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新动向

张荫麟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将梁启超的思想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期从康梁师徒关系确立到戊戌政变，从辞章训诂之学转向“通经致用”；第二期从戊戌政变后到辛亥革命成功，介绍西方新思想并批评中国学术以“致用”；第三期从辛亥革命成功至欧游以前，是“纯粹政论家”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去世，是“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的专力治史“然终不忘情国艰民瘼”的时期。并认为“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在1929年悼念梁启超时张先生著文肯定梁启超欧游期间“受其说（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理性主义思潮）之熏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世”。[4]这篇文章的最后落脚点在当时乃至时下都可以说是慧眼独具。在已成显学的梁启超研究中，关于第一、二、三期的论述，堪称成果坚实，名作纷呈、相比之下，关于第四期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研究相对薄弱，注意到第三期与第四期之间关联的研究更少。无论民国学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努力和功绩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公允的评价。胡适肯定了“新民说”是梁启超一生最大的贡献，但同时认为“他晚年的见解，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5]。中共理论家邓中夏把胡适等人归入科学方法派，把陈独秀、李大钊等归入唯物史观派，而把梁启超等人归入与之相对立的“东方文化保守派”，并认定后者的性质是代表封建思想的“新的反动派”。[6]

有意思的是，在时下研究中同样归属为“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一方面肯定梁启超“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纪，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7]；另一方面却对欧游后梁启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颇有微词，“如此种种表扬中国文明，其实任公所说，没有一句话是对的”。[8]这表明二梁在文化立场上有所异歧。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骂为“玄学鬼”的张君劢等人是梁启超先生的门生故旧，梁启超也在论战中崇尚儒家人生哲学，所以丁文江也有指桑骂槐的嫌疑。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反儒倾向遮蔽了梁启超晚年的新文化建设，以至于承五四遗风的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的五四新文化形象仍被严重扭曲，即便是治思想史的大家仍把梁启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打棍子的同时扣帽子：“这时期的梁启超已经做了 ‘旧店新开’的孔家店的最大头子，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所起的作用都是极端反动的。”[9]

20世纪80年代以后，梁启超依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学者眼中，梁启超“不是什么重要的思想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深刻思想成果”。[10]李泽厚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将梁启超与章炳麟作比较后说：“梁浅、杂而多变，章则相对稳定；章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梁则始终没有。”[11]事实上，受80年代“激进—保守”社会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激进等于进步，而保守则具有了落后的含义，这一框架变成了一种价值倾向。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成为正统，他们的新文化建设主张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或启蒙运动。而梁漱溟、“学衡派”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梁启超的新文化建设主张则被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之外。在这样一种二元分析框架中，学界往往将晚清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历程分为前后两段，比较重视“激进”“进步”的前半段。例如，梁启超在1902年之前进行的启蒙宣传被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而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大受褒扬。对于“保守”“落后”的后半段，学界较为轻视，一直没有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

9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知识界对所谓“激进主义”的反思，以及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的多元路向的发潜和重视，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持的其实也是他一贯主张的“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文化立场得到公允的评价。正如黄克武所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关梁启超的评价，曾出现过由 ‘黑’转 ‘红’的趋向。”[12]90年代以来，对梁启超的研究汗牛充栋，对梁启超研究也从传统的政治史方面渐渐向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多面向转移和展开，研究内容涉及梁启超政治研究、经济研究、教育研究、文学研究、法律研究、文化研究、学术史研究等诸方面。学者们在美学、档案学、方志学、图书馆学、人口学、心理学、音乐文化、城市观念甚至子女教育等方面也提出了开创性的，深化了梁启超研究。梁启超研究中大量基础性资料的整理和发掘也同时展开，为深入研究梁启超提供了扎实的基础。[13]

关于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与活动，近年来成为梁氏乃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思想、学术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甚至确立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典范”，相关研究开始对此予以关注。

海外梁启超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黄宗智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中村哲夫的《梁启超与“近代之超克”论》等。美国学者列文森的著作开启了用“冲击—回应”模式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先河。在该书中，列文森运用“历史与价值”和“感情与理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分三个时期对梁在中西文化相遇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进行具体考察。列文森认为，在民国初建前的两个时期，梁启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并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传统，在感情上依恋传统文化但在理智上认同西方。从民国建立直至他逝世的第三个时期，梁启超在价值上回归中国传统，开始反思欧洲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弊端，感情上不再恋慕西方，而是确立了中西文化“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法，通过中西文化调和，达到“历史”与“价值”的统一，构建一种新的文化综合主义。[14]张灏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梁启超对中国思想转型的贡献；黄宗智将日本因素作为梁氏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加以重视，曾专门考察明治日本对梁氏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经过梁氏重新阐释之后的传统儒家思想、明治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的一个混合体。中村哲夫则关注梁氏晚年的整理国故尤其是佛学研究，指出他开拓出与欧洲后现代主义共鸣的回路。[15]

中国台湾近年来梁启超研究影响较大的是张朋园和黄克武。张朋园较早注意到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参与，对梁启超欧游归国后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进行了梳理，肯定了梁氏对新文化的历史功绩。[16]黄克武将梁氏主“调和”的文化思想放置于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加以重新思考的框架内，给予新的高度评价。认为梁启超的调试主张中的思想背景和穆勒的自由民主思想一脉承接，也视梁启超为中国温和自由主义的先声。他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处于一种“调适”与“转化”的抉择关头，开始势力相当，其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被多数人放弃了。[17]黄克武高度强调梁启超研究中的“多元现代性”“另类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任公思想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中国自然也能建立一个异于他国模式的现代国家”,“中西并重，观其会通”和以不同于弥尔（John Stuart Mill）式的“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以人文关怀、宗教情操避免西方实证主义的缺失等构成了梁启超对中国问题思考的基本特点。[18]他甚至把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作为近代中国思想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的转折点，这打破了普世价值、西方中心、线性演化的文明叙说，转向强调精神价值、民族特性、空间差异的文化叙说。[19]

90年代以来的梁启超研究，大陆学者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也予以关注和肯定。元青认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转变及其努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梁“大力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五四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可以说，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20]莫志斌则选取人物和活动两个维度肯定了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多方面影响。[21]在这个意义上，崔志海认为梁“并不是一个过时人物，而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紧跟时代潮流的壮汉”。[22]李茂民关注了梁氏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活动和学术事业，注意到他“以经过科学整理和现代阐释的传统文化为基础，汲取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自由主义民主塑造新人格，建设中国新文化”[23]的意义。董德福则通过比较梁、胡二人整理国故的理论、实践及其具体成就来肯定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力参与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和先驱。[24]蒋广学从古代学术与现代学术区隔的角度呼吁梁启超“不中不西、即西即中”的学术思想及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方案值得关注。[25]也有以面代点的著作，通过对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活动进行考察，兼顾了新文化建设中梁启超的文化主张。[26]

在反思现代性的语境下，梁启超的“中西文化化合论”得到中肯的评价和深入发掘。郑师渠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将以儒家思想为资源，重构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出路的梁启超作为在“现代”社会中突围的代表人物，他在《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中将梁启超反省现代性的文化自觉作为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重要表征。[27]郑师渠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后较早地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遂产生了认为各个文化是个体性且独特的这个看法”（艾恺语），在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主持者胡适相比求同又存异，具有独特的个性：梁启超一直警醒西化过激派，认为不能只看到西方文化的优势，其劣势也应该警惕；梁启超对五四时期的“惟科学主义”持反对态度，高度重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补并生；梁启超坚持认为中国应该也能够培育出特有的新文化。鉴于此，郑师渠高度评价梁启超“大大地丰富了新文化的内涵”，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28]胡逢祥也关注了梁启超从钦羡西学到返宗儒学的“文化回归”现象，并将最主要的原因归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文化的反思。[29]江湄以五四平视晚清，发现了梁启超历久弥新的新文化建设理念。“梁启超惊喜地发现，经过挫折和反思的欧洲近代文明的新方向，正与我先圣贤所昭示的一套人文主义生活理想不谋而合，这也正是中国文化既自尽其性又能贡献于全体人类的大好契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