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保守阵营的研究现状

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阵营及其活动的基础研究；（2）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文化观的研究；（3）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活动的专题研究。

对新文化运动时期保守主义阵营及其活动的基础研究主要涉及两类。第一类是对研究系和“东方文化派”的研究。有文章专门对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聚合进行了梳理。[31]有些著作较好地结合了思想史和学术史方法研究了研究系和其他学人群乃至“国民党系”的互动。[32]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文化思想界，梁启超和一批学人、思想家被归入“东方文化派”。[33]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东方文化派”的研究自然也涉及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还有论者将“东方文化派”置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对“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等人进行个案研究，并在现代视域下考察其理论得失、意义影响。[34]对小圈子之外横向联系的考察更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发展。梁启超研究系群体和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交际也有一些扎实的作品，比如罗志田的《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将梁漱溟和其他的所谓“东方文化派”特别是梁启超及其同人进行比较，他认为两者之间在思想旨趣和文化观念上有根本的不同，“东方文化派”无论是赞成“东方文化”抑或反对“东方文化”其实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35]郑师渠则对该圈子的国际背景进行考察，认为1919—1924年国外五大名哲来华讲学为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和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依据。[36]国内一些学者指导的博士论文开始对此领域进行关注，有论者从“调和论”与文化改造的言论和实践入手剖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保守阵营的“中西文化调和论”“新旧文化调和说”，并对文化保守主义者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情况进行了梳理。[37]

第二类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的研究，且多数是对“学衡派”进行的学术史研究。例如，沈松侨的《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一书将“学衡派”置于五四新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对比为线索凸显其对于文化理解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历史意义。[38]郑师渠也是大陆较早对“学衡派”研究的学者，《在欧化和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对“学衡派”的文化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该书从文化观、史学思想、诸子学、教育思想等方面具体展开，勾勒出“学衡派”文化思想的特点。[39]高恒文则从地缘、学缘的角度对“学衡派”进行研究，关注了“学衡派”与东南大学及东南大学相关的政学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学术组织国学研究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描述了“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成长发展过程。[40]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衡派”研究已经突破了对“学衡派”内部思想文化、人脉交织的关注，而是把其放置于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着重探讨“学衡派”与兄弟刊物或者学缘相近刊物之间的学风延续、学术砥砺、思想传承。沈卫威一直致力于“学衡派”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颇有特色，将《史地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国风半月刊》《思想与时代》四个和《学衡》关系紧密的刊物作为一个相连的文化整体，深入探讨了“学衡派”的文化整合、历史寻根、文学批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察的表现。[41]还有一些专著或多或少涉及对“学衡派”的研究，但并未将重心放在梁启超与该派学人的关系上面。[42]也有一些文章对“学衡派”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其他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掘。[43]更为宏大的视野则是站在南北思想文化差异的角度，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描述南方学人交往，分析他们是如何形成一个异于北方学人文化圈子的“南学”网络，进而展现了时代思想的差异性和多样性。[44]可以看出，学术界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中对人物或群体（梁启超派学人群、学衡派学人群等）研究不断深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学者以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的叠合来研究包括文化保守主义在内中国近现代知识群体，不仅观察特定学术机构为中心的思想学术集团的文化理念还要关注其活动轨迹，研究中兼容思想脉络和社会层面，这样的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方式能帮助我们较为清晰地梳理现代思想的主要脉络。

第二部分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文化观的研究。早在2005年，郑师渠就将视角定位在欧战后反思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对梁启超的文化思想进行发掘，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背景下，以“反思现代性”标准来看，梁启超的文化立场较之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前瞻眼光。[45]此后，郑师渠又深入阐释了梁启超最终服膺反省现代性的“文化自觉”的内涵，[46]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国内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做了追踪。[47]此后他又将梁启超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并列为两种“向西方求解放”的不同视角。[48]在此基础上，他的专著《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一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产生的反思现代性思潮作为时代思想背景，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个案，考察这种思潮对学人和思想界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该书虽以梁启超为个案展开，通过个案中亦能窥见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正是因为自觉应和反思现代性思潮，所以其文化思想和主张更具时代张力。[49]郑师渠在后续研究中更加细化，将梁的独特性定为在三个方面：其一，梁启超要重估西方文化，对五四西化过激派形成制衡；第二，梁启超强调科学与人文并重，对唯科学主义是个打击；第三，梁启超坚持走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文化路线。所以，其思想主张“确乎大大地丰富了新文化的内涵”,“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且其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突出的个性”[50]。张冠夫也注意到梁启超在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性浪潮中中国文化如何重构“现代自我”的问题。[51]他的一系列研究侧重从文学观念上比较梁启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差异：文艺复兴的人文取向与启蒙主义理性倾向的对立。[52]这种自觉从笼统的“文明观”向多元具体的“文化观”转变的做法体现出梁启超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话语体系。[53]梁启超尤其强调情感与科学理性的不同，以情感界定文学的本质与功能，并将情感诗学作为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桥梁。[54]潘建伟则透过梁启超对新诗、白话文运动、整理国故及五四运动的心态，以其与新青年同人的分合为线索论证了梁启超晚年的文化立场。[55]类似的观点认为梁启超的文化现代化主张走了“超越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的“第三条道路”。[56]江湄通过对梁启超、章太炎以及胡适的对比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后所撰述的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进行文本分析，以“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方案为背景关照，越发凸显梁启超对儒学史与儒学的重构性诠释及其背后的思想意图。[57]还有学者撰文从梁启超儒学观的角度肯定了梁启超对五四时期全盘激进反传统的超越。[58]甚至将梁启超援西学思维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上升为新儒家的发端。[59]董德福也主张“应该把梁启超算作现代新儒家思潮的滥觞”。[60]陈来则认为《论私德》及其影响下的《德育鉴》等书的编订“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与方向”。[61]但江湄却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差别：“梁启超所指示的研究乃至复兴儒学的道路与 ‘新儒家’的根本不同”，梁启超并非如胡适所说“努力跟着一班少年向前跑”，而是有他自己的“新文化运动方案”：梁启超重新定义并建构起儒学的属性和思想系谱，通过传统自性与现代多变性的调适，将根植于清代“汉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与儒家的义理体系融合成“新道学”，作为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偏弊的良方。[62]夏晓虹则通过新发现的史料揭示了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的诸多因素，其中体现的道术、权术和心术的纠葛颇值得玩味。[63]注意到清代学术史尤其是阳明学与梁启超思想的关联的论著也不乏其人，如吴铭能的《梁启超研究丛稿》、[64]黄克武的《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65]狭间直树的《关于梁启超称颂“王学”的问题》,[66]分别从梁氏新文化运动时期清代学术史、先秦诸子研究，1903年以后从发明新道德到宣扬王学的思想转变，以及王学“出口转内销”的日本因素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第三部分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活动的专题研究。就梁启超的人物传记而言，大陆最早的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是孟祥才的《梁启超传》。[67]1999年，梁启超逝世70周年，一年中至少出版了5部传记。从学术性和影响力看，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2015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二人合作的《梁启超新传》）和解玺璋的《梁启超传》等。前者史料丰富，尤其对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进行了记录与评价，该书再版3次，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对梁启超研究做了集大成式的总结”。[68]后者以梁启超与师友等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还有学者非常敏锐地将梁启超新文化思想归结为中西文化“化合论”，并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具有世界主义的视野。[69]郑大华认为“新民”为代表的国民观正是从鸦片战争前的臣民观向新文化运动时期公民观过渡的桥梁。[70]有人将梁启超对中西学术尤其是对科学的认知作为梁启超文化立场的基础，[71]还有人比较梁启超欧游前后的文化观，认为并不构成截然不同的变化。[72]梁启超和梁漱溟、章士钊、王国维、吴宓等都有重要交往，所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主义者包括“新东方文化派”中代表人物进行个案研究也需要给予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是梁漱溟研究，扛鼎之作当属艾恺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该书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对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和乡村建设给予了较为清晰的解剖。[73]国内学者也有大量关注梁漱溟及其文化理论的成果。[74]另外一些与这一时期梁启超有重要交集的人物如张君劢和章士钊，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75]有学者关注到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关系，在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王梁的相识交往的描述，对王梁之间的关系以及彼此的异同进行了分析，从一个侧面较好地反映清末民初的文人心态。[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