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想象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词语。20世纪末，“全球化”一词越来越热，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与此相关的书籍、文章更是浩如烟海，不胜枚举。

然而，关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以及它的作用和意义，学术界却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大致而言，主要有四种不同意义的理论流派，即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或称新左派、新自由派、怀疑派和转型学派。虽然这些学派对于全球化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界限，“模糊”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所隐含的性格特征，为发达国家更好地“掌控”发展中国家投下了理论的“烟幕弹”。这样的共同点也恰恰表明了在笼罩着“平等”和“互助”之大旗下，种类与肤色，民族与文化，土地与战争，寓言与神话，上帝与撒旦仍然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扩张、争夺乃至厮杀——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仍每时每刻发生在全球的各个角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利比亚到卢旺达，战火连连，冲突不断，莫不如此。作为一种“文化想象”，[1]所谓“全球化”指的并不是几何意义上的地球，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进程的某种模式；它是“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

刘康认为：“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紧密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2]在对全球化语境的考察中，人们的思维惯性容易陷入两个逻辑怪圈，即全球主义论和全球中心论。前者“是指他们设想好了一种毫无意义的优先权，一种本土必须服从全球的权力结构存在”，全球主义论者把自己定位为先进文化，有着优先发展和领导他国文化的权力；后者“是指认这种跨国的潮流与进程决定本土变革的积极性”，全球中心论者认为对他国的干预和改变是基于世界潮流的需要，是帮助落后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改变他们旧有的贫穷生活。

“有关全球化的解释和‘话语’是一种对地域和本土的偏见。”[3]这两种逻辑怪圈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强势的第一世界/发达国家之“文化霸权”生发出来的“自在预想”：他们拥有主宰这个“世界舞台”的优先权，他们的本土观念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他们的变革价值具有世界的共性，他们的资本就是全球的资本，他们的人权就是全球的人权，他们的政治模式就是全球应该遵循的政治模式。所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落后民族、弱势文化都必须按照他们的认知与模式，接受他们的“教化”、“扶助”和“规范”。所有背离这种话语体系的行为都将受到“全球化”的经济“封锁”、政治“打压”和文化“隔离”，因而也就必将被“世界”所抛弃，被“全球化”浪潮淘汰。在这种逻辑怪圈里，所谓“全球化”差不多就成了“全球白人化”之隐形符号，特朗普上台后打出的“美国优先”旗号尤其赤裸裸和毫无顾忌，紧跟其后的就是“英国优先”、“法国优先”、“欧洲优先”甚至“澳洲优先”。

拳王阿里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在当今社会里，白人总是与‘好’的东西有关。耶稣是白人，牛仔是白人，他们戴白帽子骑白马，天使吃的饼是白的，非洲之王猿人泰山也是白人。而黑色的东西总是‘坏’的：魔鬼吃黑饼，戴黑帽，养黑猫，干黑道敲诈的勾当”。因而黑人必须接受白人的“教化”和“规范”，世界才会安宁、文明。[4]阿里所讲的“黑人”可以置换成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黄种人”和除白人外的所有的有色人种。这是对“白人优先”思想的深刻批评和辛辣讽刺。

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性的追寻”中却不能回避这种“偏见”。日本学者竹内指出：“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5]我们天天喊现代性，天天追求所谓的“现代性”，却变得如此诡异，为什么？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较少拥有自己的主体“范式”（paradigm），连时间的表述都是沿用西方以基督耶稣诞生为纪元的体制。[6]现代以来，全世界除了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使用本国特定时间，其余国家绝大多数是使用西历作为对时间的体认。中国人对时间的态度原本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时间是线性时间，从伊甸园到末日审判，有开始、有高潮、有结尾，西方的小说也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点。而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登基以后马上就采用新的纪元，时间便重新来过，前面的时间都不叠加。中国的时间永远处在开始和结束两个状态，永远在回溯，永远在循环。[7]

但是，当晚清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后，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新的时间观念跟西方世界完全接轨，变得有现代性特质了。从此以后，中国的时间也都是采用公历纪年。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郑重地提醒到，不应忽视在日本和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已采用公历（Western Calendar）纪年的问题。[8]它表明，人们现在使用的时间并不是天然的，而是西方人按照自己的“规制”方式创造出来的，他们制定了规矩，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规矩。

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文本由此都打上了西方时间陈述的烙印，其情状跟全球化语境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定量标准和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沟通、交流一样，都是同一强势体制里不同层次的规制与符簇。发展中国家要想与发达国家“对话”，就必须接受这个最基本的“共识”或“精神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曾把发达国家/“西方”作为他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条件”，他说：“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9]因为“公历组织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了解，给‘历史’以意义，也就是给‘现实’以意义。没有公历的话，历史与现实这些词根本无法成立。”[10]无法否认和无法回避的是，这个“精神条件”自第一世界/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划分之日的“历史”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实”至今，并将继续延伸到将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就像空气和水对于我们的生活一样。

事情的真相在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追寻中对发达国家有着强烈情感投注的同时，发达国家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也恰恰将目光对准了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天地，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就是发达国家的昨天，发展中国家的种种贫穷、落后和禁锢，在发达国家的过往历史中都能找到。白璧德说：“没有东方，西方就不存在了。”[11]东方犹如镜子上的“锡皮”或显微镜上的“粪便”，让西方清晰地照出自己，或者通过“粪便”的检验，看清自己得了什么病。学者索飒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医生了解病人的病情时，往往先要检查他的粪便。第三世界就是当今世界的粪便。世界，尤其是富裕国家，它们的许多病相显示在第三世界，它们把致病的毒素倾泻到第三世界。”[12]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东方的主体性总是附加在西方的审视之中，或者说，东方只是西方的一个“幻影”。[13]

萨伊德指出，这个“东方”乃是被东西方对立两分思维、以西方为中心投射出来的“非我”，不仅“东方”被本质化、定型化，而且“东方人”也被非人化为无个性的抽象概念或符号。东方主义的错误“原因不在于它只是对东方语言、社会、民族进行文物式的研究，而是因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东方主义从未经批判的本质主义立场出发，来研究一个异质的、动态的、复杂的人类现实；这意味着既存在一个永恒的东方现实，也存在一个相反的，但同样永恒的西方本质：西方远远地、亦可以说高高在上地打量着东方”。[14]

这是一种尴尬，更是一种无奈。发达国家掌握着文化传媒和知识生产的绝对优势，他们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永恒”和“超然”的世界性价值，将自身的“偏见”和“想象”编码在全球化文化机器的运作中强制性地灌输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文化处于边缘的、被压抑的状态，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着威胁，并事实上受制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贬抑和渗透之中。第一世界/发达国家文化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控制、压抑和吸引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文化对第一世界/发达国家文化的反抗、拒绝和反渗透就长时间地成为各个时代的主题。[15]

如同历史话语中的“时间”是采用西式体制的表述一样，“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指称本身也是来自“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的“命名规制”中。这个宏大术语首先是由法国的一位地理学者罗维（A.Sauvy）在1952年8月号《法兰西观察者》杂志上所提出来的：“我们经常热衷谈论两个世界（欧美集团和东欧集团），它们可能的战争和共存等等，却忘了更重的第三个世界，虽然按历史发展它是最先出现的……”[16]这个命名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先于历史存在的事实，但作为辩证的对立面，它的主体性却只能通过发达国家的“审视”和“表述”才能凸现出来。这种“审视”和“表述”往往以发达国家的价值体系作为“过滤”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差异，昭示了赖波尔（V.S.Naipaul）在其著作《白与黑》中所谴责过的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17]的自大心态。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叙事指称最先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具有地理学意义的方位术语，但是，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国家的自决运动和独立建国，以及1955年印尼苏卡诺总理首倡“不结盟国家会议”，第三世界的发展理论[18]和“南北关系”[19]的巨型理念，则纷纷在全球化视野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结出了令人惊喜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