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文学的叛逆表达

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相伴而来的“发展中国家文学”在文本的表述上虽然有滞后数十年之遗憾，[20]但如同发展中国家被命名前就已先于历史存在的事实一样，“发展中国家文学”的时代疆域也早已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西方各国。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宏伟构想，可以看作“发展中国家文学”开启之基石。歌德具有深刻的前瞻性和对未来的预判性，他在19世纪初期就不同凡响和颇具建设性地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在200年来的时间里，“世界文学”的概念始终是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者经常谈及的论题，尽管内涵和外延与歌德所讲的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

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文学的概念仍然值得探索，其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应该与时俱进。[21]歌德所描绘的构想是指向未来的大理想，即当所有的文化确然融合一体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但理想的达成是以牺牲各国的特征为代价还是保持各自的特征？世界文学能真正统一起来吗？[22]对这些质疑的辨伪解答，正是“发展中国家文学”提出的潜在理由。

发展中国家文学是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文化的起伏转型而摩踵展开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血烟糅杂的殖民时代也许已经过去了，但殖民主义者及其留下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遗产却依然清晰可见。莫蒂默比（V.Y. Mudimbe）指出，西方之“殖民”使得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在理解自己身份的时候，根本无法构建所需要的思想世界。因为这些“思想世界”早已由西方人按他们头脑中的非洲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的样式构建好了。[23]

这种被“殖民者”“建构好了”的烙痕不仅见之于地理上的区分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更见之于历史上的丰富内蕴和文化上的血脉理路，不少本土文明都渗透了原殖民者的“强奸犯的血液”[24]——语言的异化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在受殖民的土地上杂交生根，就是这种“耻辱血液”的原始凭证。这种语言的“遭受强暴”，成了发展中国家作家首先面临的选择尴尬，特别是在“国家/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还充满危机时，这些作家必须既战斗又写作。南非作家理查德·雷弗（R.Rive）所谓的“抗议文化”（the culture of protest）[25]或巴勒斯坦文学史者卡那法尼（G.Kanafani）的“反抗文学”（resistance literature），[26]都是对这种身处尴尬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作家恰如其分之真实表达。

在内外交困的对发达国家的“抗议”或“反抗”中，发展中国家作家在艰难的处境中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世界文坛上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就先后有捷克的塞佛特、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南非的戈迪默、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和墨西哥的帕斯等著名作家、诗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1世纪以来，2006年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2010年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2012年中国的莫言又分别获得了该项世界性大奖。不论这种奖项的评委是否戴有发达国家的“有色眼镜”，仅就获奖的事实本身足以说明发展中国家文学的不同板块在全球化语境下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自己“真诚的声音”。

在对本土文化母题的发掘和深刻的表达中，发展中国家文学“真诚的声音”却成了“一个形影暧昧的吊诡者”——这一点在萨伊德和拉什迪的“对话”中有过深刻的分析。萨伊德认为拉什迪等人是东方主义者，而“东方主义者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篡改教义，使人产生怀疑，从而对教义抱不信任和不敬重的态度”。拉什迪回敬的是他表达的是一个正义作家在自由世界的独立思想。[27]萨伊德和拉什迪的文化母国分别是巴勒斯坦和印度，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生活的经历以及后来的创作地大都在美国和英国，使用的文字也都是英文，这样的身份确实尴尬，而他们在发达国家发出的批评声音，也确实有些暧昧和吊诡。

戈迪默（N.Gordimer）指出，“来到都市的乡下人”、“回归非洲的知识分子”、“祖先信仰和传教士文化的对立”、“回归后面临的问题”和“人民解放”成为非洲黑人文化的母题，这也是戈迪默创作一直以来所表达的主题。[28]如果说，这种文化母题具有某种原始共性的话，那么，怎样表达这种母题则成为发展中国家作家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例如，1986年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用的却是英文写作。他在英国利慈大学攻读英文文学。有人问：西方人的语言能够表述出非洲人的文化吗？无疑，这些西化的作家学者成了“西方买办”和“后殖民”批评的鼓噪者们[29]锁定的攻击目标，“西方话语的叙述者”（agent of narration）[30]是对他们最客气的讥讽。

尼日利亚评论家秦威如（Chinweizu）尖锐地指出：“第三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战争败北于英法各大学的草地上——第三世界的菁英分子是在这些草地上放牧长大的。”[31]这样的批评对于萨伊德和拉什迪同样合适。印裔美籍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也认为，印度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学会了使用殖民地主子的口吻、视角与语言来看待和评判他们自己的国家；[32]同时，西方知识分子的体制角色及其功能，十分残酷地在知识生产与权力结构之中无情地“打压”和“擦抹”相对于欧洲的“他者”的无名主体[33]，即便是那些有着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如萨伊德和拉什迪，他们同样面临着出生地和居住地之间的情感确认和价值选择。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身份的原码与民族的标识，是每个人言说、交流和表达的基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压”和“擦抹”与发展中国家文学的“抗议”和“反抗”说到底还是语言的“抗议”或“反抗”。因为，“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对于人们确定自己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甚至在宇宙中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34]这种重要性被克里丝蒂娃表述为：“语言里的欲望表达是接近文学艺术的征兆之门。”[35]即语言是欲望的呈现，而文学是欲望的表达。

因此，讨论发展中国家文学对于发达国家话语的对抗作用不能忘记两个基本条件，即创作主体所使用的语言和它的读者对象。这两个条件构成了特定文学话语与其他文学话语有关联意义的文本/语境（text/context）以及显文本/隐文本（text/subtext）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萨伊德和拉什迪对话中所说的“形影暧昧的吊诡者”、霍米·哈巴哈巴所指责的“西方话语的叙述者”以及秦威如和斯皮瓦克等人的批评针对的首先便是“语言关系”，原因在于，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决定着你对事物的态度。而侵略者的入侵也会想到对语言的控制，进而就是对文化的控制，这就是都德《最后一课》之所以感人肺腑和引起共鸣的原因所在。

发展中国家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家正是利用这种“语言关系”，达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目的。如拉什迪（Salman Rushdie）、[36]尼克斯（Lewis Nkosi）[37]和奈波尔（S.Naipaul）[38]等，他们既受惠于发达国家的教育熏陶，又根植于出生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广袤母语，他们的创作破坏了西方对东方或非洲的虚妄叙述，冲击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幻影”之说的自在预想。这样的文学，由于它是用一种西方读者和殖民地读者都能阅读的语言（如英语）写作，更由于它对西方叙述的有意识的模拟、分裂、瓦解和混杂，因而能够直接与西方话语形成质疑、交锋和冲突。[39]由此可见，这些原本被剥夺了“冠名权”、受西方话语“宰制”的“历史”与“现实”反过来却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学“对抗”发达国家文学的内在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