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化的定义
在对世界性的现代化进行批评描述和分析之前，逻辑上首先需要将批评对象主体——世界性现代化现象——做些解释和界定。“现代化”这个名词作为学术探讨的用语，还是最近的事；总之在“二战”后，这个词才开始在西方通行起来。它的用法通常都是“正面的”，指的是“好的”东西。批评“现代化”的几乎从来不用这个词作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我们需要的定义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提供一个能测量现代化程度的尺度。（二）提供一个有解释力的定义，使所有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对必定要发生的社会、政治、心理等变化能够得到相当的了解。
在进行讨论现代化既存的种种定义之前，我们先得留意论及现代化的各种历史性解释所具有的共同点。下列几点几乎是所有学者都同意的：
（1）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发生。
（2）这个过程和其结果可以和所有社会过去既有的性质相区别，和“传统”鲜明对照，也就是“传统”有其作为和“现代”相对立（antithetical）的性质。
（3）现代化的发展和西方传统本身所含的一些因素有因果关系；是故，这个过程可回溯到西方所独有的文化与传统。现代社会学创始者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一生事业可以说都在于辨明那些方面。
（4）要辨明西方传统中的哪些方面与现代化有关是很困难的。例如韦伯，他将“现代化”（他称之为“资本主义”）溯源于“新教伦理”[1]；其他人溯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有的特别点明始于牛顿派物理学；有的回溯得更早，到文艺复兴时代。
事实上，不管在西方历史的哪一点上去找现代化之源都没有差别，因为每个假定的源头在逻辑上都是肇基于早先的发展，是故，也就可以回到西方文明的“古典”时期——古希腊。没有牛顿物理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有工业革命；不先有新教就不能有资本主义；而没有旧教（天主教）或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新教；没有古罗马和古希腊又哪儿来的文艺复兴呢？职是之故，根本的起源只好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去找，理由是：在那两个历史时期，“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已经有了差异。
（5）在这些历史性的解释里，“现代化爆炸”（不管怎么界定它）的最终原因和其中包含的因果性要素都从来没有清楚辨明过。因为，尽管从西方所经验的某些方面（宗教、思想、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人们可以追溯出许多互相关联的原因，要把复杂的历史诸因子梳理开，再彼此联系起来以解释现代化，欲使人满意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连接，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好比说，没有牛顿力学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反言之，如果不是有15、16世纪的探险时代及欧洲的扩张，加上文艺复兴时代与君主集权出现时的古典学复兴，这些也都不可能发生。过去两百多年来许多应用历史的社会科学（包括新近的分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实际都持续了辨明欧洲现代转变终极原因问题的讨论。可是，要抓住现代化的精义，他们是远不足以叫人满意的。过去30年来很多学者把重点专注于离析西方（西欧和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及其他领域发展的特殊性和现代化的“精髓”或“通则”。
韦伯的分析本身即可成为一例：新教伦理显然是不必要的——最起码，就其在西欧所呈现的特殊形式而言——因为，到1900年，日本验诸多重标准都无疑是个现代化国家，然而不但日本传统宗教伦理和基督教毫无相似之处，在日本的例子里任何“新教式”的运动都不存在。不过，我们需要指出，日本的现代化（无论“二战”前或后）是建立在许多实际的西欧特殊模式之上的；包括了将西欧文化中分歧的因子——衣饰、家具、音乐、文学、社会习惯、工厂生产以至于经营技术等，加以整合。
资本主义，虽说在日本这个例子上是一项明显的要素，它的发展也和西欧所采取的模式不一样。至于在俄国，现代化发生在一个极端反资本主义的政权成立之后，其现代化是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的。虽然，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了。
[1]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历史发展而来，在交易关系中相互结合的营利企业之体系。但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一般相区分之处，则在于其“理智”的特质及对劳动的“理智化”组织。他辩称成熟的资本主义之兴起，受了基督教新教派（以下简称“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伦理兴起的影响。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最早面世时是作为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Tubingen；1920—1921）一书的第一卷第一部分。韦伯基于现代德国新教盛行地区较天主教地区富裕的这个观察，找寻成熟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之间的关系。他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由其内在的经济决定，且为另一发展势力——新教的宗教伦理——所推动。在比较的用语上，他把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精神”相提并论，声称成熟的资本主义并非建基于单纯的需索欲求，而是“理智化”的活动，强调秩序、训练及组织的阶层性，他强调是这些方面的成功，而不是经济成功可以购得的种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