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性

刘小枫曾说：“讨论现代现象，首先遇到术语上的困难。”[2]何为“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直接关系到研究论题的设定。“现代”一词是现代概念家族当中出现最早的一个。据考证“modern”一词源于公元4 世纪出现的一个拉丁语单词“modernus”，后者又起源于拉丁词“modo”，意思为“目前”“现在”“当前”“今天”等。据说，最早使用modernus 一词的是一个叫卡西奥多尔（Cassiodore） 的作家，他用来指称当时已经基督教化了的“现今”，以区别古罗马异教的“往古”。可见“modernus”这个词最初只是一个用来表示时间状态的概念。[3]

“现代性”一词最早出现于19 世纪。一般认为，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最早使用“现代性”（modernity）一词。1863年底，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的一系列文章。其中第四篇的小标题就是“现代性”。在该文章的开头部分，波德莱尔对他所指称的“现代生活的画家”的形象作了一番抒情的描述：“就这样，他出发了，奔跑着，寻觅着。他在寻觅什么呢？ 可以肯定，这个我所描绘的人，这个秉有奔放的想象、一直在茫茫人海里穿行的人，有着一个比纯粹闲逛者更高的目标，一个更普遍的目标，而不是事物飘忽的快感。他所寻觅的，就是那个我们必须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4]在文中，“现代性”主要用来表示人或事物所具备的性质或品质。从构词法来看，“现代性”一词是以“现代”（modern）一词为词根加上表示“性质”“状态”“程度”的后缀“ity”构成的。因此，“现代”是一个时间分段概念，“现代性”更多是一个表达现代时间范畴下人或事物所具有的品质、状态的内涵的概念。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词语使用的广泛化，两者的内涵逐渐变得模糊，越来越成为近义词甚至同义词。“现代”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概念。除指称时间意义上的“当前”“现在”等时间坐标之外，还潜藏着当前、现在的事物或状况比过去更好、更新、更优越、更进步等质性方面的意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现代”（摩登）来指称某人或某事非常“时髦”（fashionable） 或“紧随时代”（up to date）。与“现代”的两层涵义相对应，“现代性”也具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与作为时间段的“现代”相对应，由于作为时间尺度的“现代”主要指公元1500年左右一直到今的历史时期。[5]现代性主要用来指称1500年以来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比如世俗主义、工具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第二，与作为“进步”“先进”等质性意义的“现代”相对应，现代性指称现代时期的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性质特性，如发展性、革命性、进步性。强调“当前存在”具有变动性、相对性，现代性在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再生，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性。

与此相对应，现代化也具有两个层面的指向。与时间指称的现代相对应，现代化指15世纪开启的、源于欧洲的新的社会生活或者组织方式的扩展过程，或者说是传统人类社会向特定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转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所讨论的现代化，也主要在于研究新兴独立国家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意义的现代相对应，现代化指的是向一个更“进步”的“现代”时期或状态的转变过程。由于事物永远都不断地走向“现代”，“现代”或“现代性”永远都在持续地消失和再生中，因此“现代化”也就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是一个“现代化”连续的过程。

表1 现代、现代性、现代化词义表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研究所涉及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概念，既有时间内涵，也有意义内涵。时间对于研究边界的界定至关重要，意义决定事物展开的逻辑。讨论了词源之后，我们需要界定现代性的内涵。大卫·格里芬在分析“现代性”概念时指出，既有“从社会的、社会学家的、政治哲学家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的观点出发”来加以讨论的“现代性”概念，也有“从个人的、心理学的、哲学家的、神学家的以及思想史学家们的观点出发”来讨论的“现代性”概念，前者指称的是“社会现代性”，它包括普遍的结构分化、机械化和实用主义等特征；后者则指称的是“人的现代性”，它包括个人主义、世俗主义、未来主义等。事实上，如格里芬所言，现代性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任何与传统相对的性质都可以贴上现代性的标签，社会与人都具有现代性的特质。在人类现代化历程中，对于现代性的认识经历了由外在到内在再到内外兼顾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肇始之初主要从外在层面界定现代性，以西方社会形态为样板抽象现代性的内涵，并以此指导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具体而言，经济领域的现代性体现为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并起主导作用，可以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列维认为：“非生命能源的运用在全部能源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比较科学，比例较高的社会就是比较现代的社会，反之就是比较传统的社会。”[6]政治领域的现代性体现为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公民参与的扩大，民主、参与、法治、自主等都是现代性的内在涵义。关键是国家权力来源的法理化，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颠倒。社会领域的现代性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指的是社会中具有的有利于维持系统、处理紧张关系、选择目标、适应和整合功能的特性。一般将现代性理解为结构分化、社会流动以及规模更大的、统一的、集中化的制度建立的过程。[7]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吸纳社会变化的能力，建构容纳不同力量的制度平台。

1974年，英克尔斯提出了著名的现代人理论，现代性的界定从外在转向内在，由共同体转向个体。他强调任何社会和时代，人都是现代化最基本的因素。只有个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转变，形成现代人格，才具备了现代社会成员的资格。为此，他提出了现代人的最重要的四个心理特征：参与型公民，并有丰富的知识；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受到传统势力影响时，特别是在处理个人事务上做出决策的时候，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是头脑开放的人。[8]与对现代人的特征的列举式描述不同，福柯将现代性归结为单一的态度。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作为态度的现代性，是指“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9]中国哲学界大多数学者也从精神角度界定现代性。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关涉到的应当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那就是价值观念的层面。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10]有学者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明确指出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11]衣俊卿在《现代性的维度》中提出“用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征，总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12]总体而言，虽然不同学者表述不同，但是人的视角下的现代性大多强调主体性、理性、创造性等人的特性。

无论外在层面还是内在层面的现代性，都具有原子主义特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地位。但是过分强调个体的价值，主张个人权利优先性的个人主义权利观又排除了人们之间建立一种共享式关系的可能，削弱了成员之间休戚与共之感。面对个体权利的强势扩张，温情的纽带式的人际关系丧失。“人逐渐被推向一个既冷酷又充满敌意的世界。在这其中，彼此相互陌生的人从事着各种交易活动。从此，这样的一个世界凌驾在社群的亲昵与温情之上。”[13]同时，个人主义人脱离共同体倾向明显，因在共同体中方向感和位置感的缺乏而自我迷惘，被大量无法理解的事件纠缠着，并产生认同危机。

在批判传统现代性线性模式的基础上，在《现代性后果》中，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一种反思性模式的现代性。所谓反思性模式，即通过对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反思，寻找一种更加均衡的现代性。他指出了现代性的四个内涵：“时间与空间分离、脱域、信任、反思性。”[14]前两者强调将人的社会行动从地域化的情境中“提取出来”，人可以脱离共同体而在另外的时空背景下存在。后两者强调个体理性的有限性，指出在并不知晓未来所有信息的情境下，个体需要依赖他者而存在。信任表现为对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表达了对他人的爱或者信念。反思性强调现代性的变动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15]换言之，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界定趋向一种均衡，均衡的现代性既注重外在又注重内在，既注重个体独立又注重相互依赖，既注重客观本真又强调主观感知。

总之，作为时间指称，现代性所指是确定的，即15世纪以来的人类新文明。但是作为意义指称，对现代性的界定需要我们根据研究的具体展开作细致、深入的分析，现代性就成为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从共同体层面而言，经济维度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国民和个人收入、资源的构成、生产工具等都可以成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而政治领域的公民参与、民主、法治和平等，也都是现代性的体现；此外，文化领域的理性、积极、乐观、世俗等都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内涵。从个体层面而言，个人态度的自主性、理性、主体性等则构成了现代性的指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