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从最通常的意义或者说从词源的意义而言，“philophia”的最初含义是“爱智慧”。但当我们循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哲学是什么”的时候，必然反思“什么是哲学”。因为，由日本学者西周以中文汉字“哲学”翻译“philosophy”之后，“哲学”已然成为中国哲学界“约定俗成”的学术概念。这样一来，我们就必然需要对“哲学的个性”和“个性的哲学”的辩证关系进行理性审视。所谓“哲学的个性”，是指作为“爱智慧”精神思辨过程和心得体悟境界的哲学，隶属特定的认知思辨主体，从产生伊始便秉具民族性和时代性。所谓“个性的哲学”，则是指哲学有其自身的历时演进特性，不同的认知主体基于自身的学思体悟和生命情趣，尽管基于特定的时代话题，但所构思的哲学形态存在差异性，而且同一哲学主题下开显出不同的哲学流派，甚至同一哲学流派内部也有不同的认知路径。
一
哲学的民族性体现了“哲学的个性”。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同样的道理，但凡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都进行了哲学的思辨。只是，这样的哲学思辨并不是完全按照某个统一的模式、范式展开的，而是体现着自我的民族特性。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论及“文化”的特质时，也曾言：“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2]虽然斯宾格勒说的是“文化”，须知，哲学就属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是文化缔造的产物，同样，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生活所思、生产感悟、交往心得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培育出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模式。当然，就哲学而言，并非特定文化模式下的每个人都为特定民族性的哲学贡献智慧，但能够给特定文化下特定哲学贡献哲学智慧的人一定是具有特定民族性的人。
中华民族缔造了特色的农耕文化，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构造了特色的哲学个性——“和”哲学。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任职时就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即和合、和谐、中和的思想，“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3]“和”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精神与肉体、文明与文明的最为精粹的哲学思辨，贯穿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之中，是被中国传统各家学术流派认同的普遍原则。可以说，“和”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特质。但是，西方哲学思辨最大的特质是强调“对立、对抗、斗争、雄强”，世间的一切都是对立的，如人与自然、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党派与党派都是对立、对抗的。[4]显然，在中西哲学之间，便存在“和”与“斗”的哲学性格的根本性差异问题，而且由此开显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如家族文化与个体精神、关怀情愫与好奇精神、人情羁绊与法理公平、入世与出世、克己与忏悔、平安与快乐等。
哲学的时代性也体现出“哲学的个性”。作为智慧之学、爱智之举，哲学不是一蹴而就培养起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是对特定时代精神的概括与总结，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5]，是对特定民族特定发展阶段上所普遍关注的心性情、人事物诸多复杂关系的体思与阐发。这就意味着，哲学思辨总离不开特定的时代主题，或者说，哲学在根本上是对特定时代问题的“不懈追问”，甚至是对不同时代问题的“一贯追问”。张立文先生曾揭示了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即人文语境的转化、核心话题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变[6]，在他看来，时代的不同根本上是因为核心话题的不同，换言之，因为思辨不同的社会人生所普遍思考的话题，所以才有了时代主题，也就有了不同时代的划分。时代主题、哲学话题，不是随心所欲的假设和臆断，而是基于社会大众共同的生存环境、生活习性、心思体悟而“公约”的认知效果。哲学对时代话题的“不懈追问”，表明这个时代的人们，面对时代的社会人生问题、人事物的关系问题，所做出的多视阈、多维度、多进路的体悟与反思；哲学还是对不同时代问题的“一贯追问”，是因为哲学传统的连续性和前后的因循特性，虽然后来的哲学家对前代哲人的认知或认同，或诘难，但无不立基于前人、开创未来，世上无无源之水，亦无无根之木，这是文化演进一脉相承的特性使然。就中国传统哲学的演进历程而言，大致可以说，中国的智者围绕道德之意、天人之际、玄冥之境、性情之源、理欲之辨等哲学话题展开大讨论，造就出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辉煌的哲学时代。对中国传统哲学这样的时代划分，已然为学界所普遍认同。不过，这里有一个关于“哲学”的“评价”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古今哲学之间是否有“优”与“劣”、“高”与“低”、“进步”与“落后”的区分。须知，谈及哲学或者文化的评价，不能武断地以“优劣”进行评价，而应当遵循文化演进的规律性、文化实践的目的性和文化发展的趋势性三原则论说哲学“合理与否”。[7]
哲学的时代性是就哲学所思辨的时代话题而言的，并不必然与历史学所开显的所谓古代、近代、现代等作为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体现着高低差异的“时代”完全重叠。就哲学思辨、爱智之学而言，孔子的哲学智慧不见得比所谓“现代人”低，况且，他所提出的“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等理念，于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社会治理、人生修悟等皆大有裨益；只是，他所针对和处理的时代话题与当下的社会人文语境并不完全相同而已，即便如此，更不应否定过去时代的哲学思辨与当下时代主题解决之道的贯通性。就此已然表明，孔子时代的哲学有其时代性，体现着“哲学的个性”；当代的中国哲学应对的是“新时代”问题和如何创造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哲学问题，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哲学个性”的历史使命。
二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不同民族的智者根据自身的时代语境，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肉体、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理性总结，是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无我”体思与智者“自我”的“有我”感悟所和合而成的理论系统。哲学从其产生伊始，便自然彰显出个性，是“哲学的个性”与“个性的哲学”的和合。就前者言，意味着作为“爱智慧”精神思辨过程和心得体悟境界的哲学，必然隶属于特定的认知思辨主体，体现着民族性和时代性；就后者言，意味着不同的认知主体基于自身的学思体悟和生命情趣，必然基于特定的时代话题，创构出秉具差异性的哲学新形态。大致可以说，“个性”的哲学主要体现于两方面特征。
首先，“个性的哲学”体现于创构哲学的智者主体性的差异性和认知效果的多元性。哲学是对时代话题的“不同追问”，意味着不同的哲学流派、不同的哲学思想家，尽管经历着共同的哲学时代、思考着共同的时代话题，但因个体生命体悟和生活阅历的差异，对时代话题的体悟与反思表现出差异性，体现出个性化的哲学思维。理学大家张载名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然昭示了哲学的真谛。真正的哲学是哲学智者基于自身的生命感悟、心得体悟和学思勘悟而达至的“主体性”的思辨效果；是能力、实力、毅力和心力“四位一体”的过程：能力意味着哲学智者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和哲学思辨主动性的展开，实力意味着主体知识素养的培育和研究方法的丰富，毅力意味着主体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知难而进的志趣，心力则意味着主体人生阅历的品鉴与自我生命价值的勘悟。能力与实力是缔造真哲学的硬件，毅力和心力则是软件，唯软硬兼施，方有真哲学的生生不息。当哲学智者围绕时代话题，逻辑地阐释自然、历史、社会、思想等本然规律、实然进程和应然理路时，必然有个性的主观创造，即此已使哲学创造深深打上“人为主体性”烙印。
在某一哲学逻辑体系的创构过程中，哲学智者的研究兴趣、求知欲是展开哲学创造的动力，为学志向与恒心是持续开展哲学创造的保障，哲学智者的学术素养、反思精神和研究视野是实现哲学逻辑结构创新的催化剂。基于自我主体性的发挥，哲学智者基于相同或相似的诠释文本，体思勘悟特定的人文话题，可能有相异的认知结论；同样，基于不用的方法步骤和诠释文本，亦能创构出相同或近似的认知结论。诚如莎士比亚“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表达意思一样，千人千面，百人百姓，因不拘一格，故各抒所见。比如，谈及宋明理学，必然言说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等等，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治学路向和哲学逻辑结构，但从整体而言，“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连接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8]。这就是典型的主体相异，但哲学性质相同的实例。当然，主体不同，结论相异，既是自然而然，又是客观必然。同样是宋明理学“理欲之辨”的核心话题，程朱言“理”，陆王谈“心”，张王（夫之）说“气”，不同的主体认知，不同的哲学逻辑进路，哲学效果自然相异。哲学因主体的差异而带来认知效果的多元，每个哲学智者因个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哲学逻辑结构，体现着“个性的哲学”。
其次，“个性的哲学”还体现于哲学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哲学正在探讨的问题和可能要探讨的问题是开放的，每个愿意和乐于开展智慧之思的哲学智者，无不期望面对共同的哲学话题而实现自我哲学的体系创新和未来哲学话题的歧路开新。哲学之思不是无病呻吟，必有其参照对象，也有其未来路向；有其要解决的问题，更要提出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宋明理学工夫论史上，程朱讲格物穷理，希图将外烁的实证知识即“物理”自觉地开显为道德修养和心性义理，其弊病在于往往让人陷入对具体“物理”的不懈追求和空灵冥觉，造成“游骑无归”的危险。王阳明则针对此问题进行以“良知论”为核心的道德革新，坚持“良知是自家准则”，认为只要把内在的道德至善义理充分外显，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自然形成，但其弊病在于，既然人已成圣，为何还要致良知以求圣？结果是，阳明后学多重本体而不重工夫，如王龙溪（畿）以良知为“现成”玄说、不待修为，以日减工夫直接顿悟本体，直把良知作佛性看，落入狂禅的“道德虚无主义”；泰州王心斋（艮）以现成良知立学，从日用常行处指点良知，不重道德修悟，谓良知为“天然率性”，吃饭穿衣、饥食饮渴、冬裘夏葛皆妙道，至颜山农、何心隐、罗汝芳、周汝登直至李卓吾等辈出，主顺自然，抛却工夫，“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落入打破一切道德藩篱的“道德自然主义”。被誉为“宋明理学殿军”的刘宗周批评阳明后学的这两种不良倾向：“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杰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9]，建构以“本心”为提挈的即工夫证本体、本体工夫合一的工夫论：“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从事于道生者，工夫用到无可着力处，方是真工夫”，“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10]从刘宗周的“真工夫”来看，“真工夫”是与本体合一的工夫，本体通由工夫而彰显，工夫与本体在“无可着力”处融通：一方面，认定本体用工夫，真正洞彻了本体并认定本体做工夫，本体才能于工夫中落实，工夫才有客观理据；另一方面，于工夫中见本体，真切的道德实践工夫是彰显本体的基本手段，切实行工夫的同时便是本体呈露之时。[11]由此可知，虽然朱熹、王阳明、刘宗周都谈“工夫”，但因立意前提有异，故其破题入手和阐论进路并不相同，体现出“个性”的哲学思辨。
三
当然，“哲学的个性”与“个性的哲学”往往辩证地交织在一起。从相对的地域差别和中外之别而言，特定民族的特定哲学有其个性表现，如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主张的“轴心时代”时期有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有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印度哲学等，无不体现着“哲学的个性”。但是，因对各自民族社会、人生、思维演进规律、未来路向等问题的解构与建构方式方法的不同，即便是属于“哲学的个性”的中国先秦哲学，也是由不同智者、“个性的哲学”共同打造构筑而成的，因为，这一哲学时代包含了以“道德之意”为共同哲学话题的儒家哲学、道家哲学、法家哲学等哲学体系，这彰显出“哲学的个性”之中内含“个性的哲学”。不过，再进一步言，将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与法家哲学相比较，各学派之间分别以仁爱德治、自然无为、术道法治等为基本哲学逻辑结构，体现着“哲学的个性”的差异，表明了“个性的哲学”之中有“哲学的个性”；同时，每家学派内部又包括不同的哲学智者，而且智者之间的思辨逻辑、为学进路也有差异，孔子的仁爱君子观和中庸之道、孟子的性善四端论、荀子的化性起伪说、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和道法自然的社会历史观、庄子的齐是非万物的齐物思想和虚静逍遥境界论，等等，无不是哲学流派内部“个性的哲学”的展示，这又彰显出“哲学的个性”之中内含“个性的哲学”的思辨逻辑。所以，“哲学的个性”与“个性的哲学”之间并非绝对地对立。
理性地认识“哲学的个性”与“个性的哲学”的区别与联系，目的在于体悟哲学体系之间、哲学逻辑结构之间、相异的哲学智者之间哲学思辨的同与异，并能够在不同民族性、时代性的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中，基于新时代、新问题、新思路创新哲学体系，涵育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哲学个性。同时，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通过解决中国问题的哲学实践，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彰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和合学体系的创构，是张立文先生六十多年来学思历程的深切表现，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精髓的理性反思，是对人类共同命运与文化发展的高远规划。无论是从国内外哲学的发展现状还是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来看，和合学展示了强盛的生命力，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和关键元素，是中国“哲学的个性”中深具“个性的哲学”特质的哲学创新体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4页。
[2]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上册，“导言”第39页。
[3]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296页。
[4] 参见罗安宪《多元和合是中国哲学的根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6]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的创新与社会学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7] 参见张瑞涛《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正确认识的六大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3期。
[8]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9] （明）刘宗周：《证学杂解》，载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册，第278页。
[10] （明）刘宗周：《中庸首章说》，载吴光庄编《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300—301页。
[11] 参见张瑞涛《心体与工夫——刘宗周〈人谱〉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