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化

现代化是实现和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从时间维度而言，指15世纪以来的人类变化及其过程。一种源于西方并向世界不断扩散的人类新文明。从意义维度而言，指不断获得现代性的连续过程。

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意义而言，现代化首先意味着人相对于共同体的自主性。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人类发展以人的自由为根本目标，人的自由度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准。“人类历史从古代迈入现代的根本标志就是：人从一种被决定的力量逐渐解放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6]因此，人成为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组织、制度和价值的束缚。人成为共同体的中心，获得了主体性，共同体围绕人而运转。“现代人与传统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二者对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看法不同。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将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看作是给定的，认为环境是奉神的旨意缔造的，改变永恒不变的自然和社会秩序，不仅是渎神的而且是徒劳的。传统社会很少变化，或有变化也不被感知，因为人们不能想象到变化的存在。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现代化首先在于坚信人有能力通过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17]

就经济领域而言，人成为财富增长最重要的贡献因素。人类社会的发展反映在外在物质层面就是财富的增长。而财富增长的贡献要素是多元的，自然、技术、劳动、生产资料、劳动者等都促进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在传统社会，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对于自然的依赖是强烈的。无论中华文明、还是其他早期人类文明，都发源于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地形平坦的大河流域，有利于保障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国古代社会对“天”的敬畏即是依赖自然的明证之一。现代社会，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工业和服务业。所以，从人类社会的总体上讲，现代化就是指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二战”之后许多学者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展开对现代化的研究。汤姆·肯普指出：“一个新的高潮正在形成之中，即使在有些国家还没有开始搞工业化，也把工业化列为其奋斗目标，特别是那些希望巩固其国家独立，要同先进国家进行竞争并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新兴国家的领导人物，尤有迫切感。”[18]与农业对自然的依赖相比较，工业则更多的是“人为的财富”。其中最能体现人的色彩的是科技在工业中的作用，而科技的背后是知识。知识使人得以控制环境，驾驭自然，人由因变量转变为自变量。所以普林斯顿大学布莱克教授也将现代化定义为：“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19]因此，学术界一般将工业革命作为英国现代化的开端。无论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动力，科技和知识的作用都体现出人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大大增强，成为财富增长的主导性力量。

在政治领域里，人成为国家权力的根据。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权力的载体是国家政权组织。马克思认为，“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差别并非历史时期划分的问题，而是构成国家的人的类本质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人与国家关系的差别。“古代国家”以人的共同体存在为基础，人是“共同体人”，被烙上了明确的共同体标签，如家族、地域等。所以驱逐、流放等是对人一种极重的惩罚。因为，人被强制脱离共同体而无所依靠。与古代相反，现代国家以人的独立存在为基础，人是“个体人”。在马克思看来，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公民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有学者指出：“在古代国家，人与国家是一体的，国家决定人的现实存在；在现代国家，人与国家是二元存在的，人的自主性决定国家的现实存在。”[20]换言之，古代国家是国家决定人的存在，而现代国家则是人决定国家存在，国家围绕人而运转。其一，人成为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依据。在古代，权力或者来源于暴力和征服，或者来源于神、天、上帝等超然的存在，如“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等都是权力合法化的依据。而在现代社会，人民主权作为普遍的政治原则被接受。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政治统治以人民的同意为前提。按照社会契约论，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植根于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同意。换言之，人民的同意成为统治合法化的必要条件。从传统到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经历了从虚空到实在、由物到人的转变。人的价值被颂扬和肯定。其二，权力主要以保障人的权利为宗旨。传统政治是权力本位，以追求和实现权力拥有者和行使者的利益为根本。权力是私有物，权力压制权利甚至没有权利意识。即使古希腊雅典民主时代，享有权利的公民也只是少数人，外邦人和奴隶没有任何权利。现代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之后，为了实现政治统治而建立一系列的保障权利制度。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宗旨，而前提是约束权力，防止权力侵害权利。当然，不同国家由于发展的背景和使命差异，权利的实现可能存在先后次序。如马歇尔提出英国公民权的三大部分发展顺序：基本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序列。

在社会领域中，人从初级共同体解放出来。在传统时代，人是“共同体人”，人与共同体是合一的，人被湮没在共同体中。人的身份是由家庭、宗族、地域、阶层等决定的，出生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地位、成就、生活等。现代社会由于经济、交通、通讯的发展，长距离的流动成为可能，人可以跨区域流动，摆脱了对于家庭、宗族等初级共同体的依赖和对其的约束，成为独立的个体。人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有各种共同体身份。这样的个体组成的“市民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自主性。人的自主性摆脱了血缘、亲情、地缘等纽带约束而产生了流动、分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整合。流动使现代人产生漂泊感，心中缺乏“家”所赋予的稳定感和归属感；分化使人具有脱离共同体倾向，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共同体，在多个共同体之间游走。比如，移动。但是由于流动与分化，人对于共同体缺乏家园感和本体性安全。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被叫做家的地方，他们总是知道他们的生活里缺少了什么，这可以说是灵魂的一个缺口。有时，他们因此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成年时期到处迁移，因为他们缺少使他们固定在某个地方的感情纽带”。[21]分化和流动使人的自主性得到解放之后，也必然产生利益矛盾。整合，一方面是利用制度将人与人的利益矛盾调控在一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一个更大规模的共同体试图囊括所有人，作为共同的家园，这就是“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

在文化领域里，人从传统束缚中摆脱出来。传统社会中，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习俗、观念、惯例等，它们指导人们的行为，并形成人的归属感、稳定感。人们对于传统的遵循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承载的知识和智慧，对于人们生存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于传统缺乏批判和辨别能力，基于盲从的忠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首先意味着人的理性能力的增长。以一定的标准衡量和评判传统的合理性，合理部分予以保留并遵从，不合理部分则坚决抛弃。换句话说，传统服务于人本身而非人服从于传统，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总而言之，现代性起源于人的自主性，现代化意味着即人获得自主性及其对于人与共同体关系的重塑。经济领域就是人成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并掌握一定的财富，共同体为个体创造财富提供条件；政治领域就是人成为国家权力的来源，人民主权成为普遍的政治原则得到信仰，权力的统治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以一定的制度、形式和程序表现出来，而且权力以保障权利为使命；社会领域就是人由于流动和分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脱离共同体而存在，并且寻求更高层面共同体的呵护；文化领域则是人的理性精神的扩展，价值观念的人本化，人成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当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的现代化是相关联的，是现代性在不同维度的反映。而且，随着时代变迁，现代性的内涵是变化的，人类始终在追寻一种更全面、合理的现代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又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