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上海新加坡文学双城记

王润华

一、上海作家：建构东南亚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

处于东南亚中心的新加坡与上海的地理交通位置，是促成两座城市文化的超前与密切连接的因素。在轮船为国际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后来飞机作为远程航行工具，新加坡与上海都是最直接往返穿行西方必经的要道，当时更是前往欧洲必经之地。作家从上海乘船前往欧洲，途中都必需经过新加坡，邮轮通常都会停留一天。老舍在1924年从上海乘邮轮去伦敦东方学院教书，轮船停靠新加坡加油，也补充淡水和食物，他上岸玩了一天。1929年返国途中轮船也在新加坡停泊，他上岸找到华侨中学教职，没有回返上海。教书半年期间，开始创作书写他所说的小小南洋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他停留了半年后回北京途中，在上海郑振铎家完成这部小说（详见王润华《老舍在新加坡的生活和作品新探》）。徐志摩也是乘船从欧洲返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短暂停留，写了那篇《浓得化不开》的小说（参考本文集南治国《朱古律的诱惑——‹浓得化不开›（新加坡）中的欲望苦旅》）。

《上海作家研究在东南亚》收集了东南亚学者所撰写上海作家自20世纪以来的东南亚的文学书写，除了南洋生活经验，还探讨他们对东南亚的文学、文化、社会甚至政治理念的影响，尤其文学是我们最关注的焦点。这里所谓上海作家，或上海文学是广义的，他们原籍与出生不一定是上海，他们可能是绍兴人如鲁迅，也可能是福建人，如杨骚，但他们曾经长时期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化工作，在上海文学界和文化界有所建树，并产生影响。

所谓上海作家或上海文学在东南亚，也有多义性。这群作家他们可能从没登陆东南亚的土地，但他们的影响力长久广泛，如鲁迅与张爱玲。鲁迅的文学创作与左倾思想，具有跨种族与语言的崇拜性、神话性力量。张爱玲的女性书写与文学电影的感染力是一股软势力，不知不觉，通过大众文化，影响广泛。像刘呐鸥与张资平从未涉足南洋，而南洋只是他们的写作的想象空间，他们小说中的南洋想象，给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新的热带异域情调与情欲图像。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中国本土以外最早成长与独特发展的华文文学，如果要考察中国作家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上海作家的影响与参与则最为关键。早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左倾的文艺与文化当道，从上海登陆东南亚的左倾作家数不胜数，阵容强大，本书中提到的就有胡愈之、杨骚、张楚琨、王纪元、高云览、汪金丁、郁达夫、巴人（王任叔）、郁达夫、沈兹九、洪丝丝等，他们分别进入学校、新闻杂志与出版社、文化界，甚至赢得广大劳动人民的共鸣，发挥全方位的力量。上海作家众声喧哗，主流之外，还有其他艺术类别的上海作家，如上述的隔空影响的刘呐鸥、张资平和张爱玲，五四初期的第一代象征派诗人刘延陵，极端现代主义的上海作家杨际光也长期生活在东南亚各地，默默耕耘，这是促成东南亚文学艺术多元化的原因。

二、在上海：新加坡文学的四种语文的声音

这里以目前新加坡上海的双向交流个例，了解实际情况。2007年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举办“新加坡季节在中国”（Singapore Season in China）的华文文学展，我被委任为团长，召集了华文、英文和马来文作家共11人：王润华、淡莹、蔡志礼、希尼尔、黄孟文、尤金、林得楠、英培安等华文写作人，还有英文作家唐爱文、函函和马来作家卡马里。

我们十一位新加坡作家访问了中国北京与上海。在北京大学与中国作家协会举办座谈与朗诵会。在上海的节目最丰富，我们在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与中国作家座谈、朗诵作品。新加坡作家呈现了多元文化的特点，代表了华、马、印三大民族与四种语文作家，由于座谈与朗诵公开，而且上海与新加坡作家同台演出，作家亲自朗诵自己的作品，听众非常踊跃，他们尤其为一个国家的文学具有四种语文的声音（英、华、淡米尔与马来语），真正众声喧哗的语境，而感到惊喜。

2007年7月26日“新加坡季节”的文学节目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在发布会上出人意料地说：“我和新加坡有血亲。”随后动情地回顾了其祖辈在新加坡的往昔岁月，“我的祖辈、曾祖辈都长眠在新加坡，我的父亲是为了抗日救亡才来到中国，我真高兴今天能站在这里以欢迎的姿态迎接大家。”王安忆的父亲出生在新加坡，很早参加抗日活动，是本土华文小说与戏剧作家，之后到国内作抗战宣传，作品始终书写南洋的华人开拓新世界与反殖民的题材，曾出版自传体小说《客自南洋来》。

新加坡在上海、北京举办的“新加坡季节”，应该是首次让中国民众近距离了解新加坡文学的多元性，认识了新加坡文学从作家的种族与语言的多元到文学书写的复杂多样主题。

三、上海世博会与太阳岛上：上海与新华作家多元的对话

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在上海太阳岛岛主陈逢坤鼎力支持下，我与蔡志礼策划了“太阳岛多元文化峰会”，分别在上海太阳岛上与上海世博会场举行新加坡与上海作家的高峰会议与作品朗诵。新加坡华文、英文和马来文作家共11人：王润华、淡莹、蔡志礼、希尼尔、许福吉、艾禺、李永乐、郭永秀等，英文作家有唐爱文、柯宝星和马来作家卡马里。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国际知名小说作家陈若曦来，诗人郑愁予，还有拥有无数读者的王安忆、赵丽宏、陈思和、郏宗培等都到场参加交流。这次峰会的重要节目有（1）上海作家与新加坡作家对话，（2）作家朗诵，（3）中国作家与国际华文作家对话，（4）上海与新加坡文学新书发表会。

在太阳岛多元文化峰会期间，上海与新加坡双方促进两地文学的实质交流，新加坡《联合早报》李永乐给峰会的对话做了大篇幅的报导，这里摘录一小段：

郑愁予说：文明要靠“水”，政治的治理和医学的治疗，“治”字也是从水旁，所以水特别的重要。新加坡英文诗人唐爱文发现宋代王安石来过太阳岛写诗，其中“巨川非一源，源亦在中流”，神奇蕴涵“多元的力量”。复旦大学学者陈思和说：新加坡“地球村小众神安”，是世界文化多元和而不同的典范。他赞扬王润华经常“传播多元的理想”。陈思和认为，全球化是强对弱的冲击，多元化则是并存和共生，上海世博就是例子。陈若曦感觉太阳岛推动人文艺术的时机，符合了天时（中国崛起）、地利（上海）与人和（陈逢坤的实践）。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郏宗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互补的时代，一个不分大小强弱的时代。

这次大会还出版了四本对促进上海与新加坡文化有重大意义的书籍：

第一本：赵丽宏、许福吉主编《城市的呼吸》（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共收录了新加坡、上海两地作家的小说、散文及诗歌作品共155篇。上海方面，既有巴金、施蛰存等文学宿将，也有当今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余秋雨、王安忆、赵丽宏、赵长天等，以及潘向黎、安妮宝贝等新生代代表作家的作品。作品被收录进这本“双城记”的新加坡作家则有王润华、杜南发、潘正镭、蔡深江、吴耀宗、许福吉、淡莹、希尼尔、董农政、张千玉、伍木、君盈绿等。

第二本：新加坡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编选《城市的足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收集了两个城市一百多位作家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品。

第三本：王润华、陈逢坤编选，何莲玉英译《上海太阳岛诗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从晋朝到清代历代诗人诗词选三十首，原文与英文翻译。选集中有王安石诗作，其中“巨川非一源，源亦在中流”，早在宋代王安石已“洞见”今日上海与新加坡的多元的力量，成为世界创新城市。

第四本：蔡志礼主编《花园城市　水的神话：世博太阳岛多元文化峰会　新加坡文选》，这是收集新加坡参加世博太阳岛多元文化峰会11位作家的文选，在北京、上海各地朗诵的文本。

我们也在世博园区的舞台，传播来自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的声音。这也是李永乐在《联合早报》的报道：

郭永秀带领的华乐小组，弹奏岛国的马来与印族乐曲。以英文创作、形象独特的锡克族作家柯宝星，主持风格幽默风趣，为现场的气氛添姿润色，吸引驻足的眼光。蔡志礼和许福吉中英文并用的解说，增添了多元的色彩。马来作家卡马里，颂唱马来情诗，现场听得懂的或许不多，但他磁性感性兼备的噪音，仍然富含感染力。左手写诗、右手微型小说的希尼尔，朗诵了《触目经心》，借用蔡志礼对他的形象浮雕：不用美丽词藻的希尼尔，确实能“让淡雅的文字散发幽情”。蔡志礼和许福吉，新加坡文教界的才俊，文学界的多面手，在主持、串场和呈现本身作品上，都达到了圆融的效果。

朗诵功力了得的女诗人淡莹，声情并茂地倾吐她的《心愿》，还和现场观众互动起来，台上台下一起“等待风起、回音、鸟归和火焰”。

四、上海作家影响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多种模式

上海作家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前面只是列举最近的两项上海与新加坡作家活动，说明具体密切的交流互动。上海作家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也是一样频繁与深入。再以新加坡为例，近二十年，新加坡各种重大文学活动，如世界华文文艺营、新加坡作家周、新加坡作家节、文学四月天驻校作家、新加坡作家协会及其他文化团体所举办的各种文学、学术研讨会，都经常邀请中国作家前来指导与交流。我翻阅上面提到的《城市的呼吸》与《城市的足音》二书中入选的上海作家为例，曾来新加坡交流的就不计其数，我自己有参与的活动就有如王安忆、陈村、陈丹燕、赵长天、赵丽宏、白桦、李子云、余秋雨、辛笛、郏宗培、宋永毅等上海作家。过去上海作协访问欧洲，常常停留新加坡与本地作家交流。同样的，新加坡作家访问上海作家，可能次数更多。

如果我们翻阅新马话文学的史料书籍，如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史稿》、黄孟文与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我们会发现新马华文文学、甚至文化界（尤其报章杂志）的建构，几乎是广义的上海作家、文化人的功劳与贡献最大。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以下几个模式。

南来的作家群第一个模式几乎是无形无影的超空间的文化影响，以左派文化、文学、思想与政治的代表鲁迅先生为例，他没来过南洋，但他的影响从30年代至今，以多形式多途径，从文学到左倾政治思想影响了整个东南亚，还超语言、超种族（见《从解密的影像解读鲁迅与东南亚左倾运动的三种模式》与《解开鲁迅小说遗传基因跨族群与语言“生命之谜”：从绍兴到东南亚》）。即使无政治意识的作家如张资平、刘呐鸥、张爱玲等也导致另类文学的成长。没有张资平，就没有新马作家姚紫那类大众化作品。

第二类作家包括杨骚及其他亲自到新马工作的文人，很多可称为上海作家，因为他们都有很长时间在上海写作与生活，在王润华的《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与杨骚的《在东南亚文化前线与森林深处：抗战与逃难》中提到的那一群逃离日本军队占领的新加坡，进入印尼的苏门答腊丛林避难的作家如胡愈之、张楚琨、王纪元、高云览、汪金丁、郁达夫、巴人（王任叔）、沈兹九、洪丝丝等多数可称为上海作家。他们是今天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传播者。由于他们在东南亚社会文化各角落长久耕耘，今天东南亚写实、关怀社会大众、反殖民的文学传统就是来自他们的文学理念与实践。像郁达夫，他能与文化工商界以旧诗交流，坚持东南亚长大的马华作家要有本土独创性，最后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抗日运动，他几乎成了另一位拥有全方位的影响力的上海作家，其文化遗产至今还延续发展。

第三类是一群独行侠作家，包括前面提到的没有亲身远赴南洋生活，但很有创意的发挥了他们的南洋想象，像上海作家刘呐鸥《赤道下》（见南治国《旅行，到赤道之下：——刘呐鸥‹赤道下›中的“南洋”解读》）或是张资平（见林春美《欲望朱古律：解读徐志摩与张资平的南洋》）。林春美说，张的小说如《苔莉》《性的屈服者》《最后的幸福》，小说里浮现过新加坡、马来亚、爪哇、婆罗洲、兰贡（即仰光）等东南亚诸多地域的名字，只是整体性的南洋群岛的异域，可以脱离中国的道德拘束，赤裸裸的寻欢作乐，得到情欲的满足。从欧洲回航，经过印度，途经新加坡的徐志摩也写小说，再现热带情欲诱惑感受世界（见林春美的《朱古律的诱惑——‹浓得化不开›（新加坡）中的欲望苦旅》）。徐訏短暂的旅居新加坡后，1952年也写了短篇小说《马来亚的天气》（收入《传杯集》），继续南洋热带岛屿是情欲放纵的天堂的幻想文学。他书写一位华裔青年的神话，在岛上不必结婚，本土女性的洋人丈夫出海远行，就是您的妻子的传奇。

独行侠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家，上海作家中，如五四最早期象征主义诗人刘延陵，他在1937年移居新马，虽然在新闻界，隐姓埋名，深居简出，但仍然坚持他的文学信念（周维介《南下的五四水手靠岸星洲之后的足迹》）。杨继光是当年上海现代诗先行者之一，笔名贝娜苔、罗缪，192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9年移居马来西亚吉隆坡。也是默默先后担任《虎报》副总编辑、《新明日报》总编辑、马来亚（西）电台高级职员。1974年离开大马，移民美国。他还是静悄悄继续写前卫的小说。徐訏以《鬼恋》等小说，风靡一时，曾是当时上海最多产的作家，也在新加坡有匿藏式的生活与写作。像这样的低调生活在东南亚的上海作家也真的不少。

五、预言在本地与上海的作家继续创造东南亚文学新的发展

本文前面已经谈过目前东南亚与上海由于种种历史、文化的原因，上海作家至今仍然继承其密切连结东南亚文学关系的传统。这个网路，通过移民、出版、文化往来越来越广阔，今天广义的上海作家移民与在东南亚工作的作家人数不计其数，由于尚难定位与确定其影响，但无论如何，目前在上海或在东南亚的上海作家一定会再度创造东南亚文学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