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代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讨论，而在以现代化发源地著称的英国、法国却越来越少被人提起。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人们以往的注意力焦点在于美国、日本以及亚洲的其他一些“经济成长国”，然而当前社会主义阵营里所发生的变革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本书是为了对这场从18世纪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大变革——所谓的“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反应做一些分析。这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于：（1）从表面现象上看，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考验的过程，于是每个不同的文化都会做出自己的反应；（2）从本质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尽管在思想上对现代化的反应不同，其实质是大同小异的。
本书决意分析这种思想上的反应，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多年来，世界上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著书立说者难以数计，但大都忽略了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范围内所共有的在思想上的反应。再者，更多的人愈加强调现代化之在科学技术上和人们物质生活上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却忽略了其在思想上所引起的消极反应，而后者的研究却往往比前者更需要被人注意和做深刻探讨。
本书所及，皆在于证明这样一个论点：现代化的过程可分成两个层面——科学技术和文化层面。在文化层面上，自最早西欧的现代化出现以来，不管在哪个时代、什么地方，现代化的过程都受到了批评和攻击，而那些五花八门的批评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
在讨论世界范围内在思想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消极反应这一问题之前，先要做如下的几点说明：
第一，现代化过程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然而其实质都是相去无几的。其结果，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如：理智化、效率化等差不多；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如：对社会的传统礼俗、民族文化的继承等所造成的破坏，也是大同小异的。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表面的歧异之下，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所出现的“现代化过程”都存在着相类似的地方。
第二，这里所说的“现代化”，同现代社会中的民族国家之兴起的所谓的“新国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从现象上看，各地区、各种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社会背景、文化渊源不同，以及各自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立论，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批评方法；然而正如他们论述的是同一个对象——现代化——一样，这些批评和观点都有着很多相类似的地方。比如，西方在对现代化的批评中所采用的二分概念等的分析方法也同样在东方被普遍采用，这正好证明了它并非是为一个社会所特有，而且也不只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
第四，在思想上对现代化过程的反映的共同性，并不抵消“现代化过程”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所产生的相异性。当一些非现代化的社会同现代化的社会相对垒时，其互相间的摩擦力也是相当可观的。
第五，现代化到来的必然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观察：
1.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效果则见于能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物力，并且在国家体制的有效管理下和民族国家的理念之催化下，强化这一国家和地区。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
2.现代化在物质生活中所起的成效显而易见、立竿见影，而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隐患，则难以察觉。现代化真正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就拿个人的社会生活方面为例，它造成了社会的群体向个体的转变，功利观念的加强以及个人私利的计算，这一倾向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有增无减，发展趋势难以预测。
再者，个人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一旦提高水准则如同上瘾，而难以解除欲望，套句中国俗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第六，对现代化的发展前景做任何预测都将是徒劳的。因为，不可确定的因素太多；更由于，不管是什么理性的推导，在非理性的核战争中，都没有生存之余地。所以我们只能假定讨论的前提是人类的文明最终不会被核武器一类的事物彻底毁灭。如果人类文明得以永存，现代化过程与反现代化的种种思潮将并存着发展，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只能做如下的猜测：
让我借用英国20世纪小说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所描绘的景象和其他人所描绘的图像——这些图像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未来社会中，技术上所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范围日益扩大，并且进而能满足人们种种非物质的要求，如宗教性的、情感性的。在生物工程学改变人类的基因与生理存在之前，其他的科技已能改变人类的“人性”存在。
如果事情果真这样，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一切不要到来，因为那种所谓的新“人性”是无法与我的血肉之躯相容的，就好像当家庭生活的需要变得由“家庭业”来代办时，我觉得人活在世上还不如不活。
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消解。近两百年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的各种思潮，多多少少带有这种冲突的表象。
本书由于想用一个不同的架构来考察世界范围内持续的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不可避免地所用的词义范畴与习惯上的用法是很不相同的，因而也造成了传达上一定的困难。不过，我相信一切不够清楚的地方都是我的责任，如不是我想得不清楚，就是我说得不清楚，希望大家指正，也希望大家批评。
最后，应说明我所谓的中国文化守成论这个概念。此词英文称为Cultural Conservative；Conservative习惯上译为“保守主义”，通常都有很重的政治含义与价值指向，和我希望指出的文化现象有出入；特别是民初的反现代化思想，其不但不保守，进取的精神反而很明显。是故我想到孙逸仙博士的名训“守成不易，创业维艰”，在这些思想家的情怀中，面对艰困的创业，一再提示国人守成的意义与不易，也是很自然的吧！
民初时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最重要事件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全盘批评和攻击，同时提倡更深也更广地引进西方文化。这个立场和《新青年》杂志的一群知识分子之与五四运动是一致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1879—1942）和胡适（1891—1962）。同时，这样的立场也和新的群众爱国运动及反对帝国主义思潮紧密相关。
在差不多同时期，和反传统主义相对立的思潮也出现了——面对日益增强的西化力所产生的文化守成反应。主张复苏传统文化的一些方面，同时坚信中国文化不但和西方文化相当，甚至还要优越。这个立场以《学衡》杂志的撰稿人如梅光迪及梁启超（其晚年）、梁漱溟、辜鸿铭、林纾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看法可称为中国的“排西派”，在对西方文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界定中国文化。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一再提起过的[1]，我把这种反应称作“反现代化”。所有这些人物都批评现代化过程及其结局是对人类诸般价值的残害，他们提倡融合的中西文化，指出未来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码将来的中国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我把这种立论，称作“文化守成主义论”。其他民初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虽然不属于这一派，但他也站在类似的立场。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东西文化论争的种种特质，也不是单纯地对文化守成主义的反应本身进行研究。本书试图把这个现象抽样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背景上，来了解这个论调的真正性质。要掌握其真切的历史蕴含，只有把它和世界上其他类似的“反现代化”反应加以综合比较。也只有把它和其他国家的其他反应加以对照，我们才能认识到中国在哪些方面具有其独特性。
[1] Guy Alitto，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California，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