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密的影像解读鲁迅与东南亚左倾运动的三种模式

王润华

一、走出柏拉图洞穴：鲁迅与东南亚左倾文化思想之遗传基因

现代遗传工程，发现遗传密码，从而迈出了解开“生命之谜”。文学传播、影响、社会、文化与政治学的研究也像生物研究，进入分子层次，比如帮助我们深入地解开鲁迅对世界各地的文学写作，包括非华语语系的作家小说人物与鲁迅小说人物的生命共同体的血缘基因关系。我在《解开鲁迅小说遗传基因跨族群与语言“生命之谜”：从绍兴到东南亚》一文中曾以其与代表性小说家的典型人物为例，解开他们小说人物的遗传密码，双螺旋结构之谜，从而揭开鲁迅与东南亚华语、印尼与越南语小说中受贫病、愚昧、恶势力各种压迫欺诈的小人物的生命共同体。新马华文作家黄孟文短篇小说《再见惠兰的时候》的惠兰在新马土地上，在印尼群岛上的印尼文作家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1925—2006）的《布鲁岛四部曲》小说中的爪哇人明克（Minke），越南作家南高（原名陈友知，Trn Hu Tri陈友之，1915—1951）的小说《志飘》里的志飘，这些小说人物的血液里都流淌着鲁迅绍兴乡镇里悲惨人物共同的遗传基因。我们可以解读出他们生命双螺旋结构大数据，提供证明与鲁迅的小说人物与他们远在东南亚华语与非华语小说的人物遗传血缘关系，他们生命双螺旋结构都可清楚具体的勾画出来。

这些研究是走进各种文本之中的分析推论、归纳的研究结果，途径是弯曲的。这是走出苏珊·桑塔格（Susan Songtag's，1933—2004）所说被局限在柏拉图的洞穴（In Plato's Cave）的知识。如何分析与求证鲁迅的文化遗传基因影响了东南亚的左倾文化思想？结构更复杂，这就需要往前追溯鲁迅之前的左倾文化遗传基因。我们发现DNA里有文学与政治的密码需要解开。本文从近几十年解密的影像重建左倾的密码。鲁迅最早受到自由主义派的作家学者如胡适、陈西莹的肯定。在1929年他开始向左派靠拢之前，左派批评家对他大力攻击。可是在他最后的六年里，成为左派文艺界的文化偶像。1936年逝世后，在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肯定下，产生了鲁迅神话。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用尽了一切伟大的词汇，塑造了他的伟大形象，于是鲁迅神话便开始从中国流传，再经过左派知识分子到世界各地有中华文化的地方：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总结左右派文化界所肯定的鲁迅，鲁迅的伟大之处很多：（一）鲁迅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二）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三）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四）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五）鲁迅是最具有反殖民主义的性格与勇气。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鲁迅的影响还是历久不衰，全球华人集体阅读与写作经验、文化美学意识，还是受着鲁迅神话的支配。

后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的《结论》中，在发动文艺界整风运动时，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只具体肯定鲁迅作为典范，其中最重要的有下面的几段：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

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毛泽东在战后，尤其1949年建立共产政权之后，在东南亚，成为共产党颠覆政治的象征，从菲律宾、越南、泰国到新马，他的著作言论都遭受严厉禁止。但毛泽东所推崇的鲁迅，是一位早已被西方接受的世界性文学家，在英国殖民地没有被全面禁止，所以他就被南下的左派作家用来作为左派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左派文化、文学、华人的思想与文化偶像。

从新加坡、马来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到越南，鲁迅分别通过左派社会政治家与文化人的推崇、作家的肯定和学者的研究，显示了鲁迅越界跨国与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域外社会对话的现象，在撞击与交流下，形成东南亚世界的鲁迅，有异于中国的鲁迅。因应当地本土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的不同也有差异。我们发现东南亚的鲁迅比中国的鲁迅更具多元性，在文学、思想、政治社会上等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力。

鲁迅对东南亚华人世界的影响，最为典型的特色之一是反抗精神。早期的新马华人，因为要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侵略，力图以民族主义及其文化结合亚洲文化，来抵抗西方或日本殖民文化，促成了鲁迅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象征的形成，他跨越文学，进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成为反抗殖民主义的道德精神力量，当然也成为华人建构经典文学、与民族新文化的典范。由于新马是当时海外华人人口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中心，同时又由于新马的华人移民历史最早发展，文化、文学、史料文献也多，所以我主要以新马为范例来说明“东南亚华文世界的鲁迅”的建构、形成与影响力量，在当地所建构的文学、文化、社会政治性的各个层面所具有的软实力。鲁迅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传播、接受，传承与创新，都比新马迟到很多，加上政治的压制，如越南虽然地理位置离中国最近，由于法国殖民主义当局对越南实行中国文化封锁政策，1940年代前中国所有进步的书刊都不能进入越南，这些中国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就成为了禁书。而泰国的传播、接受情况，自1950年代才开始。菲律宾的华人文化社群，在1930年以前还很单薄，因此鲁迅的流传与生根也来得迟。

鲁迅在东南亚非华裔的族群的文学、文化、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也值得注意。王润华在周令飞主编的《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一书中已经报告过鲁迅在东南亚华人世界的影响，与中国，甚至西方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将进一步分析鲁迅在东南亚，跨越族群与语言，对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语文作家，社会与政治革命，都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鲁迅作为文学家，由于很早就获得西方世界文学文化界的肯定，所以他在西方统治下的殖民地，如英国的新马，荷兰的印尼，法国的越南，都没有严格列为禁书，反而竞相翻译成英文、泰文、印尼文、越南文。结果通过文学的翻译，逐渐扩大到非华人社会文化与政治思想，引发鲁迅对东南亚当地的非华语语系文学、左派思想、反抗殖民主义的影响，最后甚至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印尼就是最典范的影响。

二、大陆左派文人南下的模式：鲁迅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左倾运动

王润华之前写过几篇论述，从不同角度解读鲁迅与东南亚华人／非华人的文化、文学、政治、社会的影响。如《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林文庆与鲁迅／马华作家与郁达夫冲突的多元解读：谁是中心谁是边缘？》《鲁迅神话与真实的新解密：对东南亚政治、社会、文学的影响》《解开鲁迅小说遗传基因跨族群与语言“生命之谜”：从绍兴到东南亚》。这是走进各种文本之中的分析推论、归纳的研究结果，途径是弯曲的。

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又发现鲁迅在东南亚对各国走向左倾运动的影响力，所产生的力量，有一个共同、简单、直接的方程式。过去了几十年，很多信息资料解密之后，通过一些非文字的媒介如影像，很容易清楚地看见其结构，那些所谓鲁迅神话与真实就呈现出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gtag's，1933—2004）在《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中指出，摄影科技在1839年正式使用后，影像深远地影响我们对世界与知识的认识与分析。比如警察或考据家，可用一张真实的照片作为无可反驳的证据，解剖真实世界的关系，比逻辑推论更有力量。苏珊·桑塔格说：“正是这永不餍足的摄影镜头将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困境中解放出来。”摄影的影像被当成真实、经验、证据、历史，影响我们观看世界与世界看我们的方式，如身份证上需要照片，才能辨识真实或假冒，录像才算是真实的发生事件历史叙述。当然照片也是艺术、使人怀旧，使得人类更了解自然万物与社会与自己。读了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的分析理论，我们觉得本文所提供以上及以下的影像，可以解读出如何通过中国左派文人，他们深受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理论的影响，假借鲁迅，促使左派产生对新马华人文化、政治与社会的走向左倾的前因后果。

苏珊·桑塔格说，照片是一种社会礼仪（social rite），一种权力工具（a tool of power），把自己与世界的权力关系的定位象征。以上图1有毛泽东像的红色底色封面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华文学的“圣经”，图3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谈话》也是。那是东南亚左派的现实主义的写作金科玉律。图4《鲁迅与马华新文学》是一本关于鲁迅对马华文学影响（包括新加坡）的资料集，编者章翰编（韩山元，1942—2016）是一位极左的新闻与写作者，晚年我安排他与周令飞等人座谈，他觉得当时过于狂热于毛泽东左派文学意识，有点后悔。他的文集封面的设计与照片别有用心，模仿《新民主主义论》封面的毛泽东，看起来鲁迅俨然像毛泽东，英国殖民政府不敢禁止鲁迅，因为鲁迅在英国文化界是已被承认为伟大的作家，不是政治人物。而这本文集出版于1977年，那时新加坡对左派差不多已解禁。图5是马来西亚报刊新闻，报导1937年10月19日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居然有25个团体参加。纪念鲁迅的团体包括劳苦大众工人如码头工人工会，很多这类工人可能没有阅读的能力。东南亚对鲁迅的崇拜现象，在全世界少有，这是奇特现象。

1940年代开始，几乎被香港与大陆南下的左派文人所掌握，南下文人作家也进入中小学校。通过中小学校与新闻报刊，由于不能直接宣传毛泽东思想，会冒犯殖民地政府的禁令，遭到被遣送回大陆的惩罚，所以广泛宣传鲁迅作为共产党思想的代言人。图6，是新马中学华文课本，华文老师从40—70年代，多是左派知识分子。学校成为反殖民政府的大本营。新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从战前至今，鲁迅的小说与散文成为必选的篇章。即使是右翼的出版社也不敢不选，这是新马最奇特的文化现象。

图7是歌颂鲁迅歌曲《我们是鲁迅的子弟》，歌词如下：

我们是文艺青年，我们是鲁迅的子弟，鲁迅呀教育着我们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齐步跟着鲁迅走，永远向真理，永远向光明！

我们是文艺青年，我们是鲁迅的子弟，鲁迅呀教育着我们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齐步跟着鲁迅走，永远向真理，永远向光明！

当时新马学生、知识分子与工人，地下读书会、海边野餐、工人罢工、游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都唱《我们是鲁迅的子弟》这首歌，据报导武装反抗英军的马共，在森林聚会时也唱这首歌。《我们是鲁迅的子弟》与当时大陆流行的希扬作词、马可作曲的《我们是民主青年》完全一样，只是鲁迅取代了毛泽东的名字，这是为了逃避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查禁与逮捕令：

这是最明显、最直接的证据，当时鲁迅常常被左派文人用作左倾文化与政治的多义性符号，毛泽东的代名词。正如韩山元曾作这样的回忆：

1. 20世纪50至60年代是学生运功、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运动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殖民统治与反对封建文化，人们需要精神领袖与旗帜以鼓舞士气，加强团结。鲁迅就被大家公认为精神领袖与旗帜。

2. 那个时代新加坡文化团体和一些左派组织在集会时最经常唱的歌曲是《我们是鲁迅的子弟》。

3. 那个时代许多新加坡左派团体的会所都张挂对联，上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成了左派人士的座右铭。另外还张挂鲁迅的肖像。鲁迅是作为文化偶像让人崇敬。

4. 从20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几乎每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纪念日，当时的新加坡左派文化团体和文艺刊物都举行纪念会和出版纪念特辑。

5. 鲁迅是当时现实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与导师。现实主义文学与反对殖民统治是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文学要面向生活，面向大众，要反映民生疾苦，表达民众心声，而当时社会运动的主流就是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以鲁迅作为旗帜与导师就有其合理性。

图8的《亚洲周刊》评选百年作家排名，鲁迅第一，这么巧，该刊是马来西亚人张晓卿的明报集团在香港所办的刊物，说明新马鲁迅神话扩大到世界华人，亚洲华人对鲁迅的评价，至今还是很高，就不奇怪了。

当前研究马华文学（包括新华）史的文学潮流，从1940年代以来全面的发展，都会注意到左倾的势力。如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从1926年中国提倡革命文学起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来考察革命文学如何影响马华文学向左转而成为文学主流的50年来的曲折路程。他说这一类的文学，可以归之为“政治文学”，因为它是为政治目的而服务的。这种文学思潮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中国和新马历史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因此，对它的考察就必须放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去。左翼文学转化，都打着鲁迅的旗帜。下面是谢诗坚在新书发布会上的几段话：

革命文学的出现，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而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最高指示。于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成了政治斗争的不可动摇的旗号。

左翼最高象征——南洋大学

马新左翼文学也与中国革命文学同步进行。马共在30年代的成立和左派统战在50年代再出击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而以南洋大学的出现（1955年开课，1958年校舍落成开幕）成为左翼运动的最高象征。

马华左翼文学为政治服务

马新左翼运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可以从文学作品中一览无遗，因为马华左翼文学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它鼓吹的是工农学的道路，直到后来，连马共的也拉了进来成为左翼文学的其中一面旗帜。当“文革”在1976年结束后，马新的左翼运动也陷入困境；马华左翼文学也退出主流而让位于现代主义了。

三、毛泽东与胡志明模式：鲁迅与越南的左派运动

图9的影像说明鲁迅与越南的左派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基因大于文学，这是来自胡志明（1890—1969）与毛泽东的直接亲密政治细胞。毛泽东其中两次亲密接见与支持胡志明，最为重要。那是援助越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与对抗美国援助南越政府的战争，无形中把鲁迅带进越南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毛泽东在历史上接见胡志明无数次，这两次最重要，因为具有象征意义。一次是1959年在北京，在1965年的那次是在湖南。现在解密的档案资料，毛泽东在所谓北京1959年的接见，其实是在庐山，因为胡从莫斯科回途中飞到北京，刚好领导都在庐山开会，结果中央把胡送去庐山，毛与周恩来是在“美庐别墅”与胡志明会晤。1950年中国已经开始给予越南经济与军事援助对付法国的殖民统治，导致1954年在奠边府一战，打败法国殖民政府。见图10，另一次1965年春，当美军全面投入保护南越，与北越作战，胡志明秘密访华，正好外出视察的毛泽东选择了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会见胡志明。见面后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胡志明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咔叽中山装。毛泽东已经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这也导致北越在1973年打败南越与美军。所以毛泽东与胡志明两次亲热的见面影像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毛与胡的亲密关系，也就是中国与越南（北越）的文化政治密切关系。毛与胡的照片也连接毛在《新民主主义讲话》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谈话》中有关鲁迅的文化软实力与鲁迅在越南的文化软实力（胡志明）。只有经过胡志明的血液中毛泽东的鲁迅遗传作用，越南的文学文化才有产生鲁迅的生命遗传基因。它的源头，是政治思想意识。

毛泽东在北京与湖南接见胡志明，由于政治的意义巨大，后来的政治史大肆渲染，它象征中越国家关系的高峰期，从中方来说，就是中国对越南影响的辉煌时代。胡志明早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从事国际共产党活动期，长期住在中国的广东、香港与广西，与中国共产党互动密切，对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化与文学非常熟悉。1951年3月3日，他在《越南劳动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引用鲁迅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批评法国侵略者，显然是受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鲁迅的著作广泛在越南的流传是1928年以后，一般论述都是认为与胡志明肯定鲁迅才能广泛流传与产生影响。

由于法国殖民主义当局对越南实行中国共产党与左派文化思想封锁政策，国外所有左派有关的书刊都不能进入越南，其中包括中国新文学。所以20世纪40年代末，结束了法国与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后，鲁迅的作品才开始全面传入越南，越南一般读者大众，比较晚才接触到鲁迅及其作品，如鲁迅的作品在1965年前后才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自1944年才开始被翻译成越南语文后，产生了多个译本。鲁迅之所以被越南人接受并产生较为广泛的、持续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两国的社会环境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另一方面，鲁迅作为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现实的解剖和对历史的洞察比较易于引起越南人的共鸣。但是更直接的是鲁迅得到胡志明的肯定，而胡志明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文化基因。

在现代越南的作家中，最有鲁迅文学基因的，该是南高（原名陈有知Trn Hu Tri，1915—1951），他除了是越南共产党文化工作者，也继承左派作家的文学思想，这个文学基因，成为越南的另一个鲁迅的神话。他最明显受了鲁迅的《阿Q正传》及其他作品的影响，非常巨大，从以下他的《志飘》（1941），剧照（图12-13），就知道后来的南高诠释者，一律鉴定与鲁迅小人物有直接血统关系：

鲁迅书写中国南方绍兴农村，南高描述越南农村与穷困农民的生活，小说结构非常相似，从主题、人物形象，到社会问题。处处看见与鲁迅小说共同命运的人物。两者批判了当时社会的封建、保守、庸俗、腐败等社会特点，有力地揭示了旧社会人民的生活场景及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病态。《志飘》里的人物志飘就是未庄流浪雇农阿Q。志飘是个被遗弃的私生子。二十岁时在武代村里长阿健家当雇工，阿健的小老婆常唤他为她捶背、捏腿，阿健嫉恨在心，便把志飘判刑下狱。七八年后，志飘回村，但他变了，自我沉沦，整日酗酒、闹事。另有短篇《好阿姨》（Di Hao），刻画一位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式的越南乡村命运悲惨的妇女。这类作品以简单的类似来解释，难以成立，深入分析可见其影响，请看阮成达的分析：

“阿Q”与“志飘”两人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都是雇农，无亲无故。阿Q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志飘住在武大村河边的一个小庙。他们都有些流氓的行为，如阿Q偷萝卜，志飘也偷香蕉和盐；比如阿Q对小尼姑戏弄，志飘也对“删NO”（氏娜）有流氓动作；阿Q有时候得意自己在未庄是“第一”，志飘也宣布“在武大村谁能超过我”。最后两个小人物都悲惨的死去。总之两人的身份、性格和命运几乎差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两个不同国度的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在主题方面上都集中表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悲苦命运，作家观察的视角都聚焦于小人物，在艺术上鲁迅与南高都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着重对典型形象的刻画，善于运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动作来描绘人物的性格。不过因为作家的创作动机及艺术表现的不同所以两部作品还存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鲁迅先生创作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性思想，所以阿Q的表现凸出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性格属于抽象的思维方式。南高不同，他要谴责地主和统治者，所以他让志飘反抗统治者，用行动解决社会矛盾。

四、印尼作家影响政治领导的模式：鲁迅与印尼的左派运动

二次大战以来，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对非华裔的印度尼西亚人，通过翻译，广泛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尼西亚文的文学创作，更跨越文学与文化领域进入社会与政治改革的左派运动。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尼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1925—2006），他推动鲁迅在印度尼西亚文学与文化界的传播与影响。因而影响了印尼的左派知识分子，鼓励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当时的印尼政府。印尼的左派运动强大势力的形成，导致毛泽东与苏加诺（Sukarno，1901—1970）紧密结盟。1956年两人在北京见面的亲密影像解密后，说明这是印尼文化、文学社会运动、反西方的政治左倾形成的具体铁证。

图16—17的影像说明鲁迅与印尼左派运动的模式，属于第三类，与大陆左派文人南下的模式的新马左派运动，或越南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胡志明的模式都不同。印度尼西亚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高举反帝反殖的旗帜，国际声望日益提高。尤其是作为亚非会议的发起国和东道国，苏加诺总统坚持团结反帝，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好评。1956年9月底，苏加诺总统应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国来访问，受到了热烈欢迎。毛主席亲自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沿长安街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一直驶进新华门。考虑方便两国领导人随时交往，印尼总统特别被安排在中南海勤政殿下榻，这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苏加诺总统访华的重视。为了表示主人的热忱，毛泽东为苏加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席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苏加诺看到毛主席抽烟抽得厉害，就开玩笑说：“在抽烟方面，毛泽东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图16是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苏加诺拿起毛泽东的手仔细看了一会儿，说道：“这真是一双东方巨人的手啊！”中国与印尼的政治之超密切关系，原来是作家左倾文化影响，而作家影响了国家领导人，即印尼作家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影响了印尼总统苏加诺，是奇特的例子。

在印尼，左派文人作家影响了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文化政治左倾，这与越南相反。鲁迅的文学与思想跨越族群与语言，对非华裔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思想，更跨越文学与文化领域进入社会与政治改革的左派运动。印度尼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推动鲁迅在印度尼西亚文学，甚至文化政治界的传播与影响。他对鲁迅的理解显然再次点燃了他自己对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希望：

每个作家都有责任，正是由于这个责任而产生了选择。鲁迅选择了遭受苦难的人民的一边……但是鲁迅不仅仅是选择，他还进行了斗争，使得他选择的对象不停留在文学作品上，使它成为现实。他是一位思想的现实主义者，行动的现实主义者。

这一思想与行动结合的理想为普拉穆迪亚找寻解决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问题的有效方法提供了最佳范例。普拉穆迪亚将鲁迅塑造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也是作为战士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父”。

他最后推动鲁迅作为左派文化在印度尼西亚文学文化界的传播与影响。鲁迅对普拉穆迪亚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印尼左派文化与政治有震撼性的力量，而且非常传奇。因而影响了印尼的左派知识分子，甚至共产主义与国家领导人苏加诺。

鲁迅在东南亚各国，对当地的非华裔人民的接受、传播与社会、文学、文化、政治的影响，最具典型效应的正是印尼作家普拉穆迪亚。他最足以说明鲁迅如何能够传奇性的跨越海外华裔，进入东南亚国家之内层，以特有的“东南亚鲁迅的文化遗产”，通过普拉穆迪亚的诠释，重新建构印尼的文学、文化、社会模式，甚至政治理想。

普拉穆迪亚是现代印度尼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成就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因“左倾”而未得奖。生前就被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誉为东南亚在世的最伟大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印尼左派文化与政治、有震撼性的影响，而且非常传奇。

作为作家，普拉穆迪亚著作丰富，在长篇短篇小说、散文、杂文、政论与历史，都有重要著作。其中《布鲁岛四部曲》长篇小说，四部曲《人世间》（This Earth of Mankind）、《万国之子》（Child of All Nations）、《足迹》（Footsteps）与《玻璃屋》（House of Glass）最著名。小说内容连贯又各成一体，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壮阔的场景，重现印度尼西亚民族在1898—1918年间遭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欺压与掠夺、与人民抗争的历史。这里无法细说四部曲的内容与结构，以第一部《人世间》为例，它集中书写主角明克（Minke），他是根据一位真实人物而塑造的小说人物，原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年轻报人，敢于对抗欧洲人的霸权、优越感与偏见，也反对当地人守旧的文化。他就读荷兰在当地设立的荷兰人著名的外侨学校（Hogere Burger School），由于明克是本土印尼人，多数欧洲人子弟的同学很排挤他。他的岳母Nyai Ontosoroh是印尼人，嫁给荷兰人殖民者当妾，又被人瞧不起，没有社会地位。明克与这位妾的女儿结婚，婚礼遵照当地的回教仪式，也不被荷兰人的法律所承认。他与岳母及妻子三人始终受到西方殖民社会的排斥与放逐。四部曲小说中的妇女，包括本土爪哇与华人妇女，他们在反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受到歧视与压迫，都是社会底层人物。

普拉穆迪亚的著作一如鲁迅的小说，人物事件与作者个人经验与土地有关，具有自传性，很注重爪哇本土人的故事，而他笔下的爪哇就是鲁迅的绍兴。他的小说人物继承了外来势力与旧文化是压迫与杀人的刽子手。印尼的荷兰殖民者及其本土代表取代了绍兴地主。普拉穆迪亚的小说，大多是以社会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社会黑暗面。书写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与遭遇。如《日军的少女慰安妇》（英文Young Virgins in the Military's Grip，印尼文Perawan Remajadalam Cengkraman Militer）写二战日军侵略占领印尼时，苏岛外的普如岛（Buru）岛上日军铁蹄下的印尼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来自海边的女子》（The Girl From the Coast）写她母亲的遭遇。他继承了鲁迅的文学基因，特别关注妇女的命运。

普拉穆迪亚永远敢于批判当权者，为正义而对抗现实。这点也很像鲁迅。荷兰殖民时期，他反殖民而被统治者压迫，甚至1947年至1949年被荷兰殖民当局囚禁三年。之后又因苏哈多（Suharto 1908—2001）推翻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军队控制政局，大规模镇压共产党。为了清洗异己的政治势力，普拉穆迪亚被定罪为共产党员，被囚禁于布鲁岛拘留营（Molukken island of Buru），1965年至1979年，长达14年之久。

这种文人的正义基因，来自鲁迅。普拉穆迪亚与大陆文艺界关系密切而长远，不止于文学的联系。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遗体迁葬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从万国公墓移葬虹口公园参加迁葬仪式的有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家、工人、学生和各国驻上海的外交人员近二千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儿媳、孙子也参加了迁葬仪式。十月十九日，北京各界人民和来自十八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一起，隆重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还邀请了十八个国家的三十多位作家参加，其中便有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穆迪亚，他是应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作协主席茅盾和对外友协负责人楚图南的邀请，于1956年10月中旬抵达北京，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月的访问。

普拉穆迪亚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言后来刊登在《文艺报》上。他赞扬鲁迅是伟大的作家，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社会的敏锐观察，更重要的，在于他积极为改善群众命运而斗争。“鲁迅是他的民族的喉舌，是他的人民的声音。鲁迅体现了充满对全人类有良好愿望的人们的道德觉悟。他并非仅仅停留在希望上，而是采用了他认为最好的和最恰当的方式——文学，而积极斗争，来实现这些希望。”他又说鲁迅是一个对社会有着伟大认识能力的作家，但他不是一位仅仅停留在一般对社会认识而后写成文学作品的作家，普拉穆迪亚对鲁迅的理解显然再次点燃了他自己对印尼知识分子的希望。

1956年10月19日，中国著名作家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中国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穆迪亚在大会上致词。根据刘宏的研究，普拉穆迪亚在五十年代的前半段期间，普拉穆迪亚已经从英文与荷兰文中广泛阅读了中国文学，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化实践，并介绍与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作品。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普拉穆迪亚与中国代表团和中国大使馆有所接触，这或许表明他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加。1956年中，普拉穆迪亚也已经完成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翻译工作。1958年10月底，普拉穆迪亚进行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这次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普拉穆迪亚了，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化政治思想在上次中国之行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普拉穆迪亚是用新的政治和文化观点来看新的中国。中国依旧是他灵感的来源，这次旅行也加速了普拉穆迪亚向文化激进主义者转变的进程。进行了历时约一个月的访问，期间他去了北京、武汉、成都和昆明。这次，中国当局不再将他看作是一个“茫然失意的作家”，而是一个开始脱离“幻想阵营”、加入左翼“民族主义和民主阵线”的代表人物。

刘宏指出，普拉穆迪亚在1956年11月从中国回国后，他的文化观和政治态度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在重新建构对印尼的政治和文化设想时，他明显地采用从中国获得的灵感及其对中国文化路线的理解。1956年底之后，普拉穆迪亚由一个孤独的作家变成了积极的战士；他的普世人道主义也被虔诚的社会现实主义所取代。作为热情的文化激进分子，他直接卷入政治变化进程之中。这是他正式站到左翼文化运动一边的政治声明。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被苏加诺军人集团夺取政权后，以共产党罪名入狱，普拉穆迪亚与印尼人民文化协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以往的普世人道主义和对政治疏离的态度转为激进主义者。他明确赞成文学艺术应该被用来改善人民生活。

鲁迅对印尼作家普拉穆迪亚在文学创作与理论，社会思想与政治理想，其深度与广度，说明鲁迅在东南亚被殖民的国家，产生了东南亚特殊的鲁迅遗产。这与大陆、台湾、香港，甚至西方的鲁迅遗产不同，值得我们研究鲁迅更伟大的一面。首先普拉穆迪亚参加1950年成立的印尼的人民文化联（Lembaga Kebudajaan Rakjat Lekra）是一个左派作家联盟，与当时印尼共产党有密切联系，推动社会写实主义运动。

为了批判社会与制度，普拉穆迪亚更学鲁迅，经常写的匕首式的杂文，报纸副刊的方块，专栏短文，成为批判荷兰殖民者与后殖民社会印尼政府的武器，这也是他受尽政治暴力的苦难的原因。但鲁迅超越民族超越语言的作家文学与思想的遗产基因，在普拉穆迪亚的作品中，可找到最大的、最广泛的、最完整的都有生命双螺旋结构大数据，提供证明与鲁迅的遗传血缘关系，他们生命双螺旋结构都可清楚具体地勾画出来。

五、结语：确认跨种族语言的鲁迅文学家族遗传血统

中国在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以来，没有任何作家具有如此可探讨的宽广与复杂面，鲁迅的文学艺术与思想遗传基因超越种族与语系，可以让各领域的学者找到思考的遗传基因。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家高喊要去除鲁迅神话，但鲁迅即使在亚洲与西方，即使没有政治的意识形态，鲁迅始终维持唯一非常神话性的现代作家。鲁迅对世界文学创作的启蒙与影响，几乎是超现实的现象，他铺天盖地，超越时空。本文只是以东南亚华文与非华文作家的一角来叙述鲁迅魔幻现实地引发创作的魅力。

我在《亚洲共同体的中文文学共同传统、多元性与独特性：以亚洲世界的鲁迅为例》论文中得出结论，鲁迅深受西方与日本的文学影响，使他后来发挥极大的跨国影响力。其艺术特色包括文体简洁、笔调抒情、语言写实、手法象征、文字白话、取材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题材、关怀穷人、揭露社会黑暗面等，同时文学作品具有人文启蒙精神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情怀与历史使命感。这些艺术手法及参与社会的使命感，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具有共同的特色与传统，究其原因，是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具有多元的，在文学、思想、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意义。从中国大陆到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各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鲁迅分别通过左派社会政治家与文化人的推崇、文学写作的影响、学术的研究，显示了鲁迅的文学作品与思想具有多元文化意义。他的文学作品与理论与域外社会对话，在撞击与交流下，形成“亚洲世界的鲁迅”，有异于中国的鲁迅。因应当地本土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的不同也有差异，世界性的鲁迅被发展成比中国的鲁迅更具有多元的，在文学、思想、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意义，其中包括（一）反殖民主义政治与社会性的鲁迅；（二）左派政治倾向的鲁迅；（三）批评精神的鲁迅；（四）文学创作的典范；（五）亚洲文化的核心价值的鲁迅；（六）现代社会的改革精神与文化的鲁迅；（七）青年人的导师，等等。

在日本从竹内好（1910—1977）开始，以“亚洲世界的鲁迅”为例，“镜子论”作为学习鲁迅的批判、改革、革命精神。东南亚以鲁迅作为殖民主义斗争的旗帜。在印尼，鲁迅超越种族与语言，影响了印尼小说家与社会运动知识分子领袖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以鲁迅为文学、社会革命的导师，导致印尼的左派革命运动的兴起。在越南，鲁迅也影响了非华语作家，越南小说家南高学习鲁迅作品中的现实批判精神，影响了越南的现代文学。鲁迅学习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最后成为典型的亚洲共同体的作家，他的文学思想的多元性，是亚洲共同体的产物。

借用现代遗传工程，发现遗传密码，解开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之谜，解开鲁迅与东南亚不同民族、不同语系作家的文学人物的生命之谜。黄孟文小说中的在英国殖民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橡胶园与锡矿场长大的惠兰，印尼作家普拉穆迪亚书写下的荷兰殖民地印尼爪哇人克明，越南南高笔下的越南农村的志飘及其妇女，原来与阿Q及鲁迅的其他人物，都有密切的遗传血统关系。

（本文原是2017年7月2—6日在维也纳大学举行的第8届国际鲁迅学术论坛的会议论文，现经大会同意，经过本人修改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