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基本背景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最能动的稀缺性要素资源，劳动者提供劳动既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也是劳动者获取劳动收入、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成为经济学追求的永恒主题。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实践也证明，积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能充分发挥市场信息功能，提高劳动力流动速度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降低市场搜寻成本，有效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由于体制、制度等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而且直接影响劳动就业这一关系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影响和谐劳动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

世界经济面临“大调整”“大过渡”的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使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减缓、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和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外部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叠加，对中国劳动力需求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伴随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中国传统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逐步让位于新古典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结构，由此带来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市场分割层次、工作搜寻方式、工作搜寻成本、岗位匹配模式、劳动力市场关系等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构建由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调的积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因此，客观认识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减缓、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外部环境变化、人口转型等多因素共存叠加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实证评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效率问题，并通过相关制度创新、组织完善及政策选择，构建积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治理体系，提升劳动力市场效率，主动迎接经济新常态给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新挑战，促进劳动力市场向新常态顺利转型，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政府高度关注、学界积极呼吁的重要课题，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当务之急。

一 中国经济迈入多态叠加的新常态

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三大特征：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新常态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不同的发展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结构优化、增长驱动力变化的经济新常态，将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二 中国人口转型不断演进

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及生育观念转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已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发展阶段，并具有较低的人口转变乘数。[1]这一阶段早期，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增长，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人口条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变为人口负债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人口绝对数量增长放缓、就学时间延长导致新加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群劳动参与率低、劳动年龄人口内部老龄化导致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等人口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供给规模与供给结构、劳动力供给规模与供给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三 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矛盾凸显与频发期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劳动力新常态的基本矛盾。劳动力数量矛盾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尤其是青年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而经济发展对青年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处于高位。人口转型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是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体现。劳动力数量矛盾的后果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迅速。劳动力质量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企业结构、行业结构等方面难以匹配，集中表现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部分劳动者教育程度不高或缺乏专业技能，而大学生供给体系改革相对滞后，与市场多样化的异质性需求相比，高等教育提供的毕业生同质性强，就业效率不高。劳动力供求信息不畅、搜寻—匹配机制不健全，使劳动力市场“有岗无人做”和“有人无岗位”现象并存。二是劳资双方矛盾凸显，劳动争议频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但包括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还存在严重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以及市场治理组织缺失等相关问题，劳动力市场处于改革相对滞后地位，劳资双方矛盾凸显，劳动争议频发。劳动力市场建设的配套措施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力，一些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三是多层次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户籍制度、人事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体系仍制约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所有制分割以及地区分割严重，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劳动力工资扭曲等现象较为普遍。由此可能刺激一系列“寻租”行为及违规行为，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扭曲生产要素配置，阻碍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高。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时，尽管就业需求存在，劳动者也可能因为难以获得就业机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产生“沮丧工人”效应，抑制劳动有效供给的增加。

四 建立积极有效劳动力市场迫在眉睫

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经济增长会更多地创造“生产性”岗位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岗位，对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服务性”就业岗位拉动作用弱，劳动力的价格不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而主要取决于农村中的生存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表现出更多的粗放型特征，缺乏议价机制、福利保障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撑。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以及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减弱，对高技术人力、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人口转型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及人口绝对数量增长放缓、就学时间的延长而导致新加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群劳动参与率低、劳动年龄人口内部老龄化导致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都将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此时，工会组织功能缺失、集体议价能力不足、人力资本保障机制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都可能造成劳动力市场运行摩擦增加，降低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使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来源。因此，建立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和政治社会制度安排的劳动力市场治理体系，构建积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