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诗经》成为学术，始于春秋末年孔子修治礼乐，论次诗书。历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秦朝的焚书坑儒，《诗经》因能被于管弦，口吟声诵，幸得不灭。汉代初年，黄老蔚盛，儒学沉抑，各种《诗经》文本流布民间，其学术也沦入承传无绪的状态。终于到文、景之际，今文三家《诗》学渐起，相继列于学官，“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史记·儒林列传》）。一时俊彦，多受学于三家；两汉《诗》学，今文趋于极盛。在三家《诗》兴起的同时，又有毛公作《故训传》，是为《诗经》古文之学。汉末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遂附骥郑氏硕儒之名而成为大宗正统。魏晋以降，《诗》学兴衰更替，虽有郑、王之分，但大体而言皆为《毛诗》内部论争。至此，三家《诗》学即告没落，其学无人可传，其书也渐次亡佚。《隋书·经籍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曾煊赫辉煌数百年的三家《诗》学，至此湮没无闻。
到南宋末年，王应麟遍检群籍，详加搜讨，专辑三家《诗》佚文遗说，撰成《诗考》一书。三家《诗》辑佚便肇始于此。元明二代，以至清初，三家《诗》辑佚并无专书问世，却并非毫无拓展，学者们对其尚保有一分关注，并做出一系列准备工作。三家《诗》学仍以此种方式潜滋暗长，绵绵不绝。到清代乾嘉之际，宗汉复古、考据求实之风大兴，而辑佚亦为文献考据之一端，鸿儒硕学多事于此，三家《诗》辑佚也终于得以再兴。范家相、卢文弨、宋绵初、臧庸等人起于乾嘉，冯登府、阮元、陈寿祺、陈乔枞诸公续于道光。经咸、同二朝短暂衰歇，至清末民初，王先谦作《诗三家义集疏》以集前人之大成，遂称三家《诗》学之巨匠，前人对三家《诗》的辑佚也由此而告一段落。
昔人已逝，而其学其书却赫然列于今人之目前。三家《诗》辑佚虽起于宋人，盛于清人，却并未终于清人。此间尚有诸多疑点将待澄清，诸多线索仍未疏通。笔者不揣孤陋，愿循前贤步武，望能更上层楼。若要如此，首先应对前人辑佚三家《诗》的完整过程进行全面总结，并对其优劣做出充分反省，使其间之是非曲折纤微毕现，方能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开拓新路。本书即以前人辑佚三家《诗》之事迹与传留至今之著述为研究对象，望能在此领域略尽绵薄之力，稍树尺寸之功。
一、三家《诗》学的传承与亡佚
三家《诗》虽仅为《诗经》学内部分派，但其命运却与整个汉代经学盛衰共济，荣辱相随。我们甚至可将其发展历程看作汉代经学史的一个缩影。而其亡佚过程一直绵及两宋，更可看作汉代经学在后世的回响。为使读者对其兴衰脉络有所了解，我们将采用历时的叙述方式，将其传承与亡佚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以及魏晋至南宋，三家《诗》学的生存状态在各个阶段都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一）三家《诗》学的初建期：西汉前期
汉代开国伊始，诸多法令皆袭秦朝之旧，其中就包括秦始皇所立的“挟书律”。直到惠帝四年（前192），挟书律才得以废除。但在此前的高祖时期，《诗经》因能弦歌讽诵而得以在民间悄悄传播，其先驱者正是《鲁诗》创始人申培。
关于申培的学术渊源与受学经历，《汉书·楚元王传》载：“（楚元王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焚书令发布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则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应在此前。秦命焚书，偶语《诗》《书》者皆当弃市。在此重压下，申培不得不与师友作别，归乡返鲁。
但鲁地历来儒风甚盛，即便有挟书之令，儒者也未必屈服。他们仍以鲁国为大本营，发展儒学，讲诵不绝。《史记·儒林列传》云：“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可见，汉代《诗》学之盛，首起于《鲁诗》，固非偶然。
汉五年（前202），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史记·儒林列传》）。这条史料表露出三点信息：其一，鲁地的《诗》学传授并未因挟书律而断绝；其二，申培从属于一个师徒关系明确的学术团体；其三，这个以《诗》学为纽带的学术团体有参与政治的愿望。不过，此次入见无果而终，并未使高祖起用申培，也未能使其学术得到官方认可。直到文帝时，申培才终于在朝廷中获得一席之地。
汉文帝在朝廷设置七十博士[1]，以供咨询之用。《汉书·楚元王传》：“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鲁诗》遂成为最早立于学官的《诗经》学派。不过，申培任博士后不久即失官[2]，并未在朝廷中产生实际的影响力。失官后的申培正赶上刘郢客嗣楚王位，便随其归楚，并被任命为中大夫[3]。四年后，郢客薨，子戊嗣。申培为刘戊所辱，乃复归鲁，杜门家居，以《诗经》教授。《史记·儒林列传》载：“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在此期间，《鲁诗》不仅获得较大规模的传播，弟子众多，而且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训故文本。
汉初自高祖至景帝六十余年间，天下方定，民生疲敝，乱象未熄，故而道法之术颇得人心。道家主休养，法家主刑名，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契合。但当武帝初即位时，天下安定既久，道法之术渐失人心。以窦太后为首的保守力量虽仍大倡老庄，但年轻的武帝却从少时起便已颇好儒术，欲广招贤良，以儒学为尚。而这一文化转型正是在申培弟子赵绾和王臧的主导下进行的。《史记·儒林列传》：“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他们的第一步举措便是迎申公，立明堂。《汉书·儒林传》：“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从武帝迎申公时的阵仗规格，就能看出他对这位前辈大儒有着怎样的敬重与期待。赵绾、王臧满心欢喜地以为武帝一定会对自己的老师大加重用，但没想到此时申公已老，所言俱无文辞，根本无法迎合年轻帝王的心意。武帝虽不好其言，却也颇敬其人，对申公仍旧以礼相待。
而赵绾、王臧的另一举措便跳出了文化活动的范围，竟开始挑战窦太后的政治权威。建元二年（前139），他们联合同样欲兴复儒术的窦婴和田蚡，建议朝廷政事不必再请示太后。此议迅速招致窦太后的反攻，其结局是，赵绾、王臧皆下狱死，窦婴、田蚡亦遭免官[4]。
不过不久之后，羽翼丰满的武帝终于用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太学立五经博士，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这次重要转型。由于赵绾、王臧的失败，“独尊儒术”的功劳便由后来者董仲舒及其所代表的公羊学获得，《鲁诗》学失去了在文化史上独领风骚的机会。不过，《鲁诗》学派并未因赵绾、王臧的失败而沉沦。申公授徒众多，这些弟子多数都成为武帝时期的能臣，其中立为博士者就有十余人。这些博士在太学教授出来的生徒更成为《鲁诗》学派的外围成员，“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可以说，《鲁诗》在民间的基础是由申公培育起来的，而其在朝廷中的影响则是靠申公这一众弟子建立起来的。《鲁诗》学虽在汉初的儒道之争中遭遇到最直接的冲击，却也靠着儒学地位的整体抬升而得以发扬。
巧合的是，《齐诗》创始人辕固，也曾在这场儒道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史记·儒林列传》云：“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辕固其人以性格廉直著称，而这一性格也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学术风格。有三件事与此有关：
一是他与黄生的辩论。《史记·儒林列传》：“（辕固）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黄生认为汤武灭桀纣乃弑主之行，并以此批驳儒家对“汤武受命”的赞颂态度。在辕固以“天下之心皆归汤武”作解释后，黄生又以“上下之分”为由继续反驳。从“上下之分”四字中，我们就能看出黄生具有鲜明的道法家背景。这场辩论最终由景帝出面调解，“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史记·儒林列传》）。
二是他与窦太后的冲突。《史记·儒林列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辕固讽刺老子书是“家人言”，窦太后反唇相讥，批评儒家经典是“城旦书”，这还只是口头上的意气之争。但没想到，窦太后竟欲借豕之力除掉辕固，辕固幸得景帝相助，方得化险为夷。此事中，太后的狠辣、景帝的同情以及辕固的廉直尽得显露。
三是他对公孙弘的劝诫。《史记·儒林列传》：“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西京杂记》卷三：“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可见，辕固对公孙弘的劝诫仍是旨在对“刑名事”加以抨击。
以上三事，皆可看出辕固对道法学说的不满和对儒家立场的坚守，“廉直”不仅是其为人性格，也是其为学风范。但过于廉直之人恐怕难以在官场立足，《史记·儒林列传》云：“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辕固也面临着与申培类似的命运，虽然学问精深，德高望重，却因其性格而未能像董仲舒那样建立起官方背景下的儒学意识形态。但与申培类似，辕固的弟子为他弥补了这一缺憾。《汉书·儒林传》：“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此处既言“诸齐”，那就说明他们主要还是辕固在齐地时所教授的门徒，而非他任博士时所授。不过，在辕固一众弟子中，日后最为显贵的却非齐人，而是鲁人夏侯始昌（详后）。
与《鲁诗》《齐诗》相比，《韩诗》在汉初的影响就比较有限了。《汉书·儒林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
申培、辕固、韩婴为三家《诗》学之始祖，均在文、景两朝就已担任博士官，但当时朝廷并未独尊儒术，三人均是与道、法、纵横等各家博士同列，未获特别之荣宠。三家《诗》学在这一阶段的传承，主要还在民间。
（二）三家《诗》学的分化期：西汉中后期
西汉中后期，亦即昭宣至王莽时期，是三家《诗》学的极盛期，也是其分化期。
所谓极盛，一是门徒渐多，二是影响日大。其中有官至丞相者，如《鲁诗》之韦贤、《齐诗》之匡衡和《韩诗》之蔡谊；有家世传经者，如《鲁诗》之韦氏学；也有为帝王师者，如《鲁诗》之韦贤、韦玄成、韦赏和《齐诗》之伏理。这些都表明了三家《诗》学的影响力在显著提升。朱彝尊《经义考》卷一〇〇引朱倬曰：“《鲁诗》起于申公，而盛于韦贤；《齐诗》始于辕固，而盛于匡衡；《韩诗》始于韩婴，而盛于王吉。”[5]正是此意。
不过，由初建到极盛只是一种量变，真正形成质变的是分化，即三家《诗》内部各自由同一师法分化出不同家法。《鲁诗》分化出张、唐、褚、韦、许之学，《齐诗》分化出翼、匡、师、伏之学，《韩诗》分化出王、食、长孙之学。这些分化现象虽都发生在此期，但若追根溯源，却也都发源于武帝时期，且都是从申、辕、韩的一传或再传弟子那里分出来的。在分化过程中，各家特色也愈加彰显，形成了三家各尽其妙、各显其能的学术格局。下面就按鲁、齐、韩的顺序，一一陈述其分化过程，并在最后对各自的特色做出概括。
1.《鲁诗》的分化
《汉书·儒林传》云：
（申培）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
此段记载申培弟子为博士者有十余人，包括孔安国、周霸、夏宽、鲁赐、缪生、徐偃、阙门庆忌、瑕丘江公、许生和徐公等。《史记·儒林列传》仅载前七位，班固则补出后三位。实际上，《鲁诗》的分化恰恰与后三人有关。再来看《汉书·儒林传》这段记载：
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王式字翁思，东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初，薛广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
从中可概括出《鲁诗》的两个分支：一是从瑕丘江公和许生二人受学的韦贤。贤传其子玄成，玄成及其侄赏共传哀帝。韦贤还曾授昭帝和义倩[6]。二是从许生和徐公二人受学的王式。王式传张长安、唐长宾、褚少孙和薛广德。张长安传其侄张游卿，游卿传汉元帝和王扶，王扶传许晏。薛广德又传于龚胜、龚舍[7]。此外，瑕丘江公弟子荣广及孙博士江公皆传其《诗》学，而博士江公又传卓茂。这可算是第三个分支。
以上三派，我们暂且命名为“韦贤派”“王式派”和“江公派”。值得一提的是，后两派之间曾发生过一次较为严重的冲突，这场冲突可使我们看出二者在学术特点上的分别。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王式早年曾为昌邑王师。昭帝崩，群臣迎昌邑王为帝，不久即因其荒淫无度而废之。昌邑王众臣多被诛，王式因曾以《诗》谏王，故得减死归家。唐长宾、褚少孙闻其大名，前往问学。后来，唐、褚二人往应博士弟子选，“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众博士惊问他们所师何人，二人对以王式之名。诸博士“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王式受召前来，却与博士江公闹了一场矛盾。《儒林传》云：
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逿墬。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
这场矛盾实出于博士江公的性格缺陷。王式虽负大才，却毕竟是刑余之人，而博士江公自瑕丘江公起，祖孙三代，家世传经。王、江二人地位悬殊，后者便难免盛气凌人。但这场冲突的背后还潜藏着更加深刻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江公命人歌《骊驹》，王式指出此举不合礼，江公乃反问王式典出何处。在王式说出《曲礼》后，江公竟口出秽言，以“狗曲”称之。可见，江公对小戴《礼》学既不了解，也不尊重，而王式却深谙之。这恐怕正是江公派与王式派的一大区别。
而这一区别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要追溯到申培那里。申公虽为《鲁诗》始祖，却也兼善《谷梁春秋》，此事有《汉书·儒林传》为证：“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这里所说的瑕丘江公之孙为博士者，便是与王式辩难的那位江公。他承袭家学，自然也兼善此二经。在武帝时，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瑕丘江公治《谷梁春秋》。二人之间也有过一段斗争，最终公羊胜出，谷梁受抑。《汉书·儒林传》清楚地记载了这一过程：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此番争斗的胜败其实是由辩论双方的口才和文辞决定的，瑕丘江公不善言辞，故而败下阵来。但他的弟子荣广却能在多年之后转败为胜，为《谷梁春秋》赢得一点声望。《儒林传》又云：
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
宣帝即位后，转好《谷梁》，便以荣广弟子蔡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其受学。后蔡千秋病死，便征江公之孙为博士。可见，江公派区别于其他两派的特色，就在于其能兼善《谷梁春秋》。
至于王式派，其特点则是在《鲁诗》本门学说之外兼善《礼》学，而这也要追溯至申公。申公善《礼》，这可从武帝迎请议立明堂一事中看出端倪。赵绾、王臧虽称儒者，却不晓礼制，只有将老师请出，方可知其周详。申公对礼制的通晓使其善于以礼说诗，而这一特点也通过许生和徐公对王式产生影响。唐长宾和褚少孙仅向王式“问经数篇”，便被其拒绝，“不肯复授”，可知此番受业并不长久，也不系统。但二人却已对王式的学行风范倾心相服，不仅在博士官面前将其引为己师，而且还继承了王式重礼慎行的学术精髓，使二人面对博士官时能做到“抠衣登堂，颂礼甚严”。
“兼善《诗》《礼》”不仅是王式派的特点，韦贤派也是如此。《汉书·儒林传》明确记载韦贤兼治《诗》《礼》，这也成为整个韦氏家学的特色。例如《韦玄成传》中数次引用玄成之言，其中便多次谈及古礼或直接征引礼书。
以上三派中，江公派对后世的影响最小，这可能是因为博士江公正处在宣帝提倡《谷梁》之时，其教授弟子时便以《谷梁春秋》为主，而能承袭其《鲁诗》之学的人也就越来越少[8]。韦贤派的影响较大，但此派多在家族内传承，其影响力也多是由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带来的。韦贤、韦玄成皆为丞相，韦赏亦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三人还都曾为帝王师，家族学术之显赫由此可见一斑。王式派在学术界的影响则最为实在，不仅人数最多，而且分化出的新家法也最多，王式弟子张长安、唐长宾和褚少孙皆为《鲁诗》博士，各自名家，是为张、唐、褚氏之学。而张长安后学许晏又别立出《鲁诗》许氏学。
2.《齐诗》的分化
辕固于景帝时被任为博士，使《齐诗》之学列于学官。其弟子夏侯始昌发展了这门学问，开始将阴阳灾异之说引入《齐诗》的理论体系。班固将其与眭弘、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等人合传，也正是因为他们皆善阴阳灾异之术。《汉书·夏侯始昌传》云：“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这便是夏侯始昌对阴阳灾异说的一次有效实践。
夏侯始昌之后，同样以博学通经著称的后苍继承了《齐诗》衣钵。《汉书·儒林传》载：“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另外，《儒林传》还记载后苍从孟卿学《礼》，并号称《后氏礼》。《齐诗》学派的分化正是从后苍开始的。《儒林传》载：“（后苍）授翼奉、萧望之、匡衡。奉为谏大夫，望之前将军，衡丞相，皆有传。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可见，从后苍直接分出的家法有翼、匡二家。
首先看翼奉，他主要继承夏侯始昌“以阴阳灾异解诗”的传统。《汉书·翼奉传》：“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相比夏侯始昌的阴阳灾异说，以“律历”解诗的抽象度更高，对数理逻辑与历法知识的运用也更加充分，更像是术数家而非儒家。例如《吉日》篇有“吉日庚午”一句，翼奉在其封事中对庚午何以为吉日做出解释：“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翼奉以东南西北上下之六方搭配十二辰，并赋之以阴阳吉凶之性，这似乎与一般的阴阳五行学说无异。但我们将其与《毛传》作比较，即知关键所在。原来，“庚”于天干中排在奇数位，若对应于日数则为刚日，《毛传》认为“外事用刚日”，《吉日》篇所写乃狩猎之事，在刚日正是合乎日数的。而翼奉认为庚午之所以为吉日，并非从“庚”作解，而是从“午”。“午”在地支中属阳，对应于一天中的时辰亦为阳辰。翼奉指出：“师法用辰不用日。”便是说日之吉凶与天干所代表的“日”无关，而是由地支所代表的“辰”决定的。这就是翼奉以律历解《诗》的一个典型例证。
再来看匡衡，他主要继承后苍“以礼解诗”的传统，虽也谈灾异，却远不如翼奉那般抽象玄妙，而是更多地从“礼”的角度立论，颇能立足于现实事务。他对元帝陈述治国之法，谈得最多的是务本思想。在他看来，治国之本在于帝王自身，上有所行，下必效之。他对《诗经·国风》有过一番精彩的解说：“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这里涉及周、召、郑、秦、陈、唐、豳诸风，都是在说君主对下民的示范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主修养身心，最要者便在于“礼让”二字。另外，元帝宠幸傅昭仪，竟因此而疏远皇后、太子，匡衡上疏劝谏。他在封谏书中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他讲“礼本冠、婚”，完全符合《礼记》《仪礼》的观点，而且他将此与《国风》在《诗经》中的地位相比附，堪称妙论。
匡衡有弟子师丹、伏理，皆别开家法，但他们的《诗》说在古书中并无遗存，我们也就难以了解这两个家法的特点了。
3.《韩诗》的分化
《韩诗》学派创自韩婴，此后一方面在其家族内部承袭，一方面则传于外人。后者中，韩婴传淮南贲生，韩婴孙韩商为博士，其后人涿郡韩生传河内赵子，赵子又传蔡谊（或作蔡义）。蔡谊官至丞相，且授《诗》于昭帝，因此获得了较大的影响。
在蔡谊之后，《韩诗》分化出两大支派。一是蔡谊传食子公，食子公传栗丰，栗丰传张就；一是蔡谊传王吉，王吉传长孙顺，长孙顺传发福。其中王吉、食子公、长孙顺皆别开家法，号称“王、食、长孙之学”。但可惜的是，这些传人的《诗》说多数亡佚，仅《汉书·王吉传》中保存了王吉《诗》说4条，其说皆与《韩诗外传》相合。看来，从韩婴到王吉等人，并未有太大变化。
（三）三家《诗》学的融合期：东汉
三家《诗》在西汉中后期各自形成了诸多家法，在分裂的同时也酝酿着新一轮融合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大抵遵循“钟摆式”的规律，经过一番分化与窄化之后，各自的不足就会暴露出来，各家学者便欲从别家学术中寻得营养，以再次丰富自我的眼界，这就是学术融合的机制。
我们今天来看三家《诗》在东汉时期的发展情况，很难再梳理出像西汉那样条理分明的承传脉络，他们与西汉前辈之间的关系多数都难以说清。这就类似于姓氏的演变，初期的姓氏谱系可以得到清楚的记载，一旦人口激增，血缘融合，或经大规模变故，家族谱系就会混乱，以至于到今天很多人都难以说清自己与历代祖先的具体联系，只能笼统地认定自己为某遥远祖先的传人而已。
据赵茂林统计，古书所载活跃于东汉的《鲁诗》学者有20位，包括陈宣、李昺、高诩、包咸、魏应、鲁恭、鲁丕、陈重、雷义、李咸、蔡朗、武荣、鲁峻、刘伉、镡显、蔡弓、张霸、李郃、张皓和陈禅[9]。我们将基本史料列在下面：
高诩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传嘉学，哀、平间为光禄大夫。诩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后汉书·儒林列传》）
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汉书·儒林列传》）
魏应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后归为郡吏，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永平初，为博士，再迁侍中。（《后汉书·儒林列传》）
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与同郡雷义为友，俱学《鲁诗》《颜氏春秋》。（《后汉书·独行列传》）
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其后拜为《鲁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
（李）昺，字子然，酂人也，笃行好学，不羡荣禄，习《鲁诗》《京氏易》。（《后汉书·方术列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陈）咸，字符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贫母老，常躬耕稼以奉养，学《鲁诗》《春秋公羊传》《三礼》。（《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镡显，字子诵，郭人也。蔡弓，字子骞，雒人也。俱携手共学……与张霸、李郃、张皓、陈禅为友，共师司徒鲁恭。（《华阳国志》卷一〇）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后就长水校尉樊鯈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初，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后汉书·张霸传》）
李郃字孟节，汉中南郑人也。父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郃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后汉书·方术列传》）
（蔡）君讳朗字仲明。……包洞典籍，刊摘沉秘。知机达要，通含神契。既该三五之术，又采《二南》之业。以《鲁诗》教授，生徒云集，莫不自远并至。（《蔡中郎集》卷三《琅邪王傅蔡朗碑》）
（鲁）君讳峻，字仲严，山阳昌邑人。……治《鲁诗》，兼通《颜氏春秋》，博览群书，无物不刊，学为儒宗，行为士表。（《隶释》卷九《司隶校尉鲁峻碑》）
（武）君讳荣，字含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久游大学，藐然高厉，鲜于双匹。（《隶释》卷一二《执金吾丞武荣碑》）
古书所载活跃于东汉的《齐诗》学者有15位，包括马援、伏湛、伏黯、伏隆、伏恭、伏翕、伏寿、伏光、伏晨、伏无忌、伏质、伏完、任末、景鸾和陈纪[10]。我们将基本史料列在下面：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后汉书·马援列传》）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后汉书·儒林列传》）
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人也。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州郡辟命不就，以寿终。（《后汉书·儒林列传》）
后汉陈元方亦传《齐诗》。（《经典释文叙录》）
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更始立，以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无忌卒，子质嗣，官至大司农。质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为孝献皇后。曹操杀后，诛伏氏，国除。（《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
古书所载活跃于东汉的《韩诗》学者有41位。包括前期12位，即郅恽、明帝、朱勃、薛汉、澹台恭、韩伯高、尹勤、廉范、杜抚、杨仁、夏恭和夏牙；中期19位，即李恂、王阜、召驯、赵晔、张匡、冯焕、廖扶、冯焕、冯绲、唐檀、梁商、梁皇后、杜乔、祝睦、武梁、马江、丁鲂、樊安和张恭祖；后期10位，即胡硕、刘宽、费令东平阳田君、韦著、公沙穆、任安、濮阳闿、斥彰长关中田君、陈修和郑玄[11]。我们将基本史料列在下面：
郅恽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丧过礼。及长，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后汉书·郅恽传》）
（朱）勃能说《韩诗》。（《后汉书·马援列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
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后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巨鹿韩伯高最知名。（《后汉书·儒林列传》）
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后汉书·儒林列传》）
尹勤，字叔梁，南阳人，治《韩诗》，事薛汉。（《东观汉记·尹勤传》）
杨仁字文义，巴郡阆中人也。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后汉书·儒林列传》）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后汉书·廉范传》）
夏恭字敬公，梁国蒙人也。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子牙，少习家业。（《后汉书·文苑列传》）
李恂字叔英，安定临泾人也。少习《韩诗》，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后汉书·李恂传》）
王阜，字世公，蜀郡人。少好经学，年十一，辞父母，欲出精庐。以少，不见听。后阜窃书诵尽，日辞，欲之犍为定生学经，取钱二千、布二端去。母追求到武阳北男谒舍家得阜，将还。后岁余，白父升曰：“令我出学仕宦，倘至到今，毋乘跛马车。”升怜其言，听之定所受《韩诗》，年七十为食侍谋，童子传授业，声闻乡里。（《东观汉记·王阜传》）
召驯字伯春，九江寿春人也。……驯小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后汉书·儒林列传》）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后汉书·儒林列传》）
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后举有道，博士征，不就。卒于家。（《后汉书·儒林列传》）
冯良，字君郎，南阳人。少作县吏，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从杜抚学。（《东观汉记·冯良传》）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舆人也。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父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及服终而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异，亦无所对。（《后汉书·方术列传》）
（冯）君讳绲，字皇卿，幽州君之元子也。少耽学问，习父业，治《春秋严》《韩诗仓氏》。（《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
唐檀字子产，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后汉书·方术列传》）
（梁）商少持《韩诗》，兼读众书传记。（《后汉书·梁统列传》注引《东观汉记》）
顺烈梁皇后讳妠，大将军商之女，恭怀皇后弟之孙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后汉书·皇后纪》）
（杜）乔少好学，治《韩诗》《京氏易》《欧阳尚书》。（《后汉书·杜乔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
君（祝睦）龀鬈入学，修《韩诗》《严氏春秋》。（《隶释》卷七《山阳太守祝睦后碑》）
故从事武掾讳梁，字绥宗。体德忠孝，岐嶷有异，治《韩诗》，阙帻传讲，兼通《河》《雒》、诸子传记。（《隶释》卷二四《从事武梁碑》）
（马）君讳江，字元海者，济阴乘氏人。……通《韩诗》经。（《隶释》卷八《郎中马江碑》）
广汉属国故都尉丁君讳鲂，字为河。……少畴治《易》《韩诗》，垂意《春秋》。（《隶释》卷一七《广汉属国都尉丁鲂碑》）
（樊）君讳安，字子仲，南阳湖阳人也。……君幼好学，治《韩诗》《论语》《孝经》，兼通记传。（《隶释》卷六《中常侍樊安碑》）
（胡）君讳硕，字秀叡。……总角入学，治《孟氏易》《欧阳尚书》《韩诗》，博综古文，周览篇藉。（《蔡中郎集》卷五《陈留太守胡公碑》）
（刘）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后汉书·刘宽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田君）总角修《韩诗》《京氏易》，究洞神变，穷奥极微。（《隶释》卷二一《田君碑》）
（韦彪）少修节操，持《京氏易》《韩诗》，博通术艺。（《后汉书·徐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胶东人也。家贫贱，自为儿童不好戏弄，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后汉书·方术列传》）
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学于任安，精究安术。……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三国志·杜琼传》）
（张）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
先高祖时，（田君）以吏二千石自齐临菑徙充关中。……乃始游学，治《韩诗》《孝经》。（《隶释》卷二〇《斥彰长田君断碑》）
陈修，字奉迁，少为郡干，受《韩诗》《谷梁春秋》。（《太平御览》卷三九三引《会稽典录》）
（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汉书·郑玄传》）
我们对以上材料进行分析，发现《韩诗》学派人数最众，是东汉时期影响最大的《诗》学流派。在其可考的41位学者中，竟没有一位能与西汉时期王、食、长孙等家法拉上关系。古书做出“某人学《韩诗》”的记载时，也多不言其师承渊源。而影响仅次于《韩诗》的是《鲁诗》学派。在其可考的20位学者中，只有三人能将师承关系上溯至西汉，即：高诩袭自曾祖高嘉；包咸袭自博士右师细君；武荣学韦氏家法，可远溯至韦贤。《齐诗》学派人数最少，而且15人中有11位皆出伏氏一门。甚至可以说，伏氏家学的繁盛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整个《齐诗》学派在东汉的萧条。除伏氏可追溯至伏理，再上溯至匡衡外，其余4位均无法与西汉《齐诗》学者构成关联。
东汉三家《诗》学者与西汉师法传承体系之间出现了一种集体性的隔绝，其根源并非受学人数的激增使师徒纽带变弱，因为三家《诗》在两汉都有极盛之时，却惟有东汉的谱系是混乱模糊的；也不是两汉之交的动乱破坏了学术传承的外在环境，因为即便社会秩序再次恢复后这一趋势也未曾扭转；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随着博士制度在东汉的衰败与瓦解，太学自身学风空疏，不能承担起传承经学的重任，学术便开始下移民间，并由此带动出学风融合的趋势。
博士制度衰败的直接表现就是太学学风的堕落，这一过程主要始于和帝时期，此后便一发不可收。和帝时樊准上疏言：“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竟论浮丽。”（《后汉书·樊准列传》）殇帝时尚敏上疏言：“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从横之下，不睹讲说之士。”（《后汉纪·殇帝纪》）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认为：“后汉中叶以后，课试之法密，而教授之事轻。”[12]正即此意。
太学学风的腐败使有识学人纷纷转入民间，以私学的方式继续传授经典。官学与私学的差别在于：前者以利禄为诱饵，博士有定员，说经有师法，便难以实现不同师法间的交流，也无法容忍新师法的加入（西汉末年今文经师对刘歆请立古文博士提出强烈反对，便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后者则相对自由，不受利禄左右，不为他人主宰，能以较为宽广的胸怀接受别家学问，并一任兴趣所在而从旁涉猎。
东汉三家《诗》学的融合便集中地表现为这种师法壁垒的破坏，人们不再像西汉那样严守师说，因此通儒也就多了起来。所谓通儒，主要呈现为两种明显的取向，这两种取向与整个东汉经学的发展也都是同步的。
第一个取向是三家《诗》的谶纬化与术数化。在西汉，《齐诗》就已完成此一变化；而到东汉，《鲁诗》《韩诗》也逐渐完成。他们都将阴阳灾异、风角算历之学融入到对《诗经》的解说中。这一方面是直接从方术中袭得的，例如《鲁诗》学者蔡朗“既该三五之术，又采《二南》之业”，《齐诗》学者景鸾曾“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韩诗》学者廖扶“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唐檀“尤好灾异星占”，刘宽“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一方面是从西汉以来的纬书图谶中袭得的，例如《鲁诗》学者李郃、《齐诗》学者景鸾、《韩诗》学者薛汉、武梁、公沙穆等人皆好谶纬；还有一方面则是从儒门其他经典的阴阳灾异理论中袭得的，例如《韩诗》学者中，夏恭、胡硕皆习《孟氏易》，唐檀、杜乔、刘宽、田君、韦彪、张纮皆习《京氏易》，郅恽、冯绲、祝睦、公沙穆皆习《公羊春秋》。
第二个取向是三家《诗》学之间的交流趋于密切。一种情况是不同师法的不同学者相互交流。如蔡邕对赵晔《诗细》的赞誉，显然超越了师法的界限，因为赵晔属《韩诗》学派，而蔡邕多被认为属于《鲁诗》。另一种情况是同一学者兼具多种师法。如贾逵奉章帝之命撰写《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他本人必能兼通四家之学；而汉末郑玄既从张恭祖受《韩诗》，又从卢植学《鲁诗》，晚年还改从《毛诗》，成为沟通今古文《诗》学的代表人物。
但可惜的是，三家《诗》学与谶纬、术数的全面融合不仅未将其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反而使其日趋僵滞，令人生厌。而三家《诗》学与古文《毛诗》学的关系，既存在融合，也存在竞争。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三家《诗》学在东汉末年竟迅速趋于没落，其中的关键人物正是这位沟通今古文的大儒郑玄。
（四）三家《诗》学的亡佚期：魏晋至南宋
郑玄是东汉末年最伟大的经学家，他涉猎领域极多，不仅遍注群经，而且沟通今古文，真正结束了延绵两汉数百年的今古文之争。在《诗经》方面，他不仅学习过《韩诗》和《鲁诗》，还在晚年转好《毛诗》。他并没有为三家《诗》作过注解，却唯独为《毛诗》作笺，这在当时便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不过，笺毛之举一方面使《毛诗》迅速在民间确立起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效果，对三家《诗》的官学地位构成威胁。其结果竟是，魏晋以降，博士所掌之《诗》学完全由《毛诗》取代，三家《诗》在官方的地位终于丧失殆尽。皮锡瑞于《经学历史》中说：“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13]恰好揭示了郑玄在三家《诗》亡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但若将三家《诗》的亡佚完全归因于郑玄一人，亦失公允，其背后还有多方面因素。赵茂林就从东汉中后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找到如下几点原因：其一是东汉前期全社会的学经热潮到汉安帝时发生变化，皇帝“薄于艺文”，对官方与民间的学经风气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其二是和帝以来宦官、外戚交替把持朝政，政治环境愈加昏暗。这对太学学风产生不利影响，使太学生由通经以入仕改为攀附权贵以入仕，士人的读经热情自然有所淡化，直至“浮华相尚”。其三是外戚和宦官发起“党锢之祸”，对那些不愿依附其下的正直士人直接加以迫害，也使得这些钟情于经典的士人无晋升之阶，无法在官方推动读经事业。其四是东汉末年灵帝时爆发的黄巾起义造成连年的动荡与战乱，这本身就对古籍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承构成威胁，也加剧了三家《诗》的衰落。其五是汉代选举制度实行察举和征辟，东汉比西汉更重视德行和名望，而对经术的要求有所下降，这也是士人不重经典的一个原因[14]。
但这五点所描述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这些环境因素对《毛诗》和三家《诗》是公平的。如果只是这些因素在起作用，则四家《诗》应一同亡佚，何以《毛诗》影响越来越大而三家《诗》却均归衰亡了呢？可见，其中必有三家《诗》自身的问题。如上文所述，谶纬化、术数化以及章句浩繁等缺点都是三家《诗》在官学风气的濡染下出现的重大弊病，使其越发难以适应新时代学术崇尚简易的要求。郑玄早年学三家《诗》，后期又改学《毛诗》，恐怕也正是由于他不满于三家《诗》的迂腐而感佩于《毛诗》的魅力。只不过郑玄的学术地位较高，因此其个人好尚具有极大的影响，放大了三家《诗》的不足和《毛诗》的优长，带动整个学风趋于毛而背于三家。
至于三家《诗》谁先亡谁后亡，还要遵循“惯性规律”。在东汉势力较弱的《齐诗》和《鲁诗》较先亡佚，而势力较强的《韩诗》则一直绵延到宋代才终归尘土。
1.《齐诗》和《鲁诗》的亡佚
关于三家《诗》学的亡佚时间与过程，《经典释文叙录》云：“《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隋书·经籍志》又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两条材料适可相互印证，而后者又给出了齐、鲁两家亡佚的具体时间。《隋志》此说虽称经典，长期为人所接受，但在近年却遭到学者们的质疑。
郝桂敏以《三国志·王肃传》的材料证明《齐诗》于曹魏仍存，“（隗）禧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15]。房瑞丽又以北周宇文逌、南梁崔灵恩等人的事迹和著作为据，认为齐、鲁《诗》一直到南北朝仍有流传，最终亡佚于隋朝[16]。这两篇文章以材料取胜，确实发掘出前人未曾注意的史实，可为传统观点做出修正。
其实，从两晋到唐初，《鲁诗》一直为人所征引。例如《汉书·文三王传》颜注引晋灼曰：“《鲁诗》以为夜也。”此释《墙有茨》篇“中冓之言”。《毛诗正义》引南齐张融曰：“《鲁诗》之义以阮、徂、共皆为国名。”此释《皇矣》篇“侵阮徂共”。《汉书·谷永传》颜注云：“《鲁诗》《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阎妻扇方处。’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政化失理，故致灾异，日为之食，为不善也。”这三条均明引《鲁诗》，并与当时盛行的毛郑《诗》说不同。但我们无法确知是他们亲眼见到了《鲁诗》文本，还是从前人著作中转引的，因此无法用来证明《鲁诗》在当时是否还在流传，姑且列出以作旁证。
2.《韩诗》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流传
三家之中，《韩诗》亡佚最晚。汉魏以后，其学术虽无传人，但其文本依然流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所谓“《韩诗》文本”，实包含三个层次：一是韩婴所创的《韩诗》原始文献，包括经文、序文和内外传文；二是《韩诗》后学所作的章句，西汉虽有王、食、长孙之学，但其章句却无片语留存至今，古书所引而为今人所知的皆是薛汉父子所作的《韩诗薛君章句》；三是《韩诗》学者所作的其他解《诗》著作，例如侯包《韩诗翼要》和赵晔《诗细》。这里所要介绍的是前两个层次，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韩诗》著作文本形态的变迁。若要了解这方面情况，首先仍须仰赖几部正史书目的记载，其次则要深入到古书所引遗说中去，找出材料之间的微妙关系。
我们以历代书目的著录为线索，并以《毛诗》为参照，可将《韩诗》文本从汉代到隋唐的流传形态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其一，二十八卷单经本。
《汉书·艺文志》著录四家《诗》均为二十八卷[17]。可见，在西汉，二十八卷是四家《诗》单经本所一致奉行的规模。至于具体的卷次安排，王先谦猜测：“十五《国风》十三卷，《邶》《鄘》《卫》共一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周颂》三十一篇为三卷，《鲁》《商颂》各为一卷，共二十八卷也。”[18]
其二，二十卷传注重编本和二十卷经注混编本。
由于经文本身篇幅较小，二十八卷单经本便可以较为从容地依照经文内容划分篇卷。但后来涌现的传注类著作往往篇幅浩大，动辄数十万言，分卷时便要依照各个部分的篇幅长短予以调整，是为传注重编本。例如《邶风》较长，便单为一卷；《鄘风》《卫风》均较短，便合为一卷。
《毛诗》传注的卷次重编大约发生在东汉末年，因为自曹魏时始，二十卷便成为《毛诗》传注的基本规模。据《隋书·经籍志》，曹魏王肃《毛诗注》、孙吴谢沈《毛诗注》、晋江熙《毛诗注》、晋宋间舒援《毛诗义疏》、刘宋业遵《业诗》等通释全经的注疏本均为二十卷。直至唐代《毛诗正义》，仍有二十卷本行世。这些最初都应是单注本或单疏本。
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南北朝还出现了将经注混编的《毛诗》文本，即将经、传、笺合为一帙，依篇为序，也是二十卷，这便是在传注重编本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经注混编本。与此相类，《韩诗》也可能出现过二十卷传注本或经注混编本，可惜尚无材料直接证明这一点，只能据《毛诗》的情况类推。但唯有经历这一过渡阶段，下面两个阶段才会出现。
其三，二十二卷经序拼凑本。
《新唐书·艺文志》云：“《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卜商《集序》，二卷。”此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韩诗》中多出“卜商序”；而所谓《集序》，当是将序文抄撮出来，独自成书。此二十二卷本《韩诗》大概是由二十卷的经注混编本和二卷的序文拼凑而成的。
其四，二十卷经序混编本。
《旧唐书·经籍志》云：“《韩诗》二十卷，卜商序，韩婴撰。”此《韩诗》也有“卜商序”，却变成了二十卷。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序文已被散入各篇，终于变成了二十卷的经序混编本。
《韩诗》文本经历了从二十八卷到二十卷或二十二卷的变迁，其间必有一个过渡阶段，须将经文卷次进行重编，否则卷数差异不会如此之大。这也就印证了我们对于第二阶段的猜测。
后两阶段均有卜商序，然而《韩诗》创于西汉初年的韩婴，孔子弟子卜商怎会为其作序呢？其中一定出了错误，但大可不必武断地将其判为伪书，而应先找出致误原因。《文苑英华》卷七六六：“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汉书·艺文志》乃取材于《七略》，不载子夏《易传》，却著录了韩婴《易传》二篇。可见，子夏便是韩婴，当是其字。婴者，小之称；夏者，大之谓也。二者意义相反，正符合古人的名、字惯例。因此，《韩诗序》当为韩婴所作，后人误将韩子夏认作卜子夏，故而生此错谬，张冠李戴。
这一错误可能发生在唐宋之间，因为《隋书·经籍志》中尚未出错。《隋志》云：“《韩诗》二十二卷，汉常山太傅韩婴，薛氏章句。”此《韩诗》为二十二卷，当属于第三阶段的经序拼凑本，序文单行。但此条却不著录卜商作序的信息，就是因为其中的序文也署作韩婴，“汉常山太傅韩婴”七字便将传和序的作者全部囊括其中了。
《隋志》中的记载还多出一个信息，就是最后的“薛氏章句”。可见，在南北朝，《韩诗薛君章句》已被附入《韩诗》经传之中，散入各篇，即类似于将《郑笺》散入《毛诗》经传之中。《郑笺》散入《毛诗》与《韩诗薛君章句》散入《韩诗》均始见于《隋志》，都发生在南北朝。
接下来，我们再考虑古书对《韩诗》文本的征引情况，不仅可验证上面的一些推断，还能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魏晋学者对《韩诗》文本的引用不多，笔者所知的仅有孙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西晋刘渊林《吴都赋注》、张载《魏都赋注》以及东晋郭璞《尔雅注》所引数条。南北朝时期则有梁顾野王原本《玉篇》称引众多，此外北魏卢辩《大戴礼记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宋裴骃《史记集解》，齐沈约《宋书》，梁崔灵恩《三礼义宗》等亦有所引。到隋唐则丰富起来，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书征引最多，此外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周礼注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释玄应《一切经音义》、释慧苑《华严经音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杜佑《通典》、韩鄂《岁华纪丽》、杨谅《荀子注》、殷敬顺《列子释文》、萧吉《五行大义》、徐坚《初学记》、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白居易《白氏六帖》等书亦有所引。我们对这些引文所用书名以及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可得出这样的认识：《韩诗》序、传、章句在南北朝隋唐古籍中就已附载于经本之中。
上文已述，两唐志所载之卜商《韩诗序》，实为韩婴所作。我们发现《水经注》卷三四引“韩婴叙”一条，恰可为此推断提供切实证据。另外，两唐志所载《韩诗》均是将经文和序文编在一起的，只不过二十二卷本是前后整体拼凑，二十卷本则是经、序二者混编。因此，时人征引《韩诗序》，有时仅称“《韩诗》云”，这便暴露了《韩诗》经、序合编的文本形态。例如《文选·辩命论》注引《韩诗》云：“《采苢》，伤夫有恶疾也。”王应麟《诗考》引晁说之云：“《韩诗序》：‘伤夫也。’”后者乃前者之节引，却称其文属《韩诗序》。
依此逻辑还可推知，《韩诗传》也曾与经文合编。如《毛诗正义》引“金罍，大夫器也”至“不得名觞”百余字，所标出处为《韩诗》；《仪礼注疏》节引此段，出处就变成了《韩诗传》。
此类情况出现最多的要属《韩诗薛君章句》。章句被混编入经传文本，当是南北朝就已有之。《史记集解》引“韩婴章句”两条，将《韩诗薛君章句》署名为韩婴，就是因为《韩诗薛君章句》在当时已被收入《韩诗》，统一署名为韩婴，时人引用之，便可称“韩婴章句”。再如，南朝沈约《宋书·符瑞志》引《韩诗》云：“霰，英也。”而《文选·雪赋》注和《太平御览》卷一二引《韩诗薛君章句》作：“霰，霙也。”两处引文基本相同，但前者作《韩诗》，后者作《薛君章句》。可见沈约所引的《韩诗》文句其实出自《韩诗薛君章句》，他引用时只称《韩诗》，这就说明沈约所见章句文也是附入《韩诗》的。
到隋唐时，这类例子就更多了。《经典释文》《文选注》《后汉书注》《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所引的《韩诗》文句中，均有出自《韩诗薛君章句》的。这些文句还以相同或相近的形式出现在其他古籍中，而出处却被标作《韩诗薛君章句》。据笔者统计，至少有以下13例：
续表
续表
可见，从南北朝到隋唐，传、序、章句都已附入《韩诗》书中。我们还可为此找到一条旁证。李善《文选注》除引《韩诗》和《韩诗薛君章句》外，还有两处引《韩诗内传》，两处引《韩诗序》。李善正逢初唐，方经南北朝图籍散亡，本已流传受限的《韩诗》著作竟全都被他看到，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李善只是得到了一部经、传、序、章句合编的《韩诗》写本而已。
3.《韩诗》在宋代的亡佚
据上文所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曾著录《韩诗》著作，但《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均只著录《韩诗外传》，而《韩诗内传》《韩诗序》《韩诗薛君章句》等书已不再见录。前人据此判定，《韩诗》（不含《韩诗外传》）最终亡于宋代前后，而其具体时间又有三说：郑樵认为“五代之后《韩诗》亦亡”[19]，是为“五代说”；皮锡瑞认为“卒亡于北宋”[20]，是为“北宋说”；四库馆臣认为“南渡儒者不复涉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间也”[21]，是为“两宋之交说”。不过以上三说均为猜测之词，并无实据，我们需要对《韩诗》的亡佚时间有更清楚的把握。
北宋太宗时成书的《太平御览》和《事类赋》，真宗时成书的《广韵》《孟子音义》《尔雅疏》《重修玉篇》，以及仁宗时成书的《集韵》，都曾引用过现存其他古籍所未见的《韩诗》材料，可见当时学者们尚可见到《韩诗》文本。
到北宋中后期，尤其是庆历以后，《韩诗》便销声匿迹。主流《诗经》学著作中再也没有直接引用《韩诗》，即使偶尔提及也是转引自宋以前古书。欧阳修《诗本义》卷一四云：“《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既称为“遗说”，便说明已经看不到传世的《韩诗》文本了。例如北宋陈祥道有《礼书》一百五十卷，其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进献此书，而自序又言其“二十年著成”，可见此书之编纂跨越北宋中后期的神、哲两朝。书中引《韩诗》共17次，或采自《韩诗外传》，或转引于《五经正义》等书，并非作者亲见《韩诗》原书而采得的。
但到了北宋末年，这一沉寂突然被打破，《韩诗》重现人间，又开始被一些学者直接引用。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刘安世（1048—1125）语：“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王应麟《诗考》引晁说之（1059—1129）语：“《韩诗序》：‘伤夫也。’”刘、晁二人皆卒于两宋之交，他们看到《韩诗》，应在北宋灭亡之前。刘安世既引经文又引序文，晁说之也引及序文，二人所见之本当亦如两《唐志》所载，序文附入《韩诗》。
《韩诗》传至北宋末年，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董逌及其《广川诗故》。活动于两宋之交的董逌取三家《诗》说，撰成《广川诗故》一书。《中兴艺文志》云：“建炎中，逌载是书而南。”[22]可见此书作于南渡之前。《中兴艺文志》又引董逌语：“《韩诗》虽亡阙，《外传》及《章句》犹存。”可见北宋末年《韩诗薛君章句》尚存。
《广川诗故》今已不传，《吕氏家塾读诗记》多引其说，其中有25处涉及《韩诗》。《读诗记》在《终风》《考槃》《正月》《雨无正》诸篇所引董氏说中均明引“《韩诗章句》”，可见董逌曾亲眼得见《韩诗薛君章句》。
此外，《雨无正》篇所引董氏说云：“《韩诗》作：‘《雨无政》，正大夫刺幽王也。’”与刘安世引《韩诗序》同。《常棣》所引董氏说云：“《夫移》，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也。”《四月》所引董氏说云：“《四月》，叹征役也。”句式皆酷似序文。《蓼萧》所引董氏说云：“在轼曰和，在轭曰鸾。”与《礼记注》引《韩诗内传》相合。可见，董逌所见《韩诗》文本中附入了序文和内传文，而这正是南北朝隋唐时期《韩诗》文本的真切样貌。
所幸，北宋人所看到的《韩诗》文本并未因两宋之交的战乱而亡佚，直到南宋初年仍有人提及。如林光朝（1114—1178）云：“今齐、韩之《诗》，字与义多不同。”（《艾轩文集》卷六《与赵著作子直》）李樗在解释《柏舟》诗旨时引《韩诗》：“卫宣姜自誓所作。”（《毛诗李黄集解》卷一）[23]此说系直引《韩诗》，且不见于他书，唯出于此，因此李樗也当见过《韩诗》文本。林光朝和李樗皆为闽人，晚年也都讲学于闽地。福建在宋代是版刻重地，也是聚书之地。加之此处远离宋金战场，相对安定，有利于书籍的收藏与流传。世间罕有的《韩诗》文本在此地集中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北宋末的刘安世、晁说之和董逌皆为北人，而南宋初的林光朝和李樗皆为南方闽人。可见，《韩诗》在北宋时集中流传于北方的文化中心，因靖康之难而主要流传于南方，尤其在闽地继续流传了一段时间。
但是，最晚到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这部《韩诗外传》之外仅存的《韩诗》著作也终于亡佚了。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参照指标。
其一，书目不录。《郡斋读书志》编成于淳熙七年至十四年[24]，《遂初堂书目》编成于淳熙年间至绍熙初年[25]，皆只著录《韩诗外传》，不见其他《韩诗》著作。
其二，传注不引。成书于淳熙年间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诗集传》[26]引用《韩诗》文句皆为转引。尤其是吕祖谦，他对《韩诗》抱有很大兴趣，今本《读诗记》共引《韩诗》114处，数量虽多，却皆采自他书。可见，吕祖谦作为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和藏书家，虽以见闻广博著称，却也看不到《韩诗》了。
其三，史料不载。洪迈《容斋续笔》卷八“韩婴《诗》”条提到《韩诗》时说：“今惟存《外传》十卷。”也不提其他《韩诗》著作。而据洪迈自序，《容斋续笔》编成于绍熙三年（1192）[27]，距淳熙年间甚近。
到南宋中后期，无论是书目著录还是他书引用，都不再见其踪影了。《韩诗》的亡佚也就为三家《诗》学的历史画上了句点。
二、三家《诗》辑佚史的研究现状
（一）对三家《诗》辑佚史的总体研究
前人对三家《诗》辑佚史的整体性研究较为稀少，仅叶国良、俞艳庭二位学者曾作专文加以探讨。
台湾地区学者叶国良是最早对三家《诗》辑佚得失加以探讨的现代学者，他的《诗三家说之辑佚与鉴别》（1980）[28]一文虽未对三家《诗》辑佚史作全景式扫描，却颇具启发性与前瞻性。作者首先论述前贤辑佚三家《诗》的动机与背景，认为清代学者对三家《诗》的辑佚，基于以下三条具体原因：第一，宋人章如愚《山堂考索》以来对经学宗派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清人考证三家《诗》的传承脉络，为辑佚打下坚实基础；第二，对小学训诂的钻研使清代学者认识到异文异义是考证今古文经说的重要线索，从而为辑佚三家《诗》佚文遗说提供理论基础；第三，清儒的勤学精神有助于他们在前人基础上扩大对三家《诗》说的辑佚与考证。文章第二部分则围绕三家《诗》辑佚中的若干争议问题展开讨论，以此说明三家《诗》传承脉络并非如清儒所想象的那般简单，其间问题层出，难点密布，仍需后学不断探讨。他所关注的具体争议有四条：一是郑玄《三礼注》，二是班固《汉书》，三是《白虎通》，四是桓宽《盐铁论》。叶氏均先梳理前代学者的多种不同意见，后再参酌证明。其基本立场是认为清人所擅长的师法推定理论存在诸多问题，通常很难将汉代某位学者或某部著作固定地归入某种师法之中，而应承认师法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看法可谓切中肯綮。文章最后则提出了几条重辑三家《诗》的建议，包括慎订体例、勿迷信家法、详考古籍之作者、了解古籍之性质、博考版本异同、注重新材料之收集等，这些建议对后续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叶文发表时间很早，却达到了令人敬佩的理论深度。直到二十年后，才有大陆地区学者俞艳庭第一次以学术史的方法对前贤辑佚三家《诗》的过程加以梳理。其《三家〈诗〉辑佚考》（2000）[29]一文将三家《诗》辑佚史分为宋代、元明和清代三期。在宋代部分，俞氏认为王应麟《诗考》不仅是第一部三家《诗》辑佚著作，而且其分家编排的体例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元明部分，俞氏认为当时学风空疏，必然也对三家《诗》辑佚产生影响，仅有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和董斯张为《诗考》所作订补为较可观之成果。在清代部分，俞氏又细分为乾隆、嘉道和晚清三个阶段。俞氏认为卢文弨、范家相、严蔚、胡文英、赵怀玉和周廷宷等人在乾隆年间的辑佚工作有积蓄力量之功；阮元、丁晏、臧庸、冯登府以及陈寿祺父子等人在嘉道时期的辑佚工作不仅在体例上对《诗考》的框架多有突破，在搜集材料的广度、深度上远迈前贤，而且还发展出三家《诗》内部的诸多专门之学；三家《诗》辑佚发展到晚清，则体现为补遗与总结两个侧面。俞氏在其整个叙述中以点带面，抓住《诗考》《三家诗拾遗》《三家诗遗说考》《诗三家义集疏》这四部关键著作，详加探讨，借以表现三家《诗》辑佚史之大体。此后，作者将此文改写成《清儒三家〈诗〉辑佚成就述略》（2006）[30]和《清代三家〈诗〉辑佚的得与失》（2007）[31]二文，又收入其《两汉三家〈诗〉学史纲》（2009）[32]一书，列为单章。
叶文专重理论探讨，俞文专重学史梳理，都是对三家《诗》辑佚史的总体研究。此外，还有断代性研究。三家《诗》辑佚始于南宋，有学者对宋代三家《诗》研究加以专门讨论。例如房瑞丽《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2013）[33]一文，指出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呈现出逐步增多的趋势，在尊序和废序的争论中，他们或以三家之序驳斥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订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反对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释经文，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房氏还有《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2013）[34]一文，认为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加强了宋人对三家《诗》的关注程度，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三家《诗》辑佚真正的高峰是清代，因此今人研究此段学术史，也多将目光集中于清代。下面介绍几篇相关论文：
洪湛侯《清代今文诗学的整理和研究》（1997）[35]，此文经作者修订后收入《诗经学史》（2002）[36]一书。作者将清代的三家《诗》研究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广辑佚文、考证家数、比核异同、钩稽遗说与阐申大义。此文突出贡献有二：其一是有意识地使用材料统计法来衡量清代学者对三家《诗》辑佚做出的贡献，这比那些简单浮泛的描绘与吹捧要进步一些[37]。其二是提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繁盛，主要是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而晚清今文经学的影响则属次要。学者们往往因为三家《诗》属今文经学，便简单作出判断，以为与晚清今文学风有莫大关系，其实它只是清代《诗经》考据学的一个分支而已。这一判断不仅还事实以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使未来的研究不至于误入迷途。
洪文虽有较为精准的见解，但毕竟篇幅短小，难以施展开来。洪文发表十年之后，房瑞丽的博士论文《清代三家〈诗〉研究》（2007）[38]通过答辩。该文篇幅较大，可谓“清代三家《诗》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清代三家〈诗〉研究总论》，从总体上概括清代三家《诗》研究的形成原因、材料来源、特点及影响。第二章《清代三家〈诗〉的辨伪研究》，论述清人对《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的辨伪，并认为这一辨伪研究对《诗序》、“孔子删诗”等《诗经》学公案具有启发意义。第三章《清代三家〈诗〉的辑佚研究》，论述清人辑佚三家《诗》的兴盛原因及主要特点，并分期论述其特征与成就。第四章《清代三家〈诗〉的今文研究》，不仅对晚清今文学派的三家《诗》研究作出概述，还附带介绍了清人对《齐诗》及《诗纬》的研究概况。此章中，房氏认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对三家《诗》的今文义理多有疏解，故不将其看作单纯的辑佚家，而是列入今文一派。关于这一点，洪湛侯已有辩驳。第五章《清代三家〈诗〉的融合研究》，一方面论述了清代《毛诗》学者利用三家《诗》研究成果的情况，另一方面又论述了三家《诗》经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融合的情况。第六章《〈韩诗外传〉研究》，梳理了韩婴和《韩诗外传》的基本情况，继而整理清代以前对《韩诗外传》的研究成果，最后专论清人于此领域之贡献。房氏此文所涉颇广，可谓面面俱到，但论述略显单薄。后五章中，仅第三章与辑佚一事直接相关，因此尚有大量空白可供笔者继续探索。此后的《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现状述略》（2008）[39]、《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2008）[40]、《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考论》（2008）[41]、《清代〈韩诗外传〉校注成果述评》（2008）[42]、《清代三家〈诗〉融合之管窥》（2009）[43]、《清代三家〈诗〉形成原因探微》（2009）[44]、《清代三家〈诗〉辑佚成果考述》（2012）[45]、《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考论》（2014）[46]、《清代三家〈诗〉学发展特征的外部考察——以著者为视角》（2018）[47]等文，皆是作者据其博士论文相关章节改编而成，或与其博士论文内容密切相关。
房瑞丽《清代学者三家〈诗〉研究之师法、家法考》（2015）[48]一文，是作者在自己博士论文之外的新成果，认为清代学者辑佚三家《诗》以考证汉代经说的师法、家法为基础，但由于各自辑佚思想和论述倾向的不同，而出现很多分歧和矛盾。
张峰屹、黄泰豪《清人辑录三家〈诗〉学佚文的方法和理据之检讨》（2016）[49]一文，认为清人辑录三家《诗》学佚文的基本方法和理据——以师法、家法为依据安置佚文之归属，是不可靠的。本文从清人对于三家《诗》学佚文归属之判断纠纷和汉代师法家法的实际情状两个方面，论析清人此一辑佚方法及其理据的失误。
刘茜《〈鲁诗〉辑佚史考述》（2016）[50]一文，认为清代是《鲁诗》辑佚成就最大的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范家相、阮元、冯登府、陈乔枞、王先谦，其中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成就最高。
米臻《汉代经学之师说、师法考析——以清人三家〈诗〉辑佚为例》（2017）[51]一文，认为清代学者在三家《诗》辑佚求多求全目的的驱使下，把师法误解成为侧重章句训诂的“师说”，并将之用于经传的异文考证，故而得出诸如“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的错误结论。汉人于师说并非持之弗失、宁固而不肯少变。转益多师、增改师说以成己说的情况时常可见并广受认可。他们所坚守的是师法，不过师法的实质只是一批已获博士学官的既得利益之人对他们自以为是的“正统”学术脉络的维护，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与局限性。此种师法在其自身日益僵化的同时，更是不断受到外部新兴学说的冲击，而终至于颠覆。
成倩《清人三家〈诗〉分类体系的学术反思》（2017）[52]一文，分析了《齐诗》《鲁诗》分派体系内部存在的具体问题，重点检讨由相似性原则所带来的分类困境，并对如何运用汉代三家《诗》文献进行简单说明。
除以上几篇专文之外，在一些以“清代《诗经》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也对三家《诗》辑佚有所涉及，如：张寿林《清代诗经著述考略》（1933）[53]，夏传才《论清代〈诗经〉研究的继承和革新》（1982）[54]，宁宇《清代〈诗经〉学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派别》（2005）[55]，何海燕《清代〈诗经〉学研究》（2005）[56]，陈国安《清代“诗经学”流派述略》（2005）[57]、《论清代诗经学之发展》（2008）[58]等文。
此外，一些《诗经》学宏观论著也会涉及清代三家《诗》辑佚这一问题，甚至以专章专节来加以论述。一类是《诗经》学史类作品，如戴维《诗经研究史》（2001）[59]第八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今文三家诗的复古》，洪湛侯《诗经学史》（2002）[60]第四编第九章《清代〈三家诗〉学重要著作》、第十章《清代今文〈诗〉学研究的方法和业绩》，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2007）[61]第九章第四节《今文学派说诗与三家诗遗说的搜集研究》；另一类是《诗经》学概论类作品，如金公亮《诗经学ABC》（1929）[62]第十一章《诗经学的流派》，胡朴安《诗经学》（1930）[63]第十章《三家诗》，徐澄宇《诗经学纂要》（1936）[64]第十二章《三家》。至于经学史类著作中对此问题的论述则如凤毛麟角，即使有，亦无足观，兹不赘列。
（二）对三家《诗》辑佚家的专门研究
今人对三家《诗》辑佚史的专人专书研究，多集中于王应麟和王先谦二人，对其他辑佚家的研究则甚为稀少。
1.对王应麟《诗考》的专门研究
王文华《王应麟辑佚书问题》（1990）[65]一文认为，王应麟辑佚古书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创了一系列辑佚“成法”，对后世产生了实际而深远的影响。所谓“成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按录探求、广泛搜讨，此法可明确辑佚方向，提高辑佚效率；二是注明出处、相互校勘，此法既体现学术严谨的作风，又方便读者使用；三是叙录来历、提纲挈领，此法使“外行”也能在其引导下迅速进入该领域。王应麟辑佚三家《诗》，也是对这些辑佚成法的运用。
张祝平《王应麟〈诗考〉版本源流厘正》（1994）[66]一文，将《诗考》诸多版本分为《玉海》附刻系统和《诗集传附录纂疏》附刻系统，并引用清人杨绍和与近人傅增湘的意见，对两个版本系统进行比较。但作者停留在引述前人观点的层面上，并未亲自校勘，因此未能对二者的同异作出更为细致的分析。
蒋秋华《王应麟的〈诗经〉学》（1997）[67]一文，对王应麟的四部《诗经》学著作进行考辨。在论述《诗考》时，作者对其创作动因、版本情况、成书时间和学术影响作了概述，罗列了相关材料和前人成果。
赵茂林《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2005）[68]一文，重点论述《诗考》的创作动因和内容特点。在第一部分，作者认为王应麟辑佚三家《诗》，不仅受朱熹影响，更与宋代疑经思潮密不可分，辑佚三家《诗》是宋人破坏旧有《毛诗》体系所必需的。在第二部分，作者认为《诗考》之失在于体例不一和考证不足，但其注明出处、分家编排的做法对后世影响尤大，甚至连《诗考》所引材料本身也具有校勘价值。
魏娜《王应麟〈诗考〉与辑佚研究》（2008）[69]一文，对《诗考》的内容、体例、辑佚范围、写作背景和学术影响作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尤其是对写作背景的论述比较充分，有一定启发性。但此文多采前人成说，创新之处较少。
董航《王应麟〈诗考〉笺校》（2007）[70]一文，以清光绪九年（1883）浙江书局本为底本，并以其他八种版本为参校本，对《诗考》进行校勘。但在选择底本时，现存两种元刻本均较为完备，他却都弃而不用，所采用的竟是清刻本，实在不大合理。而且，他并未亲眼看到元泰定本，校勘时仅能依据杨绍和与傅增湘的描述来采录其中个别异文，这就构成此次校勘的另一败笔。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点校之余还为《诗考》作笺注，考证王应麟所收佚文遗说及与之相关的三家《诗》师法问题。对于已归入某家的《诗》说，作者着重考证其归属原因；对于《诗异字异义》《逸诗》及《补遗》三篇所收材料，则借鉴前人成果考其归属。
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应麟著作集成》，又一次对《诗考》进行校勘[71]。其《点校说明》称此次校勘仍以清浙江书局本为底本，并通校以元至元本和元泰定本。但从校记来看，校勘者其实也未真正参考元泰定本。底本和参校本的选取与董航校本并无太大差别，其学术价值也就不大。
2.对范家相《三家诗拾遗》的专门研究
台湾地区学者贺广如《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及其相关问题》（2004）[72]一文，由探索范家相《诗瀋》一书的《诗》学立场出发，认为范氏既尊毛且尊朱，进而发现其辑佚三家《诗》之动机，竟是为求三家与毛同处于完整状态，以便二者公平竞争，并借此突显《毛诗》优于三家。贺氏还指出，范家相对《诗考》的体例加以改革，改三家分列为三家合编，其实是为了拓展三家《诗》的辑佚方法。
3.对《诗考》校注补正类著作的专门研究
张祝平《“三家诗”辑佚研究的重要系列著作》（1998）[73]一文，前半部分专论王应麟《诗考》的版本源流；后半部分则论述清人对《诗考》的增校成果，涉及卢文弨增订本《诗考》、胡文英《诗考补》、严蔚《诗考异补》、周邵莲《诗考异字笺余》、丁晏《诗考补注补遗》和叶裕仁《诗考笺释》等书，重点仍是论述这些著作的版本情况。
房瑞丽《稀见清代三家〈诗〉学著作二种》（2014）[74]一文，论述了陈屾《诗考异再补》的作者生平、版本特征和内容特点。
4.对专辑《韩诗》类著作的专门研究
房瑞丽《稀见清代三家〈诗〉学著作二种》（2014）一文，着重论述了宋绵初《古韩诗说证》与《韩诗内传征》之间的关系，发现前者是后者的初刻本。李俊达的硕士论文《清代〈韩诗〉辑佚专题研究》（2020）[75]在论及宋绵初《韩诗内传征》、臧庸《韩诗遗说》之余，也谈到了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三家诗遗说》，陈寿祺、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对《韩诗》的辑佚。
5.对阮元《三家诗补遗》的专门研究
刘伟《清代阮元的三家〈诗〉研究》（2016）[76]一文，认为阮元《三家诗补遗》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在王应麟《诗考》的基础上多有补充；二是提供了关于三家《诗》派别划分的诸多方法。
6.对冯登府三家《诗》辑佚著作的专门研究
贺广如《冯登府的三家〈诗〉辑佚学》（2003）[77]一文，以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和《三家诗遗说》二书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辑佚体例、内容和立场上的区别，而这些区别正体现了冯登府前后期辑佚观念的变化。贺氏在此文中还创造性地概括出三家《诗》辑佚的三种基本方法，即直引法、师承法和推臆法。这一理论概括对此后的研究者影响较大，郑于香、房瑞丽、张锦少等人都接受了这一理论概括。不过，笔者认为此说法不足以笼括所有辑佚方法，且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晰，对辑佚方法的分类标准也并不明确。笔者将在本书中提出一种新的概括，即据书定派法、据人定派法和据说定派法。
2010年，由房瑞丽校注的《三家诗遗说》[78]出版，其《点校说明》中对《三家诗遗说》的版本情况做了概述，并特别介绍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与天津图书馆所藏抄本的区别。
房瑞丽《冯登府三家〈诗〉著作考述》（2011）[79]一文，对冯登府的六种三家《诗》著作加以描述，并将它们归纳为“异字疏证系统”和“遗义探究系统”。前者之中，《三家诗异字诂》为初稿，《三家诗异文释》为二稿，《三家诗异文疏证》为定稿，《诗异文释》则属后续反思之作；后者之中，《三家诗遗说翼证》为草稿，《三家诗遗说》为定稿。两大系统的代表作分别为《三家诗异文疏证》和《三家诗遗说》，二者的差异包括：由三家分立发展到三家合编，这有利于解决师法判定上的难题；由采辑异文转变为采辑遗义，体现“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由直引法发展出师承法和推臆法，体现了冯登府对师法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由公允看待四家《诗》说发展到尊三家而贬毛的立场，反映了晚清今文经学的影响。
房瑞丽《〈三家诗遗说〉考述兼及举误》（2011）[80]一文，认为冯登府的原作和李富孙的增注都有一些引文不实及篇目、卷次、作者误引的现象，作者一一举证，以揭其误。
吴被提《〈三家诗异文疏证〉整理与研究》（2018）[81]一文，在点校整理的基础上，对《三家诗异文疏证》书中征引文献、案语体例以及金石材料进行分析，概括该书的成就与不足，并通过冯氏对《毛诗》和三家《诗》在字词上的阐释以及对《诗序》的看法，来探究冯氏的三家《诗》学思想及其在清代三家《诗》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7.对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的专门研究
虞万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齐鲁韩三家诗释〉初探》（2011）[82]一文，对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存世的三种抄稿本进行分析，发现湖北省图书馆藏本系手写初稿，上海图书馆藏本为手写再易稿，国家图书馆藏本为誊清稿本，三者递衍之迹明显，然皆非最终定稿。虞万里指出了朱氏深厚的小学功底对其辑佚工作的帮助，还从朱氏《强识编》所存的九篇专论中探寻其关于三家《诗》学者师法归属的系统性看法。
刘建臻《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稿本”管窥》（2014）[83]一文，对扬州市图书馆所藏的稿本和抄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所谓“稿本”实为抄本，但仍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和学术意义。
8.对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专门研究
如前所述，房瑞丽有《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考论》（2008）一文，乃据其博士论文相关章节改编而成。
江乾益《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研究》（2010）[84]一书，貌似是对陈氏父子辑佚三家《诗》的专书研究，却名实不符。前两章概述陈氏父子的生平和学术特色，此后各章皆在探讨两汉三家《诗》学之源流，竟无一言专论《三家诗遗说考》。
方鹏《陈寿祺陈乔枞〈诗〉学研究综述》（2014）[85]一文和张早霞、金倩《陈寿祺、陈乔枞〈鲁诗遗说考〉研究文献综述》（2019）[86]一文，概述了学界对二陈《诗》学的研究成果。
张早霞、俞艳庭《论〈三家诗遗说考〉的体例及内容》（2017）[87]一文，对《三家诗遗说考》作简单介绍，重点谈及该书的作者署名问题。
杨冬冬的硕士论文《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研究与整理》[88]（2016），除了对《三家诗遗说考》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还作了初步的点校整理，可惜其中的错误还很多，整理水平尚显粗糙。
张早霞的硕士论文《陈寿祺、陈乔枞〈鲁诗遗说考〉研究》（2016）[89]，借由《鲁诗遗说考》来分析整个《三家诗遗说考》的内容特点，包括：以重师法、家法作为辑佚的根本原则，钩沉遗说；以传《诗》者所属时代为断限，通过直接征用、由著述之内容证之、比较筛选等途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广搜材料，广泛吸取前人成果，以类比论证、“互相而参观之”等方法考订、校勘佚文，间或指出传本之误；将《鲁诗》与齐、韩、毛三家《诗》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贯通四家《诗》义。
9.对江瀚《诗经四家异文考补》的专门研究
李霖《江瀚的三家〈诗〉学及其他》（2012）[90]一文，概括出江瀚《诗经四家异文考补》的七个特点：以毛为主；不别三家；未检《遗说考》；误引劣本；明《诗》本义；消弭异文；斥众家之失。作者认为，江瀚恰可与以陈寿祺父子为代表的辑佚家构成对话关系，明白此点，对我们理解三家《诗》学大有裨益。
10.对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专门研究
前人对王先谦的研究，已有两篇综述文章做出概括，即吴仰湘《中国内地王先谦研究述评》（2005）[91]和蒋秋华《台湾学界王先谦研究简述》（2005）[92]。但此二文限于篇幅，皆未能将此前所有关于《诗三家义集疏》的研究论著赅举完全，难免遗珠之憾。况且此后数年间，关于《诗三家义集疏》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故仍须再作梳理，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总体上略述《诗三家义集疏》的内容、体例和优缺点。
张一兵《〈诗三家义集疏〉与〈诗经〉研究》（1988）[93]一文，大部分是在简述《诗经》学史，只有最后两段略述《诗三家义集疏》的内容、特点，新意略显不足。
张启成《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995）[94]一文，列举了《集疏》的四方面优点：是辑集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完备，便于稽考；对《毛诗》与三家《诗》相异点的考察相当完备；引证广博，考析大都精当而中肯。还列举了两方面缺点：过于注意三家《诗》与《毛诗》之间的差异性，过于强调齐、鲁、韩三家之间的同一性；出于个人偏爱或未能深入考察，引证资料不全面，从而造成判断失误。此外，作者还做了大量的统计工作，举出《集疏》在203篇下首列《毛诗序》，约占305篇的66.5%，既打破了《毛诗序》的一统地位，又保持了《毛诗序》的完整性。《诗经》305篇中，三家《诗》义“未闻”或“未详”的有40篇，约占13%；《毛诗》与三家《诗》义相同或相近的有173篇，约占56%；《毛诗》与三家《诗》篇旨相异的有93篇，约占31%。可见，今古文诗旨相同的篇目还是占多数。作者还列举了《毛诗》与三家《诗》的13点差异，为我们详细比较四家《诗》异同奠定了基础。此文后收入其《诗经研究史论稿》（2003）[95]一书。
邹凤礼《〈诗三家义集疏〉评述》（1998）[96]一文，特别揭示了王先谦的“求真”精神，认为王先谦对三家《诗》说的精细考证使《集疏》“更上一层楼”。
贺广如《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之定位》（2003）[97]一文，将《集疏》放在整个三家《诗》辑佚史中加以定位与考察。贺氏认为王先谦在直引、师承、推臆三种辑佚方法之外又创立删去法，使多数佚说皆有所属；但从整体来看，王先谦对师法归属问题的探讨并未深入，其在辑佚上的贡献也着实有限。作者又指出，王先谦上承魏源、冯登府之脉络，肯定三家而贬抑《毛诗》，乃顺理成章之势；但王先谦对《毛诗》与古文经学的看法实应分开看待，这关系到王先谦看待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态度，值得留意。
孙玉敏《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2008）[98]第二章第三节《王先谦与三家诗研究》，简述了王先谦的《诗经》学成就，对王先谦尊奉三家《诗》的学术立场论证较为全面，对《集疏》的成书过程也有考证。
段少华《王先谦与〈诗三家义集疏〉略论》（2008）[99]一文，略述《集疏》的成书缘由、内容体例及优缺点。
程莹《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文献价值》（2009）[100]一文，从考订异文和阐释故训两方面论述《集疏》的文献价值。
贤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特色考究》（2010）[101]一文，从引书广博、体例独到、考辨周全和阐发《诗经》文学性等方面略论《集疏》之特色。
黄忠慎《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2010）[102]一文，着重论述《集疏》的作书动机、体例设计以及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吕冠南《王先谦校补三家〈诗〉遗说述略》（2018）[103]一文，认为《诗三家义集疏》对此前三家《诗》辑本的遗说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校补，分别是：补充漏辑的遗说；对所辑假材料进行辨伪；对未知所属的遗说进行归位；对放错位置的遗说进行还原。
程莹《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研究》（2007）[104]、贤娟《〈诗三家义集疏〉研究》（2008）[105]、李慧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研究》（2009）[106]，这三篇硕士论文皆简述《集疏》的创作背景、内容、价值与不足。程文对王先谦辑佚方法的归纳，贤文对四家《诗》与郑玄《毛诗笺》的比较分析，以及李文对王先谦扬三家抑毛之原因的分析，较有参考价值。
张锦少的博士论文《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研究》（2007）[107]，正文部分煌煌五十万言，并配有近两千页的附录，是《集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作者除对《集疏》的成书经过、体例特色和经学立场加以介绍外，还设置专章对《集疏》中的案语所含内容、三家《诗》归属理论以及训诂思想与方法做出分析。尤其在《三家〈诗〉归属理论述评》一章中，张锦少以《说苑》和《尔雅》为例，对王先谦乃至整个清代三家《诗》辑佚家的归属理论做出批判，对本书的启发尤大。此后，作者将其对清代三家《诗》辑佚总貌的分析改编成《从著述的年份及其作者的地理分布看清代三家〈诗〉学的发展》（2010）[108]一文，将其对《集疏》成书经过的考证改编成《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成书考》（2011）[109]一文。
第二，对《诗三家义集疏》的某方面特点或其所涉及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详细剖析。
张政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对诗旨的拟定》（2005）[110]一文，专论王先谦对三家《诗》旨的取舍与拟定。作者指出，王先谦对诗旨的认定有两个基本立场：一是当三家《诗》与《毛诗》出现异义时，常以三家为优；二是在调和三家《诗》旨之间的差异时，往往论证迂回。文章最后，作者详辨了《集疏》中的两个术语——“三家无异义”和“三家义未闻”，认为所谓“三家无异义”并非在诗旨上真与《毛诗序》一致，而是说现有辑佚成果中并无异见出现，只能暂且同意《毛诗序》；而所谓“三家义未闻”并非该诗没有任何关于三家《诗》义的资料，而是现有辑佚成果还不足以改动《毛诗序》的旧有说解。总之，二者的共同特征是无法得出三家对诗旨的直接意见。而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三家无异义”较为倾向认同《毛诗序》，“三家义未闻”则不以《毛诗序》为确解。
陈致《商略古今，折衷汉宋：论王先谦的今文〈诗〉学》（2006）[111]一文，专论《集疏》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作者将嘉道以下的《诗经》学分为四派，即“古文汉学”“古文宋学”“今文宋学”和“今文汉学”。这种区分今古、汉宋的二维划分方式很具启发性。作者进而将王先谦划入“今文汉学”一派，认为他虽治今文经，在理论上尊奉宋学，但在实践中却采取汉学考据之法，又能破除汉宋壁垒，唯以求是为本，这些都区别于晚清今文经学的主流倾向。作者对王先谦学术立场的这一判断是发人深省的。另外，该文对《集疏》成书过程的考证也颇为翔实。
张鹏《〈诗三家义集疏〉中的“异文”研究》（2008）[112]一文，从假借字、异体字、古今字和同源字几个角度对《集疏》中涉及的“异文”现象进行分类研究，不过举例有余，阐发不足，故意义不大。作者还将此文第一部分改编成《〈诗三家义集疏〉中的假借字研究》（2008）[113]一文。
米臻《〈诗三家义集疏〉辑佚失误考辨举隅》（2018）[114]一文，认为该书存在各种文献、版本、文字训诂以及论述逻辑的失误和缺陷，约略而言有三种类型：所据史料不周；自我矛盾的弥合规避；引《诗》用《诗》语境把握失当。
第三，是对王先谦和陈氏父子的三家《诗》研究进行比较。
赵茂林《王先谦与陈乔枞三家〈诗〉研究比较》（2004）[115]一文，认为《集疏》虽多本《三家诗遗说考》，但与陈氏父子相比，王先谦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所突破。在内容上，王氏能正陈氏之讹误，补陈氏所未备；在方法上，王氏“又本”说比陈氏“改字”说更为客观，对辑佚材料也更能融会贯通。
郑于香《清代三家〈诗〉辑佚学研究——以陈寿祺父子、王先谦为中心》（2007）[116]一文，先对陈、王两部著作进行专书研究，再作对比分析。作者认为，陈氏《遗说考》重辑佚与考异，而王氏《集疏》重诗义之阐扬，目的既已不同，二书所呈现的思想也就有所差异。《集疏》在辑佚材料上倚赖《遗说考》较多，却又并非一味继承，而是有所择取，有所批判。在择取与批判的过程中，王先谦已自觉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三家《诗》诠释系统，而这也正是陈氏父子所没能达到的境界。
李霖《论陈乔枞与王先谦三家诗学之体系》（2010）[117]一文，似是有意对郑文作回应。郑于香认为陈氏父子所作之辑佚工作重在材料的搜集与考证，属单纯饾饤之学，到王先谦那里才建立起三家《诗》学的诠释体系；李霖则认为，陈乔枞贯彻一套师法理论以分析《诗经》异文歧说，因其谨守理论，方能建立规模巨大的三家《诗》学。在李霖看来，陈、王都欲建立起各自的《诗》学阐释体系。陈氏之用心，在于探赜索隐，寻绎三家绝学之究竟；王氏之用心，则在于右三家以抑毛。陈氏不顾繁复，书分为三以见古学家法，王书则合三家之义以释《诗经》。凡此种种，皆陈、王异趣使然。
第四，是对点校本《诗三家义集疏》的评介与补正。
1987年，由吴格点校的《诗三家义集疏》[118]出版。其《点校说明》中对《集疏》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情况作了梳理。此后，一些相关的评介文章纷纷发表，有耿天勤《〈诗三家义集疏〉标点失误举例》（1997）[119]、滕志贤《〈诗三家义集疏〉点校失误辨析》（2000）[120]、雒江生《〈诗三家义集疏〉标点斠例》（2001）[121]、陈锦春《〈诗三家义集疏〉点校献疑》（2011）[122]等。
三、三家《诗》辑佚史概述
本书以“三家《诗》辑佚史”为研究对象，对宋元明清历朝学者辑佚三家《诗》的情况做出总结，条陈其辑佚得失，归纳其著作体例，揭示其学术特色，梳理其发展源流。为使读者对这段学术史的基本脉络有所了解，此处特辟专节略作介绍。但若要了解某个时期或某位学者的详情，读者还须从本书各个章节中获取更多信息。
（一）初步开拓期：宋代
三家《诗》学自魏晋以降便少有传人，其文本亦相继湮灭。除《韩诗外传》存留至今外，余者皆于南宋终归消亡。但就在此不久之后，宋末大儒王应麟便开始对三家《诗》进行辑佚。他之所以能关注到这一问题，是因为两宋学者对三家《诗》学的关注持续升温，积四百年之力，到王应麟这里便成水到渠成之势。
北宋立国以来，儒风渐盛，但在仁宗庆历年间之前的八十余年中，《诗经》学并无突破性进展。士子诵《诗》，扬名科场，皆以毛、郑为法，实未能走出《五经正义》之藩篱。三家《诗》问题也未得学者重视，暂被搁置不论。
但自庆历朝始，学术界涌动出疑经辨伪的新风，宋学风格日渐养成。这也深刻地影响到《诗经》学，使读《诗》之人开始关注到毛、郑体系之外的三家遗说。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欧阳修和苏辙。前者主张解诗不必尊毛郑，而当远追“圣人之志”；后者则对毛郑基本认可，却对《诗序》做出改易，信首序而疑后序。欧、苏二人对三家遗说均有零星征引，却都是为各自的《诗》学主张服务的。欧阳修引三家说，凡合于圣人观点的皆加赞赏，凡不合圣人观点的皆加贬斥；苏辙引三家说，对与毛说矛盾者便予驳斥，对与毛说相合者便予征信。可见，三家遗说虽得到他们的关注，却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和公正的评价。
到南宋前中期，《诗经》学的争论逐渐集中到《诗序》问题上，“尊序派”与“废序派”都在此时形成。不过，在两派人马内部，都各自存在着对三家《诗》态度的分歧。尊序派的范处义、废序派的郑樵以及介于两派之间的程大昌均从各自的《诗》学观点出发，对三家《诗》采取排斥态度，这无疑是偏激的。而在吕祖谦、朱熹两位大师那里，三家《诗》才开始被看作是重要的学术资源，得到了包容接纳。
吕、朱二人虽在《诗序》问题上存在争议，且各自为“尊序”“废序”两派之领袖，但他们均对三家《诗》抱有好感，并用以丰富自己的学术资源。吕祖谦虽信奉《诗序》，却在《吕氏家塾读诗记》中参注异说，其中就包括上百条三家《诗》说。他不似早期“尊序派”那样偏狭，而是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受不同意见，固然信序，却也乐于参考他说。朱熹则对早期“废序派”的诗乐说做出改革，他认为由诗辞以观诗义亦属可行，未必要依赖诗乐，这就破除了排斥三家《诗》的障碍。他对三家遗说的征引虽不如吕氏频繁，却明确表达出有辑佚三家《诗》的想法，只可惜终未付诸实践。而真正的实践则要等到南宋末年的王应麟。
《诗经》学经历了朱熹之后短暂的消沉，却在宋代最后的岁月里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诗经》学的各项成果纷纷进入总结阶段，三家《诗》辑佚也从朱熹的想法变为王应麟的实践。《诗考》一书便在此时应运而生。
三家《诗》学并非统一整体，韩、鲁、齐各家均为独立师法。因此若要进行辑佚，判别师法便成关键步骤，这也是三家《诗》辑佚不同于其他辑佚工作的地方。而判别师法共有三种基本方法：其一为据书定派法，即据古籍所引三家《诗》著作之书名加以判断。例如古籍引作“《鲁诗》曰”，即可将该《诗》说判归《鲁诗》；引作“《韩诗章句》云”，便可判归《韩诗》。其二为据人定派法，即通过古代学者的师学授受、家学传承、生活地域、所处时代或其他相关经历判断其所习师法，并进一步将其《诗》说归入该学派。例如《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赵晔从杜抚受《韩诗》，那么其所作《吴越春秋》中的《诗》说便被判归《韩诗》。其三为据说定派法，即将未知师法的《诗》说与已知师法的《诗》说作比较。若相合则归为同一派，此为“同者推衍”原则；若相异则必不在同一派，此为“异者排除”原则。
三家《诗》辑佚著作的编排方式也分为两种。其一是“三家分立”，即将韩、鲁、齐之佚文遗说分门别类，各自编排。此法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恢复各家原貌，但其弊端有二：一是不利于读者通过这一辑佚著作直接解读经文；二是要求每条《诗》说的师法必须要确定下来，而这就给辑佚内容的广度和师法判定的准度提出较高的要求。第二种编排方式是“三家合编”，即以三百篇为序，于各篇之下排列三家遗说。此法正好可解除“三家分立”的两种弊端，既可方便读者直接利用三家遗说解读经文，又可回避师法判定的难点，使师法未明的材料亦不致遗漏。两种编排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看重对三家《诗》的恢复，后者看重对《诗经》原典的阐释。用王应麟《诗考序》的话来概括，前者旨在“扶微学”，后者旨在“广异义”。王应麟也正欲对此两种路向做出调和。
《诗考》采用“三家分立”的方式编排全书，所收材料则多靠据书定派法辑得。但在此之外，他还开辟出“诗异字异义”之体，将师法未明的材料囊括其中。三家《诗》部分正可以“扶微学”，而“诗异字异义”部分又有助于“广异义”。
《诗考》虽有诸多创新之处，却因是初创之作，故难免粗陋之失。很多材料都被其错过，所收内容亦间有谬误。这就有待后学为其进行订补，但这一过程竟要等到数百年后的乾嘉时代。在宋代与乾嘉之间，亦即元明至清初，是三家《诗》辑佚史上一个漫长的蛰伏期，但在蛰伏中也蕴藏着厚积薄发的可能。
（二）力量积蓄期：元明至清初
南宋灭亡，元朝一统中国。宋元之际长期的战乱以及战后元朝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导致元代学术呈现出疲软态势，远不可与宋学之兴盛相提并论。元仁宗延祐间（1314—1320），朝廷始定科举法，诸经皆以宋人传注为宗，于《诗》则专尊朱熹《诗集传》。因此，元代《诗经》学者多数都对朱子传说因循墨守，不敢或改。而朱熹恰好对三家《诗》产生过兴趣，《诗集传》中也多次借助三家遗说以申明己见。元人一方面援取三家《诗》说以证明朱子的权威性，可谓“援三家以尊朱”；另一方面又由对朱子的尊奉而顺带注意到三家《诗》，可谓“因尊朱而关注三家”。元人对三家《诗》的态度恰可用这两种路向的强弱对比来做出描述。我们以元代早期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中晚期刘瑾的《诗传通释》和晚期梁益的《诗传旁通》为分析样本，发现时间越晚，前一种路向就越弱，后一种路向就越强。这一变化所体现的，正是三家《诗》逐步摆脱朱子《诗》学体系的过程。
到明代，朱子学术的统治地位得以持续。但与元代不同的是，人们对三家《诗》的关注反而骤降，尚不及元人。直到明代中叶，学界才逐渐呈现出三种新风向，即宗汉复古之风、考据求实之风和炫奇立异之风，这三者均与三家《诗》存在密切关系。
首先，宗汉复古之风在明代中晚期学者当中呈现出三种形态：先是以尊序为手段来质疑朱学，可谓“尊序抑朱派”；再是由《诗序》拓展到汉代毛郑之学，却又不排斥朱说，可谓“汉宋兼采派”；最后则专主汉儒而不再关心朱《传》，可谓“辨正汉说派”。这三派在时代上大体是由早到晚，而其对汉学的尊奉也由弱到强。我们发现，越到后来，明人就越专尊汉学；而越专尊汉学，对三家《诗》的重视也就越强，从盲目否定发展为充分肯定，从零星提及发展为大量引用。
其次，考据求实之风对三家《诗》研究也起到了不小的推进作用，产生出陈士元《诗经异文》和周应宾《诗经考异》这两部著作。二书对《诗经》异文加以搜集，其中就包含大量三家《诗》材料。另外，三家《诗》材料还能反过来为明人的考据活动提供辅助，这尤其体现在训诂学和音韵学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明代考据学大家也都对三家《诗》材料有较为充分的运用。
再次，炫奇立异之风是明代经学史特有的现象，但笔者认为这一风尚也不过是前两种形态的变异体而已。例如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和《鲁诗世学》，其中既包含了对汉学的热衷，又具备了宋学师心独造的特点，属汉宋兼采，是宗汉复古的低级形态。而明末清初学者对他的辨伪，则体现出较为深湛的汉学功底，属辨正汉说，是宗汉复古的高级形态。这场造伪与辨伪的较量，所反映出的也正是宗汉复古高级形态对低级形态的一种超越。再如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以博闻著称，具备考据学著作的一部分特质。但他在材料去取问题上又缺乏一个考据学者应有的审慎素养，是一位发展并不全面的考据家。何楷所征引的材料中也包括大量三家《诗》说，但他对这些宝贵材料却持盲目排斥的态度，这正好体现了以上两个侧面。综合这几部著作的特征，我们发现炫奇立异之风并非学术正途，这对于三家《诗》研究来讲也是如此。
到了清初，炫奇立异已成往事，宗汉复古和考据求实两种风气却得到迅速发展。
首先，宗汉复古之风在顺、康、雍三朝表现为“扬汉抑宋”的态势，有破有立；在乾隆前期惠栋师徒那里则专注于“立”。陈启源和严虞惇二人均处顺、康、雍时期，受“扬汉抑宋”风气的影响较大。陈氏《毛诗稽古编》大量征引三家《诗》材料，并对与三家《诗》有关的几个问题做出专项辑佚。严氏《读诗质疑》则对《诗考》所收三家《诗》材料进行选编。而乾隆前期的惠栋在其《九经古义·毛诗》中对三家《诗》说屡有辨析，态度公允，实属难得。其弟子余萧客在《古经解钩沉·毛诗》中遍辑群经古注异说，其中也有不少三家《诗》材料。
其次，考据求实之风在清初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王应麟的尊崇上。王应麟是宋代著名的考据学家，也是清初考据学者所尊奉的精神偶像。他的《诗考》一书对这一阶段的三家《诗》研究也产生了极为实在的影响。陈、严、惠、余四人对三家《诗》的研究均与《诗考》存在或深或浅的关系。
笔者将“清初”一直算到惠栋师徒。从整个学术史来看，惠栋已属乾嘉学者；但从三家《诗》辑佚的历史来看，惠栋师徒仍属于上一阶段。因为陈、严、惠、余四人固然为后人辑佚三家《诗》开辟了道路，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辑佚”。陈书重在引述，严书重在选编，惠书重在杂考，均非亲自辑佚，只是利用王应麟已有成果而已。而余书则是遍辑群经，在《诗经》中也不限于三家，而是连带《毛诗》异文一并搜辑，三家《诗》的特色并未得到彰显。
《诗考》问世之后，从元明到清初这几百年间，竟未曾诞生出第二部专门的三家《诗》辑佚著作，也没有人能超过《诗考》的成绩，使三家《诗》辑佚事业更进一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而这一遗憾需要在乾嘉时期得到弥补。
（三）多元发展期：清代乾嘉时期
清代乾嘉二朝是考据学的巅峰时期，也是三家《诗》辑佚的重要阶段。学者们凭借着《诗考》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和此后几百年的力量积蓄，终于又一次结出硕果。此阶段三家《诗》辑佚的特点可概括为：在《诗考》影响下的多元发展。具体包括三股力量：一是成书最早的范家相《三家诗拾遗》，此书深受《诗考》影响，却又能在各方面突破其藩篱；二是卢文弨、胡文英、严蔚、陈屾、周邵莲、丁晏等人通过对《诗考》进行校注补正的方式实现三家《诗》辑佚的拓展；三是宋绵初、沈清瑞、邵晋涵、臧庸、严可均、钱玫等人通过对《韩诗》佚文遗说的专项辑佚发扬《诗考》优长。这些著作都极富特色，可谓异彩纷呈。
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完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清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三家《诗》辑佚专著。此书具有四方面特色：其一是融通汉宋，范氏与王应麟一样都对汉学与宋学抱有兼容的态度，但若细致比较，会发现范氏对三家《诗》的态度比王应麟更加客观，将毛与三家摆在更为公平的地位上做出评判。其二是辑考结合，范氏不像王应麟那样只罗列材料，而是在材料下面附列考证意见，用以揭示四家异同及各自优劣。这些考证意见不仅用到了清代考据学家常用的方法，而且还触及“删诗说”“淫诗说”“正变说”“用诗之意”等《诗经》学领域内的重大命题。其三是师法认定，范氏在王应麟据书定派法之外，还大量运用据人定派法和据说定派法，大大拓展了三家《诗》辑佚的范围。其四是体例新变，范氏改变了《诗考》三家分立的格局，改为三家合编，并将“诗异字异义”改为“文字考异”，纯收异文，不录异说。这两种体例变化皆旨在改变辑佚的重心：《诗考》以恢复三家《诗》面貌为重点，《三家诗拾遗》则以解读《诗经》本义为重点。
与范家相同时，卢文弨开始对《诗考》进行校注补正，通过至少五次修订才终于完成《增校诗考》一书。臧庸、赵坦、汪远孙、李富孙、陈善、徐鲲等人也纷纷加入进来，均以批校方式留下自己的订补意见。这些人的工作虽同时包含校、注、补、正四个方向，却又以补为主。所补材料绝大部分属“诗异字异义”而非三家《诗》，且基本为异文材料，少涉训诂与篇旨。此时期除这些批校式成果外，还有编成专书者，即胡文英《诗考补》、严蔚《诗考异补》、陈屾《诗考异再补》、周邵莲《诗考异字笺余》和丁晏《诗考补注补遗》。胡、严、陈三书均以补为主，所补材料亦重异文而轻训诂，他们还将《诗考》的三家《诗》部分和《诗异字异义》部分打通合编，这就进一步弱化了三家《诗》的色彩。而周书则完全是对《诗考》所收“异字”作笺，更不顾及三家《诗》了。但幸好，最晚问世的丁书成功扭转了这一局面，使三家《诗》辑佚重新回到《诗考》原先的框架中来，重视三家《诗》的主体地位，重视训诂材料。这些既有利于对三家《诗》的研究，也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解释诗篇。可贵的是，丁书还格外看重师法判断之事，这不仅与范家相同趣，而且开启了道光朝学者辑佚三家《诗》的路径。
乾嘉学者除对《诗考》做出订补，还专注于对《韩诗》佚文遗说的专项搜集。而这也是在《诗考》影响下展开的，因为《诗考》正是以辑佚《韩诗》见长。宋绵初《韩诗内传征》、沈清瑞《韩诗故》、邵晋涵《韩诗内传考》、臧庸《韩诗遗说》、严可均《韩诗辑编》和钱玫《韩诗内传并薛君章句考》均属此类，各具特色。宋书主张毛、韩同源且以毛为主，其对材料的取舍与考证均透露出“以韩复毛”的志向。沈书也主张毛胜于韩，其突出贡献是对《韩诗》著作的流传情况有所探讨，并能揭示出郑玄与《韩诗》的密切关系。邵书并未参考过《诗考》，完全是自作辑佚，虽晚于王应麟数百年，其水准却远不如《诗考》。臧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具备鲜明的校勘意识、辨伪意识和复原意识，不仅搜集遗说，而且努力复原出《韩诗》著作的本来面貌，此为前人所未及。严书在辑佚数量上成绩并不突出，但却第一次确立了《韩诗》的主体地位，认为韩胜于毛。其另一贡献则是开创了一套严整的编纂体例，要点有五：一是考文定字，以复原《韩诗》本经的文字面貌；二是重整篇次，厘分卷帙，以复原《韩诗》本经的篇卷面貌；三是分清传、说、章句等著作类别，以复原《韩诗》的传注文本；四是在韩说之外兼附齐、鲁遗说，由一家拓展至三家；五是将合于毛说的“古义”和不合毛说的“异义”相分离，以利于使三家《诗》与《毛诗》分庭抗礼。由于严书未经刊刻，因此这几点体例创新对后世并未产生实质影响，但它已相当稳妥全面，是后来著作所不能及的。钱书特色则是“考胜于辑”，在其案语中对诸多问题做出考证，立论精当，他人难比。
总结这一阶段的三家《诗》辑佚，可发现几乎都是在《诗考》影响下进行的，所采用的辑佚方法基本是据书定派法，整体的理论水平也较低。《诗考》校注补正一派出现了向《诗经》异文考证方向发展的“逆流”，险些背离三家《诗》辑佚的初衷；而专辑《韩诗》一派的眼界往往较为狭隘，也不能真正承担起三家《诗》辑佚事业的全部使命。这些均要等到道光时期才能得到解决。
（四）体系成熟期：清代道光时期
道光朝长达三十年，对三家《诗》辑佚来讲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产生的著作不多，而且仅有冯登府《三家诗遗说》、阮元《三家诗补遗》、徐堂《三家诗述》、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和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这五部书是以“三家诗”命名并以三家《诗》整体作为辑佚对象的，但这些著作都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他们的辑佚工作有些可追溯至嘉庆朝后期，例如冯登府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完成《三家诗异文疏证》，陈寿祺也是在嘉庆十四年（1809）以后着手对三家《诗》进行辑佚。但他们都与乾嘉时期的两大风向相异，既不专注于对《诗考》的订补，也不局限于对《韩诗》的专辑，而是直接以“三家《诗》”为辑佚对象。我们对此阶段辑佚情况的概述不再以著作为线索，而是以问题为线索，具体包括辑佚方法、编纂体例和观念倾向这三个角度。
首先，在辑佚方法上，此阶段从乾嘉时期过度依靠据书定派发展到以据人定派和据说定派为主，师法判断的成果日渐丰富，使辑佚范围大幅拓展，辑佚规模也远迈前人。冯登府早期成果《三家诗异文疏证》有正文和补遗两部分，前者所收皆为《诗考》材料，自然也以据书定派为主；后者所收皆为《诗考》之外的材料，便更多依靠据人定派和据说定派，所得师法结论达到41家。冯氏后期成果《三家诗遗说》在辑佚方法上与前著相近，得出师法结论多达84家。阮元《三家诗补遗》虽也靠据人、据说二法扩大辑佚范围，得出师法结论54家，但通过我们对这三部书的全面探查，会发现冯、阮在据人与据说之间更加依赖后者。而且在冯登府那里还经常出现辗转推衍的现象，即以据说定派的结论为依据再次运用据说定派法继续推衍出新结论。据说定派法在三种基本方法中的可信度最低，再经此辗转运用，其结论的真实性就更为难测。但幸好，在徐堂那里出现了一点扭转的迹象。徐氏几乎所有对据说定派法的运用都是以据书定派和据人定派的结论为出发点，据说定派的结论只能是推衍的“终点”，而不能是“中转站”。在陈氏父子那里，虽也有辗转推衍的问题，却并不占主流。甚至，普通的据说定派的结论也不再占据主流，据人定派法才是陈氏父子最为看重的方法，也是《三家诗遗说考》庞大体系的核心。
其次，在编纂体例上，大部分著作均采“三家分立”之体。这可以说是对《诗考》旧制的继承，但也有一些细节差异。由于师法判定方法上的落后，《诗考》虽采三家分立之体，却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有很多古代学者的师法未能判定清楚，故而要在三家之外附列《诗异字异义》，以备再考；二是据书定派法的局限，导致三家之中《韩诗》材料所得最多，占三家总数的九成以上，因此三家虽然分立，轻重比例却颇不均衡，造成《韩诗》独大的格局。乾嘉朝的两个主要取向便是由这两个问题引起的：对《诗考》的订补集中在《诗异字异义》部分，《韩诗》的专辑也蔚然成风。而在道光朝，这两个问题均得以解决。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采用据人定派与据说定派两法，大大拓展辑佚范围，《鲁诗》材料的数量终于赶上《韩诗》；冯氏还将《诗异字异义》删掉，形成“三家分立，《鲁诗》为主，不附异说”的体例特色。但在三家排列顺序上，《韩诗》仍在《鲁诗》之前。到阮、徐、朱、陈诸书那里，终于将《鲁诗》排在《韩诗》前面，以此方式对新的格局予以承认。徐书还发明了“三家总义”之体，可说是对《诗考》旧制的一种折衷。不过，在冯、阮、徐、朱那里，《鲁诗》确实超过《韩诗》，而《齐诗》均处在极其弱势的位置上。陈氏父子则通过对师法判定结论的改良，将大量《诗》说充入《齐诗》，以此形成了三家鼎立的格局。此阶段著作虽多将三家分立，却也有一个例外，即冯登府晚期所成的《三家诗遗说》。此书类似于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全书结构却更为清省，不再附列《文字考异》和《逸诗》。
最后，在观念倾向上，除冯登府和徐堂外，其余诸家都未表现出明显的偏向。即便冯、徐对三家《诗》有明显偏袒，也并非受道光以来今文经学思潮的影响，而是个人兴趣的自然选择而已。他们长期从事三家《诗》辑佚，感情所系，难免有所回护，亦属人之常情。
此阶段的五部著作中，冯、徐、朱三书都未经刊刻，阮书虽经刊刻，但时间甚晚，因此对后世的影响很是有限。而陈氏父子经两代之力共同完成的《三家诗遗说考》不仅得到及时刊刻，流布较广，而且其自身水准亦堪称登峰造极。
（五）补苴集成期：晚清民初
三家《诗》辑佚经历过道光朝的繁荣后，却在咸丰、同治年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消沉期，直到光绪朝才再次振起，延及民初。此阶段学者在新辑材料的数量上难以和乾嘉、道光两期相比，只能做些补苴或集成的事情。
所谓补苴，是指对前两期著作进行订补，蒋曰豫《韩诗辑》、陶方琦《韩诗遗说补》和王仁俊《韩诗外传佚文》是对乾嘉学者的补苴，顾震福《三家诗遗说续考》和江瀚《诗经四家异文考补》则是对道光朝学者的补苴。
所谓集成，是指以注疏体例对前人辑佚成果加以汇总，周曰庠《诗经三家注疏》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均属此类。二书在辑佚内容的拓展上贡献不大，其贡献主要在于通过新的编纂体例完成对三家《诗》辑佚已有成果的疏通串释。尤其后者不仅受乾嘉学风影响，表现出扎实的文献功底；也深受晚清今文经学思潮影响，对三家《诗》今文之学表现出近乎狂热的崇拜。《诗三家义集疏》刊刻于民国四年（1915），至此，过往的三家《诗》辑佚史终于告一段落，但这项事业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从《诗考》到《诗三家义集疏》所累积的一系列问题尚未获得真正妥善的解决，仍需今人再接再厉，将这一事业推向新的高度。我们只有对前人的成果与局限做好充分把握，才能重新开始新的征程。而这也正是本书最根本的写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