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当代汉语诗学的理论建构

我们提倡的南方精神，也就是南方诗歌中孕育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启蒙精神，虽是以珠三角出海口的广东为起点的，但它也并非与华夏民族的历史传统无关，而是有着古老的华夏民族诗学的根基，并关涉着自然、伦理和神圣的三重维度。但我们也要看到，自秦汉以来，华夏民族诗学也即汉语诗学的神性失落既久，而民族沉沦日甚，至于今日，一种寻求价值之超越与强调艺术审美的写作向度愈益得到重视，它就主要体现在东荡子、海上、黄礼孩等诗人的写作中，也体现在世宾的命名者写作和祥子的敏感者写作的争论中。在指向文学或诗歌的最高神性存在中，我们又将指出诗歌写作所具有的良知、意象和语言的三重维度，认为良知，即关心个体生命本身，关心民族和时代的生存与苦难，即为诗人写作的真正起点，那就是爱的起点；认为意象既需要承续中国古典的传统，但又必须实现当代性的转化，要让意象新颖，要有多重意象的复杂组合；认为语言必须具有陌生化的效果，不能落于俗套，必须在修辞、韵律等方面不断寻求其合适的形式。而在关于诗人作为命名者或敏感者的争论中，我们分析了这个时代的“拟经”或“伪经”式写作的可能或不可能。诗人的角色认同、语词运用、情感和思想沉淀，都不仅仅是完全个体化的，还是与其民族共同体关联着的。

我们始终主张诗人的个体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三重统一，而这是我们在本篇需要奠定的重要理论基础。文学指向神性，那是个体生命的独自面向神灵和苍穹，是生命之存在的真理，是一种自我关心和自我疗养，它让孤弱的个体有了生命的浩瀚和辽阔；文学关乎族群，也即诗人所置身其中的社会伦理关系，因着对于它所深爱的地区文化族群、民族文化的关爱，文学所关心的自我生命获得了其现实化的途径，每一位诗人都是民族的喉舌，是民族文化的良知的声音，他也为他的民族和人民所铭记，诗人就是活在他的民族语言中的，就是在置身民族语境而获得其伦理主体自觉和人格塑造的；文学关乎世界，这其中涉及经济生活、政治治理、人文或宗教信仰，它都从极为广阔的生命时空作用或哺育着诗人，诗人则是以文学作为介入世界或治理世界的技术，而充当着治理者的角色，这无疑是不同于国王、官吏的心灵治理或精神治理术的。这样，文学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三一结构”，个体—民族—世界，即构成了其由内向外，又由外返内，相互支撑，相互纠缠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也是文学的三重功能，这三重功能是统一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是不当偏废而共相成就的。

中国文学的谱系发达，根深叶茂，自《诗三百》《楚辞》《庄子》的写作以来，个体（自我）—民族（国家）—世界（天下），就是共属一体的，作为个人，应当做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慎独”功夫，其为民族和国家，则是“齐家—治国”的统一，是强调“夷狄之辨”，其世界性则是“平天下”的事业，是“达则兼善天下”，是仁义教化施于天下。中国历史上的士君子、士大夫和诗人，都延续着这样一个传统，孔子、孟子、司马迁、班固、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欧阳修、范仲淹、苏轼、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曹雪芹、龚自珍等，都是“进则忧其君，退则思其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的文学既是慎独、王道和仁政的贯通，也是自然、性情和天道的传达。

自新文学传统确立以后，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其白话文的提倡中继续着诗人介入民族国家和现实政治的事业，这其中也确立了五四新文化传统，它既承续中国古典人文传统，又汲取西方的古典和现代思想传统，并同时受到苏俄政治文艺影响，既变得更为浩瀚，却也有驳杂之弊。当代中国的文学和诗歌批评，需要整理传统，以广大和纯正中国新诗批评。在笔者集结本书中，我们开篇，就确立文学的神性，诗歌写作中的良知、意象和语言，汉语诗学传统的带入和带出，文学的民族性和个体性、世界性的平衡等多个维度来予以切入，以望能为当代中国诗歌写作与批评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