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贸接触与世界知识、科学知识启蒙

19世纪最早的语言接触是上世纪延续下来的，依赖于华夷贸易活动的广东洋泾浜英语。

一 观念传播的缓冲区——洋泾浜语

（一）关于洋泾浜这个词

洋泾浜原是上海的一条河名，是当时法租界与英美公共租界之间的界河，即现在的延安东路。洋泾浜是清政府与洋人交接的前沿阵地，在南京路商业街、福州路文化街尚未形成之前，洋泾浜沿岸就成了上海最热闹的“夷场”。上海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新式茶楼“丽水园”、上海第一家徽戏馆“满庭芳”、第一家京戏馆“丹桂茶园”等皆出现于此。另一方面，当时上海道与租界签订的有关租界的法律协定也多以“洋泾浜”命名，称之为《洋泾浜××章程》，因此，“洋泾浜”一词早期含有“租界”“洋场”的意思。在近代文献中，“洋泾浜”有相当的知名度。洋泾浜也是民间华洋交流的要冲地，所以这里有一种华洋交际的特殊语言，中国人称这种语言为洋泾浜，外国人称这种语言为“Pidgin”（Pidgin本身也是一个Pidgin词，它不是一个英语的固有词）。洋泾浜是专名，而Pidgin当时已经有一些通名的特性了，它可以指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处于临时使用状态的混合语。

后来“洋泾浜”的含义也跟着Pidgin扩大而指所有的处于临时使用状态的混合语。包括十七八世纪在澳门、广州一带存在过的澳门葡语和广东英语。

“Pidgin”一词来自何方，在词源学上也是有争议的。比较多的人接受Pidgin是Business的广东话变音的记录，这得到了牛津英语词典的支持，18世纪的文献记录也在说明Business与Pidgin之间的关系。但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认为：从Business到Pidgin的读音转换上不自然，也即由Business讹变成Pidgin的可能性从语音转变的角度看是很小的。于是有人提出Pidgin一词可能来自葡萄牙语的ocupão（职业），他们认为这在语义上和语音上更接近于Pidgin。还有认为Pidgin一词本身并不属于洋泾浜语，而是对洋泾浜语的一个称呼。它来源于一种南美印第安语（Yayo）的词根-pidian，意思是“人们”，17世纪早期的英国水手用这个词来指“愿意做生意的当地人”，并把它带到世界各地。[1]

也有人认为Pidgin在这里是“事业”的意思，但不是简单的“Business”（做生意），应为“gospidgin man”即“God－business－man”（神—职—人员），也就是“以神作为他的事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洋泾浜”来自希伯来语的“Pidjom”，就是“物物交易”的意思。[2]Pidgin语源之多之乱，说明了Pidgin现象之普遍和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

（二）洋泾浜历史简述

本书的洋泾浜指的是汉语与其他语言接触而产生的混合语言。至于世界各地的其他洋泾浜语言，与本书题旨无关，不作讨论。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一书中是这样对洋泾浜英语下定义的：“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3]中国的洋泾浜起源早于上海开埠，在明朝时就有葡萄牙语与广东方言结合而形成的广东葡语。

中国的洋泾浜算是历史上文献记录最多的一种语言接触现象。15世纪葡萄牙人抵达广东沿海后，起初主要依靠岭南的通事用简单的语言模仿及辅助性的手势与中国人开展交流，这便是广东沿海“洋泾浜葡语”的开始。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在《广州番鬼录》（1887年）、卫三畏（S.W.Williams）在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36年1月刊载的“Jargon Spoken at Canton”（《广州的“行话英语”》）中有关于广东英语的记载，周振鹤先生介绍过当年用于学夷语的词汇书《红毛番话》《英字入门》等[4]。

广东英语源于澳门葡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各自发展，两种混合语有了不同的面貌。《澳门记略·澳译》即列举杨炳南口述、为清谢清高笔录的“广东葡语”，如国土称“哩”，公主称“必林梭使（princesa）”，首相称“善施（chancelle）”等。

《广州番鬼录》将一些广东英语的词的来源追溯到葡萄牙语：

compradore（康白度，买办）的compra-即是葡语“买”的意思；

mandarin（曼达林，官员）的madar-便是葡语“命令”之意；

junk（中国帆船）则是起源于最初在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的葡萄牙人对当地土语cheung（船）的读音[5]。

广东英语中的“You savee？”即问“你知道了吗？”“savee”有时亦写成“save”或“savvy”，应与葡萄牙语（知道）有关。另有“lac”一词，也是当时对话中的常用词，表示数字十万：“He come to-mollo，He wanchee my two-lac dollar．”（他明天来。他向我要二十万元。）[6]

卫三畏1837年10月在英文的《中国丛报》上发表《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词汇表》，介绍了两本词汇书：《澳门番语杂字丛抄》和《红毛买卖通用番话》。《澳门番语杂字丛抄》为澳门的“洋泾浜葡语”词汇书，34页，1200多个单词和词组，分为16个栏目，如食物、社会关系、自然物品、买卖用语、家私名称、度量衡等，在每个栏目下有足够的日常生活交际用词。这些词或词组分栏排列，紧接其下用小号汉字注出读音。

《红毛买卖通用番话》只有16页，收词少于400个。词汇被分成数目、人与物、会话用语和食物名称四类。这本书和另外的《红毛通用番话》《新刻红毛番话》在词汇的数量与分类上基本一致，吴义雄推测“很可能是同一种词汇书的不同版本”[7]。

1862年，受过正规英语训练的唐廷枢编纂出版了《英语集全》，由广州纬经堂刻印，此书已经属于规范英语的范畴，但里面的注音还是用汉字的广东音，虽有改进，但终究没有突破广东英语的老框框。[8]

（三）洋泾浜的作用

1.中外交通的作用

洋泾浜英语的专家，被称为“通事”。通事的外语水平是极其有限的。按卫三畏的说法：“通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阅读最简单的文件；能听懂两个英国人之间普通对话的也只有2到3个。”[9]即使这样，他们也是中国人的外语专家，因为当时的中国官员或者鄙视夷语学习，或者格于华夷之防而不敢学习夷语。所以在鸦片战争这样中外交涉的大事中，通事们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林则徐查禁鸦片时，曾“传讯洋商，将谕帖发给，令其赍赴夷馆，带同通事，以夷语解释晓谕。”[10]鸦片战争期间，会说“夷语”的广东通事，以及一些“通夷语”的买办人等，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军政官员争相征调的目标。耆英、奕经、琦善等在与外国人交涉时都倚重通事。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语人才为广州以外各口所需。于是能操一口“夷语”的广东籍通事，便一度成为江、浙、闽各地广为招徕的人才。即以19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最大的通商口岸的上海而论，在开埠之初，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11]

1861年奏请设立同文馆，奕等奏请从广东、上海两地敕调通夷语者进京任教习。粤、沪通事声名在外，但并不堪任西文教习之职。这在冯桂芬就看得比较清楚，他在《采西学议》中对通事很不以为然，这个看法为李鸿章所接受，在上海广方言馆开创之初，即聘请先后在马礼逊学校和美国受过教育的黄胜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任英文教习。

通事是时代的产物，在当时不仅活跃在贸易第一线，而且在官方对外交往中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因其先天不足也注定要被淘汰出局。

2.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洋泾浜是一种口头形式的交际语，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用于记音的汉语书面形式。因为有音无字，所以在具体用字上会有变异现象，如coffee就有“加非、加啡、加菲、架啡、架非、架菲、迦非、考非、喀啡、茄菲、咖啡”等多种写法。

它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广东方言和上海方言中。如“三文治”（sandwich）、“水门汀”（cement水泥）、“派司”（pass证书）、“司伯灵”（spring弹簧锁）、“枪势”（chance机会）、“回丝”（waste废纱头）、“翻新”（fashion时髦）等。也有一些已经进入了普通话词汇，如“沙发”“咖啡”。民国时人汪仲贤撰文的《上海俗语图说》中曾记载了洋泾浜歌诀：

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铜钿“吞的福”；

是叫“也司”勿叫“拿”，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真崭实货“佛立谷”，靴叫“蒲脱”鞋叫“靴”；

洋行买办“江摆渡”，小火轮叫“司汀巴”；

“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

烘山芋叫“扑铁秃”，东洋车子“力克靴”；

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

“那摩温”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杀老夫”；

“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

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

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12]

清末曾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的杨勋著有《别琴竹枝词》，同治十二年（1873年），连载于《申报》。其中有：

年高哑二（Old）少年阳（Young），法达（Father）父兮袜达（Mother）娘；

密克司高（Mixcourt）会审处，从前大概叫公堂；

来叫克姆（Come）去叫谷（Go），是讲也司（Yes）勿讲拿（No）；

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依坐，翘梯翘梯（“翘”为沪语“吃”；Tea为茶）吃杯茶。[13]

通过洋泾浜语而产生的汉语新词，主要是音译词和具体事物的名词。这与洋泾浜语的本质有关，它毕竟是一种变异了的英语，只是在广东与上海等地使用而使其产生了汉字形式，并从而进入汉语的书面语体系中。洋泾浜的应用范围极其有限，以日常生活与一般的工作合作会话为限。其动词相当少，而且为汉语所固有，所以不必引进。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多是具体名词，有些事物对汉语来说是新的，如咖啡，巧克力等，就会引进相应的洋泾浜词语。

3.洋泾浜中的观念交流

目前看到的洋泾浜资料，多限于词语层面。有部分关于表达方面的描述。词语也多限于日常事物，如数字、日常用品、流通商品与货币等。涉及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则比较少见。就日常事物而言，洋泾浜语采用了对译、描写等手段。也有参合了对译与描写于一体的手法，还有创制新词。除部分定型的表达，还有很多非定型的临时性表达，以完成交际为目标。

这些临时性的表达经过一定的流传，也有一些变成日常词汇，甚至成为时尚用语，如“轧朋友”“蹩脚”“大兴”“瘪三”等。

4.洋泾浜词语举例

【嗲】DEAR，亲爱的，可爱的，引申为娇柔的，撒娇的，媚态万千的。

【轧朋友】GET朋友，搞女人，结交异性[“轧”是一个普遍运用的动词，可以进行各种自由组合，如“轧闹猛”（凑热闹）]。

【拉三】LASSIE，少女，情侣，引申为妓女、卖淫者或生活不检点的青年女子。

【慕客】MUG，流氓，引申为嫖客。

【大班】大BANKER，大银行家，引申为大老板、富豪。

【退灶私】退JUICE，本义为流氓退还敲诈得来的油水与钱财，引申为丢脸、失面子。

【克拉】COLOUR，色彩，引申为时髦的、衣着光鲜的，现已少用。

【接（划）领子】接LEADS，接提示、接暗示、得到暗示（“划”为上海方言，意为给出、抛出）。

【着台型】（衣）着DASHING，本义指穿着打扮很漂亮，后引申为出风头、自我表现、自我炫耀。

【哇塞】WORSE，更糟的，更恶劣的，被引申为专门形容心情的难受和恶劣。

【落佻】ROTTER，英国俚语，指无赖、下流胚、可恶的人、讨厌的家伙，名词。后转为形容词，意为无赖的、无耻的、下流的、卑鄙的。

【噱头】SHIT，大便、胡说、谎言、大话，蹩脚的商品或表演，引申为吸引观众的低级趣味的表演，引顾客上当的骗局，以及各种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引人发笑的手段。

【嘎三壶】GOSSIP，聊天，闲谈。

【邋遢】LITTER，杂乱、四下乱扔的东西，在公共场合乱扔废物的人，引申为形容词：杂乱、凌乱和不修边幅。

【蹩脚】BILGE，船底污水，引申为肮脏的、下三烂的、劣质的。

【大兴】DASHY，浮华的，华而不实的，引申为假的、冒牌的、劣质的。

【肮三】ON SALE，二手货贱卖，引申为垃圾货、形容人的品质低劣。

【瘪三】BEG SIR，乞丐先生，用来形容叫花子、难民、逃荒者等各式穷人，后引申为最广泛的骂人用语之一。

【赤佬】是英语“CHEAT”（欺骗）和中文“佬”的混生词语，一个鲁迅时代最流行的洋泾浜俚语（隐语）；另一类似的名词是瘪三。

【小（老）开】小（老）KITE，小（老）骗子之意，以后竟引申为对有钱人的泛称。

【门槛精】MONKEY精，猴子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

【戆大】GANDER，傻瓜，呆鹅，糊涂虫，引申为受骗者，现被北方人读若“港都”。

【混枪势】混CHANCE，混机会，引申为浑水摸鱼。

【出蹩脚】出BILGE，清出船底污水，原为黄浦江水手用语，后引申为向人泼污水，诽谤中伤。[14]

【一元洋钿】“温得拉”，ONE DOLLAR。

【凡尔】VALVE，阀门。

【猛格】MARK，做个标记。

二 基督教传播与汉外语言接触

在中国，宗教一旦威胁到国家的基本利益、伦理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就会成为刑事法典的惩罚对象。[15]“尔等欲我中国人民尽为教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16]”1724年，雍正禁教[17]。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此转入地下。关于中国禁止基督教的传播，马礼逊在给美国圣经会的复信中有这样的描述：“目下圣经在中国本部，还是销行不了；就是圣经以外的小册子，凡是说及了耶稣的，都一概禁止销售。[18]”

由于基督教直接传教的途径不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文字传播途径来获得的[19]。

早在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认为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学可以互补，“若崇信天主，必使数年之间，人尽为贤人君子，世道视唐虞三代，量远胜之。而国家更千万年永安无危，长治无乱。[20]”而到了清初，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士大夫由于与基督教的接触程度不一，对基督教的反应和态度存在差异。[21]

反对基督教最早的著作《破邪集》辑录了明末约四十位佛教人士和儒家学者写的近六十篇杂文、奏疏和其他短文。到了清初，杨光先指控传教士们从事间谍活动，“不婚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诱吾民而去之，如图日本、取吕宋之已事可鉴也”[22]。他斥天主教义“噫，荒唐怪诞，亦至此哉！”杨光先认为“天主教不许供君亲牌位，不许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无君父者也。[23]”杨光先的《不得已》的内容的渊博和感情的强烈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与匹敌的。[24]

鸦片战争前，岭南士大夫与基督教的接触主要通过澳门进行。早期叶权、成鹫、屈大均等人对天主教的介绍有如下特点：（1）他们对于天主教的印象，一般都是得自赴澳之观感，且均为表面所见所闻之现象，甚少涉及天主教之教义、神学思想；（2）他们观察天主教的信徒，通常只是基于猎奇，即将天主教视为西洋人的奇风异俗，与中国之伦理、习俗虽迥然不同，但也没有什么干系，因此尽管不时加讥讽，却并不憎恨与刻意排拒；（3）他们没有附和明末沈傕、清初杨光先等人先后掀起的两次反教风潮，对天主教的态度比较宽容；（4）他们在介绍、描写天主教时，往往采用类比的方法，即以中国原有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习俗来形容、类比天主教。这说明当时的岭南儒生“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来看待代表西方文化的天主教的”[25]，他们对天主教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和简单[26]。

而以吴渔山、陆希言为代表的中国儒生，由于已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与西方教士、西方事物接触颇多，故他们所记天主教情况要比教外人士翔实得多。然而，这些入教的中国儒生毕竟人数甚少，而且存在的时间短暂（清廷实行禁教政策后极少儒生入教），他们的文字在社会上流传稀少，也未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天主教的认识和态度，在当时只能属于个别性事例，并不能代表岭南儒生此时期对于天主教的普遍回应[27]。

雍正禁教之后，岭南儒生[28]对基督教普遍持批判与禁绝的态度（虽然每个人的程度不同）。而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执行朝廷的禁教指令；对西人利用宗教进行殖民活动的警惕与抵御；维护儒家道统的理念；对民间讹传的误信。岭南儒生此时期的反教言论中，亦有以这一类讹传为依据者，然为数并不多，这同岭南与西人接触相对较多、又有澳门教堂情况足资验证可能有一定关系[29]。

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30]创立学海堂，提倡“放弃支离破碎的理学而为切实的学问的研究”[31]，培养博学之士及能经世而为现实服务的人才。阮元为学海堂亲撰堂联，其下联“当秀才以天下自任，处为名士，出为明臣”[32]就透露出这种主张。学海堂的学长也多数是博通经史诗文又心怀经世之志的学者，包括曾钊、熊景星、徐荣、吴兰修、张杓、张维屏、黄培芳、仪克中、陈澧和谭莹等人[33]。《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曾指出：这些学海堂学长是“军事战略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并且在一个边疆商业城市教书，他们组成的这样一个小小的飞地式的集团，很难说是中国学术社会中的典型，但是他们的确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中国所发生的某些变化”[34]。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唐时景教开始，断断续续有着千年以上的历史。汉语世界对外来宗教，从佛教开始，都采取比较包容的态度。但外来宗教也只有汉化之后才有传播的可能。

正规的对汉语的词汇有较大影响并带有研究性质的语言交流开始于1807年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之后，有米怜、裨治文、郭实腊等一批传教士进入过中国内地，他们用中文传教的同时，还用中文写作，出版书籍与刊物，在宣传宗教教义的同时传播一些地理、人文与科学知识。他们所要表达的事物和知识，是汉语从来没有表达过的，所以汉语在词汇上和表达上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传教士们所做的，用汉语传教、用汉语讲解科学知识等，是一种开拓性的工作。

除了少数的与传教士直接交往的机会，士大夫与基督教的接触主要通过文字的途径。早在利玛窦（Matthieu Ricci）利用“学术传教”的时候，传教士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加以利用。1887年，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在其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写道：“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是学者……并且导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35]因此在所谓的“文字布道事业”方面，传教士们用中文撰写印行和散发了许多宣讲基督教教义、阐述基督教伦理道德的传道书。这些传道书或多至数卷，或少至一页，而且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圣经》的中译本。其中比较著名或者影响较大的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米怜（William Milne）的《张远两友相论》、梁发的《劝世良言》和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真理通》等[36]。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的“文字布道”工作，还包括撰写非宗教性的中文著作和创办中文期刊。例如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该刊的宗旨是宣传宗教教义，但也刊登介绍世界各国社会政情和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的文章。该刊一部分由专人带往广州，和其他宗教书籍一道，在考棚中分送参加县试、府试、乡试的考生以及士大夫阅读，故该刊在当时的岭南知识界颇有影响[37]。另一份影响重大的杂志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主要通过广州两家书店经销，这两家书店在北京、南京等大城市均设有分店。鸦片战争前后，它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38]。梁廷枏在书中明确表示“今就予所见西国书，及所传送书之援引《圣书》者，并耶稣教原遗诸书，各撮其大意，为之条理其说……[39]”而从《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一文的内容可以知道，梁廷枏参引的书籍相当丰富。[40]

图1-1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一）中英语言接触的第一人——马礼逊

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英国人，1807年来华。马礼逊在英国学过初等汉语，到达广州以后，又跟中国人继续学习汉语，汉语水平相当不错。

马礼逊一生著述甚勤，他所翻译的《圣经》全本和编纂的《华英字典》都是非常有名的，他的《圣经》全译本（神天圣书），可以说是《圣经》的第一个汉语全译本，并为以后的《圣经》重译打下了基础；《华英字典》也是第一部汉英词典。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圣经》译成现代德语，从此信徒可以自己领悟上帝的旨意。新教传教士秉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一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的通行语文，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41]

在马礼逊之前，《圣经》已经有一些部分被译成汉语。16世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翻译过部分的《圣经》。约在170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巴设，译述了一部分“新约”。到18世纪末，耶稣会的传教士贺清泰陆续翻译了《圣经》，因未刊行而未得流传。

马礼逊有巴设译稿的抄本，1808年他根据巴设译本翻译“新约”，经过五年努力，在1813年译完了《新约全书》，在广州秘密刻印了二千部。从1814年起，马礼逊又着手翻译“旧约”，这次他和另一位传教士米怜合作。到1819年11月25日全部译完，在马六甲陆续排印，1823年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这个全译本所定的神学词汇后来被继承的有不少。

马礼逊的《圣经》翻译虽说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影响较大，后来的译本是在他的全译本的基础上进行的。过去的研究者对马礼逊的字典比较重视，而对马礼逊的宗教著作重视不够，其实关于基督教的词汇也是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还没有像佛教词汇这样有影响和使用广泛，多少带有一些行话的性质，很多词汇只在圈子内流行。当然也有一部分已经进入通用词，如“天主”“基督”“亚当”“夏娃”“弥撒”“礼拜”“祷告”等。这些词的进入并成为通用词，当然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有关，也与传教士的著述有关。

马礼逊从1808年开始编纂《华英字典》。他“希望这部字典会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42]。第三部为《英汉词典》，于1822年出版，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整部字典共有六大本，计4595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成为中国英汉字典的嚆矢。据马礼逊在这部字典卷末的“跋”中声称，他主要是根据中国出版的《康熙字典》编译的。马礼逊在词典中尽量用中国固有的词语来解释英语单词，有些并不很对应，甚至是错误的。如：

Newspaper（报纸）：京抄、邸报、辕门报。

Attorney（律师）：写呈子的。

Climate（气候）：地气。

Atmosphere（大气）：烟瘴。

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的词典，内容又超出一般字典只释词义的范围，带有百科全书的味道，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重视。[43]

另外，马礼逊还用中文编写了一些宣传基督教义的通俗读物：《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养心神诗》《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祈祷文赞神诗》。马礼逊用英文介绍汉语的著作有《汉语语法》（1815年）、《广东土话字汇》（1828年）。

马礼逊还在南洋创办学校，编辑杂志。1820年，马六甲英华学院正式开学，培养到中国传教的人员，教授中国语言和中国国情。学生多为南洋的华侨，欧洲人很少。著名的有马儒翰，为马礼逊的儿子；亨特，著有《广州番鬼录》；袁德辉，曾任林则徐的翻译。

（二）传教士创办中文杂志传播西方观念

1842年以前，传教士出版中文书刊的地方有7处，即广州、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槟榔屿、曼谷和澳门。据伟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一书所载目录，传教士在这七个地方共出书刊138种。其中包括1815—1821年发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23—1826年发刊于巴达维亚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Monthly Magazine）、1828—1829年发刊于马六甲的《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于1833年8月的广州。这些杂志给东南亚的华人和中国人带来了西方文明的新事物、新概念、新观念，从天文到地理，从火轮机到议会。这些新的知识通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的传播，影响的范围更广，持续的时间更长。

1.《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记传》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简称《察世俗》），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由米怜（博爱者）主办，月刊。这是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华人为对象的刊物。发行区域不仅遍布东南亚，而且据米怜所说“中国境内亦时有输入”[44]。每逢大考之时，由专人把《察世俗》带往广州，和其他宗教书一起，分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读书人。

《察世俗》第二卷卷首的《序》中说明了刊物宗旨，编者认为既然所有地方的人都是神创造的，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就不能只了解一个地方的事物、风俗，应该勤于考察各个地方的人和事物，这样才“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刊名“察世俗”的意思是考察世俗人道。杂志封面右侧引录孔子的话“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也指明了察世俗的目的。编者还注意到了传教对象和读者的不同层次：“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所以编“《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通，都必有些。”但“最大是神理，其次是人道，又次是国俗。是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45]

《察世俗》的80%以上篇幅，刊载的是基督教教义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内容，不到20%的篇幅刊载世界历史、地理、天文、民情风俗等方面的知识。综合起来，《察世俗》所介绍的世俗新知识，主要有：

西方近代天文学说，包括《天文地理论》《论行星》《论侍星》《论地为行星》《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论月》《论彗星》《论静星》《论日食》《论月食》《天球说》等。

《察世俗》所介绍的天文学说，已经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杂志以浅近的文字，清晰地说明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说明太阳、静星（即恒星）、侍星（即卫星）的特点，说明日食、月食发生的原因，并配有插图。

天文学知识的传播难在地球绕太阳转与生活中看到的太阳绕地球转完全相反，宇宙理论与日常体验又大相冲突。为了冲破日常经验的障碍，破除地心说的陈见，《察世俗》采用了设疑解感的文体，讲解日、月、地球之间的关系。如《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一文，先就地球绕日而行的问题，提出两个疑问，然后加以回答。一个是地球动，为什么人却感觉不到；一个是地球是圆的，人为什么不会落下去。编者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予以解释，前者用船中之人不觉船动，后者用磁石的引力来解说地球的引力，深入浅出，较好地传播了科学知识。

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内容则有《论有罗巴列国》《论亚西亚列国》《论亚非利加列国》《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论亚默利加列国》等。其中介绍美洲年轻的国家美国（花旗国），首都是“瓦声顿”，称其州为“省”。这是第一次用中文“准确而有预见性地介绍美国”[46]。

《察世俗》虽是宗教性刊物，但也创制一些汉语新词，周振鹤先生已提到“静星”（恒星）、“待星”（卫星），其他尚有：

在地名方面：

以至比多——指埃及，当是英文Egypt的音译。

只利——指智利，今南美国家。

巴比伦——巴比伦。

鬼亚拿——圭亚那，今南美洲国家。

法兰西——《职方外纪》作“拂朗察”，是拉丁文Francia的音译。[47]

尽管《察世俗》的一些词语多取音译方式，但从其在创制汉语新词以及其本身所传递的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上看，也极具意义。

还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第一份中文刊物，《察世俗》已将西方标点符号系统引入中文，不但有断句，而且“、”“，”“。”和地名、人名专用号“——”都已使用，这较五四时期新式标点符号在中国的推广要早一百年。《察世俗》尽量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对汉语书面语从文言文向近代白话的过渡也有积极意义。

《特选撮要每月记传》，1823年7月在巴达维亚创刊，1826年停刊，共出4卷，麦都思（尚德者）主办。这份杂志为接续《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而创办，所以宗旨、内容、样式、风格一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封面引用孔子的话；“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内容有宗教：《论上帝生日》《祈神法》《论耶稣之神迹》《十条诫注》等。科学和时事：《海洋》《懒猴》《山兔》《英吉利国所得之钱粮》《英吉利国生理》《英吉利国商船之数》《公班衙生理》。从第一期开始，连载麦都思所编的《咬吧总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爪哇岛的历史、风俗、民情，附以地图。这篇长文在1824年辑为单行本，后来一再重印，在印度尼西亚一带华人中很有影响。

2.《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编辑出版的近代期刊，中华书局在1997年出版了黄时鉴整理的影印本。[48]这本月刊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由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爱汉者）主办。1836年停刊一年，1837年在新加坡复刊，转由中国益知会主办，1838年9月停办。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一份由西方新教传教士编纂的中文世俗刊物，它的目的是想借以传教和维护西人的在华利益，但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却是为国人打开了一个了解西方的窗口。

在第一期的《序》中，编者委婉地表达了办刊宗旨，试图用孔子语录“规劝”中国人应“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向西方学习。序云：“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盖学问渺茫，普天下以各样百艺文，虽话殊异其体一而矣。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也。”

前几期的封面提示分别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用中国的古语来引导中国读者多读一点被看作蛮夷的书，多关心一下外面的世界。

郭实腊在杂志中所提供的，就是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的东西。这包括外国历史与地理、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哲学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分十一次刊登了《东西史记和合》，用分栏对照的方式介绍东史（中国史）和西史（西方古代史与英国王朝史）。还介绍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如介绍拿破仑一世从夺位到失位的历史：法兰西在国政混乱之时，“有臣曰那波利稔者，武功服众，嘉庆八年（1803年）登王位，连九年战服四方，恃强黩武，旋败失位”。拿破仑自立为王时，“国帑甚空，民心未服，而那波利稔恃其兵力与其才智，且国之首领，皆其所辖，设造新律，改正纪纲”。

地理知识的介绍则由近及远，从东南亚经南亚到欧洲一直介绍开去。这是要让中国人明白蛮夷之人并非没有历史的蛮夷，要让中国人看到世界的广大。

杂志详细介绍蒸汽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附以示意图，盛赞蒸汽机动力及其妙用：“今西方各国，最奇巧有益之事，乃是火蒸水汽。舟车所动之机关，其势若大风之无可当也。或用为推船推车，至大之工，不借风水人力，行走如飞；或用之造成布匹，妙细之业，无不能为，甚为可奇可赞”。

戊戌年（1838年）三月号有一篇文章名《自主之理》，介绍了英国的司法制度。文中写道：在英国，上自国主公卿，下而士民凡庶，不论何人，犯罪一例惩治，“不论男女老幼、尊贵卑贱，从重究治，不稍宽贷。……至于臬宪，其奉禄甚厚，不敢收陋规，人视之如见肺肝，真可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如果国主任情偏执，借势舞权，庶民恃其律例，可以防范。其后的四、五、六月，三期连载《英吉利国政公会》，介绍英国的政治体制。国政公会，即英国议会，当时简称“国会”，是“国会”一词的首见用例。七月号有《北亚默利加办国政之会》介绍美国的民选政府与民主政治。

经济方面的文章较多，首期即有《通商》一文，从戊戌年正月起，又连续刊出《贸易》专文数篇。戊戌九月的《公班衙》介绍了股份公司的情况，戊戌八月讲述贸易主义，并介绍了“保举会”（保险公司）。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鸦片战争以前在南洋华侨和广州、澳门影响很大的一份杂志，初印600份，后又增加300份。1834年，这份杂志曾被带到北京、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散发。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都读到过这本杂志，并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魏源在撰写《海国图志》时，征引此杂志凡28处，其中涉及13期中的24篇文章[49]。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介绍新事物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词语。历史地理方面最有名的是“文艺复兴”，此词意译renaissance。renaissance有一些其他的译法，如“文艺复古”“文艺再生”“古学复兴”等，但以“文艺复兴”最为受人欢迎。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则有“爵房”“乡绅房”“批判士”“兼合国”等；科学器物方面的新词有“千里镜”“蒸舟”（在杂志中还有“蒸船”“炊气船”“水蒸船”“火蒸船”等名称）、“蒸车”（也称“火蒸车”）、“火蒸机”（即蒸汽机）等。

此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使用了“新闻纸”这一新词，用来指称当时出版的报纸。

（三）传教士出版中文书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早期传教士在南洋等地所出西书中，有32种属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性读物。麦都思所编的《地理便童略传》（1819年）、马礼逊所编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1819年）和米怜所编的《全地万国纪略》（1822年）都是关于世界地理方面的著作，里面也有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篇幅短小，都不超过30页。世界史、外国史方面的著作有：《东西史记和合》（麦都思编，1829年）、《古今万国纲鉴》（郭实腊编，1838年）、《大英国统志》（郭实腊编，1834年），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裨治文所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该书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署名“高理文”，那是裨治文早期在中国用的一个中文名字。全书共125页，分27节，历述美国疆域、早期历史、独立过程、土著居民、人口、自然风光、物产、农业、工业、商业、政府、法律、宗教、语言、文学、教育、风俗、国防等。1846年在广州重版，易名《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75页，另附地图，记事迄于修订之时。16年后，1862年，作者对此书重加修订，扩充为二卷，在上海重版，易名《联邦志略》。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最早系统介绍美国史地的中文著作。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了解美国的最主要、最可靠的资料。鸦片战争以后，梁廷枏作《合省国说》，主要依据此书。魏源作《海国图志》，其美国部分也主要取自此书，征引此书凡24次。徐继畬作《瀛寰志略》，此书是重要参考资料。此外，这本美国史中文专著，还传到了日本，并被译为日文出版。裨治文在1862年重刻此书时写道：是书问世以后，“海内诸君，谬加许可，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及《大地全图》等书，均蒙采入。又有日本人以其国语译之。……予又迁居沪上，索书者踵接于门”。

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有郭实腊编的《制国之用大略》和《贸易通志》。《贸易通志》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的重要参考资料。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多次征引此书。还有米怜所著《生意公平聚益法》（1818年），介绍资本主义经济知识，有相当影响，1832年、1837年两次重版。

以上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创制了一些新词，或使用了一些新词，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所涉及。传教士们早期著作中的新词经过中国人著述的引用，有一些逐渐在汉语中使用开来，如“进口”“出口”，特别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的一些词，如“爵房”“乡绅房”等经过《瀛寰志略》的引用和传播，在汉语中较有影响。

三 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者对有限西学知识的整理与传播

图1-2 林则徐（1785—1850）

19世纪初，西方人对中国紧闭的大门，由原来礼貌的敲推，慢慢变成了带有暴力的撬打。鸦片贸易的猖獗、宗教势力的渗透、澳门主权的逐步丧失、东南沿海日益紧张的局势，促使部分中国人睁开眼来看世界。林则徐、魏源、徐继畬、梁廷枏就是这样的人。

（一）主动探访夷情的林则徐

林则徐于1839年3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广州，后又兼任两广总督，到1841年5月调离广州，是中英冲突前沿的中方核心人物。林则徐在到任之初，对于英国和国际局势所知甚少。他初到广州所作的《拟谕咭唎国王檄》中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认为“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50]，中国一旦断绝贸易，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夷人就无以生存。当然这是给英夷国王的檄文，语气上不能灭了咱中国人的威风，所以不一定能正确地反映林则徐的实际想法。

林则徐是一个有务实精神的清廷高级官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向“知彼知己”的目标努力，千方百计地去了解对方，了解世界。

林则徐广泛招罗人才，在外语人才十分稀缺的情况下，他居然将袁德辉[51]、梁进德[52]这两位受过正规外语训练的人才招入幕下，而在1860年代初，总理衙门准备开办同文馆时也还找不到合适的中国人来充任英语教习。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国人了解外面的世界。曾与英国随船医生喜尔和美国传教医师伯驾有过联系，请他们翻译过一些资料等。

林则徐搜罗外语人才、结交外国人的目的是搜集资料，与禁烟对手打交道。他组织翻译《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纸》等英文报纸中有关中国的时事报道和评论。所译文章按时间顺序编订成册，被称为《澳门新闻纸》。《澳门新闻纸》还抄送同僚参考，有些还直接送呈京师。

除了翻译时事报道与评论，他还组织翻译《四洲志》。《四洲志》是英国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的摘译，书中介绍了亚、非、欧、南美、北美五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因南、北美洲被并称一洲，故称“四洲”，全文八万七千多字，全部材料后来被魏源分类辑入《海国图志》中。《四洲志》述及的国家与地区分别为东南洋的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洋的五印度、南都鲁机（南土耳其），小西洋的东、北、南、西、中，阿利未加洲（非洲），大西洋的布路亚（葡萄牙）、大吕宋（西班牙）、荷兰、佛兰西、意大里亚（意大利）、耶马尼（德国）、奥地里加（奥地利）、波兰、瑞士、北都鲁机（北土耳其）、英吉利、斯葛兰（苏格兰）、爱伦（爱尔兰），北洋的俄罗斯、普鲁社，外大西洋的弥利坚（美国）。其中，介绍英国、美国最为详细。

《四洲志》是近代国人第一次翻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其中有些译名，在今人看来，非常古怪费解。如：

因底阿生番（Indians，印第安人）

甘巴尼（Company，公司）

冈色尔（Council，委员会，枢密院）

育奈士迭国（United States，合众国）

戈揽弥阿（Columbia，哥伦比亚）

洼申顿（Washington，华盛顿）

勃列西领（President，总统）

西业（Senate，参议院）

依力多（E1ector，候选人）

西那多（Senator，参议员）

衮额里士衙门（Congress，国会）

里勃里先特底甫（Representative，众议院）

士碧加（Speaker，众议院议长）[53]

中国人首次译介美国民主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汉语言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许多事物无法用常言表达，无法用汉语词语来传达英语的名词，于是产生了大量的音译。上面所列的只是很小部分的音译词，这些词如不加注，就很难理解。

另外，林则徐还让人翻译了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有关西方人看中国的《华事夷言》。林则徐所组织的翻译工作，经过魏源的《海国图志》而广为传播，对汉语词汇的扩充有一定的影响。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图1-3 魏源（1794—1857）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22年中举。1825年，受聘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中，他据英国俘虏的口供，写了《英吉利小记》。1841年，他接受林则徐的委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一部世界地理著作，翌年，即编定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扩大为100卷，凡88万字。

魏源的《海国图志》基本上是一个关于世界地理的分类文集，他对其中的文章几乎没有改动，但有些地方写有按语、批注，或表明自己的意见，或参以其他资料。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魏源自己所写的部分，即非世界地理的部分更为重要一些，这是反映了魏源时代魏源本人的语言情况的。王力的《汉语史稿》在《海国图志》中，找了不少的新词，认为是魏源时代产生的词语。其实《海国图志》中的文字来源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从书到图，应有尽有。所引文献以时人著作为多，里面的名称、行文差别很大，但多少可以反映出魏源时代的语言风貌，特别是介绍西洋地理与介绍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原理、制法、用法的文字多是当时的文字，极具研究的价值。

魏源自己的文字集中在《筹海篇》二卷、《筹海总沦》四卷和散见于一些夹注中，魏源自己的文字还用于搭建全书的框架。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辑录了四卷的资料来介绍英国。英国的情况在《四洲志》中就介绍得比较详细，其中介绍了议会制度，指出英国不是国王独裁。国家大事均需经巴利满（议会）议允（讨论决定）。魏源所辑资料比《四洲志》更为详尽。

介绍美国是《海国图志》的重头戏，更以五卷的篇幅而居全书之冠，魏源对美国的印象相当好，他在介绍南北美洲的《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的第一段就讲了美国战胜英国的“武”，实行民主制度的“周”。后面他又称赞美国在处理与英、法关系方面的“智”，在经济方面的“富”和对华关系上的“谊”。

《海国图志》在考证具体史实、处理古今中西记载歧异问题时，魏源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今、西，即主要以新的著作、西人著作为基础。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昔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海国图志》是19世纪50年代以前，国人研究世界地理的优秀总结。

《海国图志》影响深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受洋务思想家冯桂芬的赏识，并发展为“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54]“师夷长技”成为日后洋务运动的口号。书中所介绍的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虽带有猎奇的录存和不痛不痒的赞颂，但对日后维新甚至革命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海国图志》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影响是传播了世界知识，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视野，从事洋务运动的官僚、外交使节与维新革命的新派人物，都多少受益于此书。力推“中体西用”的左宗棠非常重视《海国图志》，为其重刊作序。张之洞在《劝学篇》称《海国图志》“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康有为自称其对西方的了解是受了《海国图志》的影响。

《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出版不久便传到了日本。1854年以后，开放的日本对《海国图志》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从1854年到1858年间，翻刻《海国图志》的版本竟达二十多种。《海国图志》和其他如《瀛寰志略》也在日本受到重视的著作一样，对日本的语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徐继畬对世界地理与政体的考察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虽然不足15万字，但却代表了当时中国研究世界地理的最高水平。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字健男，号松龛，1826年中进士。鸦片战争前后，他一直在东南沿海的福建与广东任职。

图1-4 徐继畬（1795—1873）

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披阅旧籍，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推敲考订，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终于在184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主要参考的资料有三类：一是中国文献记录，诸如历朝正史和有关地理著作，至少26种，包括《吕宋纪略》《海国闻见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二是晚明以来西方传教士所写的中文书籍、刊物数十种，包括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著作，更多的是马礼逊以来传教士的著作。三是直接访问西人所得的口述资料。徐继畬在序中写道：

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55]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夷夏之防尚严、风气未开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从二品的地方大员，徐继畬能“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确实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才可以有这样的作为。

徐继畬接触过并与其讨论过世界知识的西方人主要有传教士雅裨理、高民、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继任领事阿礼国夫妇。其中，对徐影响最大的是雅裨理。徐继畬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到1845年，他对世界地理的熟悉，对国际知识的了解，不必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西方人也感到惊讶。有一位美国人史密斯在1845年底1846年初访问福州，他写道：

在对世界各种各样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上，这位署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满了中文名称。[56]

徐继畬边录边写，边问边改，在1844年便写出了《瀛寰志略》的初稿——《瀛寰考略》。《瀛寰志略》初刻于1848年，凡10卷，卷一先列地球两半球图，述地球概况，五大洲、五大洋（当时认为南极是海洋，称南冰海）情况，然后是《皇清一统舆地图》，亚洲情况；卷二、卷三续述亚洲，卷四至卷七述欧洲，卷八述非洲，卷九、卷十述北南美洲。

《瀛寰志略》一经印行，即受到猛烈抨击，说其“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特别是“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甚至以“经世”著称的曾国藩当时也指责此书“颇张大英夷”。1852年8月，徐继畬被罢官。赋闲期间主讲平遥超山书院10年以自给。1865年两宫皇太后命驱其入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867年2月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首任校长。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遭受重大挫折。

《瀛寰志略》在出版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的最受推崇的著作。魏源在将《海国图志》由六十卷增补为一百卷的过程中，从《瀛寰志略》中辑录了近四万字的资料。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此书。1867年以后，被京师同文馆采用为教科书。70年代以后，中国出使外国人员、洋务大员、维新变法领袖都从此书获取不少的益处。郭嵩焘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自己原来认为此书对伦敦繁华的描写肯定言过其实，现在才知道果真如此，并感叹徐氏从未到过西方，但“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薛福成视此书为了解世界之津梁，并想编撰《续瀛寰志略》，王韬很推重《瀛寰志略》：“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黄庆澄作《训蒙捷径》，在地理栏内，特地推荐《瀛寰志略》，认为此书“极佳”。梁启超直言自己是17岁时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此书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20世纪20年代，他以过来人的身份，介绍《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在19世纪下半叶的影响；“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57]

《瀛寰志略》印行以后，很快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1850年9月、10月，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发表长篇文章，评论《瀛寰志略》。对《瀛寰志略》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西方人物与事物的友好与欣赏态度表示极大的欢迎，认为该书“对于改变中国人对我们西方人的粗暴、无理的看法，将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

《瀛寰志略》很快传到日本，在1861年便有了此书的刊本，以后又几次翻刻。这本书，对日本人了解世界、进行维新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瀛寰志略》中关于华盛顿的一段文字还得到时任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赞赏。并派人专程向徐继畬赠送华盛顿肖像表达谢意。1997年5月15日由美国麻省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龙夫威倡议，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前南草坪举行了纪念开创中美友好关系的先驱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问世150周年的纪念仪式。[58]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到北京大学演讲，感谢中国赠送的刻有徐继畬《瀛寰志略》赞颂华盛顿按语的花岗岩石碑，该石碑存放于美国华盛顿纪念塔。

图1-5 梁廷枏（1796—1861）

《瀛寰志略》除了收集、整理、传播了世界地理知识外，还使用传播了一些与西方政治制度有关的词语，尽管这些词语不是《瀛寰志略》首创，但由于它的影响，使得“公会所”（议院）、“爵房”（上院）、“乡绅房”（下院）、“因底阿”（印第安）、“熔铁为路”（铁路）等词语及其所包含的知识得到了很好的传播。

（四）梁廷枏体会与应对中西观念冲撞

道咸年间，从地方、从民间、从比较纯粹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待当时的世界知识的代表人物是梁廷枏。

梁廷枏[59]（1796—1861），广东顺德人，1834年中举。第二年，受聘修撰《广东海防汇览》。1837年，被聘为粤海关志局总纂，负责编修《粤海关志》。粤海关，是中国与西洋来往、交涉最多的关口。编修《粤海关志》，梁廷枏对西洋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鸦片战争时期，梁廷枏是广东最了解国际形势的饱学之士，被林则徐倚为重要参谋。梁廷枏受鸦片战争失败的激励，发愤著述，出版了四本小书：《合省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和《兰仑偶说》，后合刊为《海国四说》而行于世。

《合省国说》（1844年）根据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写成，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美国通志。书中详述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经过，详细叙述了南北美洲各地民族分布、美洲附近海洋、岛屿情况。书中还对汉语所存在的各种关于美国的称呼，如：米利坚、亚美理哥、亚墨理格、哩吀、花旗国、合省国等一一加以厘清。[60]

《合省国说》对美国的历史、制度等的介绍是当时中国人所著的文字中最为详尽、系统的，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参、众两院制度和司法制度，称其国家法院为“京察院”，州立法院为“巡按察院”，对国家法院、州立法院的司法权限、人员构成等均一一细述。还突出介绍了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与三者之间的关系。

《兰仑偶说》共四卷。卷一卷二分别介绍英国的历史沿革和地理物产。梁廷枏梳理了中国人此前对英国的许多不同称呼，指出，英机黎、不列颠谙厄利、英伦、英圭黎、英吃黎，这些都是英吉利的同名异译。卷三介绍英国各种制度，对英国的议院制、军事制度、税收制度、邮递制度、保险制度等作了公绍。保险制度涉及民生、经济，是一种新事物、新观念，作为一种重要制度着意引介到中国，除了猎奇之外，也许寄托着一些希望。卷四为杂论。从中英贸易关系、鸦片问题，到兰仑（伦敦）城市概况，还介绍英国社会习俗。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梁廷枏详细介绍了轮船、火车及蒸汽机工作原理。其述轮船、火车：“以火蒸水，作舟车轮转机动，行驶如风。舟曰火轮船，初但以邮递书件，后则随兵舶，为惊人开路之用，然火热不便设炮。火蒸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可省运费。然必夷平险路，凡山石碍轮之物，不得少留。又铸铁为辙迹，按运道之远近而铁迹随之，工费甚巨。……他如纺车、织具，并以水火力代之，机动而布自成，故成制多而用力省”。[61]

在中国引进火车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李占才在《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中对火车进中国有一个较好的回顾[62]。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意在“展览”，在北京建了一条约半公里的铁路，结果弄得国民“诧所未闻，骇为妖物”，非得由“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1876年也是英国人在上海筑吴淞铁路，因为压死人至群情激愤，由清政府买回铁路拆毁。至甲午海战时期，主战派中还有人拿铁路说话，编修王荣商认为，备战首先应“罢铁路以塞漏卮”[63]，举人罗智杰认为“无益之用莫甚于机器，而机器之无用莫甚于兵船、莫可恶于火车”，“电线徒妄传师旅之耗，鱼雷徒足碍平行之舟。至造器织布，则又尽夺百工业而绝女红食。凡此诸弊端，皆岁耗国帑千百巨万，一旦概得停止，较之开指税屋所入为多，以资灭倭而有余，尚何用之不足，何饷之不继”[64]。据传在民国年间，尚有浙江浦江籍高官，为少扰乡民，将设计中的浙赣铁路避开浦江县境，只在浦江县边境的郑家坞镇设一小站。至后来铁路给邻县义乌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已经移居国外的高官家族觉得对不起乡亲，出资甚巨帮助家乡建设公路。

铁路的开行，毕竟开风气之先，给中国大地带来很多新的东西，如时间观念，如男女混杂不为奇，如父母在亦远游的心态等。[65]

轮船、火车当时的名称是“火轮船”“火蒸车”，在《四海四说》还可以见到“火船”“轮船”“火车”“轮车”“蒸车”等名称。

1844年成书的《粤道贡国说》是一部外贸志，记录1840年以前经由广州（粤道）的中外贸易志。书凡六卷，卷一、卷二为暹罗国，卷三为荷兰，卷四为西洋国，含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卷五、卷六为英国。各卷皆按年编排，一一载明外国“进贡”何物，中国“赐”以何物。可以算作一部近代以前中西贸易资料长编。书中所述，不限于贸易往来，对于“贡国”历史、民情、风俗，亦多述及。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1844年出版。梁廷枏在书中以三分之二以上篇幅，介绍耶稣教（基督教）的历史、规章和教义，回溯该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他认为耶稣教比佛教更易在中国传播，但无法取代儒学的地位。

梁廷枏在《耶稣教难入中国说》里能够“详列彼教之说”[66]，粗略介绍了基督教的历史、基本教义、主要经典、教规教礼以及《圣经》中所讲述的主要故事等。另外他还考证了古代传入中土的景教、摩尼教、祆教与基督教之异同以及《圣经》所云耶稣出生地如德亚（古犹太国）的地理位置，并且绘成地图以说明之。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一书层次分明，其结构如下：

1.《海国四说》序

鸦片战争之后，西国于“五口通商之后，固专于牟利，亦乐于行教。信教之心愈强，斯传教之意愈殷。传欲其广，信欲其速，于是动以语言，劝以文字，诱以祸福。凡可以耸人闻听者，将无乎不至”[67]。梁廷枏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与前人及同时代人不同的观点。

梁廷枏针对国人对基督教入华的忧虑写道：“虽然，无足虑也。其为言也浅，浅则不耐人思索，虽质至庸常者，亦将异说存之，况聪颖之士乎？其为事也虚，虚则徒令人疑惑，虽素讲因果者，犹必空文视之，况礼义乎？[68]”中国的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翻译水平较高的佛经可能还有兴趣，而对洋人翻译（或是洋人口述、中国人翻译）的似通非通的古汉语《圣经》译本，则多数认为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是旁门左道，加以抵制[69]。此外，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孔门弟子们留下的“怪力乱神，圣人不语”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70]。对于这些虚妄之物，浸淫儒学已久的梁廷枏是不太可能相信的。总的看来，梁廷枏认为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基督教都远逊于儒学。

因此，梁廷枏相信儒家思想必将战胜基督教，“（耶稣教）今虽盛行西国，倘他时圣教所被，识见日开，必将有辨江心之味思冀北之群者。”[71]梁廷枏相信“圣教”远被之日，即基督教自熄自灭之时。这表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信心。

2.《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序

梁廷枏认为西方

獉狉蒙昧，……民生日衽席于锋镝死亡中，物稚而未得所养也，歧途而罔识所归也。一旦而耶稣生于其间，创为一说，开其地从来之所未有，复与其门徒弟子……，间关以游于四国，家为之喻，户为之晓……。而其为说也，则又专举人人所必敬共敬之天体，使返思而尊崇之；确指人人欲识未识之天心，为凿空而显释之。斯固有以取诸其人之意中，而出诸其人之意外矣。其立为科条也，则又宽之以伦常日用，而略限之以持斋戒杀，乐行所易，自不畏所难矣。习之以地狱天堂，而即终之以审判复活，因以其常自推信其变矣。……夫是以趋之若鹜，一发不可复遏，以迄于今也。[72]

也就是说，基督教的兴起和流行是因为它符合当时人们某方面的需求，因而人们趋之若鹜。而基督教一度在中国流行则是由于“明纲失驭”，故“礼教刑政失于上，奇衺跛僻兴于下，而枢纽之交，又在易七日之拜为朔望，随俗所便，故说骤得行[73]”。基督教在中国的暂时“流行”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将进入中国，经过明末清初的混乱之后，儒家思想更加巩固了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由于梁廷枏认为基督教对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构不成威胁，因而他主张“如听其自存一教，亦昭柔远之义[74]”。

3.提出总的观点并阐述本文写作原因

梁廷枏认为基督教和佛教的说教都很空虚，不像儒家学说那样贴近人情、深入人心。

佛之为教也空，空则惝恍无凭，使人并其父母妻子而弃之，于人匪便，则其先已不安于心，……一旦耶稣之徒，举人人日载之天，劝人尊而事之，其为事较实，从其教者，闻心亦较安。……非如中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之本乎人情，入人至深，确不可拔者比。特无所以启其端，遂相沿不改耳。[75]他还说，使耶稣之教之人，得尽读其书，畅明其义，必将有较西海诸国之不安于佛教，抑又甚焉者。[76]

也就是说不仅耶稣教难入中国，而且儒家思想还能使西人“见贤思齐”“弃暗投明”，最终“为圣道所化”。而现在正是使西人由崇奉基督教转向尊崇儒家思想的大好时机，应好好把握。[77]

4.追溯基督教的起源

梁廷枏对基督教的由来、演变已有十分准确的了解。他写道：

溯天主教之始，盖原于摩西。而耶稣后出，始则推衍之，继乃渐变之……摩西既死，其子孙乃出所遗书以行于世，半传于亚细亚洲之西希伯国，半传于欧罗巴洲之东希腊国，合而全之，谓之《古经》，亦曰《古遗诏书》……。其曰《新经》，亦曰《新遗诏书》者，谓如大民迁复本国时，师士再得天启之语，预指耶稣救世之事。两者并尊之曰《圣书》，曰《真经》。[78]

从上文可以看出，梁廷枏已能区分新旧约的差异，并对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

5.阐述基督教行教之意

梁廷枏清楚传教士们不远万里至此的目的就是“劝人持教邀福[79]”。梁廷枏论及基督教问题多从社会、文化角度着眼，这或许是由于他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与比较注重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关。

6.为“后论”所进行的陈述铺垫

这部分可分为七个小部分，都是围绕“详列彼教之说”的目的来进行记述，也包含有部分议论。

（1）征引《明史》有关耶稣教说的历史，内容主要包括在《圣经·创世记》当中。[80]（2）耶稣教的缘起，从摩西和约翰为开端。摩西的经历，援引《圣经·出埃及记》经文。[81]（3）耶稣生平及死后神迹。从《圣经》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辑录耶稣的生平事迹，内容非常详细[82]。（4）基督教中其他事物。梁廷枏参考所谓教中遗经，如《圣号经》《天主经》《圣母经》《信经》等的内容。论述中还提到圣体、告解、洗涤、坚振、终傅、品级和婚配等七个圣礼，还有教会会规和“八真福”等。（5）基督教的衍变。梁廷枏敏锐地指出耶稣与摩西两人传教的差异。耶稣使其十二门徒分行传教时，“其训徒语言，亦多隐跃其词，然大旨则由摩西之教再转一层。[83]”而“其所以大异于摩西者，则在人人将来有复活之日，而复活则缘自审判。[84]”为了弄清“复活审判”说，接下来梁廷枏专门剖析了这个问题。（6）对“复活审判”的批判。对于所谓“末日审判说”，梁廷枏攻击最力。他认为这种骗术之所以被捏造出来，全在于教主

虑人疑，笃守教而乏近报，势必久而思去也，于是设为复活审判之说。是以茫然无定期者，使之预为其地，益固其心，则虽迟久而不足以绝入教者之望矣。[85]

接着，梁廷枏对复活之说进行了穷追猛打式的追问：

除至善至恶，仍各归天堂地狱外，余则并存世间。人类至此无死无生，听此数千万亿不鬼不仙之灵魂，充塞天壤，无论造而不化异彼苍消息盈虚之常，且宇宙内亦安得有如许广大幅员，载此开辟至今如恒河沙之众？将使齐其贵贱亲疏于一致乎？抑此中复为之区别其等次乎？岂日日群居聚处，安于无所事事，得逍遥翱翔于空虚寥廓之表乎？抑既各予以神通，复责以职守乎？将使生前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遇之而漠不相识乎？抑仍以类聚乎？君父至尊，旧为之臣子者，乃等诸陌路，其魂也而谓之灵乎？[86]

在这里，梁廷枏既指出了“末日审判”于理不通，更道出了基督教教义与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梁廷枏从正反两面论证了“复活审判”的不合情理之处，这比单纯“只破不立”的反教言论有所提高。

（7）根据史传资料考察耶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由于时代的局限，梁廷枏对基督教的了解不可能非常全面，例如他没有弄清耶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他认为“合观诸说，则末尼本同回回，而回回本同景教，是二是一，似皆从耶稣而来，仍与耶稣相混[87]”这个观点未免太过牵强。[88]

7.论述耶稣教难入中国的原因

通过对基督教历史和教义的研究，梁廷枏认为基督教是与佛教宗旨相类似的一种宗教，而且同中国儒家有相通之处。他说：

总而论之，其所云天堂地狱，而与释氏同宗。其福善祸淫之说，即儒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之理，亦即后儒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之意。[89]

紧接着，梁廷枏再次对“审判复活”进行连珠炮式的反问，进一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荒谬性。[90]

基督教宣扬一夫一妻制，梁廷枏认为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难以流行的一个原因，“今所传《十诫》中所言，孝父母止在能养，而必以不劝入教为不孝……故虽听绝嗣而不许人有妾媵，是又与释氏同为内地难行之事矣。[91]”梁廷枏认为佛教“绝去父子婚偶，使无为其徒者，则人道立绝，其说已立穷矣。[92]”基督教反对纳妻娶妾，也必将像佛教一样，难以得到中国人的认同。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士大夫的处世原则，因此梁廷枏对基督教的“私祷献媚”[93]非常蔑视。基督教关注的只是“一人一事”[94]，根本不能与儒家思想同日而语。因此梁廷枏相信，基督教将为儒学所代替，“泰西人……他日必将有聪慧之人，翻然弃其所学，而思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如战国之陈良者。[95]”

8.简略论述基督教所云起源年代和传布范围的谬误

尽管梁廷枏对于基督教所宣扬的传教地域和起始时间不太相信，但总的说来，梁廷枏对“殷殷举以劝人之意，亦出于视人如己之一念真诚”[96]的基督教并不十分反感。不过，梁廷枏认为儒家思想定能战胜基督教，因此他主张中西文化自由交流和传播，让二者和平竞争，而不是限以政令，定于一尊。[97]他相信，让人们自为择善而从，必将弃基督教而从“圣教”。因而，他身体力行，对基督教“乐为之说以援之。”[98]

（四）梁廷枏基督教观的历史价值

梁廷枏对基督教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简单化和理想化，但在清朝上下都主张“严夷夏之大防”之时，提出让基督教自存一说，却是罕有的对基督教的正面记述和评价。同时代人魏源[99]记述基督教只是广征博引前人关于天主教的种种荒谬不经的臆测和传闻，例如他说：

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跪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乃许入，则教师以白布裹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睛已去矣。[100]

他还举出惟妙惟肖的例子以证其实。[101]其文尾犹云：

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方其入教也，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其银两每次给百三十两，为贸易资本，亏则复领，凡领三次，则不复给，赡之终身。[102]

魏源对基督教的记述与梁廷枏相比，其高下一目了然。

另一位名士夏燮[103]为了弄清洋教对中国儿童的摧残，曾亲自调查，并向传教士查询教堂所收男女儿童的来龙去脉，问得“该教士词穷”。据此，他认为“此中形迹，种种可疑”[104]。《中西纪事》的第二卷“猾夏之渐”专门叙述了基督教传华的历史。夏燮在文中也加入了社会上流行的对天主教的种种讹言，“近年来始有传其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之事，播入人口，盖又于天主堂后兼设育婴会也。道家修炼，其下流者，流入采补，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