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南方精神的谱系和当代中国新诗的未来

南方诗歌是由南方精神孕育的，而南方精神又是在南方诗歌中出场的。《南方诗选》是对于南方精神与南方诗歌的一次重要命名和整体推出，而《南方诗论》就是在《南方诗选》的基础上推出的关于南方诗歌精神和南方新诗生态群落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它主要是中国当代诗歌的诗学理论、诗歌批评和诗歌散论的合辑，而其重心则在于南方诗歌和南方精神，全书共分四篇，上篇为当代汉语诗学的理论建构；中篇为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下篇为南方诗人的个案研究；别篇为南方诗人的艺术缘域。

上篇包括《文学的神性》《诗歌写作从何处开始》《命名的自觉和敏感者的特质》《诗人为民族而写作》四篇，主要探讨了在文学的三性（物性、人性、神性）中，如何实现文学从一性独白到三性混融的回归，分析了良知作为诗歌写作的起点，意象作为诗歌写作的道成肉身的展开以及如何在语言中获得一种陌生化的表达，揭示了诗人写作的理性和感性的不同路向以及诗人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中篇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当代南方诗歌的三个区域的诗歌状况，即东南端的广东新诗群体、西南端的四川新诗群体，以及连接东南和西南发端于湖北的“湍流”新诗群体。在这几个南方区域的诗歌群体中，又主要对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70后”诗人群体、当代女诗人群体展开探讨。下篇重点研究了向以鲜、郑小琼、黄礼孩、浪子、陈会玲、阿翔和翟文熙、余秀华等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南方诗人个体，别篇主要谈了诗人温远辉诗中的信仰化建构、陶春诗歌的高贵精神和超凡气质、海上的岩画创作、马莉的肖像画和抽象画创作、陈会玲诗歌的艺术维度与灵性精神。

《南方诗论》又和《南方诗选》共为双璧，自从笔者主编的《南方诗选》和同时期参与主编的《珠江诗派》推出后，其中提出的以广东地区或珠三角为中心构建的南方诗歌生态圈及其南方诗歌精神，在国内诗歌界、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果说，《南方诗选》的体例重在对于当代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坛进行一次较全面的立体观照，重在诗歌群落的编排和诗人个体所属历史位置的叙述的话，那么，《南方诗论》则以《南方诗选》等重要诗歌文本为基础，尝试建构当代中国的新诗理论，其研究范围则渐渐扩展到了中国西南的四川新诗群落，以及连接西南和东南的湖北诗人群落。《南方诗论》的目标，就是期望对最具变革性的当代的新诗精神和汉语诗学做出具体而微的研究和探讨。

《南方诗论》与《南方诗选》、《珠江诗派》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当代南方诗歌精神生长的历史谱系。《珠江诗派》包括了从1840年代以来的广东珠三角的旧体诗、民国诗歌，1949—1978年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1980年代受朦胧诗潮影响的创作，1990年代以来的外省和本省崛起的不同诗人群体、粤语歌词等。《南方诗选》主要包括1990年代以后的广东新兴的诗人群落和独立诗人，以及一些“90后”的年轻诗人，对于当代广东诗坛的最新扫描，虽然所收纳诗人还不够全面，但其所具有的独特的诗学视角和民族诗学建构，已然引起批评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南方诗论》则是笔者从中国悠久的古典文学和人文传统出发以进入当代中国诗歌而展开的多角度的最新研究成果。

那么，当我们强调“南方之音”、“南方之诗”和“南方精神”这几个概念时，“南方”究竟在哪里？“南方”该如何划界？“南方诗歌”是属于以地域进行划分的诗歌概念吗？“南方精神”又有其何种独特品格？而且这本即将推出的《南方诗论》又似乎远远超出了《南方诗选》的范围，其中所论诗人和诗歌，又远涉四川、湖北、北京等地，这是否有随意列举之嫌？是不是一个批评家过于武断的剪裁？应当说，这些质疑的声音，都是有其道理的，一个认真的诗歌编选者和严肃的批评家，都是不会回避这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关于南方究竟在何处，该如何划界的问题，在《南方诗选》推出后，当时就有读者提出：南方是一个很大的地区，怎么看到《南方诗选》里面选的主要是广东的诗人？广东能代表整个南方吗？这种选择是不是以小概念取代了一个大概念？

我当时为《南方诗选》所作的辩护，仍旧是适用于今天我们推出的《南方诗论》的，这个问题在《南方诗选》序文和这部专著《南方诗论》的中篇已有详细论说，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推展论述。我们始终强调，诗歌中的南方是被建构的，正如古典文学中的江南也是被建构的。在古典时代，江南，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长江以南，而是专指长江中下游以南，从文化上说，它几乎就是才子风流、名士精神、诗酒情怀的代称，它意味着一种从儒家圣贤君子文化中解放出来的个人的灵性的文化以及其延伸出来的诗歌写作理想。南方，则是比江南更进了一步，它更多地在当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学中被体现为一种革新的启蒙的力量，它在地域上、文化上也是具有弹性的，是伸缩性的概念。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种革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始终活跃在南方，它从其开端处就跳出了古典江南的范围，这个跳出的契机是和特殊的政治时代相关的，那就是在清朝的种族统治和闭关锁国时代，一个在古典时代不起眼的、不甚重要的珠三角广州一隅，被开辟为面向海外的唯一通商口岸，它的经济的活跃性、文化的弹性和政治的开放性，都开始超出北方，也超出江南。

至于南方诗歌是否是属于以地域进行划分的诗歌概念，南方精神又有何种独特品格的问题，这也在读者追问《南方诗选》时有过提出，南方作为一个被主编提出和建构的近代文化和诗学概念，它是否有一个自己的线索或概念的衍生过程？笔者对于这个问题也做了较详细回复，在笔者看来，从文化上来说，近代以来的“南方”至少发生了三次变迁：第一次是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南方的北上）为其典型事件，它主要是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甚至还可以囊括进红军中央苏区的万里长征北上，它主要是政治的、军事的。第三次是1980年代开始后的广州作为开放港口城市、珠三角作为经济开放带、深圳成立经济特区、香港和澳门回归，形成珠港澳经济带，这主要是经济的。在这三个阶段中，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教运动，且不论其得失成败，但无疑就直接承受着来自海外西洋力量的冲击，是南方对于北方的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挑战。湖湘文化崛起，也可看作南方的，洋务运动的重镇也在这里。且不说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在重新酝酿着南方的区域概念和文化版图，都在孕育着精神的南方的崛起。而真正的南方精神，却主要是在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形成并发展成熟的。

作为真正的具有现代性意义上的南方及其南方精神，在1980年代以来，又是如何呈现的？对此，我也曾著文指出，在近代以来的关于“南方”的三次变迁中，第三次就显得尤其重要，它并没有形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冲击，但却逐渐缔造了一种文化版图和诗歌版图上的“南方”，首先是1980年代的粤语歌曲、影视借着香港影视传媒的成功，席卷全国，而这也在温远辉、何光顺、林馥娜合作主编的《珠江诗派》中得到体现，其次是1990年代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底层打工诗歌异军突起，涤荡了以前由南下干部写作因着占据文联和作协所主导形成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而展现着广东诗歌的崭新的现代性特质，它融入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也融入世界性的工业文化中。

在底层打工诗歌崛起中，广东本土诗歌也在酝酿，其最早可追溯到1993年、1994年，那时广东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刊物《面影》和《返回》，《返回》是华南师范大学祥子主持的，《面影》是中山大学的。在此之前，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和第三代诗歌运动同时，是尚钧鹏创办的小城诗派，这是源头。其中，还有一位诗人袁安，当时海子1989年、1990年的最后的诗篇，都是由他和路遥整理的。还有赵洪诚、沈浩波，他们在偏远的地方，虽然没有能走出来，但却开启了现代意义的诗歌，这些都是被埋没的，其中世宾等诗人也在1990年代逐渐开始写作，打工文学整体上会比较早，1990年代就开始有，诗歌也比较早，但要晚于小说。

应当说，外来打工诗歌的崛起和广东本土诗歌的现代性转换几乎是同步的。打工诗歌的重要写作者郑小琼也主要是2007年前后崛起的。但打工文学包括打工诗歌获得重要影响确实是从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广东本土的完整性写作诗群重要代表也在该时期开始写作，而到了2003年以后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其他诗人群落如口语诗群、新女性诗群、纯技术或玄学写作诗群、都市写作诗群、新乡土写作诗群、学者型写作诗群、垃圾写作诗群也都先后形成，从而促进了广东诗歌的繁荣。这些都是广东作为具有典型意义上的诗歌的南方所结出的硕果，它也凸显了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新异的革新精神，这种诗歌精神以“自由”为其内核，它接续了1916年开始在北京爆发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对于1980年代初的北京的朦胧诗运动和贯穿1980年代第三代诗运动之后的现代性诗歌精神的继承和延续。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的南方，就是在1990年代特别是在20世纪后形成的。

这样，对于《南方诗选》的编纂和《南方诗论》的专评，就有必要再次阐说其在当代诗歌史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南方诗选》如果说还主要是以广东为核心区域在呼唤一种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诗歌精神，一种大陆农耕文明在向海洋文明突进中所遭受到的痛苦书写和历史新生，那么《南方诗论》就将一种“精神”上的“南方”扩大到了整个当代华夏文明。如果说，北方意味着古老和保守，那么，南方就意味着现代和变革，这种精神的南方，正在中国每个地域成长为一种现实的形态，它正推动着整个民族不断向前，一种返回中的向前拓展。这样，南方精神，与笔者所提到的四川诗歌的陆地气质就并非冲突的，而是可以涵容的。南方精神，就是呼应着历史，呼应着一种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历史运动而产生的，它命名了文学和诗歌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南方，它最初以广东，以珠三角为现实的前方，但在诗歌中却是以整个中国的反抗运动为起点的。这个反抗运动，就把南方最早接触到的西洋文明或西方文明精神直接引入华夏大地或中国大陆。

于是，南方从地域上最早接触到西方，接触到一种具有现代性气质的工业和商业文化，形成一种既和个人主义本位相结合又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自觉的文化，它进而弥漫在一个历史古国的每个地域中。因此，这种蔓延生长开来的精神素质，我们都可以视之为南方精神。这样，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新月诗派、九叶诗派，还是1980年代的北京朦胧诗派、四川第三代诗歌运动，还是1990年代以后的底层打工诗歌写作，以及此后更多的诗群的崛起，都渗透着一种新异而卓特的南方精神。如果说，《珠江诗派》和《南方诗选》还主要是重点展现珠三角和广东的区域文学，以其为南方精神的具体承载者，那么，《南方诗论》却将中国当代诗歌在历史发展中的现代性精神凸显了出来，特别将其在1990年代到21世纪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群落蓬勃发展中的诗歌精神给提炼和升华了出来。

这也正如诗人温远辉指出的：“我先前谈到何光顺教授主编的《南方诗选》是继《珠江诗派》之后的又一本有关广东诗歌选本的力作，谈到我们一直没有一本关于‘南方’的诗选，虽然较早前有诗人提出‘南方以南’的概念，但都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和宣传，我和何光顺教授、诗人林馥娜在编选《珠江诗派》时已明确重视以珠三角为中心的广东诗歌，强调广东诗歌的一个发展过程，而后何光顺教授主编的《南方诗选》则把这个‘南方’概念凸显出来了，他把以前很多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给完成了。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南方诗论》将把‘南方精神’和‘南方之音’乃至‘南方诗谱’都会再予以深度展开，并实现一个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建构。我个人非常期待这部当代诗歌批评和诗学专著的推出。”

散文家艾云肯定了《南方诗选》对于南方精神的一种延伸性开掘，指出南方精神是一种务实的、钩沉的，具有经验主义的特质，认为一个诗歌选本就是要暴露出一个时代的诗人们写作的问题，也同时显现出他们创作的实绩，在诗歌编选之后，又当继之以诗学专论和系列化的诗歌批评文章，而这部《南方诗论》的推出，无疑让广东诗人和批评家在介入中国当代诗歌史和批评史方面，获得了一种组合效果。诗人郑小琼认为，《南方诗选》提出的“南方精神”概念，《南方诗论》展开的“南方精神”“南方诗人”“南方之音”的诗学话语建构，都显示了一位批评家和理论家对于当代中国诗歌所抱有的期待和所展开的切实推动。批评家杨汤琛将《珠江诗派》和《南方诗选》的出版视作广东诗歌界的两件大事，认为《南方诗论》以这两个诗歌选本为基础展开的诗学专题研究，在深化拓展当代汉语诗学的同时，也为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做了一个示范性的工作。

作为近几年来介入当代中国新诗，也获得了诗歌界和批评界广泛认同当然也不乏批评声音的主编者和研究者来说，我个人是心怀感激的，常常觉得是老天厚爱，赐予了我如许难得的机缘。作为诗歌领域和批评领域的后来者，我常常向相关领域的先行者不断地学习和请教，也收获良多。因此，在诗歌编选、诗学批评与建构中，我也向更多的年轻者和后来者开放我自己所建设的平台和阵地。《南方诗选》如此，《南方诗论》也将同样如此。在《南方诗选》中，我已选入温咚荻等一批“90后”的诗人，她们的诗虽入选不多，但却是意味着一种南方精神的延续，就是从一代一代人身上成长起来的传统在被培育着。还有在《南方诗论》这部著作中，我还有必要说明，我将以郑小琼为代表的底层打工诗群放在《南方诗选》的开篇，这是因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南方诗歌的崛起是从底层打工诗歌开始的，中国当代诗歌的世界性影响也是在郑小琼为底层打工诗歌注入新鲜血液之后获得的。对于底层打工诗歌的研究，以及在外来诗人和诗歌刺激影响下的诗歌潮流的交汇和诗人群落的生长，我在《南方诗论》的诸多篇章中都有所涉及，也希望能赢得更多认真的批评家的回应。

底层打工诗人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殊诗群，他们在整个华夏大地上流动、跨越、挣扎和奋斗，有很多诗人沉没，也有不少优秀的诗人脱颖而出。底层打工诗歌写作就成为华夏民族内陆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激烈碰撞中的一种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特质的写作方向。虽然，实际上在介入当代诗歌时，我接触广东本土的完整性写作诗群比接触底层打工诗歌更早，但我将底层打工诗群放置在完整性写作诗群之前，以凸显我所提倡的“南方精神”的那种跨地域的现代性品质，无疑是有着深意的。因为，广东完整性写作诗群，虽然其主要诗人代表如黄礼孩、世宾等是属于广东的，但其精神先驱东荡子却是从湖南来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一个非典型底层打工者。对于东荡子来说，流浪和漂泊渗透在他的血液中，大气和苍凉是他的底色，自由和抗争形成他的先锋性所在。而这种精神已在和东荡子具有同样外省人身份的底层打工者那里露出了端倪，只是大多数底层打工诗人更为悲苦和不幸，也挣扎得更为艰难，成功的只是少数者。而且，我将底层打工诗歌视作作为大陆文明典型代表的四川第三代诗向作为面向海洋文明前沿的广东珠三角输血的文明迁徙和诗歌迁徙。在诗歌写作上虽然并不出色但却以其《中国新诗年鉴》名家的诗人杨克，就是第三代诗影响广东的一个重要案例，只是其影响主要依靠诗歌年鉴的编纂而获得。因此，后来居上的郑小琼，就是具有大陆精神或陆地气质的四川诗人向着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勇敢挑战的夹缝中的诗人，这也使她具有了双重身份和双重气质，而郑小琼也在现实的痛苦境遇和身份的裂变中寻找到了出路。因此，在《南方诗论》中，我还凸显了如余秀华这样的完全是农民身份而后靠着诗歌写作获得现代诗人身份的崛起者，书写现代世界中的摇摇晃晃的传统身份的悲哀与尴尬，坚强与不屈，书写那畸形的、脆弱的心灵的一切遭际，就构成了“南方精神”的阴面，这正如阴阳和谐的太极鱼图形，阳面是奋进的、勇敢的，阴面却是悲伤的、受挫的。

底层打工诗群和完整性写作诗群就构成了广东诗歌的重要两翼。记得早前诗人浪子编选过《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和《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也恰好呼应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歌的两极。而玄学诗群、新女性诗群、口语诗群、都市写作诗群、学者型写作诗群、新乡土写作诗群、垃圾型写作诗群、独立写作诗群等就构成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庞大诗歌生态群落的良好生长态势。这种生长态势，又开始反哺于早先的作为1980年代诗歌中心的四川或西南诗歌生态群落，并进而与安徽、湖北等各地区诗群形成联动共生的态势。我们看到，《南方诗选》在推出后获得巨大影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既源于主编者参与此前《珠江诗派》囊括性编选1840年代以来整个广东诗歌发展的经验，又与19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诗歌边缘化，朦胧诗和四川第三代诗的热潮消退之后的广东诗歌的异军突起密切相关。整个广东诗歌的崛起，就是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进程加快和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整个时代背景深度契合的。无疑，广东诗歌的崛起，还未能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传统的文学舆论焦点或当代中国新诗学术研究，还是受到北京等媒体垄断、学术垄断、高校资源垄断的强烈影响，还常常把目光放在北方，既模糊又有其政治文化焦点的北方。然而，在《南方诗选》主编看来，中国诗歌如果不加入南方的阵营，不让来自南方的自由海风吹拂，不让大陆农耕文明与现代海洋工业文明实现大规模碰撞，则中国的希望，中国文学的希望就会越趋晦暗。

因此，《南方诗论》以《南方诗选》为文本基础所提倡而又不断生长着的“南方精神”，就是笔者所强调的大陆农耕文明与西方现代海洋文明碰撞中的结晶，那是刺痛的、灼热的、冒险的、探索的、突围的、自由的、开放的、撕裂又寻找弥合的、矛盾又渐趋于融合的，它具有由内向外的发散，又由外向内的反哺的特征，它具有一个向更广阔的地域生长和扩展的自我生命的逻辑。于是，《南方诗选》的选本，就不是简单的广东或某种地域的南方诗歌的罗列，不是没有内在结构和线索的诗歌资料，整部《南方诗选》就是要展现出南方诗人和他们的写作的精神结构和发展线索。而且，这个南方诗歌的结构和线索是具有弹性的，是延伸和生长着的。在笔者看来，《南方诗选》虽然主要是关于广东当代诗歌的一个选本，但它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学者、诗人和读者观察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状况，展开诗歌群落研究的重要文本，全书对于广东诗人群落的划分和诗歌文本的选取，对于推动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样，《南方诗论》不仅是关注广东的，而且是以广东为起点，来考察整个中国当代新诗的现代精神的，这种现代精神，我将其命名为“南方精神”，就主要是从其具有近代事变性质的珠三角的系列精神历史的运动为起点的。

无疑，南方诗歌精神的谱系，就必然超出《南方诗选》中所梳理的1990年代的广东诗人群落，而还需要在我视之为姊妹篇的《珠江诗派》中去溯源。《珠江诗派》是温远辉先生和我还有广东诗人林馥娜共同编撰完成的。在该书中，我们梳理了珠江诗派作为南方诗歌精神谱系建构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阶段，最初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丘逢甲作为戊戌变法前后打起“诗界革命”旗帜的广东诗人群体，首先为中国新诗做出了某种现代性的准备。随后又有梁鼎芬、曾习经、罗惇曧、黄节作为“岭南四大家”登上广东诗坛，而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作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者，不仅用诗篇唤醒沉睡的旧邦，而且用行动来改造故国，重启新命。苏曼殊、朱执信、汪北镛、詹安泰、陈洵、古直、叶恭绰、阮退之、黄海章、冼玉清、李金发、蒲风、梁宗岱、欧阳山、陈残云、黄宁婴、芦荻、温流、冯乃超、雷石榆、李育中、缪白苗、陈凡等大批广东诗人的涌现，更体现出广东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1949—1978年三十年社会主义文学阶段，主要以政治诗为主，否定个人化的具有独立主体性的写作，而强调整体化的具有人民代言性的写作。这时期的广东诗人的代表主要有柯原、柯岩、王季思、刘逸生、韦丘、野曼、周钢鸣、欧阳翎、张永枚、李士非、欧外鸥、关振东、韩笑、西彤、岑桑、曾敏之、韩北屏、郭光豹、罗沙、于最、莫少云、沈仁康、西中扬、黄蒲生、叶知秋、向明、黄雨、梵扬、左夫、钟永华等。

第三阶段是新时期诗歌写作，前一段，广东诗歌更多是呼应北方的，诗歌的中心在北京，后转移到四川，而珠江流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正忙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效益增长。但这时期珠江流域也出现了许多优秀诗人，如洪三泰、筱敏、谭日超、郑玲、郭玉山、郑启谦、李经纶、吕海沐、桂汉标、唐德亮、赵红尘、郑木胜、刘虹、胡的清、晓音、卢卫平、方舟、张慧谋、张况等。后一段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1990年代开始的，在这一阶段，广东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北方。珠江诗派真正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也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这一阶段的诗歌就与《南方诗选》所提出的广东诗歌的生态群落状况相呼应了，即出现了完整性写作诗群、底层打工写作诗群、新女性写作诗群、纯技术或玄学诗群、口语写作诗群、都市写作诗群、新乡土写作诗群、垃圾写作诗群。

在《南方诗选》《珠江诗派》的编选后，以“云山凤鸣”诗歌公众号为阵地的当代南方诗歌精神谱系的建构，又进而开始关注四川新诗群体及湖北新诗体群。我们认为，当代四川新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1980年代从四川兴起的“第三代诗”席卷全国，成为其时中国诗歌的中心所在，而更重要的是从“第三代诗”到1990年代后“存在”诗群的演进所折射的“陆地气质”和“大陆精神”。这种“陆地气质”和“大陆精神”既是四川作为东亚大陆文化典型代表的内在品格的体现，同时也是华夏民族作为东亚唯一本原民族的历史精神的结晶，而且最终在与西方文明“海洋精神”的现代遭遇中形成其成熟形态。没有西方海洋文明中的“海洋精神”作为异己物的存在，就不会有中国大陆文明中的“陆地气质”的形成或“大陆精神”的成熟。当代四川新诗群体就正是在这种中西方本质精神的遭遇中展开其写作实践，是重造传统又借鉴西方并植根于本土性经验中生成其先锋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追求。可以说，以四川新诗群体为例来阐释华夏民族诗学精神的某种内在本质维度，也有利于在经历中西方文明碰撞的“差异性”体验中为当代中国新诗找到回归华夏文明“同一性”故乡的道路。

在2019年9月，为加强南方诗歌的联系，我委托绵阳第三代诗人雨田在绵阳西南科技大学组织了一场“四川诗人看《南方诗选》暨中国西南诗歌生态群落专题研讨会”。这场研讨有两个维度：一是四川诗人看《南方诗选》，以一种限制性视角来进入岭南和广东诗歌，并同时在对这个视角的批评性考察中确立更多的批评尺度；二是又以《南方诗选》所确认的诗歌群落研究方式同样进入对于中国西南诗歌生态群落的考察，以让中国西南诗歌在南方诗歌的概念中确立其不同于岭南诗歌的位置。本次活动由当代中国第三代著名诗人雨田主持，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承办，绵阳诗人冯小涓、毛晓红、南地、马青虹、李资富、王开平、赵加辉、何仁君、野川、李月荷、郭诗莉、徐颖、秦歌、王琦雯、张益聪、刘强等参加和做了主题发言。另有批评家冯学全、郭名华、何琴英等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而在这场活动进行的前后，笔者又与四川其他诗人如胡马、李铣、白鹤林、陈于林等进行了交流。在这种个体的互动以及以《南方诗选》等文本为基础的南方诗歌的研讨，让一个中国西南和东南展开深度交流的场域或缘域就得以形成，南方诗歌的边界也由此扩展。四川新诗群体与广东新诗群体也由此共同构成了南方诗歌的东南与西南的两翼。

在这两翼之间，以湖北公安为最初起点的湍流诗群就形成了连接南方诗歌的西南和东南两端的一个重要纽带。湍流诗群从2010年开始酝酿，在2011年正式创办《湍流》诗刊，诗群最初成立于湖北公安，发起人野梵、蓝冰，并由野梵首倡“后语言主义写作”，创刊诗人不限于公安籍成员，主要有野梵、黑丰、许晓青、蓝冰、袁小平、仪桐、冬羽等，随后相继加盟的重要代表诗人及诗评家遍及各省市，他们是冰马、陈晓岚、王丛桦、吴长青、微紫、梁雪波、汪剑平、潘黎明、张钊伟、贾建国、默雷、税剑、罗勋章、今果、王迅、老非等，另外如林贤治、周伦佑、王家新、徐敬亚、朱大可、非默、陈应松、黄大荣等著名诗人、批评家、小说家亦是作为湍流之师友而给予了湍流诗群鼎力支持。

湍流诗群，可以被诠释为当代汉语诗学中的一种激烈的、前沿的、革新性的力量，除了反对政治上的后极权主义、反对思想上的犬儒化、反对艺术上的平庸化，同时，他们也在重建、修复现代汉语诗歌倾斜的审美尺度，低调地践行着朝向“诗与政治”、“人与世界”和“词与时间”的综合诗学，并在艺术上不断地实现了某种跨越。湍流的优秀诗人，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像激流一样扩展开来，从湖北到山西，从南京到上海，从广东到四川，从南方到北方，它不断地穿越和汇集，不断地冲刷和重建。

我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正在我着手推动南方诗歌的探讨和研究中，曾邀请我共同参与主编的广东诗人温远辉先生不幸去世。作为一位颇具实力并乐于帮助发现诗歌界人才的伯乐，他的离去，是南方诗歌的一大损失。为纪念这位优秀的南方诗人，广东和当代中国诗歌界发起了广泛的纪念活动。我个人在创作悼诗《天上的湖仍在寒夜闪烁》的同时，又撰写了带有追述与评论结合性质的文章《不会一切都被带走》，另外不同的报纸杂志，以及“云山凤鸣”诗歌公众号都做了持续的专题纪念推送。在纪念里，一种精神将得到更好地传承。在我看来，南方诗人的群体自觉，就在于他们在共同召唤着一种具有时代性的共同体的认同。此前既有作为完整性写作诗群重要代表的东荡子去世以后，有世宾等诗人发起组织的“东荡子诗歌奖”成为广东诗歌界乃至汉语诗歌界的重要奖项，以及更早前诗人黄礼孩发起组织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又联系起了中国南方诗歌与世界诗歌的纽带。今天，在对于诗人温远辉的纪念中，我再次看到了一条永恒的精神纽带，将更进一步地连接起广东诗人乃至中国的诗歌精神。

正是在这种民间自发的诗歌写作群落的自觉，以及南方诗歌批评家对于这种以四川、广东、湖北等地的新诗生态群落的关注中，南方诗歌交流范围不断扩大，南方诗歌精神的谱系也将继续扩展和完善，这是一个当代新诗的持续生长过程。中国诗歌的南方精神在不断成长。一切都处于生成过程之中，一切都在指向无限可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