿地沿着曲折惊险的滇缅公路开了七天。

不见首尾的车队时而跃到雪线之上的高黎贡雪山，时而下到猴子在芭蕉树上跳跃的澜沧江谷底。路好像没有尽头。

途中到达一个叫作保山的古老县城，前面就是在抗日战争时，中日军队浴血争夺的澜沧江大桥。队伍中突然传出消息，说再往前就是蛮荒之地，麻风病横行。女孩子和年纪小的同学，开始想家想妈妈，哭着闹着，再也不肯上车往前走。

我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北京已是万里之遥，没有了户籍，再也不是北京人，没有了粮食、副食、棉布的定量供应，断绝了回头路，经过了三天的整顿，车队继续前行。

5月30日，我和来自北京西城区的302名初高中同学一起，到达位于中国地图上最西南端中缅边境的陇川农场，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能到云南农场，是我主动争取来的。看过作家艾芜的《南行记》，我对云南的风土人情怀有一种神秘的、美好的向往。尽管云南地处边陲，古代是“烟瘴之地”，意为充军发配距离最遥远的地方。按明清刑犯发配制度：附近，两千里；近边，两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及烟瘴，俱四千里。烟瘴，潮湿闷热腐木蒸腾生成的乌烟瘴气，各种莫名疾病的侵袭令人胆寒。中缅边境的野人山谷，在抗日战争中曾让一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近乎全军覆没。

能够分到一个建在坝子里设施基本完善的老农场，而不是在大山深处白手起家，我们这伙知青还真算有福分。坐着手扶拖拉机到达拉线分场第三生产队时，天已经黑尽，我们睡进老工人临时为北京知青搭起的新房里。

眼前的一切都是竹子做的。大龙竹在陇川坝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新房的柱子是碗口粗的竹子，门和墙壁是用竹片编的，桌子、凳子和床架直接用竹子揳在红土地上，床板是用劈开的竹筒压平的，睡上去嘎吱嘎吱响。

吹熄床头的小油灯，四周陷入一片漆黑寂静，屋顶匆忙铺上去的苇叶，露着一道道的缝隙，躺在床上，直接可以看到黑暗的天空中布满繁星。蓦然觉得，北京已是万里之遥，刚离开时总觉得和出去大串联一样，过几天就能回家，睡在茅屋里，才明白了铁一样的事实：也许数年不能见到家人，甚至一辈子都要扎根在这片遥远陌生的地方。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人，一股绝望顿时涌上心头。

甘蔗林、太阳雨

年轻人的适应性真是挺强的，清晨醒来，一束束阳光，透过晨雾，在竹篾编制的墙上形成光怪陆离的图案。我一扫心头的乡愁，生机勃勃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陇川农场是十年前建立的。一些解放军官兵复员来到这个地广人稀的坝子里“屯垦戍边”；随后云南保山和湖南启东的一批青年男女陆续移民这里，开荒种地，娶妻生子。拓荒者们在这里种甘蔗，种香茅草，种水稻，建成了现代化的大糖厂、香料厂、机械厂、食品厂，成为一个粗具规模的农工联合体。

所谓坝子，就是四面环山的一块盆地，中间有河流穿过。天气好的时候，群山都是湖蓝色的，有雪白雪白的棉花一样的云朵，缠绕在山的半腰。

我所在的陇川农场拉线分场三面和缅甸接壤，对面山上就是有名的“洋人街”，缅共和政府军常常在那里交火。当时已经有上千昆明和北京的知青，揣着“解放全人类”的一腔热血，越过边境参加了缅共。很多人战死、伤残，结局都很悲惨。我们干着活，抬头就可以看见“洋人街”开炮的白烟，隔得远，听不见炮声。

三队主要种的作物是甘蔗和香茅草。大片青绿色的甘蔗林，很像北方的青纱帐。最初干的农活，是给甘蔗中耕除草。甘蔗地里没有一丝风，又闷又热，即使待着不动也会大汗淋漓。甘蔗叶的边缘，如同锯齿，干上一会儿，胳膊和腿被划得鲜血淋漓，汗水一蜇生疼。

甘蔗林里有千奇百怪的蚊虫和蛇，最讨厌的是旱蚂蟥，常常不声不响地爬进裤管，用吸盘紧紧地贴在你的腿上。蚂蟥能分泌一种抗凝剂，咬开一个伤口，人的血液竟是自动流进它的肚子，等它吸饱了离开后，伤口还要淌一阵血。

相比之下，去给香茅草除杂草就成了一种享受。今天大城市里很多傣家饭馆有一道名菜叫作香茅草烤鱼，用的就是这种草缠绕在鱼身上。经过炭火烧烤，草叶中清香的精油，给鱼添加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儿。我们种的香茅草是成吨成吨地收割下来，在拉线分厂的香料厂蒸馏出精油，千里迢迢运到上海，作为制造牙膏、香皂和化妆品的香料。

香茅草一般种在高坡上，扦插栽种，最后长成齐胸高、郁郁葱葱的一大蓬，彼此相隔一米左右。香茅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因此地里从来不长虫。除草的时候，山风猎猎，把衣服吹得啪啦啪啦响，爽快无比。

后来我被队里分派去放牛。和我搭档的是一个15岁的孩子，名叫高潮。他的哥哥叫土改，都是转业军人的孩子。早晨，我们开栏把牛赶出牛圈，牛群慢腾腾地走到生产队后面的缓坡草地，一个坡一个坡地啃着嫩嫩青草，边吃边走。

云南没有黄牛，都是个头很大、身子很壮的水牛，比四川、贵州的水牛还要大一圈。

中午水牛吃饱了，就躺在河边反刍，晒太阳。如果牛群散得太开，高潮就飞奔过去，用一个竹篾编的弹弓射出泥丸弹，把牛赶回来。这个地方没有石头，但是不缺胶泥，把胶泥揉成球，晒干，泥丸弹坚硬如铁。

我在视野开阔的坡顶，把斜挎在肩上的厚棕衣铺在草地上，掏出从北京带来的速写本，用笔尖儿掰弯了的老式金星牌钢笔画速写。我画水牛，画高潮，画山坡的曲线，画用几根大龙竹在小河上高高搭起的竹桥。从初二开始，我就一直在北京西城区少年之家美术组学习版画，从素描、速写、水粉画系统地学起。“文革”中虽然不上课了，但是画画的机会反而更多了，画宣传画，搞展览，绘画的本事倒是大有用武之地。尽管今天成了个放牛娃，我也不想放弃多年的爱好。

坝子里的小气候变幻无常，太阳雨说来就来，甚至来不及把棕蓑衣顶在头上，就被浇成落汤鸡。但是一阵山风吹过，加上太阳的灼烤，衣服瞬间干透，人也被晒得黝黑。

瓦蓝色的天空、飞奔的朵朵白云、曲线浑圆的绿色草坡、云缝中箭一样射下的刺眼阳光，让身心沐浴在一种说不出的清新透亮的自由里。有过这种感受，多年以后在阿姆斯特丹看到凡·高的油画原作，才能对大自然明媚的强烈体验产生共鸣。

农场生产队大都和傣族寨子比邻而居。除了围绕村寨的竹林，每个傣家寨子前边，都有一棵大青树，内地叫榕树、黄桷树。云南的大青树高大茂盛。树上垂下胡子一样的气根，垂到地面，就扎进土里，日后越长越粗形成树干，长出枝叶，天长日久，竟会出现“一树成林”的奇观。

德宏傣族管年轻姑娘叫“小仆少”，她们更是美得玲珑剔透。紧身短上衣，束腰筒裙，个个皮肤细嫩，脸庞如含苞欲放。夕阳下，彩云，白鹭，剪影般的绿竹林，江畔一群同龄的“小仆少”，竹扁担横穿起两个箩筐，前后排成一列，结伴挑担走过，如风摆荷叶。傣族人多信小乘佛教，几乎每个寨子里都有一座奘房，即寺庙，男人少年时，多出家，入奘房，做小和尚，学识字读经文。成人后，还俗娶妻生子。少数留下来，做庙里的主持。艾芜的《南行记》里，有许多年轻和尚与“小仆少”缠绵的恋爱故事，十分感人。

傣族人爱水，每天一朝一暮，在河边沐浴绝不能少。我和高潮放牛收工，翻过一个山坡，不止一次撞上河里沐浴的傣家姑娘，她们并不惊慌，只是欢笑着把身体没入水里。我们转身另择旁路，身后留下银铃般的笑声。

山水相隔，一诺千金

到农场的第一年，思乡情浓，真是家书抵万金。读家信，写家信，成为知青们的精神寄托。

我收到的家信，大多是阿爸和大哥安平执笔。阿爸的信不失“正统”，比如过好劳动关，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但是也不乏一些生活细节的叮嘱。大哥安平的信里有许多当下的北京故事，比如夏天下了一场鸡蛋大的冰雹，很多人被砸伤，还砸坏了不少老北京的瓦房；比如，北京扒城墙修地铁，拆西直门城楼时，发现箭楼里面竟包填着一座完整的元代瓮城。读着信，仿佛回到北京，周六的晚上，全家人聚在一个15瓦电灯下一起吃晚饭，这是我最温暖的记忆。

那时候，我最期盼的，还是每周一封来自延安的航空信。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我到学校，看到传达室放信的玻璃隔里，有一封落款丰盛中学顾元的来信。顾元是和我同龄的女生，我们在少年之家的美术组一起学画，从初中到高中，到“文革”搞运动，一直很谈得来。在信里她告诉我，已经被分配去陕西延安插队，希望走之前能和我见上一面。我马上骑车就往她家赶。

见面没说几句话，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青梅竹马好几年了，真的要分手了，才突然知道彼此的感情是什么分量，多年的友情原来不知不觉升华成为爱。

我们彼此没有说出那三个字。她只是期盼地对我说：安定，以后你攒了钱，到延安来看我吧。

这句话，让我感到背后的分量。我几乎想都没有想，就对她说：放心，我一定会去延安看你。就这么一句平平常常的话，竟胜过情人之间的海誓山盟，被我们整整恪守了八年，更成为一生承诺。今天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随后几天，我忙着帮元收拾行李，把一个木头书架改成双开门的柜子。顾伯伯、顾伯母，还有两个弟弟顾亮、顾均也把我接纳为家庭的一员。

一个星期之后，我把元送上奔赴延安的火车。从此一别多年，彼此远隔千山万水，靠着路上要走十多天的书信维系着两颗心。直到1976年8月，我们结为夫妻。那是后话了。

那几年，大学停止招生，就业岗位短缺。城市如何安置滞留多年的数百万中学毕业生几乎无解。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憧憬，把他们送到乡村和边疆，如同开闸放洪，堪称解困妙招。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村近乎赤贫，人均土地和口粮非常紧缺，大量知青下乡，会给农民和知青家庭背上多么沉重的包袱，似乎就顾不上了。

收到元的每一封信，都让我揪心。她插队的延安河庄坪公社，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粮食收成很低，农民常年吃糠咽菜。从北京来了十多个大男大女，明摆着要挤占当地农民的口粮。延安不愧是革命圣地，农民尽力善待了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北京娃。

知青们辛辛苦苦地干下一年，粮食收成就在山顶、地头和社员一样按照工分分配。女生挣的工分少，分到的谷子（小米）、荞麦、玉米棒子，原粮也只不过二百斤。太阳落山，元和女同学们，扛上麻袋，摸黑一脚高一脚低地沿着羊肠小路背回半山腰的窑洞。口粮还不够吃半年，没有分到一分钱现金，许多知青要靠家里父母寄钱买粮食，更不要说回家探亲的车票钱。一般城里的普通家庭只要有儿女在外插队，经济负担都不堪其苦。

相比之下，陇川农场有广袤的土地，自然条件好。我们劳动和生活再苦再累，光是能够放开肚子吃饱饭，在全国大多数知青中就属于幸运的特例。

入冬时节，香茅草的榨季开始了，我被调去香料厂做出料工。三层楼的拉线香料厂，是边境上的一个地标。楼后面是一个池塘，再过去就是界碑了。楼里面包着一座蒸馏塔。收割下来的香茅草，从各生产队用牛车或者手扶拖拉机拉过来，再用机器切碎，被传送带送进三楼蒸馏塔顶，用滚轮往下压实。旁边锅炉房送来滚烫的蒸汽往上吹，香茅叶里的油脂被蒸馏出来，流进一个个大瓶子里，这就是日化工业的原料香茅精油。

一楼蒸馏塔的底部有一个直径一米的圆口。按下电钮，蒸馏过的废料就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两个出料工用钉耙把废料扒进铁车里夯实，然后飞快地推着车，把废料倒在堆场。

一开始还算轻松，我和另一个出料工，当地农中毕业的小陈还能聊天。但是几天过去，堆场上的废渣已经堆成小山了，后面的废料，就要压着松软的废渣，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到坡顶，往返时间大大增加。转身赶回去，出料口已经堆积得快要爆炸了。我们从下午3点开工，一直要不停歇地干到半夜。等到发电机房的轰鸣停下来，周边突然万籁寂静，身子软得一丝力气都没有了。跟机器一块儿干对手活儿，那真不是玩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