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卓越的投资者是如何思考的
我痴迷于投资已有25个年头了。起初，这种激情似乎不太可能萌生，因为我从未上过商业或经济学课程，对数字不敏感，对会计核算的奥秘茫无头绪、不得要领。在牛津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的学位后，我开始为杂志社写小说书评。作为一名有远大抱负的作家，我希望能在文学领域里扬名立万，实现崇高的理想，而且我发现，文学领域的人常常把华尔街视为充满铜臭味的赌场，里面都是愚蠢的投机者。当有人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放到我家门口时，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把它的商业版给扔了。
但到了1995年，我和哥哥把共有的一套公寓出售后，我手头有了点余钱，我开始不停地阅读有关股票和基金的书籍，迫切地希望能发点意外之财。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光，那时我十多岁，曾一度沉迷于赌博。15岁时，正在伊顿公学上学的我常常偷偷溜出校园，在其他同学打板球或划船时，我会到温莎城堡附近的一家“赛马场”里赌马。那时候的我本应该像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和6个世纪前的伊顿人一样，成为上等的英国绅士，但我却以迈克·史密斯的名字非法注册了一个投注账户。
我对赛马感兴趣不是因为这项运动浪漫或马匹看起来高大威猛，而是因为我想不劳而获。我认真地记下了马匹和赛道的详细说明，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我的得失。16岁生日那天，因父母拒绝给我订阅赛马表这一昂贵的马匹评分系统，我还大闹了一场。他们阻断了我大发横财的道路，这让我怒不可遏。不久之后，因遭受了一连串失败的打击，我彻底放弃了赌马。
10年之后，当我开始阅读投资类书籍时，我发现股市也给了我类似的刺激，但在股市中获得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股票给我的印象是，你只要比别人深谋远虑一些，你就能赚到钱。当然，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有一个极其宝贵的优势：我是一名记者，我可以采访业内众多顶尖的投资者，有近水楼台之便。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为《福布斯》（Forbes）、《金钱》（Money）、《财富》（Fortune）和《时代》（Time）等杂志采访了众多投资界的传奇人物，我不断思考那些至今仍令我着迷的重要问题：是什么原则、操作、见解、习惯和人格特质让这一小部分人长期跑赢了市场、变得异常富有了呢？更重要的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如何通过研究他们及其制胜的方法获利呢？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核心。
令人开心的是，我遇到的许多投资者都魅力非凡、特立独行。我曾飞往巴哈马群岛（Bahamas）与约翰·邓普顿爵士（ Sir John Templeton）共度了一天，他是20世纪全球最卓越的选股人，现居加勒比海莱佛礁（Lyford Cay）的一座庄园。我曾前往休斯敦与法耶兹·沙罗菲（Fayez Sarofim）会面，他是一位神秘的埃及亿万富翁，绰号斯芬克斯（Sphinx）。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向我展示了埃尔·格列柯（El Greco）和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画作，以及进口的来自叙利亚教堂的5世纪拼花地板。我曾与马克·墨比尔斯（Mark Mobius）交谈过，他驾驶着一架湾流喷气式飞机，里面配备了镀金的座椅和鬣蜥皮软垫。这架飞机是他从一位身处困境的中东大亨手里购买的。我采访过爱玩马球的亿万富豪麦克尔·普里斯（Michael Price），他恐吓过业绩不佳的首席执行官，因而被称为“华尔街最可怕的野兽之子”。我与赫尔穆特·弗里德伦德尔（Helmut Friedlaender）面对面交流过，他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出逃，其间只因为要接十几岁的妹妹而停留过，也曾因“一名绅士不戴帽子就不能旅行”的说法买了一顶帽子。他喝柏翠庄园干红葡萄酒，收藏珍贵的中世纪书籍，交易从咖啡期货到帝国大厦的一切商品。90多岁高龄时，他对我说：“我过着喧嚣的生活。”
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机会。创立了目前管理着6.2万亿美元资产的先锋基金（Vanguard）的“指数基金之父”约翰·博格（Jack Bogle）向我讲述了他从导师和心目中的“英雄”——共同基金先驱沃尔特·摩根（Walter Morgan）那里学到的重要投资经验：“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冒太大的风险……保持低成本投资”和“大众总是错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博格还解释了“你不需要很优秀”就能成为一名投资者的原因。
富达（Fidelity）最著名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Peter Lynch）向我讲述了他如何靠努力工作跑赢其他人，但他也谈到了市场的不可预测性和为人谦虚的必要性，他说：“你在学校里能获得很多个A和B的成绩，在股票市场上，你会得到很多个F。十次有六七次能做对就算好的了。”林奇回忆起他第一次投资失败的情形：一家之前非常成功的服装企业破产了，“完全是因为《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这部电影”，它令女性时尚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使公司的存货变得“一文不值”了。将富达打造成庞大帝国的亿万富翁内德·约翰逊（Ned Johnson）笑着对林奇说：“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但意外会时不时地冒出来。”
“9·11”事件爆发后，金融市场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黑暗的一周，其间我前往巴尔的摩（Baltimore）探望比尔·米勒（Bill Miller），当时他的投资业绩已连续15年跑赢了标准普尔500指数。我们在一起待了几天，其间还乘坐着他的里尔喷气式飞机外出旅行。他买下这架飞机的部分原因是，他想带着那只110磅重的爱尔兰猎狼犬一起飞行。当时美国经济形势严峻，政府对阿富汗的战争正在酝酿中，他的基金也从峰值下跌了40%，但米勒表现得很轻松自在，他冷静地用数亿美元买入了当时遭低估但日后暴涨了的股票。
一天早上，我正站在他身旁时，他给办公室的人员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分析师告诉他，他刚刚买入的AES股票因公布了糟糕的收益数据，股价下跌了一半，他在午饭前损失了5000万美元。经过冷静的分析后，米勒加倍下注了，他认为非理性的投资者对该公司的利空消息反应过度了。正如他向我解释的那样，投资是一个不断计算概率的过程：“一切看概率，不存在确定性。”
接下来是比尔·鲁安（Bill Ruane），他是他那一代里最成功的选股人之一。1969年，当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结束与一家公司的投资伙伴关系时，他推荐鲁安成为该公司新的投资伙伴。在2005年去世之前，鲁安执掌的红杉基金（Sequoia Fund）创造了惊人的收益。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但我们详尽地讨论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从一位名叫阿尔伯特·赫廷格（Albert Hettinger）的“大明星”那里学到的四条指导原则。“这些简单的原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鲁安说，“从那时起，它们就成了我大部分投资理念的基础……它们是我能给出的最佳建议。”
第一，鲁安告诫说：“不要借钱炒股。”他回忆起了自己早年的一次经历。当时他利用杠杆“将600美元翻了几倍”，然后“市场崩盘”，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卖完股票后“几乎回到了原点”。正如他当时发现的那样，“当你用借来的钱投资时，你无法理性地行事”。第二，“要注意势头”。也就是说，“当看到市场变得疯狂时”，你要格外小心。市场恐慌或者股票估值不合理都会导致市场变得疯狂。第三，忽略对市场的预测：“我坚信无人知道市场接下来的走势。重要的是找到有吸引力的想法，投资一家便宜的公司。”
对鲁安来说，最重要的是第四条原则：投资于少量你做了深入研究、具有信息优势的股票。他说：“我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七八只股票，如果确实发现了便宜股，为什么不投入15%的资金买入它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有更安全的成功路径。鲁安说：“有了指数基金，大多数人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但对于那些想跑赢大盘的投资者来说，集中投资是明智的选择。“除了彼得·林奇，我不知道有谁能在投资众多股票时取得好业绩。”
2001年，鲁安告诉我，红杉基金35%的资产来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在网络热潮中失宠了，其董事长兼CEO巴菲特也因失去了影响力而受到抨击。鲁安看到了其他人错过的东西，他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家卓越的公司”，由“全国最聪明的人”经营，发展前景光明。
我逐渐明白，最伟大的投资者都是见识不凡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勇于质疑和挑战传统的观念。那些思维不太理性、不太严谨和不太客观的人所产生的误解和错误，使得这些投资者从中获益。事实上，研究本书提及的投资者的一个绝佳理由是，他们不仅能教我们如何致富，还能教我们改进思维和决策方式。
明智投资的回报如此之高，以至于吸引了许多聪明人入行，但出错时投资者也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教授、政客和专家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其中的利害关系或许可以解释顶尖投资者往往是思想开明的实用主义者的原因，他们会不断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思想。
这种思维在巴菲特睿智的合作伙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芒格是本书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曾经说过，“我会观察哪种方法有效、哪种无效及其背后的原因”，为了探索好的思维方式，他从数学、生物学和行为心理学等不同的学科借鉴分析工具。他学习的榜样包括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本杰明·富兰克林和19世纪的数学家卡尔·古斯塔夫·雅可比（Carl Gustav Jacobi）。芒格对我说：“我从已故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总觉得我应该去了解很多已故的人。”
我逐渐明白，卓越的投资者都是特殊的实践哲学家，他们无意解决那些让很多真正的哲学家感到困惑的难题，例如“这把椅子存在吗”。相反，他们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称的“世俗智慧”的寻求者，他们想解决更为紧迫的问题，例如：“如果未来是不可知的，那么我如何对未来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决策？”他们四处寻找可借鉴的元素，包括经济史、神经科学、文学、斯多葛学派、佛教、体育、养成习惯的科学、冥想或其他任何有益的事物。他们无限探索“什么方法有效”的意愿令他们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可以向他们学习，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杰出的投资者：把他们视为技艺高超的游戏玩家。许多顶尖的财务经理出于娱乐和盈利的目的而打牌，这并非偶然现象。大萧条期间邓普顿用打牌赢来的钱支付上大学的学费。巴菲特和芒格对桥牌很痴迷。亿万富翁、基金大亨马里奥·加贝利（Mario Gabelli）向我讲述了他小时候在布朗克斯区打牌赢钱的经历。当时他在一家高档的高尔夫俱乐部做球童，他回忆说：“我当时只有十一二岁，每个人都认为能赢我。”林奇（Lynch）在高中、大学和参军时都玩扑克牌，他告诉我：“学习玩扑克牌或桥牌，参与任何可以让你学习概率知识的事务……都比读有关股市的书籍效果好。”
我逐渐意识到，把投资和生活视为一种游戏是很有益的思维方法，我们必须刻意地、始终如一地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功概率的方法。规则难以捉摸，结果也不确定，但游戏有聪明的玩法和愚蠢的玩法。对机会游戏极为痴迷的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曾经写道：“所有的生命都是以微弱优势获胜的一方。”1也许确实如此吧。但令我着迷的是，邓普顿、博格、鲁安、巴菲特、芒格、米勒和我将在以后各章节中提到的其他巨头已经找到了能提高盈利概率的明智方法，我的任务就是展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以爱德华·索普（Ed Thorp）为例，他可能是投资史上最伟大的玩家。在成为对冲基金经理之前，他利用巧妙的方案在21点纸牌赌博中战胜了赌场，在赌博界取得了不朽的成就。索普曾与我共进早餐，我们吃的是火腿蛋松饼，喝的是卡布奇诺咖啡。在那3个小时的早餐时间里，他向我解释了他的投资理念。他拒绝接受“传统观念”，即从数学上讲，玩家无法获得发牌人优势。索普通过计算特定的牌“从整副牌里被发走”且“不再可用”的概率变化获得了优势。例如，有A的牌获胜的概率要高于没有A的，当获胜的概率高时，他下的注就大一些，当赌场获胜的概率大时，他下的注就小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微弱的优势不断累积，最终变成了巨大的优势，因此，他将输家的运气游戏变成了获利丰厚的“数学游戏”。
接下来，索普想出了在轮盘赌中击败赌场的方法。他和搭档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发明了第一台穿戴式电脑，随后他在赌场里用大脚趾偷偷地开启了它。这台只有香烟盒大小的电脑使他能够“非常精确地测量球和转子的位置和速度”，这样他就能预测出球的落点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轮盘赌是一种玩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不易获利的游戏，因为球落入38个口袋的概率完全相同。索普说：“但通过运用一些知识和测量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球落入这些口袋的概率。”“你不一定每次都预测对，但预测会比纯粹的听天由命好一些……所以我们把一个纯粹的机会游戏变成了一个我们具有优势的游戏，这一优势是我们靠补充的信息获得的。”
除非你是赌场老板，否则索普颠覆性的见解会对你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钱财从来都比不上解决“有趣的问题”更能给他带来兴奋感，因为所有的专家都坚持认为，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索普说：“很多人认为千真万确的事情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你需要独立做出思考，尤其是对重要的事情，并尝试着自己解决它们。要核验证据，核验传统信仰的基础。”
正如索普的冒险经历所暗示的那样，改善我们财务状况的一个关键方法是，避免参与获胜概率不大的游戏。索普说：“就赌博而言，当我没有优势时，我不会参与。”运用同样的原则，我们其他人能更理智地面对现实。例如，当我们的技术知识薄弱或者缺乏评估企业价值所需的基本财务技能时，我们应该抵制住投资科技股的诱惑，否则，我们就像参与轮盘赌的糊涂蛋一样，只能寄希望于幸运女神的眷顾。正如掌管着1400亿美元债券的亿万富翁、冷静理性的杰弗里·冈德拉奇（Jeffrey Gundlach）所说的：“寄希望于希望本身不是个办法。”
我们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向表现平平的基金经理、股票经纪人和财务顾问支付巨额的费用，而这些人的表现并不能证明他们收取这些费用的合理性。索普说：“当你支付手续费、交易费、咨询费以及其他各种费用时，你是在逆流而上；当你不支付这些费用时，你是在顺流而行。”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提高长期胜算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购买并持有费用微乎其微的指数基金。“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使你的收益高出80%的人。”索普补充说，从长远来看，标准普尔500指数在“美国经济扩张”的推动下“可能”上涨，因此，与赌场里的赌徒不同，你只需以最低的成本踏上市场的上升通道，你“就自动具备了优势”。
相比之下，索普的对冲基金在过去20年里没有一个季度是亏损的，他关注的是“不太被了解”的比较模糊的投资机会。例如，由于具备出色的数学技能，他能无比准确地评估股权、期权和可转换债券的价值。本书中的其他关键人物，如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和乔尔·格林布拉特（Joel Greenblatt），也因专注于被市场忽视或厌恶的金融领域而获得了类似的优势。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制胜的方法有很多，但运用这些方法都需要具备某种优势。当我问索普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具有优势时，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方法：“除非你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自己具有优势，否则你可能就没有优势。”
25年前当我开启投资之旅时，我渴望能实现财务自由，渴望对任何人都无所亏欠。最出色的投资者已经破解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密码，在我看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但我现在意识到，了解这些人的想法以及他们制胜的原因可能在财务、职业和个人生活方面对我们都有宝贵的启示。
例如，当我问索普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幸福和成功的概率时，他以健康和健身为例说明了他的独特方法。现已84岁高龄的索普看起来要年轻20来岁，他说：“从基因方面讲，你得到了一些牌……你可能认为那是个机会，但是你可以选择如何玩这些牌”，包括选择不吸烟、每年体检、及时接种疫苗、定期锻炼等。30多岁时，索普的“身体状况很糟糕”，慢跑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会“喘不过气来”。后来他开始每周六跑一英里，并逐步增加跑步里程，直到跑完了21次马拉松比赛。在那之后，他每周见两次私人教练，抽出4天每天步行3英里。当有人建议他骑自行车时，索普仔细搜索了“每一亿乘客骑行里程的死亡人数”后，“认为这一运动的风险太高”。
当我再次跟他交流时，时间已是2020年6月了，此时全球正被一场流行病肆虐，10万多美国人因此离开人世。索普向我解释了他分析全球死亡率数据的方法，他特别关注那些可能由病毒引起的“无法解释的死亡病例”；他解释了如何从1918年的大流感中得出“推论”，他的祖父就是在那次流感中染病去世的；他解释了如何得出对“真实死亡率”的估计；还解释了他如何在2月初（美国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之前）预测美国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将会因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失去20万—50万人的生命。
索普对数据的合理分析使他的家人及时采取了防护措施，而当时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意识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他说：“我们提前收拾好了各种用品，包括口罩。大约一个月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到商店扫货。”在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3周前，索普就已经在位于拉古纳海滩的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了。除了他妻子外，“不与任何人会面”。他告诉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他了解风险，并果断地采取了提高生存概率的行动。索普可能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真正计算过自己“死亡概率”的人2。
冷静地思考事实和数据、概率，权衡风险和回报，极为重视避免灾难，这样的思维习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最精明的投资者长寿和发达的原因。在索普看来，我们每一方面的行为都应该以“广义理性”原则作指导，例如，他知道，当他处在“情绪模式”时，他更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当他对某人感到“愤怒或生气”时，他会退一步问自己：“你真正知道些什么？你的感觉是否合理？”他谨慎的分析常常表明，他的不良反应是毫无根据的。他说：“我们在不该下结论的时候匆忙下了结论，因此，我认为，暂不做判断是做出理性行为的关键因素。”
所有这些都让我相信，真正的投资巨头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我的目标就是向你展示，他们是如何通过各种方法提高成功的概率，进而在市场和生活中实现了双丰收的。
依据成功的概率做决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这些巨头做任何决策时都会运用这一方法，包括管理自己的时间、构建安静的思考环境、选择一起闲逛的人、避免与他人打交道、防患于未然、避免受偏见和盲点的影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应对压力和逆境、思考诚实和正直、花钱和捐赠以及过有意义、质朴克己的生活。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多年前对世界上许多卓越投资者的采访中得到了大量的启示，我也投入了数百个小时专程采访了40多位投资者，我的行程遍布世界各地，从洛杉矶到伦敦，从奥马哈到孟买等。这些投资者管理着数百万人的上万亿美元的资产，我希望他们的经历能启发并丰富你的生活。我敢打赌你一定能从中受益。
1 鲁尼恩最出色的短篇小说是《莎拉·布朗小姐的牧歌》（The Idyll of Miss Sarah Brown），这部小说后被改编为音乐剧《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斯凯”（Sky）的赌徒，这位英雄过度自信，他的父亲给他提了一条宝贵的建议，每位投资者都应该铭记这一建议。老人说：“儿子，无论你走了多远，无论你变得有多聪明，永远记住，某一天，在某个地方，有个人会来找你，他让你看一副崭新的牌，连塑封都没动过，他会主动跟你打赌，赌黑桃J会从这副牌里跳出来，把苹果酒喷到你耳朵里。”“但是，儿子，”老人接着说，“千万别跟他打赌，否则你的耳朵里肯定会被喷满苹果酒。”
2 索普是如何估计新冠病毒致其死亡的概率的呢？他告诉我：“任意一个87岁的老头感染这种病毒后死亡的概率大约是20%，我的风险要比这稍低一些，因为许多这个年龄的老头还有其他身体问题，但我没有，我没有其他疾病，而且我还非常小心，行事风格很符合我这个年龄，因此，我认为自己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概率在2%—4%之间，不过这个数字还是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