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起及意义
（一）研究缘起
认同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都在各自的视域内界定、诠释和解释认同的内涵、发生、危机、变迁、功能等相关问题。这一方面说明认同是一个跨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论题，不同学科需要运用不同的理论资源、视角、方法进行阐发；另一方面也说明认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实问题，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害”。查尔斯·泰勒称其为“给我们现时代以特征的伟大与危险、宏大与卑微（grandeur et misere）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点”。[1]“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遭遇到认同的话语。而且人民所讨论的不仅仅是认同问题，还涉及到变化问题：新的认同的涌现，旧的认同的复活，现存的认同的变迁。”[2]同时，认同危机也是现代化中普遍遭遇的政治、社会问题。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面临着归属感匮乏的困境，陷入“我（们）是谁”的追思中。认同的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显然将自我置于价值关怀的中心，希冀共同体如何能够获得公民个体的认同而不是自我应该主动、积极地认同共同体。主要突出客体满足主体而非主体依附客体，即共同体围绕自我运转作为其意义和价值的来源，自我以一定的价值和标准衡量和评判客体。而笔者在对认同问题的思索中，之所以确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作为研究主题，原因有二：
首先，本质上而言，认同是个现代性命题。在现代化的时空背景下，认同问题才能得到更深刻的阐释。认同是自我对于共同体的一种心理归属和行为支持，给予自我以所在感和隶属感，赋予共同体以内聚力和向心力。认同来源于自我与共同体的持续互动中，自我是认同的主体，共同体是认同的客体。认同的形成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而条件的生成则是现代化的产物。“从主观条件看，认同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的发现；从客观条件看，认同需要的却是差异的语境或背景。”[3]而两者都与现代化紧密相关，离开现代化的语境无法理解认同。
从主观方面而言，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现代化的产物或者说就是现代性的固有内涵。近代以前的西欧，人主要受自然法或者神的支配，处于附属地位。而现代社会中，人被从神的笼罩下拯救出来，具有了价值，被置于人类生活的世界中心。一般认为，笛卡尔最早对现代性进行阐发，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作为心灵的“我”，不仅不依赖自然而存在，甚至成为与“肉体”平行的实体存在。心灵通过自我努力，经过“理性怀疑”，破除以往各种蒙昧观念，最终发现真理。“我”不仅成为主体，而且“上帝”和“物质”也通过心灵的推理得到了证明。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借助自我意识之光，世界才得以澄明。”康德最终完成现代性的论证，提出“人为自然立法”。自然成为人的意识活动的结果，自然规律是可以被认知的，成为人认识自然的经验总结。他们的哲学思想带来西方哲学观念的重大变革，单子论哲学推动了社会进步。此后，人对世界的理解和重构变成人们自己的事务，成为世界的主人，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彻底确立。人的自我意识最终确立为认同的产生创造了主观条件。众所周知，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每个人的地位主要是由出身决定的。固定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个人行为，随之有了对于自我角色的认知。处于稳定的同质化程度高的社会中，无需为“我（们）是谁”而费心劳神。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摆脱了既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自由度得到提升，出现身份和认同的多元化，认同问题随之产生。换言之，现代性首先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人的独立性、自主性的确认或者肯定，即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觉醒了的自我必须理解自己是谁，这就产生了认同问题。没有充分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提出认同问题。因为自我价值发现之前，人或者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是社会传统的顺其自然的延续者。生活主要是社会安排的结果，而不是自我选择和设计的结果。由于对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发现，个体才从仅仅是社会的从属成为具有自我追求的个体，自我意识使得对自己生存的认同焦虑的出现。
从客观方面而言，现代化催生了差异，为认同创造了客观条件。国内外历史学界一般将1500年作为人类社会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传统社会由于无法跨越的技术性限制，不同种族人类的生活是相对隔绝的，封闭的，都生活在自己的“世外桃源”，相互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限的。新大陆的发现使得原本交往很少的种族和国家相互碰面，交往的广度、深度、频率和规模大大加强。人类真正感受到差异性的存在，差异面前反思自身的特性，这就是认同问题的本质，差异性使得群体、民族、国家的认同成为可能。不同民族、国家的深入交往，一方面人借助现代科技展现自己的主体性力量，机器的普及和标准化社会大生产的出现，现代化具有抹平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差异的倾向；另一方面从个体的心理层面而言，每个人都极力寻找和保存灵魂深处的特殊感，民族、族群作为具有同样习俗、观念、文化的个体的集合，是个体理所当然的归属。每个特殊存在的民族、国家和文明都存在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视为最优秀的倾向，贬低和排斥其他文化，从而形成了“文明冲突”，使差异更加突显，各种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高涨就是反映。面对多元文明的人类图谱，不同文明、民族对于自身的定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出现认同焦虑。在传统同质化的社会，人们是自然、上帝或者家族链条的一部分，位置感是明确的。而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自身在人类文明中的定位却越来越不清楚。现代性由于普遍性的倾向而造成与特殊感之间的冲突，正是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相同与相异的艰难选择中，产生了认同问题。由此可见，现代化与认同往往是相伴随的。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斗争愈趋激烈，认同的问题愈加突出。现代化的先行者由于在现代化版图上的时空优势，具有将自身的价值、制度和行为模式视为人类现代化的终极甚至唯一版本的动机和倾向，并为后来者树立了标杆。而后来者则在受到挤压的时空背景下，面临现代化路径的难以抉择，产生认同危机。从共时性比较而言，先行者巨大的发展优势，引诱后来者认同先行者的模式，后来者也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学习、借鉴甚至移植其价值、制度，结果必然削弱自我认同。从历时性对比而言，后来者充分继承和发扬自身的制度、精神和文化资源，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保持特殊性，具有强烈的心理和情感依赖，加强自我认同。先行者的压迫越强烈，后来者的反抗和保存自我的反应越激烈，认同的斗争越激烈。查尔斯·泰勒认为“人是一种自我解释的动物，我的认同是通过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我的认同本质性地依赖于我和他者的对话关系”。[4]在相对孤立和稳定的传统社会，自我缺乏比较的坐标，一般不会出现差异性比较，因而不会产生对自己身份独特感的强烈感知，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容易产生焦虑和不安，对内在心理不会产生强烈冲击。但是在充满动荡和危机的现代社会，既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差异性“他者”明显存在时，自我会对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产生强烈的感知，认同就成为一个明显的问题。因此，认同与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密切相关。
其次，政治认同是认同问题的核心。认同反映着自我对共同体的情感、态度，是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利益、情感、价值关系的体现。个体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构成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共同体成为实现和维护自我利益的工具，外在的一切都围绕自我运转，力争从个体满足中寻找意义和价值的源泉。依据认同发生的领域和共同体的性质，可以分为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其中社会认同是指“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group membership）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5]社会认同与群体密不可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某人对于“我是谁”的概念或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我描述构成的，而自我描述是与某人所归属的群体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我群”或内群与他们、“他群”或外群之间存在着差别。“我群”内部人之间的关系是和平、有序、规范和互相帮助的。内群成员与所有外人或他群的关系是斗争或掠夺的，只有双方达成妥协，状况才会改观。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深化和抽象，并形成影响和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由于人类存在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体系，文化认同也因此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同时也成为区分不同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即文化意义上的“我”和“他”的边界。文化认同的内涵随着人类文化的形成、整合及交融而不断扩展和演变。人类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次，文化认同之“文化”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精神文化是文化体系构成的核心。精神文化所包括的宗教、价值观、意识、文化心理、民族性情等要素，其特性都是围绕认同展开的。从总体上讲，文化构成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文化的各种构成，一部分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可以被视为文化的灵魂，二者相交融，构成文化中不同的意义结构。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6]属于认同主体和认同客体的关系范畴。是主体对一定的政权的政治情感、态度和行为的综合反映，是认同主体基于一定动因而产生的归属感及其外在行为表现，对于政权正常运行至关重要。依据政治认同的对象层次的不同，政治认同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认同、政治制度认同和政治行为认同。三者共同构成政治认同的对象体系并相互作用。政治意识形态认同即对政权的理想、理念、信仰、主张的认同，本质上是一切利益关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反映和体现，因而其也是政治认同最高层次的表现形式。政治制度认同是对政权运行依据的宪法、法律、制度、机制、规定等的认同。制度规范权力的运行轨迹，影响政策和行为倾向，直接决定认同主体的权利和利益实现程度。政治行为认同即对政治权力的具体运行中权力行使者的政策、行为过程和绩效的认同。而在由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构成的认同体系中，政治认同处于核心地位：
第一，政治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的支配性地位。人之所以为人，根本上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在任何社会形态中，每个人都必定与他人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政治关系具有根本性。人们通过政治而达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生活。罗伯特·达尔也指出：“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权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团体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7]因此，政治关系则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与政治关系相比较，其他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或然性和选择性。而政权的唯一性、权威性决定了政治关系的必然性和决定性。此外，由于政治关系的双方地位不对等，关系维系以权力的运用为基础，以暴力为后盾，因而政治关系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进入或者退出政权受到严格的限制。相较而言，其他社会关系则更加平等和自由。
第二，政治认同直接关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共同体的兴衰和存续。政治共同体建立之后，政治统治权力与政治认同密切相关。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政治认同则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权的归属和支持，主体的认同对于客体意义重大。首先，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及其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治认同。让-马克·夸克指出：“合法性即为统治的权利，而合法性由赞同、规范和法律一致性构成。”[8]认同是统治权利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认同之所以在合法性的获得中起到作用，正是因为它在构成普遍意义上的权利与构成特别意义上的政治权力的这种相互关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只要存在认同，那么权力与权利的同一性将持续，也即意味着一种经过同意的统治。其次，共同体的兴衰和存续以相当程度的政治认同为前提。共同体的存在需要一定的凝聚力、向心力，需要对于权力的服从，而政治认同恰恰是权力的凝聚力的体现。缺乏政治认同的共同体犹如生长于戈壁滩的大树，暴风雨来临时很容易被连根拔起。
认同与现代性有关，认同是随着现代化在主客观方面的展开而呈现出来的，而认同体系的核心又表现为政治认同，所以本书选择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展开研究，力图站在现代化的中观视域内，探讨现代化与政治认同的内在关联、分析两者契合和悖离之处，分析政治认同的来源、对象及其复杂对应关系，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维度及其对于政治认同的复杂影响，比较早发现代化与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认同的差异，并试图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探索政治认同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