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什么日本人不肯“讲道理”

和辻哲郎认为，日本的“风土”造成了一种特定的伦理感觉，使得日本人对于情感世界中各种对立的要素，在起承转合时的转化瞬间具有高度敏感。转化瞬间的完成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道德单元。举个例子，日本江户末期武士西乡隆盛(1828—1877)在西南战争失败后受了伤，本来他可以全身而退，但他选择了剖腹自杀。他最后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全身而退，恐怕后来的日本人不会把他视为民族英雄。

其实在日本民间，这种潜在的对于瞬间完成度的道德感觉，是以各种方式存在的。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东京做过一段时间研究，我住的那幢公寓紧邻着东京最大的墓地，多摩陵园。

有一天我的房东老妈妈跟我聊天，说她年轻的时候就住在这儿，那时时不时就会有人在陵园里自杀，她们常常去看热闹，最好看的是情侣自杀。她说那个时候，自杀的人们会把自己收拾得非常漂亮，所以虽然看到的是情侣之死，但是都觉得很美。然后老妈妈慨叹了一下说：“现在的人真是不行，就算自杀也死得乱七八糟的。”

在这样的伦理土壤里，产生了日本的审美意识，和歌、俳句、茶道、花道……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艺术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追求瞬间而不追求永恒。当然这些艺术形式并非都不能跨越日本国界，比如俳句不像和歌那么依赖日语，可以透过传达瞬间的意象而获得世界性；茶道也通过瞬间的充实来体味禅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去接近的意境。

“理”与“道”

但有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理解上的困难的，就是和对于瞬间性的追求相表里，日本人不喜欢“穷理”。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辩理”的人，那么周围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朋友——日本人不喜欢在日常生活中讲道理。可以说“理”涉及了永恒，在日本人的日常当中，它不占据重要的位置。

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有一句台词：“我为什么要打官司？因为我要一个说法。”我相信中国老百姓对于“要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朴素的表达，是完全没有理解困难的。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以各种形式要求有一个说法。但是这样的事情放到日本去，日本人是不太适应的。

穷理，带有某种生硬的外来属性，跟日本人的日常感觉之间有某种微妙的疏离。从学理上讲，日本儒学虽然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儒学的影响，但是它完成了一个转换，把中国儒学中原理性的成分架空，使日本儒学中的核心概念人格化。

具体说，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的“天、理、道”这些概念，虽然作为文字保留在日本儒学中，但是含义却趋向空洞化。“道”这个概念，在日本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格，体现为具体的“圣人之道”。这和中国儒学当中“道”的概念已经相去甚远了，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神道，神道没有教义，看上去很空洞，但是并不抽象，因为它是一个高度人格化的信仰。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没有办法在这里深入讨论，我只想提示一点问题，就是日本人不喜欢穷理，这和他们对于瞬间感觉的珍惜是有关的。

江户时代的日本国学，代表了日本精神风土当中这种拒绝穷理的姿态，它对抗中国思想体系的原理性，强调了人心的纯粹性，提供了另一种伦理标准，就是“诚”。

当中国人“要一个说法”的时候，要的当然并不仅仅是个“说法”，我们要的是“道理”或者说“天理”。但是不喜欢穷理的日本人，并不是不要一个正确的标准，只是他们的标准强调的不是正确性，而是情感的真诚。对日本人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标准，就是“诚”。这个词的发音还可以由另外两个汉字来体现，一个是“真”，一个是“实”。从这三个汉字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理解“诚”的含义了。

不过它和中国人要的道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诚”里面包含了情感，而且情感必须是真的。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代表作《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人应该把智放在比德更重要的位置上的。他的理由是，人有了智才有能力理解德性的内涵，他的德性才是真的，否则就是伪善。福泽谕吉所说的“智”包含了好几个层面的含义，从信息，到知识，到处理知识的能力，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看成是智慧。人的智慧中是包含了情感的，而情感的真实性对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

情感的真实性

什么叫作情感的真实性？

明治时期，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自然主义文学”流派。自然主义文学追求一种没有任何外在干预的、与生俱来的状态，他们的理论主张是作家写作小说的时候，劝善惩恶不是重要的目标，关键是不要回避生活中的各种形态。不能只写生活中美的、善的、纯粹的东西，还要写各种丑恶，和各种官能感觉。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那个时期的日本人强调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都是必须得到尊重的。

当然，自然主义文学很快就受到了挑战，夏目漱石(1867—1916)、森鸥外(1862—1922)等一系列日本现代文学代表作家都对这样的文学主张提出了批评，他们试图建立具有精神伦理性格的文学流派。但是这种自然主义的审美观并不是简单凭空冒出来的，它背后确实和“真、实、诚”的范畴是密切相关的。

不肯穷理，并不一定是个社会缺陷，只不过有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对于正义和人道的追求，很难以原理的形态进行。当大江健三郎表述“暧昧的日本”时，我想他大概担忧的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并不试图给日本社会注入某些原理，因为他知道那种努力有可能是徒劳的。所以在获奖词当中，他引用英裔美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的一段话。他说，奥登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

大江健三郎重新定义了“暧昧”，这是一种混沌而仁慈的人道情感。它并不是一种原理，但是这种情感却有可能支撑起日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