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文化典籍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与文明程度的标志。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良传统，譬如《春秋》《左传》《史记》等都是中国人精神文化成长的重要历史记录。文化典籍的编纂传承能够有效地增强民族精神文化认同和国家凝聚力。地方文化史志是国家历史文化典籍的细化和补充，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血肉神经与单元标本。《文化商丘》丛书编纂出版的目的就是从文化视角系统整理商丘地区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挖掘保护传承商丘地区优秀历史文化资源。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处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之一。商丘历史文化是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在商丘从无间断，这是商丘的特点和优势。

商丘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毛泽东同志曾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说过非常著名的两句话：“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三皇五帝，据《尚书大传》《风俗通义》等古籍记载：三皇即燧人氏，称燧皇，伏羲氏，称羲皇，神农氏，称农皇；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据史料记载，三皇五帝都曾在商丘及周边留下过足迹，其中“三皇”中的燧人氏、神农氏和“五帝”之一的帝喾高辛氏长期生活在商丘。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开启了中华先民的熟食时代和人类文明的新纪元，被奉为“人文始祖”。火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开启了人类的熟食生活，引起人类习性以至生理上的变革，从而使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有了火，极大地推动了氏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燧人氏被后人奉为火神，成为三皇之首。如今，位于商丘古城西南1.5公里处的燧皇陵就是历史的见证。

神农氏就是传说中的炎帝，也叫朱襄氏。《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朱襄氏受伏羲氏禅位而有天下。炎帝本为朱襄氏，因其开创了上古农业文明，被尊称为神农氏、农皇。在当时陈州的柘城（今商丘市柘城县），在县城东十里朱崮寺（今柘城县大仵乡朱堌寺村）有朱襄陵。所以可以得出结论“炎帝神农氏都于商丘”。

帝喾是五帝之一，也是“五帝”之首黄帝的曾孙，受封于高辛（今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故又称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史记·殷本纪》也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帝喾次妃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契就是商人的始祖，这也是《诗经·商颂》中所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这段记载说明，帝喾的两个儿子不和睦，日寻干戈，互相征讨，无奈，帝喾只好将他们分别分封到商丘和大夏（今山西太原），实际上阏伯与契为同一人（历史学家郭沫若考证），即是商族的始祖。到阏伯六世孙亥的时候，商部落已经比较壮大，生产出的产品自己用不完。亥聪明勇敢，服牛驯马以利天下，带着族人赶着牛车到别的部落进行产品交换，以物易物，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管子·轻重戊》记载：“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因此，商丘被称为“华商之源”。

商丘不仅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姓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据专家考证，商、子、汤、宋、戴、武、钟、殷、葛、穆等许多姓氏都发源于商丘。至今，商丘大地上仍然留存有燧皇陵、阏伯台、帝喾陵等文化遗迹，有力地证明商丘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商丘在华夏文明发展初期就具有重要的地位。商丘的历史文化伴随着华夏历史文化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沧桑，也是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地方代表之一。

商丘是春秋战国和两宋时期著名的“圣人之都”

华夏文化的发展在其核心地带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儒、道、墨等所谓的“诸子百家”，中华文化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鼎盛局面。春秋战国时期，商丘为宋国区域，宋国是“中华圣人文化”的源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四大学派皆出自宋国。诸子百家中，老子、庄子、墨子、惠子的故里，以及孔子的祖居之地，均在商丘及附近。这个时期的商丘被称为“圣人之都”，以商丘为轴心，辐射周边，在豫、鲁、苏、皖地域交汇处形成了“中华圣人文化圈”。

诸子百家中的这些圣人、圣贤都与商丘有着重要的联系。《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说明儒家文化的源头是商的始祖、尧舜时的司徒契。儒家始祖孔子的祖籍就在商丘，孔子“少居鲁，长居宋”，曾多次回到宋国，娶亲、祭祖、讲学，自觉继承了商汤“以德理政”的传统，形成儒家以“仁”为代表的思想。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是鹿邑人，长期在商丘一带活动。道家的另一位代表庄子，其故里就在今民权县境内，遗存有庄子井、庄子墓等。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是宋国人，长期奔波在鲁楚等地，曾做过宋国的大夫。名家的惠施以及融合道、墨两家的宋钘，均为宋国人。被西方学者称为“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诸子百家的儒、道、墨、名等或起源于今天的商丘，或与商丘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引领下，以宋国为中心，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中华圣人文化圈”，成为华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影响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

两宋时期的商丘古城，开创了中国华夏文化继春秋“百家争鸣”圣人文化后的又一座文化高峰。坐落在商丘的应天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难以超越，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此由求学到讲学，他继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志，以“天下为己任”，为北宋培养了大批国之重臣。

商丘是中国重要的古都城之一

商丘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其为“中国城建史博物馆”“中国天然城池博物馆”，建城历史可以上溯到夏商时期。文明的漩涡在不断地汇聚力量，发展壮大。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华夏文化的古都城主要分布在北纬35（°更准确地说，是在北纬34°至35°之间，大体相当于渭水和黄河中下游流经的地方）左右，即今曲阜、商丘、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天水一线，形成了夏、商、周三大文明板块。根据《史记》等传世文献记载，商族的早期活动地区就在“商板块”南部，其第一都城“亳”就在今天的商丘东南部。《史记·殷本纪》裴《集解》引皇甫谧语：“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这里的梁国、宋州都是指今商丘，谷熟是今虞城县谷熟镇。从传说中的帝喾都亳，到有文献记载的商汤都南亳，直到清朝末年，商丘的城市地位一直非常重要。商丘具备了作为“大古都”的历史、政治等构成因素，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都城之一。因此，中国古都学会在《2015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关于推进商丘市古都文化研究与发展的意见》中指出，商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之一。

商丘是历史上影响中国命运的战争事件的多发之地

商丘地处豫东平原，“广衍沃壤，则天下之膏腴”，襟带河洛，背依黄河，屏蔽江淮，历史悠久，素为中原门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楚宋鏖兵于泓水而定兴衰，汉高祖斩蛇于芒砀以兴义师，张巡拒逆于睢阳乃佑江南一隅。明清以降，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捻军均长期于商丘活动，为共和国举行奠基礼的睢杞战役、淮海战役都以商丘为主战场。在商丘的土地上演出过一幕又一幕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事，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平定汉初“七王之乱”，商丘成为稳固汉室的首功之地。汉景帝二年（前155），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提议削弱诸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于次年冬下诏削夺吴、楚等诸侯王的封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由于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清君侧”之名举兵向西。《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七国反叛，行至梁国（今商丘），吴楚先攻击梁国的棘壁（今商丘市柘城县境内），杀死数万人。梁孝王据守睢阳城，命韩安国、张羽为大将军，抵抗吴楚之兵。吴楚之兵无法西进，转而进攻周亚夫的军队。周亚夫固守壁垒，不肯交战，且暗中派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淮安境内），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兵大败，士兵多半饿死或逃跑，周兵率队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楚先头军被破，七国叛军阵脚大乱，兵败如山倒。由此足见梁国睢阳城在汉代军事地位之重要。

张巡血战睢阳城，使商丘成为佑护大唐复国的“江淮屏障”。天宝十四年（755）冬，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安史之乱爆发。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所部镇兵十五万众，反于范阳，“烟尘千里，鼓噪震地”。当时海内承平数十年，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所到之处，守将或不战而逃，或望风而降，京师震惊，唐玄宗被迫南遁。至德二年（757）安禄山死后，其子安庆绪继任并派出大将尹子奇率领叛军围攻地处睢阳渠要冲的睢阳城。太守许远自度实力不足以抗敌，就邀请当时据守宁陵的唐朝名将张巡来协助自己一起保卫睢阳城。张巡随即率兵三千入驻睢阳，与许远合兵一处，共保睢阳。睢阳为大城，城高墙厚，城内居民有数万之众，经过张巡、许远的战略部署，更为坚固，叛军多次进攻未果。《新唐书·张巡传》记载，当时睢阳城内粮尽，将士曾提议弃城东奔，得粮食后，与敌军决一死战；但张巡、许远以为睢阳是豫东门户、中州锁钥、江淮屏障、河洛襟喉，叛军据而有之，必将战火引向江南，大唐便失去粮饷供应。张巡、许远等人宁可死守也不愿弃城，可见睢阳城战略地位之重要。睢阳之战，从至德二年一月开始，至十月陷落，张巡及其部将保护江淮半壁江山免于战乱十个月之久。当时，唐王朝也仅靠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睢阳位于大运河汴河河段中部，是漕运重镇，如果失守，河运中断，后果不堪设想。睢阳城坚持十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朝廷不断获得江淮财赋的接济，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在睢阳城破前一个月已收复西京长安，在睢阳陷落十天后又收复了东京洛阳，叛军无力南下，唐王朝得以保全。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在《张中丞传后叙》一文中评价此次战役之功：“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淮海战役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战，商丘是淮海战役的肇始地和结束地。商丘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渡江两大战役的总前委所在地，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全中国的解放以至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48年11月6日，虞城县张公店战斗打响了淮海战役第一枪，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商丘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总兵站所在地，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是我党我军的大后方基地，是淮海战役的大本营。淮海战役总前委司令部就设在今睢阳区张菜园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人在张菜园村指挥了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商丘是对淮海战役支持最大、贡献最多、牺牲最重的地方，仅永城、夏邑两县就出动支前民工一百六十万人次，贡献粮食1.5亿斤，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内涵丰富。商文化、火文化、圣贤与名人文化等作为其鲜明代表，是中华民族诚信精神、契约精神、创新精神、拼搏精神、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商丘儒、墨、道文化的内涵着重体现了忠诚孝道、社会和谐、道德修养、礼义廉耻、理想人格、和而不同的思想品格。在商丘发生的历次重大战役中孕育了敢于担当、恪尽职守、坚守正义、英勇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气概。这些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相一致，成为中国历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华夏历史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地方文化典籍史料的搜集整理应该真实而全面

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的产物，中华民族有详细文献记载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考据发布的《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距今约已四千多年。《史记》首篇从《五帝本纪》开始，黄帝距今约五千年。三皇在五帝之前，燧皇位居三皇之首，学界一般认为燧人氏时代在一万年之前甚至在十万年前。商丘有全国唯一一座燧皇陵，是“中国火文化之乡”。所以商丘的文化史不应受五千年文明史的时间局限，必须广泛、全面收集整理文化史料，以传后人。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黄现璠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称为“黄氏三重证据法”。近年有叶舒宪等学者提出应用“四重证据法”研究文化史，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文字、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和民族学材料）、图像和文物。由于黄河改道泛滥等原因，商丘地区大量古代人类文化遗迹湮没于地下，不能因为暂时考古发现不够而否定文献记载、民俗活态文化的真实性；由于文明悠久而传播远阔的原因，不能因为某些文化资源在全国不具有唯一性而舍弃不做记载传承。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中原经济区的重大文化使命。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承担起传承华夏历史文明的责任，商丘人敢于担当。相信《文化商丘》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将裨益于传承创新历史文明，裨益于商丘精神文明高地建设，裨益于商丘又好又快跨越发展。

是为序。

中共商丘市委书记　王战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