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观与有限性
“一种知识不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借以和对象发生直接关系、并且一切思维作为手段以之为目的的,还是直观。”[3]海德格尔非常重视先验感性论的第一句话,认为这首次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我们的知识一般(knowledge in general)以及知识一般的原本性质的问题,并且为我们对康德的任何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指引。这里,康德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知识都要与对象[4]建立关系,真正的知识就在于那种和对象建立关系的可能性。同时,所有的思想(thinking,又译为思维)只是一种手段和方式(means),它们追求直观,但又都是建立在对对象的直观基础之上。思想在此服务于那些让我们可以通达直观的解释和断定。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第一次回答了我们知识一般的本质——直观。直观既是知识和思想的来源,又是知识和思想所追求的目的。这好像是一种悖论,一种“现象”怎么可能同时既是起源,又是目的?很显然,这与直观本身的特质有关。
海德格尔现在要追问的是,康德的“直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能具有对知识的奠基意义。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康德关于直观的论述及其思想意义。就康德对直观的论述,我们可以用以下几点概括:(1)“直观只是对象被给予我们时它才发生”[5];(2)直观具有接受表象的功能,具有接受性;(3)直观是由感性所提供;(4)直观具有纯粹直观和经验直观之分。就康德关于直观的思想我们可以简单的做出如下论述:感性为我们提供直观,当对象被给予我们时,直观就可以发生并且让对象在直观中得到表象,而这个表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感性的纯形式——纯粹直观(时间和空间)。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是感性让我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当一个对象刺激我们时我们便产生表象及其感觉。这个对象在这里向我们显现还是一个质料意义上的现象,还没有其现象的形式。或者干脆说这个对象还没有向我们显现,因为它是质料意义上的现象,与知识和我毫无关联。更进一步说,即便我感觉到这个对象刺激了我,我也不能说出它什么——它的存在、它的性状等。而要让这个对象能和我们发生关系,要让我能对它说出点什么,我们必须要有整理这个表象和感觉的感性形式(康德把这种形式叫作纯直观)。也就是说现象在此必须要有其形式时,现象才向我们显现。在康德看来感性的形式是由感性本身提供的,它让我们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感性向我们所能先天地提供出来的唯一的东西,是感性的一切的先天原则,也是先验感性论的主要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康德这里,与他之前的思想家不同(在康德之前,感性并没有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感性因为其形式而获得了思想(知识)意义。感性是让我们和对象以及其他有感觉的动物之间能得以区分的直接原因,但同时也意味着与其他存在者的一种真正关联,以至于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知识只是对感性本身的一种领会和意义的生成。由此可见,先验哲学第一次让感性获得了思想的意义,但同时感性也会规定思想。感性为我们赢得了思想的起点,但这个起点对思想本身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就感性及其直观的接受性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本质就在于能接受(因为感性的形式——纯直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感性的接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接受。它对对象和我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一点,是康德把匿名的我转化为具有行动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我”(主体)的第一步。也就是与所谓的康德哲学中的“先天如何可能”问题相关的一个主要论题。就对象而言,它是部分的接受还是全部的接受,或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接受。就我而言,它表现了我的哪些确定性和可能性——先天如何可能。因为感性作为一种思想的开端,这是与它所承担的思想负重所相应的问题,是必须进行澄清的问题。就对象而言,海德格尔认为:“直观意味着一种行为,通过它某物作为某物自身而具体地向我被表象。简单地说,去直观就意味着允许某物将自己作为一个具体的是其所是的物本身而给出;去直观就意味着让一个存在者在它自身的当下而被面对(相遇)。”[6]海德格尔把直观称作“让……被相遇”(letting-be-encountered)。直观在此把对象作为对象自身,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有周围域的整体而接受。同时也让对象在直观中来显现自身,将某物作为某物自身给带上前来。这样的直观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自由的行为,它让某物在我们的包围与处置中自身来临。
就感性及其直观对我的意义而言,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表达。我们只能直观我能直观的,不能直观我们所不能直观的。海德格尔就此对直观做了一次词源学的考查。在传统语词中,直观(intuition)意味着intuitus,这个词意味着精神的绝对知晓。在中世纪和近代哲学中指的是全能的上帝和理智体的一种本源性的知晓。直观是专属于它们的。除此之外,它们不需要任何方法(不像我们人类,需要思想的方法,需要一种意识的进程)。这样的直观可以创造和生产那个被直观的东西,是一种无限的直观。与这样的直观相反,我们人类的直观是有限的直观,它并不创造和生成那个被直观的对象,是派生性的直观(intuitus derivatives)。就这一点而言,康德在先验感性论的总说明中说得很清楚。这说明我们的感性直观是有限的,但这个有限性并不在于我们在数量上知道的比上帝的少,“而是它在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那个被直观的对象必须从某个地方被给予——那个被直观的对象不是由直观所生成。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就在于那个被抛向和抛进存在者们之中的存在者”[7]。直观之所以能表达我们认识的有限性的原因就在于直观的这种存在论事实。“直观(intuiting)不是自由地起源于一个认识着(knowing)的存在者……而是可被直观的存在者必须通过它自身而显示自身,也就是说这个存在者正如它所是的那样必须关注着这个认识着的存在者,必须触发这个认识着的存在者,必须对它做某事,并且必须使它自己是引人注目的——这个存在者必须去刺激这个认识着的存在者。正是这个认识着的存在者必须被那个将要被相遇的存在者所刺激以及这个存在者对认识着的存在者的烦扰的事实才是那个让我们人类的直观成为有限的东西。”[8]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感性直观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与已经存在的存在者们的一种存在关联(a being-referred-to beings),或者说直观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事件(直观来自其他存在者的存在烦扰)。直观的有限性在此不是在与上帝的对比中来说的,而是在于直观本身具有的存在论事实,因此直观的有限性在此表达的是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有限性。
海德格尔在此对有限性的说明是一种很彻底的存在论解释。我们知道,在康德看来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所能认识的,我们不能认识我们所不能认识的。同时,我们的认识必须是有内容的认识,我们的言说必须是关于对象的言说,而且总是正确的言说——这也是先验逻辑所要求的。也就是说,“先天(A priori)为什么能让自然存在者提交给我们而我们又没有扭曲和弄错自然存在者”[9]。自然存在者为什么总是以一种真理的客观方式来和我们打交道——当我们言说自然时,我们为什么总是正确地言说?
首先,就我们人类知识的有限性而言,我们的有限性必须在我们的感性那里被找到。因为知性只是负责一种在某种规则之下表象之间的联结和主谓的归属,它的真理性在于逻辑的不矛盾性和系统的统一性,是一种逻辑性的真理。这种真理从逻辑的统一性原理出发来看是趋向于无限的。这种知性对表象的联结从理论上讲的无穷多虽然不等于无限,但它至少不是有限的。就知性本身的游戏规则而言,还没有什么东西让它成为有限的。更何况在康德哲学那里在没有主体出现之前,我们根本无从谈论知性及其运用。这样的知性就不是康德所要的知性,它无疑就是人类理性自身的一种非本质的胡来。这样的知性也是没有内容和对象因而不会产生知识和真理的知性,而在康德看来我们的知性和真理都是在与被给予的对象的客体的关系中获得的。显然,知性需要一个界限的给定者和执行者,这个给定者在康德哲学中只能是感性。感性让知性受到规定,从而使知性的联结成为具有内容和真理性的知识,从而也保证我们的言说总是在言说对象,而且是正确的言说。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在我们的感性那里发现我们人类知识的有限性。这样的有限性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有限性,它可以把我们引向真理。因此,海德格尔在此对有限性的追问对康德哲学来说是要命的。海德格尔对有限性的追问是他对整个康德哲学实现存在论解读最为关键的一步。“存在论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人的形而上学问题,它指示着人的有限性”,“而比人的存在更为源始的是人的有限性”,因此我们必须说明的是直观给出的有限性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有限性,而非一种简单地与上帝的对比中得来的有限性。那么就康德而言,有限性是如何被给出并且它对整个康德哲学来说又有何思想意义?康德是不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来说有限性的呢?
现在我们必须把直观与我们的有限性给出的这个事情进行澄清。直观的有限性的本质就在于“被刺激”(be affected),这个“被刺激”对我来说不是我去刺激对象,而是我必须被对象所刺激。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必须被对象所刺激,这在海德格尔看来首先说明对象在没有刺激我之前已经存在了。同时这个存在者在没有刺激我们之前已经烦扰我们了,刺激我们的只是为了“让我们去关注……”“直观(intuiting)不是自由地起源于一个认识着(knowing)的存在者……而是可被直观的存在者必须通过它自身而显示自身,也就是说这个存在者正如它所是的那样必须关注着这个认识着的存在者,必须触发这个认识着的存在者,必须对它做某事,并且必须使它自己是引人注目的——这个存在者必须去刺激这个认识着的存在者。”直观在此把作为认识着的“我”一同带入了这个与可被直观的对象的一种存在关联(可被直观的对象在此意味着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能被直观的对象)之中。在康德哲学中直观其实是根源于一种与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关系。这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拥有构建这种与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关联的能力,我们才可能拥有直观。作为存在论关联,不论是康德还是海德格尔都认为只有先天完成时才是可能的(这是康德为什么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形而上学阐明的主要原因[10])。
通过对直观之存在论根源的说明,直观在此本质上意味着我与其他存在者一道存在的可能性,这同时意味着对直观的本质的分析的必要性。这里必须注意这与《存在与时间》当中对此在的分析是有相似之处(事实上海德格尔正是以《存在与时间》为出发点来解读康德的,也就是以自己的存在论的现象学出发来解读康德的)。由此直观让“我”作为一个在世的“现象”(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而出场的那个可能性——直观和我的“与世存在”之间其实有着本质性的关联。没有直观,我们就没有拥有通达其他存在者并与其他存在者一道存在的方式,因而存在的存在论意义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如果不能确定什么是我们人类自身先天具有的一种直观(纯粹直观),那么我就不可能确定我是在“一个世界之中的”。这里暗含着直观是那个让我们人类自己获得一种“自我意识”的前提,暗含着康德的先天——先验进路(这是康德对空间和时间进行先验阐明的根本原因所在)。
只有解决了直观与“我”的存在的可能性之间的本质关系这个问题,关于我们有限性的给出问题才会明确起来。首先我们得分析一下康德在先验感性论的最后部分的道说:“我们也并不需要把空间和时间中的这种直观方式局限于人类的感性;有可能一切有限的有思维的存在者在这点上是必须与人类必然一致的(尽管我们对此无法断定),所以这种直观方式毕竟不会由于这种普遍有效性而不再是感性。”[11]对有限的思维存在者而言,直观也许是普遍有效的,至少对我们人类来说是这样的。这意味着只要认识着的我存在,我就会以直观的方式和对象打交道,我就会直观对象。对有限的思维存在者而言直观同时也是我和对象之间建立关系的唯一方式。没有直观,我无法与其他同我一道存在的对象得以区分并建立关系。我只要存在,我就要去直观,直观把我带入了与其他存在者一道存在的存在境地,同时直观又作为我与其他存在者建立关联的唯一方式而本质地属于我的存在现象。并且就对象和其他存在者而言,直观原本就是我的存在现象——直观表达了我和外在的对象(物)一道存在的可能性、表达了我和外在的对象一道存在的存在事实。至于这种存在事实会不会获得一种存在论的效果,或者说直观作为我的存在现象的这个现象本身会不会是一种存在论现象,这个事情对康德来说就在于先天 —— 先验进路的可能性。那么,在康德哲学中,直观的有限性本质其实是来源于“我与物共在”这个存在事实,“正是这个认识着的存在者必须被那个将要被相遇的存在者所刺激以及这个存在者对认识着的存在者的烦扰的事实才是那个让我们人类的直观成为有限的东西”[12]。至此,我们可以对我们以上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直观所标明的有限性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有限性,或者说是让我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有限性。当然,“让我的存在成为可能”对康德来说本身就会包含一种“我作为主体”的可能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的直观其实就是一个现象学概念。直观作为存在现象,并被我们源始地据为己有(这也是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有时候把纯粹直观叫作“源始表象”的原因)。通过对直观是那个让我们拥有与物的境遇关联的东西的说明,康德从直观出发来说明的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知识。不难看出,康德对直观的规定在此同时也规定了思想本身——直观让思想成为可能。由此,我们对直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整个理性的批判都可看作一种人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就是一种基础存在论的问题。与此同理,对先天及先验的可能性的追问可以看作一种对“我”的生存论的分析。这个生存论的分析从根本上说会让存在到场,会使一种基础存在论得到现形。这一切当然是以一种现象学为前提,以一种存在论的现象学为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康德哲学不仅是现象(appearance,Erscheinung)学[13],而且是一种关于“我”的在世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以上这些都表明了直观在康德哲学中的思想意义,对直观的理解不同会导致对整个康德哲学的理解不同,要想对康德哲学做出一种存在论的现象学解读的关键就是让直观作为一种“我的存在现象”。通过海德格尔对直观的存在论解读,我们对直观的本质已经很明确。由此,直观和思想的关联也会明确起来。
总之,“认识着(knowing)首先是直观着(intuiting)……所有思想(thinking)仅仅都是在为直观服务。思想不是简单的和直观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其手边,而是就其内在结构而言,它服务于由直观首先并不断地所指引的东西”[14]。直观首先规定了我们思想(认识)的“视界”,思想总是受直观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直观作为一种“给定性”在规定着我们的思想,同时直观能作为一种“视界”的给定者是因为它自身是有限的。“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本质首先必须在其直观的有限性本质中被看到。”[15]只有明白了直观的有限性本质,思想才能在其正确的道路上被弄清楚,知识的有限性本质才可以理解。直观使思想成为可能,让我获得了思想的起点,同时让思想成为思想本身——思想在直观这里获得了自身的规定。
至此,我们可以说康德哲学中感性的意义了。感性给我们提供了直观,而且提供了一个有限的直观。弄清楚了直观的含义我们就弄明白了康德哲学中感性的含义。“感性意味着有限直观”[16],感性的本质就在于直观的有限性。直观就是那个让感性成为可能的东西。感性的本质不在于感官,不是直观依赖于感官而让直观有限,而是直观的有限才让我们的感官可能。“感性的本质就在于直观的有限性”,同时,人的直观也只能是感性的。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是首先在存在论意义上而不是在感觉主义上获得了感性这个概念”[17]。毫无疑问,直观这个概念也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获得的。由此,海德格尔声称:“《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句话已经不是对认识一般的定义,而是对人类的知识本质的判定。”[18]对人类知识的本质的判定意味着,知识本质是来源于人自身的本质,“纯粹知识是属于人的有限性”[19]。康德的知识论是存在论的知识论,是属于我们人类自身的知识论。康德在此获得了一个让我们的思想得以继续前行的概念——直观(感性)。我们现在可以说直观构成了我们所有知识与思想得以构建的原初地基,同时思想都是在作为一种手段来服务于它,而这是由直观存在论意义上的有限性本质决定的。
正如直观的起源告诉我们的一样,康德说我们人类拥有直观,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拥有一种先天地构建和对象(其他存在者)的一种存在论关联的能力。那么问题就是:在我们之中我们有没有一种先天的东西同时可以被叫作直观(指康德的形而上学阐明)。同时就直观如何在康德的知识论中具体地实现其统一性现象以及它缘何能实现的问题还远没有回答(指康德的先验阐明)。援用海德格尔的追问就是:“这个批判的核心问题——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能被更精确地表达为这个问题:什么是直观,它隐藏着存在论知识以及哲学思想都以之为目的问题。康德对这个问题回应的精神——一个对所有的康德主义者都很危险的回应——就是:时间是那个能构建一种作为直观的存在论知识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时间应该是一个直观,或者说,如果我们比康德走得更远的话,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时间甚至是任何直观和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是一个困难和挑衅的问题。”[20]由此,为了回答“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必须要在“我们的心灵”和本性中发现那些可以作为一种直观的东西、发现那些本质上能带来我和对象的存在论关联并是直观的东西——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本性的研究,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人的形而上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