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的巡礼

前面的几个章节我写得很是顺畅，趁着这个笔势我再写一些有关费尔南德的家庭和她幼年时代的情况。为了深入了解先人的过去，我引用了一些家谱和类似地方志的作品中收集的零星材料。关于近代的事，我依据的是米歇尔引述的费尔南德的回忆。父亲这一边的家族历史我知道得很详细。通过父亲对我多次重复的只言片语我可以约略估计父亲的一生，而这又与我自己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背景地点和我度过幼年时期的那些地区的描写也是如此。这些都跟我自己的回忆密不可分。接下来描述的绝大部分回忆对我而言却十分陌生。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加蒂埃（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都是这样拼写）是列日地方一个古老的家族。一个叫做里比埃·德·加蒂埃的骑士娶了依德·德·奥罗涅，成了一三六六年列日城的“当政主事”。这就差不多像是执政官，十四世纪城里双雄并立，一位凭的是“门第出身”，另一位靠着“闯荡事业”。加蒂埃家族最终也走上了大多数旧家贵胄所走的路：衰败没落。若不是一个叫做让·德·福尔威的人于一四二七年娶了加蒂埃家的一位玛丽小姐，承继了这个姓氏和族徽，那么这个家族就几乎湮没无闻了。这样一来，加蒂埃一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系，继续在列日这个奇怪的享有教廷爵位的领地上繁荣昌盛，一七八九年以前，列日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些人严格地在他们的阶层之内通婚，嫁妆一定是肥沃的土地，或者是有个父亲或叔舅，在主教府和市政府有影响力，能当后台。他们的财产光明正大地越滚越多。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户籍清单上还有福尔威这个姓氏。一五四五年出现了福雷马尔这名字，到了一七一四年才出现路易-约瑟夫·德·卡蒂埃的字样（从这时起，就用‘卡’这个比以前的姓氏更为典雅的字头了），这人是苏格松的领主，来自一个叫做蒙的村庄和一个叫凯尔舍拉德的地方，他又从一个姑妈那里承继了大福雷马尔领主的名号，早年间大福雷马尔曾是医院骑士团的封地。

可以发现这个家族里有许多成员先后或同时在做官：有爵位的市政长官，拥有高级、中级或低级裁判权的法官，首席法官，列日政府的终身议员，财务秘书，马克西米连-亨利·德·巴维尔主教大人的私人顾问，约瑟夫-克雷芒·德·巴维尔主教大人的私人顾问及财务总管，圣约翰天主堂及于伊圣母院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长老。在这些人中间，有五个人在十八世纪曾当过列日的市长，有三个还连任一次。一个世纪以前，这些荣誉也带来了危险：十七世纪，曾有五个列日的市长死在断头台上，还有第六个被刺杀。这些死于非命的市长都属于主张改革的党派。费尔南德的祖先属于拥戴主教的那一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官办事也不是轻松的差事。一六三七年，一个有爵位的市政长官据闻因参加了诛杀市长拉吕埃勒的密谋，而被聚集的人群撕成了碎片，据说造反的人喝了那个倒霉鬼的血，用牙咬下了他的肉。

说起一个家族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做一扇窗，通向古老欧洲一个袖珍小国的历史，那就毫无意义了。有人说，这个宗教气息很浓的城市是由传说中的圣于贝尔建立的，是查理大帝的家族发祥之地，对错暂且不论，我们总觉得查理大帝是我们的一位祖先。这城市紧密地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个法国气息很重的事件纠缠在一起，其传说丰富了我们的武功歌。列日似乎更像一个相当遥远的法国大城市。从一切看来我们都觉得，与我们的奥依语十分相近的瓦隆语（列日人不该抱怨，我对他们说，我只要跟当地的一个农妇交谈几句，我就觉得仿佛回到十三世纪了）；科明尼斯所说的“蠢笨的百姓”，他们暴躁易怒也开朗快活，虔诚笃信也反对教权，以自己居住的城市为荣，“因为每天举行的弥撒和罗马一样多”，在主教宣布把他们驱逐出教会之后，倒舒舒服服地过了五年好日子；十八世纪华宅高第的法国味道很浓的布局；格雷特里及后来的塞扎尔·弗兰克的音乐；宣布《人权宣言》引起的轰动；一直到泰罗涅·德·梅里古尔的大胆作为。我们很有理由把列日的居民区看做是巴黎圣安托万的延伸，而乌尔特省的首府列日正是由大革命造就的。

这里是对偶的历史背景中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对的是摩泽尔和莱茵地区。早在十世纪，列日就因这些文化达到了繁荣。象牙雕刻，珐琅工艺，《福音书》的印刷，卡洛林王朝及奥托王朝时的全盛时代。这里的艺术通过艾克斯拉沙佩勒与古代艺术相通，又经过那里与拜占庭互相联系，显然是具有帝国气象的艺术。风格高雅的圣巴托罗缪领洗池是一一一〇年刻制的，似乎提早了四个世纪，或晚了一千年。一方面，它为吉贝尔蒂雕刻的着衣或裸体圣徒奏响序曲。另一方面，刻在洗礼盆上的哲学家克拉东那肌肉发达的背部，使我们想起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浅浮雕。这是一个叫做勒尼埃·德·于伊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师法古人，又强烈地让人想到一个列日地方的哲学家，一个世纪后遥想古人，却因从阿那克西曼德、塞内卡以及迪南的大卫那里汲取了灵感，于一二一〇年在如今成为巴黎中央市场的地方被活活烧死：上帝是什么？是无所不包的心灵。自然，加蒂埃家的远祖与这个雕刻家和异端的精英毫无联系。他们顶多会为其中一人作品的精美感到诧异，也会被另一个人的思想激怒，如果他们有所耳闻的话。我提起这个作品和那人非同一般的命运，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在那些来自古代的粗大血管里的东西，流淌在我们误以为的顽固不化的中世纪。列日位于圣大阿尔伯图斯居住的科隆与阿伯拉尔居住的巴黎之间，常有教士和教廷人员来来往往，与罗马和克莱尔沃保持着联系，一直到十三世纪末，在思想交流的大路上，列日始终是个驿站。接下来两百年的内部纷争使城市力量衰竭，十七世纪又充满了社会动乱，耽误了这城的文艺复兴，只有几个意大利化的艺术家勉力维系一缕线索与文艺复兴的中心保持着联系。很早就有一些“大师”受到法国优秀的影响，正如同以后的启蒙思想照亮了逐渐形成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尽管让-路易，路易-约瑟夫，让-阿尔努尔和皮埃尔-罗贝尔在巴维尔家族的采邑主教宫廷里说的是凡尔赛的法语，但还是有一点点瓦隆地方的乡音，一直到旧制度结束时，他们的语调和气氛仍带有德意志小公国的愉悦古风。

被商人和银行家瞧不起的这些高门大户人家的子弟，都是，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都愿意成为领主、打仗的武士和教士。在中世纪，这些佩剑的贵族议事司铎触怒了科明尼斯。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一样，以自己的名衔、爵位、门第世系以及豪华贵重但毫无用处的那些玩意儿为傲，法国的高门绅缙当然也珍视这些虚华，但他们却没有学会按照法国的礼节规矩，说起来时面带微笑。这些贵族尽管跟富有的资产阶级联姻，后者也巴不得融入其中，他们还是形成了一个要保持某种现状以维持其利益的阶层，他们在“小百姓”面前施展手腕，就像在敌手前面挥弄武器一样。在比利时的其他城市里，我们时常感到（并非完全正确），尽管党派和阶级之间斗争激烈，贵族、豪绅、资产者和手艺人有时也结成共同战线：造反的大老爷们和乞丐军觉得得到了佛兰德平民的支持，他们也以此为荣。布鲁塞尔的百姓曾为爱格蒙伯爵的死而哭泣。这种短暂的神圣联盟式的冲动在采邑主教之间却没有发生过。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力量永远此消彼长摇摆不定，每一方面都总要争取外来的联盟。智慧和力量完全不起作用，或者只起破坏作用，使列日的历史成了政治动乱最好的例证，这就是城邦的政治历史中四分之三的时间内的特点，连虚有盛名的佛罗伦萨和雅典也不例外。

一三一二年列日的手艺工人把两百个骑士关在圣马丁教堂里活活烧死了，犯下跟奥拉杜尔一样的罪行。一四〇八年，让·德·巴维尔主教经过了许多周折，把手艺工人的领袖、他们的妻子和站在他们一边的教士都扔到了默兹河里。大人物一派得到了历代勃艮第公爵的支持，对后者而言，封建制度已经被日薄西山的灿烂余晖笼罩，把无限的回味留给了哈布斯堡王朝。而小人物的一派却相反，路易十一把他们当成了西方这盘棋里的过河小卒，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必要的时候让他们送命。当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逼迫法兰西这只狐狸目睹叛变的列日被洗劫，逃出来的小人物在阿登的旷野上，因“寒冷、饥饿和困乏”而死，或者被想回去求饶的叛变的老爷们绞死。里贝尔·德·加蒂埃和他的夫人伊伏特·德·吕坦冈无疑赞同这种清洗的办法，也许他们为勃艮第人把散布在树林中的“铁制风车”捣毁了而感到痛惜。这种风车的收益丰厚，是那个地区未来重工业的雏形。

在接下来那个世纪的动乱当中，宗教贵族忠实于外国主子，从而获益匪浅。瓦隆地区卫兵的长矛也许就是在列日铸造的。连奥朗日的纪尧姆手下士兵的长矛也如此。无论任何时候，武器制造商几乎公开走私。小人物一派忙忙碌碌，却没有卷入尼德兰其他地方的人民起义中去。佛兰德的命运还有待考虑。像黑死病一样的异端思想在列日人这里仿佛不像别处的毒性那么强：人们很快摆脱了再洗礼派那些扫兴的家伙，该教派的理论在穷苦人中倒很有吸引力。一个起义军的遗孀到斯特拉斯堡去，在那里嫁给了一个叫加尔文的人。一五八五年，让·德·加蒂埃续弦娶了市政府一位官员的女儿，巴尔贝·德·夏多。在婚宴上，男人们一定兴高采烈地评论安特卫普和莱克卢斯两地又被西班牙军队占领的消息；而女人们，我估计，关心的尤其是新娘子的穿戴装束。三十年过后情况相反，当让的儿子跟也是市政官员的女儿伊萨贝尔·德·斯克莱塞联姻时，与外国人关系密切或串通一气惹来了麻烦。尼德兰七省共和国的新教徒和想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国国王都收买争取小人物一派的支持。但小人物的首领们下场很惨。在订立《奈梅亨条约》时，谈判会议上拒绝接见他们的代表。主教最后赢得了决定性的一局，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之内占了上风。

在王公贵族和官吏的升沉起伏当中，就像整个的欧洲一样，洛可可风格的列日沉溺在专制体制和生活的旖旎温柔之中，过着积极的、相对平静的日子。戴着假辫子、穿着黑缎短裤的“希鲁”，不时地也要受到穿燕尾服或者工作服的“格里努”侮辱。手艺工人行业工会前期的活动归根到底也就是自相残杀，然而那种热情也已熄灭了。手艺工人为无产阶级所代替，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名字。显然，费尔南德家的历任市长心惊胆战要预防的火灾，就是这个充满了铁匠和武器制造工匠的城市里发生火并。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个烫着他们族徽和市徽的煮沸皮桶成了他们的标志，当火灾威胁着工场、贫民窟以及富裕人家的华宅时，就用类似的桶运水救援。我参观这家族的一个城堡时，有人还把几个这样的皮桶给我看过。可以估计到，路易-菲利普，弗朗索瓦-德尼，让-阿尔努尔，皮埃尔-罗贝尔和让-路易也曾竭尽心力扼杀从法国传播来的新思想，因为那些思想会燃起小人物一派的怒火。

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现实的利益迫使小人物和大人物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保持一种怀有敌意的共生关系。如果没有武器制造的产出，主教只是个人微言轻的亲王，他的财务总管让-阿尔努尔也不知道如何装满钱柜。然而工人的生计也全靠着生意兴隆，也就是说要看时局的发展。七年战争中需要火枪，卡尔杜什在大路上抢劫旅客，维特打碎自己的脑袋都要用轻便手枪，还有绅士们在布鲁塞尔的客厅里耍弄着带有镂花圆头的细瘦长剑，大家的生计都取决于有人来买这些武器。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了两倍，手工业的产值和货币都大大增加，可以补救各式各样的弊病，伏尔泰反映出了人民的声音，反对教会规定一些不许工作的节日，剥夺工人天天工作的权利。发展工业包括制造火器都会带来利益，这成了会惹恼不少人的世俗教义。让-阿尔努尔和皮埃尔-罗贝尔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

渐渐地，随着局势的自然发展，这些经营企业的贵族与富裕的资产者区别越来越小了。从法国吹来的风将把他们的封建权利扫除殆尽，但其实很久以来，领主们的财富取决于从农庄主那里得到的优厚分成，而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直接取自地租。也是很长时期以来，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把他们的资金投在工业和贸易上，同时也通过银行家的经营周转进行投机活动。从十八世纪开始，使用煤炭越来越普遍，这样也逐渐使半手工式的制造业转变为大工业。第一批高门大户人家在他们那毫无出产的牧歌式的田园牧场底下发现了煤田，他们的高兴劲儿肯定跟拥有一口油井的得克萨斯农庄主或阿拉伯王子一般无二。时移事易，在这个越来越热衷于贸易买卖的比利时，某一个卡蒂埃男爵当上了企业家，另一个卡蒂埃先生荣获工程师的头衔，一直受到重视的贵族身份更多地是保证在行政参议方面得到一个好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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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年，我的一个远房的外祖路易-约瑟夫·德·卡蒂埃，由他的夫人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襄助着，把当年医院骑士团在福雷马尔的封地遗址改造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宜人住宅。他的夫人是市政长官的大书记官兼列日大法院的首席书记官吉列·杜萨尔的女儿。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很有意思，就像是一种动物在很久以前与它们同属的另一种动物废弃的窝里住下似的，这是些半修士半军事的大社团留下的空壳，当年那些人耀武扬威的时代已属遥远的过去。蒂埃里·德·福雷马尔、康拉德·德·隆山，纪尧姆·德·福雷马尔、医院骑士团和圣德尼宗教事务委员会离路易-约瑟夫已很遥远，比路易-约瑟夫距离我们更遥远。那时还没有到关注中世纪的前浪漫主义兴趣蓬勃流行的时代，哥特这个在以前有些贬义的词，如今已开始烘热了人们的想象力。不知路易-约瑟夫和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的清梦是不是曾被身披红色十字的骑士的幽灵打扰过。

福雷马尔城堡全景图是一个不爱惜艺术品的人从一七一八年出版的豪华书籍《列日地方撷英》中裁下来的，放在一个镀金的玻璃框里，是费尔南德留下来的一个稀奇古怪的遗物。我在那上面看到一个有圆形塔楼的城堡，就好像在荷兰时常见到的那样，似乎比建造的时间还早了一个世纪。当地的泥瓦匠比他们在法国的同行滞后许多。而花园却相反，就像当时所有的花园一样，模仿着凡尔赛宫的花圃。北面的围墙也许就是当年封地的断壁，拐角上还有昔日里的瞭望楼。另一方面，城堡坐落在小山上，通过一片果园、葡萄园和庄稼地连接着默兹河。一个庞大的谷仓和一个保持中世纪风格的小教堂在城堡的两边作为辅翼。一条小路直通默兹河。在陡峭的河岸上有二十来座尖顶的房屋，其中有些泥墙里镶着木头柱子，构成了大福雷马尔村，两三只小船泊在水面上荡悠。人们如果想到对岸的圣朗贝山谷修道院去就可以乘这些船。当然，那时候修道院周围还没有如今这些乱七八糟的厂房。人们也坐着这些船去垂钓，或者乘坐它们沿着一个叫做乌鸦岛的树木葱茏的小岛去捕鱼猎鸟。如果穿过村子和城堡北面那草木繁茂的小山，再走几公里就可以到达通厄伦，这是当年比利时高卢的首府。再过去一些，就是林堡采邑主教领地的边界了。

让我们考察一下那些水边的住所。对于十八世纪的雕刻家来说，这些房子使风景更加秀丽。它们比路易-约瑟夫城堡和在它以前的医院骑士团的领地更值得尊重。二世纪初本地还不知道基督教的时候，这些房子就存在了，只不过更加矮小，房顶上铺着茅草。有一个老兵拿着刻在铜牌上的退役证，到这里来终其天年，后来这个人在默兹地区声名昭著。他服役时曾驻扎在一个岛上，那个岛就是以后的英格兰。他的退役证上标明的日期是图拉真统治的最初几月。我估计他所在的部队从海外回来就是在科隆登陆的，那里是下日耳曼军队的集结地，图拉真将军就在那时收到了他的侄子哈德良快马加鞭带来的要他继承帝位的消息，他的这个侄子是一位前程万里的青年军官。人们可以想象到，那老人坐在一群光着屁股在草丛中打滚的孩子中间，一遍遍地叙说当时的景象。给军队分发了啤酒和银钱，士气高涨，欢呼雀跃。那青年军官还没有从奔驰的激情中回过神来，就开始诉说驻扎在特里尔摩泽尔河岸的敌人给他设下了埋伏，但被他凭着机敏和二十岁的血性击溃了……要是那些偶尔途经科隆的旅客说得没错，这位青年军官后来也成了皇帝，从罗马新铸的钱币上可以看到他的侧面肖像。至于图拉真，打了无数的胜仗以后就死了……那个通厄伦人打击与他们为敌的蛮族，取得了胜利时，大概参观过整个城市……于是，他就夸大其辞地描写那高大的平顶房屋，宏伟的寺庙，车水马龙的大路，商品齐全的店铺，要价太高的姑娘，大兵们只凭军饷不能染指，还有人与兽、人与人、兽与兽之间的野蛮游戏，这是他一辈子看到的最好看的表演。腿脚不灵的老兵艰难地站起身，想到如今他已扛不动沉重的铠甲装备，他从百夫长那里学的拉丁文也差不多都忘了。不久，在漆黑的夜里，他会从纤道潮湿的泥土里听到追索生命的魂灵在骑马奔驰，还有猎犬的吠叫声，它们将把死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不要以为我尽说些题外的话，路易-约瑟夫和他的继承人当时就喜爱收集古董，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品位高雅的标志。他们一定曾经毕恭毕敬地摩挲着那些园丁松土时挖到的小玩意：生锈的钱币和红色的陶器碎片，上面有朴拙刻板的浮雕，然而却很精美，高卢罗马时代的穷人就用这种陶器吃煮蚕豆和大麦粥。他们引用从学校学来的拉丁文诗句，因为记不清了，稍稍有些残缺不全，不时对光阴的飞逝、帝国的衰亡以及贵族的式微发出些老一套的感慨。现在也轮到了我在这里做同样的事。然而，说些老生常谈总比转过身闭住眼不看要强。

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要规规矩矩地完成城堡女主人的义务，就得时不时下到村子里去，拿几件旧衣服、两三口酒和一碗强身的药粥送给一个病人或产妇，在泥泞的小胡同里，她得把裙子提得高高的，那里有母猪在吞食垃圾，母鸡在肥料堆上啄食。路易-约瑟夫有时候拄着他那银头的手杖敲响一个身份比别人高的农民的门槛，这人能代表福雷马尔的平凡百姓，正如这个大贵族在列日一呼百应，所以套个近乎还是合乎策略的。小型工业在这里立定脚跟，期望着发展壮大。让-路易把资金投在一家制造缝衣针的工场里，还打算开发一个采石场。在村子和城堡之间有些微的不满和仇恨（稍后就会看到例证），有时候也有共同的利益和宽容，甚至超出了阶级界限的同情。例如假如先生亲吻了一个漂亮姑娘，太太出于激愤，会把她的不安私下告诉女管家。大家一起在教堂里祈祷，虽然路易-约瑟夫和他太太的板凳摆在特殊的位置，当然还绘着他家的族徽。

大家一起沿着栽满芬芳枝叶的大路参加圣体瞻礼节的游行仪式，每个人按部就班，站在该站的位置。夏天，山上山下绿荫婆娑果实累累。接着，收获葡萄和用葡萄渣制作饮料的时节到来了。比起来这种饮料，先生更喜欢勃艮第的葡萄酒。到了秋天，城堡和村子里的牲口棚里都传出杀猪的嚎叫，从每家厨房的灶堂里升腾起火腿的香气。狩猎得来的野味充当谈话时品尝的点心，在先生家里是用银盘子端上来的。他们还另外有大的托盘，端到临水的房子里去大吃大喝，食物就是偷猎或偷渔得来的，也能成为吹嘘的谈资和绝妙的故事。我们生活在圣于贝尔的国度，这个残酷的猎人看到一只鹿含着眼泪朝他走来，鹿角上还挂着一个基督受难像，所以才改宗皈依了基督教，现在却变成了猎人以及跟班猎犬的保护神，有点像法庭上挂在法官旁边的十字架。谁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颠倒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讲究，先生和太太不得不用一个善于烹制调味汁的法国厨子掌勺，但厨房里打下手的男仆女仆都是本地人，对精美菜肴的追求上行下效。在城堡的饭桌上，本堂神甫哀叹必须解散尚代尔圣母院的乡间社团，那里的收益差不多全花费在吃喝上了，结果酒宴不断，招人议论。先生和夫人答应和他一起谴责村民贪馋饕餮的恶习。

采邑主教显然曾经抽出时间去看望他的私人顾问，这是礼节，再说他的避暑宅子在塞兰，如今成了克科里工厂，去一趟很方便。一个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第一辆机车就是在那里诞生的。无论是城堡里的老爷，还是他花园里的树木飞鸟（高高的炉子很快将在那里日夜燃烧），都没有想到采邑主教的拜访，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曾在这里徜徉的史前巨兽会把它们的足迹和骨殖留在大河的泥泞里，对我们来说只比一八三五年的火车车头更古老一些而已。在这个世纪，来游玩的贵宾很多。斯帕就像这个洛可可风格贵族领地中的摩纳哥，以它的温泉休养地特别是它的赌场吸引了上流社会的人物，城堡的老爷从中拿走十分之一的捐税。可以估计到，某个从巴黎来或是到巴黎去的显赫过客，取道那慕尔的大路，在福雷马尔歇脚让他们的马匹喘一喘气，同时从当年的市长及其私人顾问那里得到饮料和殷勤的致意。

在这些旅客当中身份最为显赫的行路时隐姓埋名，将近一七一八年，彼得大帝尽管穿的棕色衣服没有领子也没有袖子，假发上也没有扑粉，但却是个专制君王，他的脸时而抽搐一下，显得捉摸不透而又阴森可怕。市长必然让这个人参观了全城所有的工场。彼得大帝利用他旅行的机会推动俄国的工业化。这位木匠出身的君主把他的儿子处死了，认为他保守落后，其实他本人更像一个拿刀弄锤的匠人，跟他那些胆小怕事的继承人不一样，后者都死在叶卡捷琳堡的一个地窖里。到一七七八年，法尔肯施泰因伯爵，也就是自由派的君主约瑟夫二世又是一个来参观工场和收容院的尊贵客人，他也让主人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他姐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出言无忌和胖妹夫的懒惰麻木已占了他不少的心力。再早一些，哈加宫的伯爵，就是意大利的供应商一边叹气一边说的“买的东西多，付的钱少的那个人”，别称古斯塔夫三世，生来擅长艺术和寻欢作乐，他到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化装舞会去，在那里，一发火枪子弹穿透了他的化装上衣，打中了他的肚子，正倒下时被他的心腹冯·艾森扶住了。在这些到福雷马尔留连踟躇、欣赏美丽景色的旅客中间，我要配合其堂皇的派头，隆重地提到一个塞伽尔骑士，又名贾科莫·卡萨诺瓦，他曾有好几次匆匆穿过列日城，最初是骑马飞驰而过，因为他得了花柳病，急着要到德国去找一个好大夫。后来就更为匆忙了，他要让他的新情妇-一个十七岁的布鲁塞尔姑娘逃脱她家里人的追逐。

姑且先不说那些顺乎常情的过客，人们肯定地说十八世纪这城堡曾有两次被外国军队占据过，但说不准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波兰王位继承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还是在七年战争时期发生的，也说不准占领者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为英国国王陛下服役的汉诺威人还是法国人，但那是个连打仗也讲究分寸的战争年代，住在城堡里的那些先生行为举止显然还规矩有礼。也许几个汉诺威人用羽管键琴为城堡女主人吟唱拉莫的乐曲伴奏，还有几位微醺的火枪手在路易-菲利普或者让-德尼划出来的甬路上跳舞，他们以为这些甬路还能留存一百年哩。至于社会底层，在郁金香方方的时代，他们习惯于打家劫舍，或多或少用暴力手段把姑娘抢夺过来。

有关另外一个路易-约瑟夫或让-巴蒂斯特，福雷马尔城堡建造者的儿子或孙子（我手头的文件互相矛盾，必须作许多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明确答案，这并不值得），从传说中我们可以知道三件事：他是一个鳏夫，当上了圣约翰教会的土地资源议事司铎，这也就是说他可以经手该教会的收益。他对文学的兴趣很浓。佃农恨他，他死的时候农民额手称庆，狂欢了好几天。文学方面的兴趣似乎不能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说明他的人品。姑且就叫他让-巴蒂斯特吧，当然很容易重新整理一下他的藏书，无论是在福雷马尔城堡的还是在城里他的教堂附近某处住宅里。所有拉丁文作者作品和一些希腊文作者的书，虽然这些大概都是经达西埃夫人翻译过来的。有具备神学知识的司铎的必备读物和教文著作，如果这位让-巴蒂斯特的思想很深刻，他就有莱布尼茨和马勒布朗什的作品，但决不会有斯宾诺莎，后者被认为过于亵渎宗教。有路易十四那个世纪所有大作家的作品，加上有关纹章学的论文和一些游记。在当代作家中，也许有丰特奈尔，让-巴蒂斯特·卢梭的《颂诗》，伏尔泰的优秀作品，例如《高雅的庙堂》或《查理十二的历史》，一定会有他的《悲剧集》。如果司铎还关注那种恣肆放纵的文学作品，而且觉得卡杜尔和马提亚尔还不够劲，那么大概有毕龙的作品，以及精装的《童贞女》，在书脊上端端正正地印着一个严肃的书名，但也许没有《天真汉》，这部作品显然是超出底线了。这些优秀的作品，连同其中的爱情作品，培育了那些有识之士，使他们摆脱了当时的偏见，教他们为自己去思考，有时候要为反对自己而思考。这些品味高尚的人遇到不幸时，用塞内卡的作品安慰自己或是用拉辛的“人心精微”来教育自己，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但时常阅读这些作品只不过证明了受的是一种合乎规矩的教育，能够在饭桌上引证贺拉斯和莫里哀，在不容辩驳的权威底下加上一点人情事理的评论，并且能够像一个深知底细的人那样谈论家谱世系和当地的历史。

农民们对让-巴蒂斯特的仇恨也并不能证明什么，他也许是个贪婪小气或者粗鲁凶暴的主人，不仅是一个自大傲慢的绅士，还是一个高傲镇静的教士；也许正相反，是个循规蹈矩的地主，但冷淡孤介，缺少能令无赖恶棍都显得面目可亲的圆滑变通。不管他生性如何，一想到这个垂死之人从打开的窗户里听到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引起了欢笑和喧闹，我还是对他充满了怜悯。这个让-巴蒂斯特好像跟他的亲人和佃户相处得都不好，他把福雷马尔城堡留给了他的两个女管家。有关十八世纪一位议事司铎的传言，引出了两个戴着齐楚的头巾、穿着长袜的可爱女性，她们每天早上给慈爱的主人送去巧克力。但是波拉埃尔家的两位小姐也许已经超过了给教士做女佣的年龄，而且道德操守很严。她们的名字只在福雷马尔城堡主人的名单上匆匆出现了一段时期，血缘上的继承人用了一点手腕又把所有权收了回去。作为交换条件，她们大概得到了一些现款，买了一所长满忍冬的小白房子，或者在她们以前的相好里各自选择了一个丈夫。这些事都说不准的。

但这城堡不久就脱离了这个家族。一七五三年列日的市长弗朗索瓦-德尼，他的妻子让娜-约瑟芬是荷兰海尔德斯王室顾问团主席的女儿，他们没有孩子。他死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善心，也许是因为对他兄弟那一房人的憎恨，把城堡赠给了圣米歇尔儿童福利协会。大革命到来了，圣米歇尔儿童福利协会的资产并入了列日收容院，收容院又把城堡卖掉了。以后，城堡先后落入两家人的手中，随后，强有力的煤炭公司这一至今还在本地称王称霸的财团买下了已经残破不全的城堡。可以肯定地说，一九四五年有些从东部地区逃亡过来的人整个冬天都在废弃的城堡里扎营，睡在拼花地板上，在没有生火的绘有族徽的壁炉前冻得发抖，或者至多用从花园里捡来的一把枯枝点火取暖。

一九五六年，当我到比利时小住时，还留在手中作为纪念的雕版画激起我去看一看福雷马尔的愿望。一辆出租车载着我从列日出发，穿过关厢地带工人居住的一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街。那里一片灰黑，没有一根草，没有一棵树，我们到达了一条街道。只有熟视无睹和漠不关心才让我们相信这里是住着人的（住的不是我们这类人），当然，我在二十来个国家里也见过与这相仿的，跟二十世纪的劳动适应的住处。默兹河岸的美丽风光已全被遮挡住了。重工业把大河和工人区之间变成了一个地狱。十一月的天空是个肮脏的锅盖。司机问了当地人之后，把车停在一座花园遗址打开的栅栏门前面。园子中间有一堆石块和瓦砾，表示那里曾有一所房子倒塌了，只留下了令人诧异的断壁颓垣。一条考究的楼梯搭在一段横梁上，通向已经消失了的二楼，那横梁又岌岌可危地由塌陷的承重墙支撑着。台阶已经缺损，但十八世纪的铸铁扶手栏杆还很完整。几个星期以前城堡被卖给了一个拆房的商人，能卖和能运走的东西都星散了，这个扶手栏杆显然是留在这里，等着把它买到手的古董商运走。我正好在拆房结束的这一天到来，等待着我的是比拉奈兹的木刻上那么一幅景象。这断成一截的楼梯欢欣鼓舞地直指天空，那位司铎如果看到这个场面，肯定会觉得是个象征。

绝大多数的领地破败时景象都很悲惨，露台和花园都没有了，就像纯种的骏马，变成了要送去屠宰的骨瘦嶙峋的老牲口。据说，花园要改成一块街心绿地。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经市政府表决建造的街心绿地都难免会变成停车场，这是一条规律。我不仅痛惜这所房子的下场，以及园子里五棵一丛的树木，还痛惜整个一片土地，遭受到工业的蹂躏，就像经过了兵燹。福雷马尔的水和空气也像匹兹堡、悉尼或东京一样，受到了致命的污染。我想到那个古老村落里的居民，受着大河里突然而至的洪水威胁，河岸还没有规划治理过。村民们由于无知，也污染了土地，浪费了资源，但他们没有有效的技术加剧这个过程的迅速发展。他们把便盆里的东西、宰杀了的牲口骨骼以及鞣制皮革的肮脏废物都倒到河里；他们却还没有向里面扔有毒甚至致命的副产品。他们过量猎杀野生动物，砍伐树木。然而他们的这些破坏比起我们来则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制造出了一个动物和树木都无法存活的世界。当然，他们在忍受痛苦，十九世纪的那些天真的进步人士以为那些痛苦都永远成为过去了。歉收的时候他们缺少食物；丰收的时候又吃得撑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程度。他们却没有沦落到吃含有潜在毒素的变异食物。有很大百分比的幼儿不幸死去，然而在自然界和人类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平衡，他们没有人口过度繁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引发的全面的战争，使个体失去尊严，腐化了整个人类。他们时而遭受暴力入侵，但却没有无休无止地生活在核威胁当中。他们受到自然力量的限制，但还没有受疯狂生产再愚蠢消费这个怪圈的制约。在不到三、五十年前，从牲口的生活过渡到在白蚁窝里熙熙攘攘的昆虫生活，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仿佛是个不容争辩的进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

一九七一年，我突然想要到列日的一家博物馆去看看福雷马尔那个老兵的证明文件，同时也再次参观一下那个地方。这一次，是五月的一天，却早早地像入了夏那么炎热。离工业区还有一刻钟的路程，司机就劝我关上车窗，防备漫天发臭的黄色烟雾。谁都知道，不习惯的人就得防护一点。道路上的工程使我们不能从福雷马尔地区穿过，但有人告诉我正在酝酿一个抵制工业发展的计划。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里谈不到，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土地并购的典型现象，与中世纪封建领主的所作所为并无两样。向对岸喷火的恶龙吞食了面前更弱小的族类。离福雷马尔不远的老山煤矿已关门大吉，改变了用途的建筑物就像黑色魔法师的宫堡，在《帕西法尔》剧终的时候，颓然倒塌。远远望去，这个被十九和二十世纪一连五代人的贪欲及缺乏远见所侵蚀的场地，整个还保留着《列日的乐景》雕版画上的模样，甚至也许，那退伍老兵时代的模样，沿着大河和高高的丘陵之间曾有过人烟，其遗迹仍依稀可辨，没有被工业发展所破坏。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决定全面使用碳氢物质，在利用这种能源的同时，人们贪婪地滥用了这种物质的威力，走上了一条不能逆转的道路。煤是从人刚会思想的时候算起百万世纪以前枯死的森林变成的；石油是油母页岩分解生成，或由百万亿微小动植物缓慢演化来的。就是这两种物质，使我们原先慢悠悠的历险变成向末日冲刺的疯狂赛马。在这两种危险的燃料中，煤炭首先占了上风。我的故乡里尔地区和与我母亲的两个家庭有联系的两个城市，偶然有了煤，就被糟践得面目全非。福雷马尔城堡当初是“列日的乐景”，那一天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样板，证明我们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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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十八世纪初叶，我的一位远祖，福雷马尔城堡主人的亲戚，生于一六七七年的让-路易·德·卡蒂埃，结了一门亲事，使他来到了埃诺城。他娶的是纪尧姆·比尔甘或者纪尧姆·德·比尔甘的女继承人（墓碑上没有刻“德”字）。比尔甘是桥头马尔西安，山上马尔西安和比乌尔几块领地的领主老爷，开着铁匠铺，还是奉国王旨令管理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之间所有森林的执法官。从肖像上看，这位有钱人是个美男子，尽管肖像也许美化了他。他戴着浓厚的假发，身披路易十四太平盛世年代流行的锦缎大氅。家里传说他的祖先在他以前就经营锻造铁器的行当，那是一个高贵的职业。其中一位祖先还给查理五世打造过一副胸甲和一把宝剑。这很有可能。这位在根特地方占有领地的查理经常让奥格斯堡给他供应武器，但大概也时不时到荷兰的制造商这里来订购。比尔甘的妻子玛丽-阿涅斯穿着锦缎衣裙，体态稍显丰腴。她出身于自中世纪以来就在埃诺和阿图瓦两地树大根深的家族。巴扬古这个姓氏是兰达斯地方的领主，从罗戴尔时代起，就出现在出资建造教堂的行善名单当中。另外一个年代较近的祖先在那名字后添加了“短脖儿”这个外号，据说是在克里西战场上得来的。那是我们从遥远的百年战争图景中隐约窥见的一摊血肉模糊的泥沼。法国在这里打了败仗，骑兵误把自己的步兵践踏致死。如今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这个地名只不过是一种肉汤的名称罢了。但是，如果到格洛斯特郡的杜克斯伯里修道院，看到参加过克里西战役的休·勒德斯宾塞爵士和参加过普瓦提埃战役的他的儿子爱德华的坟墓，那战争的场面就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了。石像上的爱德华双手虔诚地合在一起已经有六百年，石头上画着他明亮的黑色眼睛，小胡子兜在锁子甲里，有一种野猫一般残酷的快活神气，那是在封建老爷们的面相上经常见到的。萨谢弗雷尔·西特韦尔说这一形象仿佛“突然被揭开的往昔给了我们一记重击”，真是一语中的。应该想象到，外号“短脖儿”的博杜安·比尔甘就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人中间，应该是膀大腰圆，长着一双蓝眼睛。

继承了比尔甘和短脖儿巴扬古遗产的那个姑娘带来的嫁妆中不仅有大片的领地，还有一座差不多全新的城堡，那是十七世纪在马尔西安建造或者修葺的。按照这家的传说，身兼列日市长和市政顾问的让-路易只不过把这份地产当作临时的落脚地罢了。然而他的后代却在那里安了家，最后还把这地产的名称加在他们的姓氏上。接下来的让-弗朗索瓦-阿尔努娶了宾市首席审判官的女儿，他一辈子的伟大事业就是要弄清楚他能不能受邀请当上里涅亲王的座上客，后者是比利时外省最显赫的人物；还有能不能接到荷兰总督洛林的查理的召唤，去参加在他马理蒙领地上进行的野鸟围猎。在围猎期间，让-弗朗索瓦-阿尔努向年老的上司女伴大献殷勤。那是好好先生查理的情人，外号叫“线团”的默兹夫人。她的到来使马理蒙的山水生辉。她每年能得四万里弗尔作为她自己的私房钱，而一个泥瓦匠一年才挣两百。这位好心肠的贵族老爷，只对轻薄浮躁、到处蹭食的人才疾言厉色，自己却忍受着屁股和大腿长满脓疮的痛苦，这是他的日记上揭露的。一七八〇年，腿上的疮让他送了命，所有人都为他痛哭不已。奥地利属荷兰的洛可可时代末期也沾染了当时佛兰德附庸风雅的年轻画师的静物画上黏黏糊糊的回味。他们画的是水果，结着硬皮的鹅肝酱和放在珐琅托盘或土耳其毛垫上的野味尸体。

一七九二年，马尔西安领地的主人是皮埃尔-路易-亚历山大。四十多岁上娶了大概比他小十多岁还带着五个孩子的安娜-玛丽·德·菲利帕尔。迪穆里埃的军队受到瓦尔密战役的鼓舞，越过了边界。城堡位于战略要冲，马上就被占领了。北方军队的特派员圣茹斯特就是在这里起草了他给罗伯斯庇尔的绝大部分报告和信件。年轻特派员的忠义之心大大促进了那些无套裤汉的爱国热忱，于是在这里的平原和河流沿岸又搬演了大规模的历史事件，仍然是法国国王的军队和对手之间来来往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拉锯战。然而共和的思想意识使这次入侵有了新的意义。旧的世界崩溃了，列日的主教塞尔西希姆谨慎起见，离开了城里的公馆，搬到默兹河畔于伊镇一个堡垒去。从巴黎来的消息把那些心里或利益上与旧制度紧密相连的人吓得面色苍白。皮埃尔-路易和安娜-玛丽作为房子被敌人占据的房东，过了两年困顿疲惫的日子。在一个小教堂的夹壁墙里藏着一个神甫，得给他秘密地送去食品，同时把屎尿倒干净，也许还有人夜里来祈祷。比利时公民德·卡蒂埃大概有许多次冒着危险向法国军官和可怕的特派员告发法国军队打家劫舍。安娜-玛丽大概也有许多事情要做：防备孩子们泄露机密，尽量保护女仆免于法国士兵的骚扰，也许还由唯一的仆人帮着，偷偷地照顾在热马普或是弗洛吕被马刀砍伤的一个叫做凯塞里克的人，让他藏在一个谷仓里。

就像跟我同时代的法国人一样，我从幼年时起就非常崇拜圣茹斯特。我曾经长时间地留连于卡纳瓦莱博物馆，端详这位毁灭天使的画像，那是一个无名氏画家的作品，但却像格勒兹笔下的人物一样，有一种温馨的魅力。他美丽的脸庞两旁披拂着卷发，女人一般的脖子周围，纯净无瑕地围着一大块精致的围巾，在我对罗伯斯庇尔的这位桀骜不驯的朋友的崇拜里，相貌是关键因素。从这时起，我的想法改变了：对他的悲伤怜悯取代了以前的崇拜，他在成功前就速朽了。圣茹斯特十八岁时，是个外省到巴黎来胡闹的普通淘气鬼。他母亲忧心忡忡，要求把他关进皮布斯少年管教所。他就在那里写出了那个世纪最平庸的情色作品《奥尔刚》，整个是拙劣地抄袭了他在中学偷看的全部禁书。二十二岁，他在布雷朗古的住处远远地热情澎湃地跟随着大革命初期的脚步，二十四岁他在精神上变成了“不可腐蚀者的地狱伴侣”，他是给在汹涌的云团中打出雷鸣电闪的阿拉斯的马克西米连提供建议和支持的不朽搭档。他那似是而非和铁面无私的论断让路易十六掉了脑袋，把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成员的头颅推进了断头台下面的柳条筐子。他也干掉了卡米尔·德穆兰，这个巴黎小伙子曾经是他的朋友，但反对他的很多观点。他是莱茵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特派员，负责清除怀疑派和温和派，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冷酷无情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打击。到了二十六岁，尽管一连三十六个小时等待着死亡，却还保持着高雅的风度，燕尾服和灰色的短裤都整洁笔挺，无懈可击，只不过飘拂的长发剪掉了，耳环也取了下来，白围巾没有了，露出了美丽的脖颈，显得有些凄凉。他在坚韧不屈地等待轮到他上断头台。在他前后的是他的同事，腿脚已不灵的库东和他的上帝，下巴已被打碎的罗伯斯庇尔。

这些被魔鬼附了身的人一生的命运值得仔细观察。然而着魔并不总意味着天分和超凡脱俗。在这个才能如此之高的小伙子身上，除了宗派主义外，没有任何迹象表示了那个世纪，甚至那十年的开放精神。他的演说里充满了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像是给事实穿上了格言的束腰紧身衣似的，再加上他长得漂亮，在文学家的眼里，就成了年轻的天才政治家的理想形象。他所吹嘘的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觉得恶心的东西，在所谓强权制度下大肆破坏，最终分崩离析。巧妙地维持互相的不信任，这样就可以停留在战争状态，而战争状态又有助于决定采取更极端的措施。这种理念使他恬不知耻地向罗伯斯庇尔提出建议：“不要过分地赞扬我们的胜利。”集中化的方式有可能削弱甚至失去制度的敌人，取消社会提供给自己以弥和不公正的小小福利保障，再加上傻瓜白痴总会接受的保险。这些可恶的措施成效显著。在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控告期间，这位《奥尔刚》的作者在“普罗旺斯兄弟”吃晚饭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管怎样，对王后提出的那些肮脏的诉讼有助于“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从他年轻的嘴里吐出来的这种虚伪的道德就是革命发出的臭气。粗线条地看过了遥远的普卢塔克笔下共和派人物，也看过马里-约瑟夫·谢尼埃写的那些古典悲剧以及弗洛里昂先生的有关罗马人的小说，显然，他了解理想的人道主义，为了这个，他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准备“牺牲十万人的头颅，其中也包括自己的”。所有壮年早逝的人，在历史面前总戴着一副青春的面具。谁也不知道某一个政客是不是年轻的满脑子暴力想法和满嘴浮夸言辞的圣茹斯特又重生了。我们并不能很容易地推论他就是那个葡月十三日向圣罗克大路上行军的部队开炮的科西嘉小中尉、制定法典的执政，在蒂尔西特与沙皇会盟并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那个人。不过波拿巴·拿破仑在他这么大岁数时，尽管不可避免地有些恶迹，但在政治上还可以说是清白的。在拿破仑面前还有他整个的前途；而圣茹斯特却相反，头脑发热时就死了。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否认他的伟大。用比历史还要深刻的神话的观点来看，他像涅墨西斯一样，能杀人，也毁灭了人的化身，而她恰恰是选择了这个化身来完成她的杀戮。他最高的道德就是勇气，这当然不是人类最难得最崇高的品质，但是如果没有勇气，别的一切就要化为一摊烂泥，变成一堆尘土。他这种赌徒般的勇气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沉重的夏夜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那里，他在同事的睽睽目光底下没完没了地起草控告他们的诉状，并且还自吹自擂，却没有一个人敢把他刺死或是用椅子把他砸死。他当特派员时，冷静地出入于奥地利人的枪林弹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派的人在市政府被围捕而分崩离析的时候，一幅表现史实的版画画着他扶着受伤的罗伯斯庇尔，大概是据实描绘。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生死与共的关系永远是高贵的，哪怕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疯子之间的生死与共。这个神采飞扬、狂妄傲慢甚至蛮横无理的青年似乎是心甘情愿地在那个吹毛求疵、狐疑不定而又顽固死硬的马克西米连身旁当上了二把手，因为后者受到周围的人尊敬，并且总能激发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事看起来也是很美的。

圣茹斯特与马克西米连相识初期，曾给他写信说：“您就像上帝一样，我只知道您的优点。”在他们被捕和被处死这短暂而又无穷无尽的间隔期间，圣茹斯特什么也没有说，显然他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是不是在静默中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周围的这一小群人呢？在施行专政的人中间，他们都是突出的典型。臭名昭著的西蒙，以前当过修鞋匠和监狱看守；老实的勒巴斯，他在莱茵军队里的同事自杀未遂，差不多已吓得半死；醉鬼昂里奥，应该为最后的惨败负一部分责任，他已经昏迷了，不知是因为喝多了酒还是受伤过重；库东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衰弱，他被士兵们从藏身的大柜子里拉出来时，曾受到粗暴的对待。奥古斯丁·德·罗伯斯庇尔也被处死了，他曾抢过了圣茹斯特忠诚的棕榈枝然后从容自如地跟他的兄弟一起被杀死。还有另外十五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他们是被那些主角拉到这里，糊里糊涂地结束了生命。“您就像上帝，我只知道您的优点……”他是不是曾对马克西米连产生过怀疑，重新评判他这个被推倒在地的偶像？直到这模糊不清的弥塞亚的末日都仍是圣约翰，看到他歪歪斜斜地躺在他统治全法国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办公桌上，笨拙地把纸团塞到嘴里，擦出来血块和被打掉的牙，他是不是感到了痛苦？他是不是留恋这个他曾尝到过欢乐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他的野心和个人观点有朝一日会让他反对至死不渝的朋友？圣茹斯特在某个地方曾经写过，说只有死亡才是真正共和派的栖身之地，这句夸张的话并不能对我们掩饰他面对自己死亡的那种紧张情绪。他没有让自己成为例外，用这种他喜爱的血腥的办法一了百了，这血的气味使他更接近萨德，而不是罗伯斯庇尔。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到他在那群可怜巴巴的人中间，从高喊革命口号的夸夸其谈里生出对他人的蔑视，他冷静地施展勇气，一个又一个地抵拒住让他不能坚持到底的想法和冲动。

当然，在想入非非爱编小说的年龄，我或许很高兴想象着在英俊的圣茹斯特与我的外高祖母安娜-玛丽之间有点温存的感情，但保持体统的起码教养就让我不能多想，倒不是因为如今我十分容易地接受了圣茹斯特始终保持贞操的传说，无论在任何时候这对于一个理想主义左派都是重要的。一旦成为寻欢作乐的老手，就不那么容易戒除掉。这位年轻的革命领袖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很可能时常发泄他肉欲的冲动，就像他设法过一把骑马的瘾似的。但即便是安娜-玛丽的眼睛在乡下人看起来相当漂亮，一个荷兰奥地利的前贵族妇女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激情，正像儿女绕膝的少妇也不太会勾起当时一个淫棍的欲火。另一方面，在安娜-玛丽看来，那漂亮的三色绶带沾满了鲜血，就像当丑陋狱卒拉着桶到圣奥诺雷街的肉铺去装满水来冲洗罗伯斯庇尔的尸身时，他在囚车里的模样。如果我的外高祖母有意欺骗她的皮埃尔-路易，那该是跟一个穿白制服的军官。不过在马尔西安城堡，圣茹斯特比我那些面目模糊的先祖跟我的距离更近。我愿意想象他骑着从公民德·卡蒂埃手里征用来的骏马飞腾奔驰，挥洒着他无尽的青春精力，就好像热月九日的早晨，经过失眠的一夜，他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纵马驰骋一样。他口袋里装着折叠起来的讲演稿，要在演说中孤注一掷，他只往好的方面想，没有想到将来他也许会身首异处，埋在艾兰西斯的公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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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的年代结束以后，安娜-玛丽又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生育。这个停顿让我估计皮埃尔-路易早就让他的夫人离开了被占领的城堡，以前我想象的有关我外高祖母在那些无套裤汉中间生活的情况纯粹是我自己的杜撰。不管怎样，她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后来又添了四个。其中一个叫约瑟夫-吉斯兰，生于一七九九年，就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在一八五五年终于离开了马尔西安领地，但他续弦生的几个孩子仍旧留在那里，他们的后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住在那儿。

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到马尔西安城堡去观光，只记得那里的花坛和吱吱叫的孔雀。一九二九年到比利时逗留稍长的时间，我又到那里去了一次，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时我与我母亲的娘家又有了联系，而这一切对于我都只不过是个传说。我的舅姥姥路易丝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稍许带着些拘谨，那是当时有教养的英国女人的特点。路易丝·布朗·奥米拉生在伦敦，是纯粹或者部分爱尔兰人的后裔。喜欢她的人说她出自名门，心怀不善的人也不否认第一种说法，但断定我的舅姥爷埃米尔-保尔-吉斯兰是在布赖顿遇见了路易丝并且娶了她，那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有些暧昧不清的说法，论及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日期，但户口登记驳斥了这些恶意的传闻，不然就是根据需要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更改。有一位天真的家谱作者说：“一个正派严肃的男人娶了一个他钟爱的女人”，也同样远远地不符事实。这传奇性结合的头几年是在荷兰的一处宅邸中度过的，这房子属于埃米尔。他暂时远离他的家人，从那里给他一个有点厌恶女人的表兄弟奥克塔夫·皮尔麦茨寄了许多信，夸示他夫妻间和美的生活。

他的儿子埃米尔在交易所工作，天性就是个保守主义者，都用不着用政治原则去支持保守主义。他本是老礼宾司的官员，是个浸透了华盛顿上流社会趣味的交际场上的人物，在华盛顿曾有过两次风光体面的婚姻，但两位夫人都没有孩子。我这样说仿佛是在描绘一个诺尔布瓦式的人物，其实，这个混有爱尔兰血统的瓦隆人自有一种生活趣味，是普鲁斯特笔下那彬彬有礼的外交官所缺少的。他喜欢漂亮姑娘、美味佳肴和高雅的绘画。由于有佳肴和绘画，从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五年，他在伦敦的宅邸成了流亡中比利时政府要员温馨的避难处。他性格有些沉闷，至少并不热衷家庭聚会。他像那些只管自己欢乐的男人一样，有些怪癖。义和团运动之后，他马上当了驻中国的公使。当慈禧的政府同意出资修复被损毁的公使宅邸时，他获准按照马尔西安城堡的样式修建，不仅是图样，连砖和石板都从比利时用编着号码的包裹寄去。这个奇特的建筑如今仍然存在，据说在中国政府收回它的所有权之前，由比利时暂时租给了缅甸大使。这个稀罕建筑的内部相当现代化。埃米尔·德·卡·德·马发出了请帖，居然请到了两位有皇家血统的年轻公主出席晚宴，直到那时两位公主从来没有出过紫禁城。喝咖啡的时候这些身份高贵的人物欠身告退，而且很长时间不回来，引起了不安。大家开始找她们：原来她们没完没了地拉最讲究的马桶水箱，小小瀑布的哗哗流水应和着她们清脆的笑声。这次晚宴是我埃米尔舅舅一次社交上的胜利。

将近一九五〇年，这个阅历如此丰富的人死于伦敦，作为高级外交人员，享受到豪华的丧礼，让人印象深刻。这一方面是对走向消亡的一类人表示敬意，同时也显示了他长久以来所代表的被两次大战蹂躏的国家荣誉。我从他的一个同事那里得知，他逝世以前的几个月，曾感到非常悲哀后悔，仿佛他的一生只不过是个官方的木偶，一个衣着华丽的幽灵，由外交部牵着线，在布景前扮演着皮影戏，而那布景刹那之间就不复存在。这种懊悔心情本身就证明了他的确不止于此。

他的弟弟阿诺尔德从来就没有任何雄心壮志，只是漫不经心地经营着马尔西安和在荷兰其他地方拥有的地产，倒是个可爱的上流社会人士。他跟他这个圈子里的一个颇具眼光的女人分了手。他们的儿子让，比我小几岁，他对野生动物的兴趣很招我喜欢。他驯养了一只狐狸，总紧紧地牵着。狐狸的脖子上有个蓝色天鹅绒的项圈，长着一对聪明的眼睛，蓬蓬松松的毛皮，颜色像秋天的枫叶，很驯服地跟着他，但仍保留着迂回前进又忽而飞奔的习惯，就像人们拉着绳子训练的小狗常有的步态。

一九〇七年版的《贝德克尔手册》对游客保证说马尔西安城堡的藏画值得一看，但是一九二九年这些藏画已经不在城堡里了，我估计是在装饰着埃米尔的公使馆。一种库尔贝式的、很有浪漫气息的现实主义巨幅家庭成员肖像，挂在第二帝国风格的客厅墙壁上。拿着手杖的先生们在林间小路里散步，身着猎装的女士优雅地依靠在她们的马匹身旁。十八世纪布鲁日的主教，一个叫做巴扬古-古尔克的人，在一个角落里留下了革命前旧时代的一本笔记。路易丝舅姥姥把一个装满细密画的纸盒子放在我的膝盖上。我被一位少妇的形象吸引住了：她穿着一袭白纱裙，身材娇小，脸色白得像葡萄牙女人或巴西女人，黑色的卷发笼在一顶白色透明的软帽里。背面写着画中人的名字，墨水已褪色了：玛丽亚·德·里丝贝亚。关于这个人我的舅姥姥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不属于我的直系长辈，似乎出自某一位长辈的二房夫人。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是因为我有时候很想把她的名字和她的相貌放在我的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里。

路易丝舅姥姥把茶端到露台上，精致考究的派头让我想起了英国。儿时看到的几只孔雀和玫瑰花丛宛然仍在。在这里，我不再提有关福雷马尔的话头，肮脏的天空，被污染的土地和水，我们的祖先还诚心诚意地以为那是进步，我们不能再以此为借口。不管怎样，大福雷马尔的命运也威胁着马尔西安城堡。在池塘的另一边，在已被逼缩得狭窄的花园旁，工厂的烟囱吐出浓烟，算是给工业强权的祭品。工厂创办人分得的红利大概装满了埃米尔和阿诺尔德的钱包。路易丝舅姥姥在倒茶之前，小心翼翼地用绣花手帕的一角擦了一下细瓷茶杯，那里刚刚落下了几粒黑屑。

一九五六年，我把马尔西安城堡写在我到比利时要再一次观光的名单上。花园已变成了公园，我觉得比以前窄小了些，但仍然还看得出记忆中的浮华张扬。公园维护得很好，带有冷静的行政味道。那个不再有人居住的城堡得到了能够有的最好的命运。不久以前成了社区的图书馆，底层的几间房却像市政府经管的公共场地那样，有些小家小气，卡片箱和摆着贴有标签书籍的书架放在这里也许比第二帝国式的美丽家具更为和谐。我再也没有看见当年金碧辉煌的中式暖阁，也没有看到那个小教堂，从前曾经让舅姥爷带我看教堂里牧师的藏身地，为此还挪开了沿墙排列的从坟上起下来的墓石。圆雕或浮雕的墓主石像如今都存放在教区的教堂里，与其他一些仍旧镶在底座上的年代更近的文物在一起。我看到了纪尧姆·比尔甘及其遗孀的墓，后者的娘家正是短脖儿巴扬古，在黑色的底座上装饰着列柱和白色的骨灰罐，显示出十八世纪那种干巴巴的优雅来。有几块石版画平躺在那里，有的是十五世纪初那庄严肃穆的风格，另外一些是后期饰有花朵的哥特式或模仿哥特式的文艺复兴风格。太太小姐的脚边蜷卧着小狗，让这些残骸遗像也显得温馨可爱。一位叫做伊德·德·卡的女士墓碑上的铭文告诉我，这墓是属于福雷马尔那个古老的小教堂的，但我在纹章学方面的知识实在过于浅薄，说不清楚这些横幅和锈蚀的古币有什么名堂。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到图书馆来还书，她认识我，或者听说过我的名字。原来是路易丝舅姥姥当年的贴身使女。从她那里我了解到了这一家最后的差不多全部情况。舅姥姥她老人家在战前就死了。有几个心怀不善的人幸灾乐祸，曾告诉我一些消息，描述那个爱尔兰女人暮年下世的光景，在这里我就不说了。据说路易丝舅姥姥思乡心切，恋上了家乡的威士忌。她一直由阿诺尔德和让两人照顾，两人不在以后的其余时间，几个年老的使女伺候她，使女把医生不允许买的酒都截留下来。舅姥姥就改用比较保险的代用品：薄荷香草烧酒。传说在她的房间里，找出了不计其数的空酒瓶子。跟我说话的这个老妇人当然愤慨地驳斥了这些传言。即使这些传言都是真的，那也一定是个又愚蠢又刻薄的人才能这样糟践一个老女人，她已感到日薄西山，只用尽自己所能振作精神，即使她选用的办法从医学上来说不是最好的。薄荷烧酒，凉得像刀刃一样；黑色的香草精以及苦涩的威士忌，在我的这三座城堡中最阴暗烦人的一处，变成了抵御死亡的符咒，然而像任何符咒一样，一点效用也没有。

给我提供消息的老女仆跟我一起坐在花园的板凳上，继续她的叙述，然而她要说的话也不多。一九四〇年让老爷离开了外交部门转到皇家空军，这部分力量间接由比利时爱国人士控制，那时国家在中立主义和参加战争两派之间不能统一。后来他参加了一个抵抗组织，一九四四年被一颗流弹打死了。他年幼的女儿还活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儿在我跟老仆谈话后不久就结了婚，过了不久又突遭车祸死了。如果我的埃米尔舅舅在死前没有从远亲那里过继了后人，那么随着让的过世，他这一支和他的姓氏就会湮没无存。所幸这个姓氏仍然存在。

阿诺尔德死前不久，已相当穷愁潦倒，又回去跟让的母亲一起生活。让的母亲曾断断续续当过职业的预言家，居孀以后又重操旧业。有人告诉我说看见过流传的小传单，传单的左下角标明她接受咨询的时间。最后这个细节是在比利时一个大城市的招待会上由一个“时髦”的文学青年告诉我的。这个结局引得大家一阵哄笑。而我自思自忖，那位从爱尔兰来的女预言家是不是在那几年曾经在马尔西安的城堡墙根底下哭泣过。我很怜悯这位老母亲，她的命运像所有的预言家一样，明知悲惨的未来，但却没有能力去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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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曾祖父约瑟夫-吉斯兰于一八二四年二十五岁时，从尼德兰的威廉一世手里接受了贵族的封号。维也纳会议把比利时交给这位威廉一世托管，来抵御法国方面从古到今的觊觎。有不少比利时人认为在社会制度变动频繁的时代，采取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六年以后，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使比利时脱离了尼德兰的托管，我们发现约瑟夫-吉斯兰当上了民团的上校甚至兼任马尔西安地方的行政长官。他结过两次婚，活到四十来岁死在马尔西安，这里只说他的第一次婚姻。在多事的一八三〇年初，他在离那慕尔不远的苏阿雷镇的波维里城堡娶了一位继承了大宗财产的富家小姐，弗洛尔·德里雍。这位太太死得很早，却生下了我的外祖父阿尔蒂尔。

直到近期，我才略微调查了一些德里雍家的历史。那是个半贵族半资产者的富裕家庭，当地的豪门缙绅。目前这家的代表对我说：“我们这一支缺少能打仗的男人。”他是个耍笔杆的。然而这一家却出过四五个上尉或是掌旗官，都在西班牙服役。还有一个叫雷克莱的，是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到中国去的特使，由于他穿着这身衣服，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当然得站在方济各修会这一边，据说耶稣会的人唆使凶手把他暗杀了。一六九二年，路易十四煊赫张扬地到那慕尔来出巡，当时的德里雍家曾有幸迎接圣驾在吉里的宅邸歇息了一宿。布瓦洛曾卑躬屈节地歌颂过这次盛事。那个时候，激烈的民族主义时期还没有开始，这位查理二世的优秀子民觉得尊敬有礼地接待一位敌国的君主是自然不过的事。法国国王大概不耐烦外省宾客的陪伴，要求只让居停主人的直系亲属列席御前晚宴。当他步入宴会厅时，却瞧见了一大堆人，城堡主人对他说：“陛下，这里的都是我的儿子女儿和孙子孙女。”他的孙子阿德里安，又是一个子孙满堂的家长，更是出类拔萃，因为他是比利时的沙勒罗瓦城里六个炙手可热的大官人之一，他们曾受到勒索，在两个钟头之内，向一七九三年占领了该城的雅各宾党支付了一万里弗尔的现金。这差不多跟上断头台一样让人痛苦。

传说这个家族的一个人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夜曾请法国元帅米歇尔·内伊吃过饭。有一个小女孩那一晚坐在宴会桌的一边，她一辈子都回忆得起大汗淋漓的信使骑在筋疲力尽的马上，把拿破仑十万火急的信件送交给元帅。如今有个德里雍家的人像史家那么精密审慎，特别指出那时拿破仑觉得胜券在握，根本没有必要三番五次地给内伊传达命令。而我倒信任孩子的记性，我认为皇帝即使对第二天的战役满有把握，也还会给元帅传达个把指令，这是他的习惯。我们这个时代另外还有一个德里雍先生就不那么博学多闻，他觉得他祖先醇酒的香气熏得内伊直到打仗那天也昏昏沉沉。这些野史自有其价值，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每一个家庭都跟这个国家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接连不断的战火交织在一起。

这些古老的谱系无论是公开承认还是心照不宣，几乎都与婚姻的安排谋略有关系。野心勃勃的人尽可能地娶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女人为妻，这样有利于后代的高升。另外一些例如卡蒂埃家的人，就在一个极狭小的圈子里选择对象，也在这个圈子里划分大小不同的谱系。德里雍的儿子们似乎更多地寻找资产阶级或者乡下土财主的小姐，不过当然都有丰厚的嫁妆，也许还出自红火健壮的血统，能带来某些平民百姓的生命力。无论如何，这个家族的长寿与卡蒂埃家的相对早夭是个强烈的对比。通过皮埃尔·乔治和玛格丽特·德尔波尔的女儿玛丽或尼古拉·蒂博和伊莎贝尔·迈特皮埃尔的女儿玛丽-卡特琳娜，通过巴尔贝·勒维尔吉和让娜·马苏尔，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乡野气息浓郁的埃诺。

在这个环境中，经常有人对文学或科学感兴趣，据说，也经常有些独立的思想：“皮尔麦茨家的一切坏习惯都来自德里雍家。”在一次打猎的时候，皮尔麦茨家的一个成员对德里雍家的人曾经这么说过，显然，两家并不和睦。如果说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爱好会带来危险，那未免有些夸大。我的高舅姥姥伊雷内·德里雍一生有名地严格执拗坚持原则，她膝下的两个儿子，奥克塔夫·皮尔麦茨写小说，他的兄弟费尔南又叫雷莫，一辈子都是个激进主义者，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作为一个激进主义者而死。我们在奥克塔夫和雷莫父系家族的后代中还可以找到具有启蒙开放思想的优秀人物，甚至有几个不安分的人喜好印度的佛经和斯维登堡的学说。

有个叫费迪南·德里雍的，开着几爿玻璃店、制钉场和榨油作坊，一八二九年快到六十岁才在他苏阿雷的宅邸里寿终正寝，妻子是在十五年前去世的。这位慈祥的父亲死前不久亲自把他的钻石分给他由十七岁到二十二岁的四个女儿。有位罗博莱斯夫人是死者的姐姐，先后嫁过三个法国人，她最后一次嫁人的时候已年过六十，第三任丈夫才二十五岁，这老太太是年轻姑娘们的良师益友。她显然很有情趣，把她的几个侄女送到布鲁塞尔的马尔尼斯大楼去受教育，那里成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专收被大革命从巴黎赶出来的年轻女子。虔诚的女教师差不多都出身于革命前的贵族家庭，许多人的父母还是在绞架上被处死的。她们向姑娘们仔细传授了旧时代那些高雅的礼仪。德里雍家的几位小姐人人艳羡，她们每人都有几处煤窑作嫁妆。苏阿雷的那个秋天和冬初，四位小姐在罗博莱斯夫人的呵护下生活，人们不断谈论着她们的珠宝首饰。爸爸已经在十月份去世了，她们向裁缝定做的不仅是丧服，还有结婚的礼服和去当宫廷女官的朝服。刚到二月，弗洛尔就在苏阿雷嫁给了约瑟夫-吉斯兰·德·卡·德·马。六月，她肯定参加了她姐姐阿梅丽的结婚舞会。阿梅丽跟当过威廉国王御前侍卫的维克多·皮尔麦茨喜结连理，他是当地一个大财主的儿子。第二年的四月份，伊雷内也结婚了。她嫁了她姐夫的弟弟邦雅曼·皮尔麦茨，于是也就有条件进入了比利时的文学史。这倒不是因为她后来署名发表了几篇散文，而是因为她的两个儿子。这一次，弗洛尔没有参加结婚舞会，四天以前，她在马尔西安生下了她的儿子阿尔蒂尔，后来就是我的外祖父。弗洛尔三天以后就死了，伊雷内正在巴黎作蜜月旅行，当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梦见了这个结局。

接下来的秋天，十一月份，佐埃刚刚过了为姐姐服丧六个月的期限，就嫁给了一个年轻的治安法官，路易·特鲁瓦，他是荷兰国务会议的议员夏尔-斯塔尼斯拉斯的儿子，他本人在仕途上也会有灿烂的前程。从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七〇年担任埃诺的总督。二十多年以后，佐埃夫妇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叫玛蒂尔德，嫁给了她的姨表兄阿尔蒂尔，这样一来，在我的曾外祖母一辈中，有德里雍家的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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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六年的春夏之交，阿尔蒂尔似乎是在蒙斯跟他的岳父特鲁瓦总督住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带着太太玛蒂尔德和他们头生的女儿小伊萨贝尔到苏阿雷安家。玛蒂尔德又怀孕了，十一月份她在苏阿雷产下一个男孩，取名费尔迪南，但幼年就夭折了。按照我儿时仍旧流行的风俗习惯，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在一个装饰着青枝绿叶的拱门和表示欢迎的横幅底下穿过家里的栅栏门。一九一〇年左右在佛兰德法语区，即使才离家三个月也至少要有这么个仪式。阿尔蒂尔是个纨绔子弟，如今还有这个时期的一幅华丽的肖像，他身穿大礼服，打着质地贵重的领结。与他相对的是面容清瘦的玛蒂尔德，穿着撑开的曳地长裙和大袒胸的礼服，然而这画像并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更晚一些时候画了一幅玛蒂尔德的很优秀的肖像，不那么奢华富丽，表现出了一位面色白里透红的可爱少妇，长着浓密的微显红光的金色秀发，可以看到被我变卖掉的箍发的镯子。她一脸笑容，又有些调皮。那天晚上，这对年轻夫妇大概很早就向他们的房间走去，尽管还不到季节，房里早就生了火，以抵御长期无人居住的阴冷气息。阿尔蒂尔从他母亲弗洛尔手里继承了苏阿雷的城堡，大概弗洛尔办完婚礼以后就不住在这里，她逝世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在这儿住。搬家时的气氛往往像要举行野餐一样，仆役们大概用了许多时间才打开装着帽子的纸盒以及装着卧具和方便食品的箱笼包袱。小伊萨贝尔睡得正熟。阿尔蒂尔先生在苏阿雷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四年，搬来以后的第十七年，玛蒂尔德生了她的第十个孩子，产后过了十四个月就死在这里。

苏阿雷，或者说我的外祖父母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博维里城堡，四分之三世纪以前就不存在了。从一张褪了色的照片上我可以看到住宅的主体，两边的小角楼和排成直角的下房。从保存到如今的纪念物里，可以发现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给这所宅子添置了一大批流行的家具。黄檀木的屏风和红木的桌椅都带着繁复的镂空雕饰。但是，这古老的宅邸还存留着让人惊异的东西。十五年以前，我踏上这别墅的水泥楼梯，风格已完全像个海滨浴场，不再有当年绅士宅邸的景象，房东的女儿来接待我，那是个可爱的人儿，哀叹着十九世纪末的俗气。她在一个相册里找到了老房鼎盛时期的照片，就是要拆房前拍的。厚实的木材让人想起天主教堂的房梁。城堡遗留下来的椽檩像大树枝条般纵横交错，底下有中世纪的猪群在漫步。当年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的孩子们，以及在他们以前的德里雍家的小孩们，穿着缀有花边的长裤，也一定在这里玩耍过。下雨天，他们玩藏猫猫，彼此吓唬，假装在树林里迷了路，他们的叫声与小鸟的鸣啭相互应答着。我把相片簿还给那小姐，跟她一起对这么美丽的房屋被拆毁了表示惋惜。

让我们尽力回忆一下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七三年这所房子的情况。不仅是要取得经验，这经验永远有效，可以说还占据着过去的某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想从穿着大礼服的先生和身系曳地长裙的太太那里，探索到我们仍然感觉到其后果的那错综复杂的原因，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人类的样品，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找出与我们不同的或尽管表面不尽然其实与我们相似的特征。首先，他们像庇护九世教皇长期治下死心塌地的信众一样，都是优秀的天主教徒，在这个国家里盛行着耶稣会的虔诚和洛可可风，它们的特点就是遵奉死硬的教条，同时又追求反对宗教改革的几乎是世俗的舒适惬意。他们常看的报纸是带有天主教色彩的。圣诞前四周的将临期、四旬斋、圣诞节、复活节、诸圣瞻礼节和诸灵节与四季的循环以及家庭的婚丧庆吊，共同构成生活中的节律。上午做早祷，下午做晚课，晚上还要到村里的教堂去参加瞻礼。梳洗打扮得齐齐楚楚到教堂去，占了每个星期日的大部分时间，除非是宣布在那慕尔要举行大规模的宗教音乐集会。对于有产阶级来说，这种天主教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成为团结的信号和后来的进攻武器。然而，当天主教徒，就是当保守主义者，这两个词密不可分。在这些人身上，毕恭毕敬地完成宗教义务源自对惯有体制的尊敬，然而又渗入了某些冷漠和一种小心翼翼或者模模糊糊的怀疑态度。死亡的时候自然应当在圣教廷的圣母面前虔诚地忏悔，家里人听得清清楚楚，讣告上也写得明明白白，即便是意外暴卒来不及找神甫或是发生了极为例外的丑闻，死者拒绝接受临终的圣事。众所周知，女人总是特别容易接受祈祷所给予的温暖。

他们的宗教教育和神学知识都处在极低的水平，对于宗教的了解并不完全来自教士，更多的出自神秘主义的冲动。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也许从来没有和一个新教徒或者犹太人打过交道，这是他们怀着不信任远远眺望到的人。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以为那些人比无神论者更为粗俗。人们猜想，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假充好汉，在死亡面前就会后悔了。他们不大读《福音书》，只糊里糊涂地在祭坛底下听过其中的零星段落。淡而无味的、诱导无限崇拜的书籍却汗牛充栋，几乎成了玛蒂尔德唯一的精神食粮。人们时常谈论好心的上帝，却很少论及作为神的上帝。这个好心的上帝包括对于儿时房间的记忆，最初家庭的轨迹，上帝就像家长那样掌握着儿子的生死大权，当他打雷时，就是在威胁警告，他照顾善良的人，责罚凶恶的人。但往日里的经历也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家里遭受了大灾小祸，全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按照他的愿望创造了世界，打消了这些资产者基督徒推动任何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意图。在孩子们的眼里，上帝是介于民间故事和神话之间的人物，跟穿着宽袖长袍，戴着教皇的三重冠，长着一部大胡子的圣尼古拉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们很乖，这上帝就会在十二月六号给他们带来糖果。

大家只看到耶稣基督的两种面貌：在马厩里的可爱婴儿和银质或象牙的基督受难像，但那上面没有一点中世纪受难像上那种摄人心魄的痛苦迹象。耶稣是干干净净地接受了酷刑，没有淋漓的鲜血，没有临终的痉挛。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死的，但只有几个具有沉思天分并且出奇虔诚的信徒，或者被听忏悔的神甫仔细引导的人，才能努力体会到基督牺牲自己的悲剧意义。人们不断地提醒孩子，每人都有个守护的天使护卫着他的睡眠，孩子调皮捣蛋，守护天使就要谴责，万一小男孩儿犯了手淫的罪，天使就哭泣了。但这洁白光辉的形象随着乳牙、围嘴儿和小学生的护巾一起消失了。而成年人再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身旁还有个沉默无言但比他们自己更纯洁的天使关注着他们。玛蒂尔德的孩子们大概的确是小天使，他们昙花一现又消失了，但如果她诚心诚意地以为孩子们会在天上保护她，从而得到安慰，那她准是个疯子。纯洁的圣母是最慈悲的，在天上的神灵中人们更多地是对她呼吁。在那几年里，人们对她的无玷受孕谈得很多，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徒都不再去论证马利亚在生理上是不是还有童贞，明智的教士也不再枉费唇舌去解释这只意味着圣母决没有生活本身固有的外来或内部的恶，并无其他含意。久而久之，心怀好意但却不知趣的人和死抠字眼的白痴改变了这微言大义的内涵，就好像怀疑论者和开玩笑的人谈论起别的问题时那样。有些家庭很愿意把他们的女儿献给上帝（并不是每个女儿都嫁得出去），但是如果让一个儿子进教会当神职人员，大家就会感到是个重大的牺牲。在小人物看来，家里出了个教士，是在精神上有了优势，也带来社会地位的上升。在神学院的学生中，农民的儿子比财主的儿子比例大得多。村子里的本堂神甫的社会地位勉强比医生高一点，有的时候连医生都不如。每个星期日，人们按时请他吃晚饭，人们是通过他的手来接纳上帝，但总带着某些纡尊降贵的意味，说到底，他爸爸也是他这么个社会地位的人。

但真正的神灵是人们日日夜夜发自内心去崇拜的，不这样自己就觉得不行，人们不可能触犯这种神灵的律法，这样的神灵甚至也用不着人们去信仰或崇拜。真正的神灵是掌管钱柜的神祗普路托斯；罗马人信奉的守护地界的戴尔默大神；酩酊大醉的普里阿普斯，新娘子秘密崇拜的神灵，他的职权在于让一切行动都合理；护卫产房的鲁西娜女神，最后，说得尽量远一些，然而在服丧期间和承继的系统之内无处不在的送终女神，专管丧葬的利比提娜。玛蒂尔德太太是鲁西娜的婢女。您想一想，在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里，在正常分娩中又加上好几次流产，在那个时期，产后的谢神感恩意味着长长的六个星期休息（只有农妇才在分娩几天之后马上开始干活，这证明当时平民百姓中的女人是很结实的）。在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有十多年玛蒂尔德太太在侍奉这位繁衍生殖的女神。十年的时间她一天天地数着日子，自问是不是“怀上了”，要忍受怀孕这小小的不便，而当时她在俄国的同代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杜丽觉得怀孕比生孩子还要难受。前面的孩子无论是死是活，她要用他们穿过的旧衣服来为新生儿准备襁褓衣物，更为隐蔽的一件事就是在一个抽屉里放好她自己死后的穿戴装裹，惴惴地别上遗嘱，防备着这次分娩时上帝把她召回去。考验结束后，她又重新等待着看到“某些迹象”，怀着恐惧或者渴望，也许两者都有的心情期望夫妻重新亲密结合，这样又把她拉到一次新循环的开始。创造世界的那股力量把这个穿镶边长裙打小阳伞的妇人紧紧地攥住，直到把她榨干了才放开她。

十九世纪的卧房也是个神秘的洞穴。夜里点着蜡烛或者油灯，那摇曳的火苗像生活本身一样飘忽不定，但却照不亮我们的智慧尚且解释不清的那些未知的幽暗角落。从糊着罗纱遮着天鹅绒帘子的窗户里，只能透进来星星点点的天光，却吹不进一丝清风和夜气。英国人习惯夜里把窗户开着，这里认为是有碍健康的，也许在这个潮湿的地区，对于易得气管炎的人来说，的确对健康不利。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在他们那天花板很高的卧房里，紧闭着门窗睡觉，就像他们睡在矮小的茅屋里的祖先一样。房间里塞满了现在和过去的生活用品：真正的羊毛，真正的蚕丝，安乐椅里垫着鬃毛，人的屁股坐上去很有弹性。在便盆或便桶里装着女仆们用隐讳的说法称之为“水”的东西。皮肤的分泌物和碎屑，肥皂里的动物脂肪在上面浮着或贴在壁上。带颜色的或无色的，清亮或浑浊的尿液在桃花心木的床头柜隐蔽处一直放到清早；小桌子上供着插有橙花的花瓶；一些小物件，戒指上镶嵌着的幼年时掉下的牙，圆牌似的小盒子里装着的几缕卷发，都留在首饰盒里过夜。小摆设、礼品、“纪念品”堆放在架子上，具体地说明了过去生活的片段。干枯的花，从瑞士买来的时而下一场大雪的镇纸，一个夏日在奥斯坦德海岸拣来的贝壳，据说那里的海涛仍然在奔腾咆哮。瓶子里装着净水，劈好的木柴准备晚上生火，这都是生活的必备物品。在圣水盆里有水和祝圣的黄杨枝。大家都知道，那个圆肚的五斗橱，上面铺着一块白桌布，将在临终的敷油圣事上当作祭坛用。床边围着精致的栏杆，沾染过新婚之夜破苞的鲜血、分娩的恶露和临终的汗渍。新婚旅行是近几年时兴起来的。到医院里生孩子、死在医院或疗养院里也是以后才有的风气。无怪乎这充满杂物的房间很容易产生幽灵鬼魅。人们在这里做爱，在这里做梦，神游物外，到另一个甚至连配偶都进不去的世界。人们在这里祈祷，已死去的先人从古老的照片上看着他们。吵架的日子里，厚重的帘幕挡住了唇枪舌剑的争论声。当然，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跟我们一样，并不对他们房间里的成分多做分析。我们的卧室对我们来说只是个睡觉的处所，外面的嘈杂和收音机的噪音可以传进来，摆着金属的、合成纤维或胶合板的家具，跟海滩上、公园里或汽车座椅上的爱情作着竞争。然而，这对夫妇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个退居之地有些庄严意味，孩子们从来不进他们的卧室，这里从来不接待客人，除非是缠绵病榻的严重时刻。如果把没有整理好的床铺让人看见，那就是疏忽失礼，甚至有些淫秽下流。

看样子玛蒂尔德夫人不是个不崇尚爱情的人。她爱她的阿尔蒂尔吗？这就不完全是一回事了。也许她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她是带着热情、清白纯洁的感官享受，作为妻子的正当快乐，带着隐忍、厌恶和疲倦，有时是对天长日久的习惯已无所谓的态度来接受阿尔蒂尔？大概在十年共同度过的夜晚中，她一一经历过这些心境。无论如何，玛蒂尔德如果感到嫌弃或恐惧，她支支吾吾找不到任何援助。她支支吾吾去请教神甫，神甫教导她说，这是自然的规律，是上帝的意志，或者说这两个原因都存在。有人甚至肯定地对她说，遏制情欲就会有其他的结果。她慈爱的母亲佐埃为她心疼的小女儿生孩子过于频繁有点担心，但是这个问题是夫妻之间的事，何况慈祥的上帝总为幸福的家庭祝福。至于是否纵欲无度，无论是自然规律、教会还是父母都不打算弄清楚。如果她向母亲承认阿尔蒂尔做爱的方式并不让她快活，那她就又丢人又可笑，就像她对人抱怨他打呼噜似的。

但毫无疑问，她爱丈夫。就像差不多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肯定也爱她的孩子们，特别是头几个孩子，给她带来的快乐时常比女性肉欲的满足还要强烈。她满心欢喜地给他们洗脸梳头，拥抱那小小的身体，而这些孩子满足了她表示慈爱的需要，体现了她对美的理解。她经过了体态臃肿、行动怠惰的怀孕时期，分娩时母亲来对她细心照顾，她很感激。每个星期日，她亲爱的孩子们比较乖巧地坐在教堂祭坛左面绘有家族徽章的长凳上，她也觉得满心欢喜。除非她是个傻瓜，而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她大概也为前途担心：那么多的孩子要教育，那么多的婚事要安排，要在仕途上找那么多像爸爸那么好的位置，要给几个女儿那么多份丰厚的陪嫁，要找那么多像她本人对阿尔蒂尔那么好的儿媳妇。但这一切都还很远，她的长女伊萨贝尔还是个留着长长卷发的半大姑娘。好心的上帝自会照料一切。她才三十七岁，也许下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孩子，一切自会好起来，或者糟下去，她只有可能再生一两个。于是，她嘴里还喃喃地作着祷告，一边沉沉睡去。

有关这个问题，如果阿尔蒂尔先生也考虑过的话，他的想法就不那么容易猜透了。他是不是相信一个出身高贵的基督徒生来的职责就是作出表率，维系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呢？他是个模范丈夫，十八年当中，他是不是把玛蒂尔德看作所有女人的集合体，是不是有时中断了对她的欲望？或者说，他与“那慕尔的女人”或其他女人相好并不是在玛蒂尔德死后才开始的？他是不是曾经费心思去照拂玛蒂尔德，长年以来把她安置在热热闹闹生孩子的气氛中？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保持家庭和社会的statu quo是最要紧不过的事，当然不会去找个什么人要他破坏家里的平衡。他所学的那一点拉丁文还没有让他考虑到“无产者”一词的原意。无论是阿尔蒂尔还是玛蒂尔德都没有预见到，人类这样以算数级数，尚且不说以几何级数的增殖繁衍，用不了一百年，就会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蚁巢。尽管发生过只有神圣历史里才有的大规模屠杀，也不会减少人口。然而，比阿尔蒂尔先生更有见识的人虽然预想到这个结果，却没有想到它的可怕程度。对于阿尔蒂尔先生来说，马尔萨斯是个下流的名字，他也不太清楚这人是谁。他不是尊重风俗习惯并且有家庭的良好传统吗？在革命时期，他的祖父公民卡蒂埃就有九个孩子。至于玛蒂尔德，我们一定会想到托尔斯泰笔下的杜丽，但她可从来没有遇见个安娜·卡列尼娜来向她解释如何节制生育。就算她像杜丽一样，也遇见过这么一个人，她也一定会尴尬地退后一步，心里想：“这是邪恶的。”在我们中间也有某些这样的反应。而在世界上还充斥着更糟糕的事。既然宗教禁止男人们学会利用各样的小窍门去节制生育，那么除了保持贞洁，戒除淫乐之外别无他法了，但阿尔蒂尔，也许甚至玛蒂尔德也都不愿意。

过去的生活好似一片脆弱的枯叶，没有汁液也没有胶质，对着光看去，只能看到细小易碎的叶脉网络，必须下一番功夫，才能想象出原来那新鲜娇嫩、青翠欲滴的模样，才能让历经沧桑的人想起各种事件和变故的全部内容，不至于把它们想象成另外的样子。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生活真是太充实了。阿尔蒂尔要拿出浑身解数跟他的农户们纠缠（他们贪求不已），如果租赁合同上规定这些事由东家管，他就得拒绝或同意他们修理什么或翻新什么的要求，添置或更新农具（他们用得那么不经心），装点侍弄花园。买马，养马，以及马具车辆都得主人关心，还不要说维护城堡，购买地窖里储藏的醇酒。阿尔蒂尔如果给客人摆出来的勃艮第葡萄酒比不上相邻地主长年窖藏的醇厚，他就会羞得满脸通红。本地财东狩猎器具的豪华讲究是出了名的。到了秋天，如果不在自己的领地上举行几次流血漂橹的打猎那就算不上出身高贵的男人。挑选猎场的看守人，看他们是不是跟偷猎者串通一气，都要花费他许多力气。换新的钱包，每个季度要仔仔细细地把衣服上的污渍去掉，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地方的选举中扶持思想最正统的候选人也不是一件省心的事。

玛蒂尔德除了在她身上要完成的某些生理性的操劳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事要操心。她不经常下楼到阴暗的厨房去，对于这位经常怀孕的女人来说，那里的楼梯太危险。但是她决定菜谱并且核查厨娘的“流水账”。她照管花草，仆人的选择和辞退由她经管，只在极少的例外才把仆人扫地出门。孩子们牙疼或肚子疼她得管，要尽可能把他们捅的稍大些的娄子瞒过父亲，这经常是她要动脑筋的问题。幸亏这位蜂后得到了仆役下人的一致崇敬。雇佣了年轻的弗罗兰给女孩子们当家庭教师，她表现出了非凡的管理才能。除此以外，她还善于用奶油做成贝壳形的小花，放在凉菜盘子的菜叶上。举行坚振礼以后吃饭时，她用奶油花做成主教冠的模样，放在装餐巾的小碟子里，老爷打开他的餐巾时，总会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主妇要操心的事还有从那慕尔请来女裁缝，并带来纸样，费尽脑筋“搭配”衣料的色调，忐忑不安地考虑某一套衣裙是不是穿出去的次数太多了。

他们在苏阿雷请客的时候不多，这要归功于在这个僻静的地域里，社会上几乎还没有兴起钻营攀附的风气。就如同他们不会想到跟园丁们一起吃饭一样，他们也不会想到要跟甲王爷或乙公爵套近乎，请他们来吃饭或是到人家的府邸去恭陪盛宴。在生意场上同样也是一片潇洒大方、满不在乎的氛围（但很快就结束了）。阿尔蒂尔积攒钱财，但并不投入风险很大的投机事业，重大的收益只在土地的买卖上。家族亲戚的关系却很要紧。每个叔叔舅舅，叔祖舅祖，内亲连襟，姑表姨表，有瓜葛连带的远亲都按照严格的亲疏远近程度交往庆贺，就好像有朝一日人们也严格地按照亲疏的界限为他悲伤哀悼一样，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这个圈子里的某个人如果有点什么毛病，怀疑他的近亲有什么疾患，不能联姻，有点不妥帖的嗜好或是恶癖，只要是能够保持沉默或否认，大家通常的反应就是缄默不言或者矢口否认。如果出了什么丑闻，大家就把这闯了祸的人弃置不顾，似乎就是这人得了暴病，不复存在了。同样的规则也适宜于“相好”或是愚不可及的婚姻上，如果一门亲事结得门不当户不对，那么结亲的男方或女方就会跌入深渊。亲戚间的来往拜访代替了如今的旅游观光，而玛蒂尔德根本谈不到出门游览。她有时在婆家住很长时间。反正她生第一个女孩让娜时，正住在她的婆家，那孩子夭折了。这仿佛说明了那年是在蒙斯过的冬天。男人们带着浩浩荡荡的随从去进行大规模的田猎。

在客厅和人们经常来往的饭厅里，一切都眉目清楚，井井有条：一件件的小家具，列祖列宗的画像，围桌而坐的宾客和每个厨娘的拿手菜。阿梅丽姨妈的胃炎，玛蒂尔德有喜后的不适，阿尔蒂尔的异母兄长与他那位爱尔兰女子出乎意料的结婚都是大家谈不完的话题。人人都有极高的教养又行事谨慎，即使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极少议论别人的是非。万一听到些蜚短流长，只表现出些微的同感或惊讶，立刻断定这些流言都不真实，表示出激愤或嫌恶模样。这些六代以来互为姻亲的人的特点只是无关大体的癖好和十分外在的细枝末节：某位叔叔口味偏甜，某一位表姐嗓音美妙。人们从不越过雷池。如果某人有些好色，某人对习俗或他人的见解有点非议，就都得隐藏起来，就像如今在极权国家隐瞒自己的政见一样。有独立思想是行不通的，对一切事物人们都有统一的思想，只有谈到分配遗产或某处田野的行猎权时，才会产生争执。

于是，在这些环境中，笼罩着一股凝滞的氛围，可这里的生活并不比别处更糟糕，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们的生活还更明智。这些早已不起领导作用的领导阶层越来越没有见识，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智力。艺术家是个遭人蔑视的贬义词。对于天主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或壁画，阿尔蒂尔了解得比犹太古董商或是英国圣公会的艺术鉴赏家还要少。“基督诞生的子夜”是夜半弥撒中最好的时刻。有关缪塞，他们只记得他影射伏尔泰的“丑陋的微笑”那些话。维克多·雨果是个危险的革命党，他糟践了比利时对他的好客情谊，他在布鲁塞尔的街垒广场挨了几下石头那是活该。特鲁瓦总督的老朋友，临时政府的前阁员，火暴性子的让德比安竟然把这些计策与原则都不清不楚的法国流亡者请到家里去，真让人惊异不已。每逢到阿克兹做客，阿尔蒂尔总要愤愤地评论费尔南表弟的激进主义和奥克塔夫表兄带些玫瑰香水气味的自由主义论调。伊雷内姨妈真不该为了讨好她的两个儿子，邀请那个被驱逐法国的邦塞来开文学讲座，除非她约定讲座中要谈一谈博絮埃的作品。

在前几代某些成员的生活环境中，老百姓的精神状态本来还很活跃，但很快也变得迟钝麻木了。他们觉得国家是觊觎家庭遗产的敌手。对于故去先人毫无例外的谀墓悼词就是说老人家善心大度，其实这一点大可怀疑。实际上，基督徒慈悲行善的顶峰时代在这个圈子里早已结束了。从那以后，照顾囚犯、弃儿和疯子这类慈善事业都由公众机构去管，人们再也不过问管理得怎么样，再说，对待囚犯太好反倒是不对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瑞士人费尽力气创办的红十字会，大家还并不看好，就是因为那瑞士人出身于新教。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玛蒂尔德夫人即将诞生的一个小女儿才在红十字事业中贡献了她一部分的年华。夫妇俩给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精心分配着善款数额，不过如果玛蒂尔德为村子里的善举捐助的款项超出了阿尔蒂尔预定的数目，她就巧妙地提醒他早就答应过这件好事，于是也就得到了必要的现钱。严寒的冬天，他们给安分守己的穷人分发木柴和被褥，刁顽的穷人什么也得不到。矿井里发生的灾难事故震动了每一个人，但阿尔蒂尔从来也没有想到利用他矿井股东的影响力去给死伤的矿工家属谋求一丁点的抚恤津贴，也没有想到采取任何最初步的安全措施：这些都是公司经理们的事，他们的职责首先在于给股东的资本带来赢利。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法国人写了一些诗，因为伤风败俗受到谴责，他用恐怖的笔触描写一些眼睛被挖掉的白头翁，在店铺的鸟笼或比利时人的后院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叫声。如果说苏阿雷的厨房窗台上就有这么一个鸟笼，那也很可能，心地善良的玛蒂尔德绝对不会提出任何抗议。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恶果。

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享有特权的人，但他们却不自知，凭借着他们的地位或上帝的意志才占有了财富，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应当庆幸。住在苏阿雷的这对夫妇也一点没有意识到，生活在安全暂时丝毫不受威胁的时代和国度是一种福气。他们的祖先可不像他们这么幸运。他们的后代更是倒霉，被若隐若现的革命吓得发抖。这里也像法国一样，很可能闹起革命，而人们并没有把握能将革命及时地遏制下去。的确，每个时代都有打仗的份额：恰好足够填满报纸上的新闻和给《画报》提供悲剧性的题材。皮埃蒙特战役像是一次潇洒的远距离军事巡游；在索尔费里诺这个屠宰场，法国佐阿夫轻步兵团的红裤子比流出的人血还要使人惊诧。新大陆，南北战争的炮声隆隆，阿尔蒂尔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去过，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那是美洲新教徒之间要算清的账。对墨西哥的征服成了个悲惨的传奇，大公干脆被处决，他的妻子，比利时的公主发了疯，这一切在苏阿雷引起了震动，从城堡的主人到厨下的丫头都惊骇不已。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战争只不过是地方性的冲突，没有引起什么兴趣。但萨多瓦战役就招致了更多的不安：天主教的奥地利被普鲁士人打败了，这是件可怕的事，但终于建立起了德意志邦联，弗罗兰不禁露出欢欣模样。

在凡尔赛宫的明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时，弗罗兰的欢欣更增长了，她在孩子们的课室里挂了一幅戴着黑白红三色领带的皇帝陛下的雕版画像，大家也没有想起让她把这画儿摘下来。说到底，她的主人并不是法国人。由列强允诺的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让大家感觉到事不关己。但是这一次，可怕的现实已经临近，听到有些地主被当做人质枪毙了，阿尔蒂尔吓得发抖。玛蒂尔德很可怜那些饥寒交迫的巴黎人。接下来的巴黎公社也造成了恐慌。但人们还算放心，觉得在那个吵吵闹闹的南方邻居那里，暴力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凡尔赛宫枪毙人的放枪声，预告着要恢复秩序，这枪声只隐隐约约地传到苏阿雷，那是一八七一年美丽的五月傍晚，玛蒂尔德正怀上了她最后一个孩子费尔南德。就在同一个时期，在里尔或是阿拉斯一所耶稣会办的中学里，那个后来有朝一日娶了费尔南德的十八岁男孩，流着愤怒的眼泪撰写了一篇颂词，赞美死难的公社烈士，为此，他差一点遭到流放。

我说过，在这个圈子里，笃信虔诚特别是女人的事儿。每天早上只要有可能，玛蒂尔德就早早起床，夏天在五点半，冬天六点钟。为了不吵醒阿尔蒂尔，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准备到村子里的教堂去参加早晨的弥撒。一个女仆起得比她还要早，在盥洗室里放一罐热水。玛蒂尔德把最后几个发卡别到头发上，匆匆照一下在熹微晨光里仍然发灰的镜子。虽然她对赶时髦的兴趣减弱了许多，但穿裙子时仍感到有些遗憾：多么不凑巧，撑开的曳地长裙已经没有人穿了。那种裙子那么宽大，在某些时候穿起来特别舒服……她从一张独脚小桌子上拿了她的祈祷书，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把宅子交给仆人们，让他们打扫灰尘，用茶水刷洗地毯上的污渍。

教堂离城堡只隔着一片草场。玛蒂尔德很喜欢这条捷径。她谨慎地用木底皮面鞋踏着棕黄色的草丛，尽量避开冰块和雪堆。夏天，走这短短的路程是一件乐事，但玛蒂尔德并不完全承认除了能赶上早祷之外，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漫步也是一种愉快的体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但并不是每天，走进教堂之前，她先到小院子里看看，那里住着她钟爱的两个幼子。为了表示谦逊，她不坐城堡专用的长凳，而跟大家一起坐在正殿里。此外，教堂里只有寥寥数人，玛蒂尔德像当时许多忠实的信徒一样，并不读祈祷书里拉丁祷词的译文，虽然这些她也能背诵。她随着她自己的祈祷时跪时起。她大量祈祷，也许有时朝寒酸丑陋的教堂里聊作装饰的一座石膏塑像喃喃低语。当伊雷内姨妈周日要来串门时，她就乞求天气晴朗，为的是可以把桌子抬到露台上的几棵栗树底下，希望阿尔蒂尔满意她挑的水果和鲜花；她的身体原本娇弱，她为自己的健康祈祷，乞求有足够的力气把身上的包袱背负到底；如果她的力气不够，就求上帝原谅她的缺陷。无关紧要的要求和深刻的企愿搅合在一起，就像在生活中毫无来由的兴致和深刻的激情混杂不清一样。头几个愿望微不足道，很快就被遗忘了。后面一些愿望天长日久竟有一部分得以实现。玛蒂尔德结束祈祷时比她开始祈祷时心境更为安详。

她为亲人们祈祷，这跟她为自己祈祷差不多是一回事。她为她的女儿们祈祷，望她们都能找到好丈夫，当出色的妻子；她祈愿她亲爱的爸爸在拉巴斯杜尔清新的空气里早日恢复健康；她为可怜的弗罗兰祈祷，她刚刚在感情上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她祈求好心的上帝开启表兄费尔南的智慧，据说他是个有自由思想的人（像他那么有天分，竟然会走上糊涂的路，真是不可思议）。她祈祷她的小让娜有一天能学会走路；为她十三岁的加斯东终于会念书而感恩；她为阿尔蒂尔祈祷，望他不要因为对婚姻不忠而遭到惩罚，这是她近来才知道的，觉得又愤怒又恐怖，然而有谁说得清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负一点责任呢？自从她最后几次分娩之后，对这类事情有时表现得那么厌倦……总而言之，就像当时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她为神圣的教皇祈祷，他被囚禁在梵蒂冈，有人说他是自愿的，其实是受了共济会的胁迫。不管这些祈愿是不是被上帝接受了，她全身心沉浸在这些良善的愿望里。谁也不敢说这些祈祷任何用处都没有，甚至世界的进程也不会因此发生一点变化。反正玛蒂尔德因为发出了这些愿望收获颇丰：人们越是为别人祈祷，就越是喜爱他们。

本堂神甫匆匆做完了弥撒，他想到他的这些羔羊们每家田里都有活儿，也有点惦记他自己的菜园和花园。玛蒂尔德太太把两个小钱投进为穷人捐款的箱子孔里，向唱圣诗的那个孩子问了声好，那是苏阿雷一个马车夫的儿子。她踏着自己的脚印穿过了草场，小心着不把牧草践踏得太多。她并不知道，在教堂里的短暂停留让她放下了身份，在这片刻间恢复了她的青春，而她本以为她的花季早已结束了：那时她的生命跟她十八岁时一样。她不时地停下脚步，摘下挂在她裙子上的草荚，像孩子一样，让草籽从指间落下去。有时不顾礼节仪容，大着胆子把帽子摘下来，让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在草丛中吃草或睡觉的家畜跟她只隔着一道小小的绿篱，而波维里这个地名正因它们而起。佃农把畜群中最好的一头奶牛叫做美人瓦格，它正轻轻地在带刺的栅栏上蹭痒痒；八天以前，它还在绝望地哞哞叫，因为屠宰场的小车把它的小牛拉走了，但现在它已忘记了，心满意足地细嚼着鲜美的牧草。为了夸奖这头乖牛，玛蒂尔德又找到了她遥远的高祖们用过的手势和声调。再走几步，她在车夫家门口停住脚，那人正在马厩的门槛上擦拭马笼头。她早又把帽子戴上了，她向车夫道贺，说他的儿子在弥撒时唱得不错。

从饭厅里飘出一股热咖啡和新鲜面包的香味。玛蒂尔德把她的祈祷书放在前厅的桌子上，把东西在衣钩上挂好。大家都到齐了。弗罗兰压低声音用德语跟三个女孩说话，为的是不打扰正在看报的先生。玛蒂尔德不放心地瞥了一眼加斯东：他正乖乖地吃着东西，没有为难任何人。女仆在饭桌的另一边伺候坐在高脚椅子上的小让娜喝粥，那椅子是专给小孩子坐的。小奥克塔夫看见母亲进来了，就向她跑过来，笑得喘不过气，嘴里还说着谁也听不懂的什么话。玛蒂尔德慈爱地呵斥他一声，让他坐到哥哥泰奥巴尔德旁边去，这个大哥倒是很乖的。从阿尔蒂尔的椅子后面走过时，她也许惴惴地轻轻抚摸一下这个冷漠男人的肩膀，但仍然不免小心翼翼，只用这个微小的爱抚感谢他昨夜对她还算有情义的话语或行动。但这一刹那也就是一切了。阿尔蒂尔还在看报。另外，他也觉得有些怅然若失：他刚刚看完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说的是德国的关税制度；他想跟人聊聊这篇报道，但是女人对这个不感兴趣。

玛蒂尔德坐上了她自己的位置，把咖啡壶和装热牛奶的罐子拿了过来。但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一个金属物件掉在地板上，砰地一响，又哗啦啦地一路滚着，直滚到桌子腿旁才停住。玛蒂尔德瞧了一眼阿尔蒂尔：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女仆涨红了脸，卖力地擦着顺桌布流下来的牛奶。她又让孩子自己去拿高脚杯，跟往常一样，孩子抽起风来，把漂亮的银杯子摔到地上了……小姑娘年纪太小，这以后也许会好的。听说在布鲁塞尔有这方面的专家。不然的话就到卢尔德去……是的，到卢尔德。玛蒂尔德掀起糖罐子的盖儿，通常，为了苦行节欲，她自己不吃糖，但是必须好好地喂养腹中的孩子，她在浓稠的奶汁中放了一块糖，又放了第二块。玛蒂尔德默诵了一段饭前祝福经，选了一片带麸子的黑面包和黄油，然后郑重其事、心满意足地吃起饭来。

我觉得现在应当介绍一下玛蒂尔德的十个孩子，并不是作为她眼里和当时一些蹩脚诗中所称呼的“黄毛小脑袋”，而是作为已经在各自的生活中找到位置的成年人。他们中某些人的肖像已在本书的头几页勾画过了，但是将他们总体地描绘一下有助于我在这些人身上发觉到仍存留在我身上的某些特性，尽管我说不出一些人的最终归宿，或者说一些人根本就没有归宿，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上，任何事都不会终结。当然，我的话说得远了一点，因为描写这些人的篇章已超出了苏阿雷的范围。但这些虚无飘缈的舅舅姨夫和姨母舅妈很快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即便是在我母亲的生活里他们的影响也十分微小。如果不在这里提一提他们，我就不知道该把他们安排在哪儿了。

两个夭折的孩子我只一笔带过，第一个叫让娜的女孩一岁就死了，费尔迪南死时有四岁半。大概只有玛蒂尔德才能比较清楚地记起他们俩。一个折叠式的相框保留着五个来过人世间的女孩的照片，中间有皮质的框把相邻的肖像隔开。说实在的，这些女人每人也像是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各有各的特色。她们的面貌彼此不同，别人甚至以为她们不是亲姊妹。姑且先不说让娜，我以前说过，以后还要再提，她像平常一样安安静静，有点冷漠。也不说有些招人嫌弃的费尔南德，据说照相的那天她正在赌气。在这里，我想说说三个长女的不同面貌。长女伊萨贝尔又叫伊萨，是个风度绰约的妇人。但我觉得她已显露老态，一条又轻又薄的纱巾围着她单薄清秀的脸庞，露出些许说不清是金黄还是银灰色的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漾出含着惆怅的亲切微笑。我幼年时代看到的伊萨贝尔姨妈就是这个样子。她那时已得了心脏衰弱的病，很痛苦，几年以后就死于这个病症。我刚在客厅里坐好，晃荡着我的两条小腿，人家还来不及命令我站起来向姨妈问安，她就已经累了。

伊萨贝尔嫁给了她的表兄德·塞·德·伊男爵。我在我的出生证上看到过他的签名。她有三个孩子，长子承续了家庭的世系和传统；大女儿百病缠身，二十来岁就死了。最小的女儿，精力充沛的路易丝年纪轻轻的就从事了高尚的事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位英勇的女护士。她性格粗放开朗，又坚毅果断，伤员们很喜爱这个金发碧眼的强壮女人，医院里的同事们都有点怕她，但也极尊重她。停战以后，她一生中的其余时间都在一家天主教肿瘤医院里领导X光照相的工作。她竟然死于她所操作的这种危险的射线。一九五四年，我匆匆去看了她一眼。她躺在她那家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像个女王似的被赶来问候的亲友簇拥着，走廊里还播放着教堂圣歌作为背景音乐。她最喜欢的女护士专门照顾她，当初战场上的助手最后给她的上司来送终。我新近出版的一部书获得了成功，让路易丝很高兴，虽然这本书她永远也读不成了。她觉得这是给全家人争了光。她得的奖章和十字军功章，也是一样。

二姐乔吉娜是位风华正茂的少妇，穿着胸前系带子的紧身大开领女上衣，短短的卷发紧密地堆在头顶上，有点像与亚历山德拉王后同时代人的雕像。她的脸眉目端正，却没有什么表情。这张照片是在维也纳举行舞会的时候拍的，乔吉娜正跟丈夫在那里小住。她丈夫是那慕尔一个银行家的儿子，据说是荷兰一个商业世家的后裔。他是个不信教思想自由的人，每个星期日把他太太送到教堂门口，弥撒结束以后再来接她。据说还有更不像话的：有时他用这个空当到咖啡馆里去。

这位四十八岁的美人儿如今只剩了一具骷髅。一个女仆领着脊背伛偻、老眼昏花、患着糖尿病的来客朝冬季花园里摆着的一张藤椅走去，让娜在这里接待她。乔吉娜已经晃动的牙齿还勉强咬得动小脆饼干，发黄的脸皮两旁，头发竟然仍显黑色。在我看来，她不仅是个病人，简直就是疾病的可怕化身。只有在维也纳的照片上那么凝固的一双栗色眼睛才发出又温和又生动的光辉，像个专爱打听是非的俏皮女人那样看着周围的人和事。我记不起来在两姊妹之间交谈的任何一句话，也不知道乔吉娜的秉性脾气和她的个人生活。关于她，我只记得在一张憔悴枯萎的脸上那双仍然热情的眼睛。

她的儿子叫让，跟他母亲一起住在布鲁日的郊区，为了让他生病的母亲有机会呼吸一些与那慕尔不同的新鲜空气。他在当地娶了一个世家的女儿，那家里至今还佩戴着十字勋章和军功绶带，但这家人参加的战争却不是他路易丝表姐服役的一九一四年的那场战争。如果没有两拨敌对的占领军，他本来可以在布鲁日过个大资产阶级的安稳生活，但是第一拨占领军给他穿上卡其布的军装，把他推上攻击法国的大路，又在伤病员的床上裹进了第二拨军队。他死于一九五〇年左右，没有留下后代。

我跟让的妹妹苏珊的交往较多，她是个年轻的有些肥硕丰腴的库柏勒女神，长着一双跟她母亲一样的栗色眼睛。我在黑山衬着松林的美景中看见过她，她身后跟着的那条美丽的长毛猎犬我记得特别清楚。二十年之后，我又见到了苏珊。到了大龄她才在阿登山区的一处地产上结了婚，已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但她只在夏季才到这个地方来，其余的时间跟她的丈夫塞先生到北非去，他在那里有一个农业垦殖场。我觉得苏珊变得粗陋了些，在这阿登山区的府第中，可以感到一种粗率不拘、马虎随便的殖民地气氛。有一条从非洲带回来的鬣狗，在一个大笼子里来回转圈，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整夜都发出野性的嚎叫。

佐埃是我母亲费尔南德最喜欢的姐姐，我对她的几张照片很感兴趣，特别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照片上的真人。第一张照片上是个穿着苏格兰花格子布衣裙的少女，两手合在一起，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一本书吧。浓密的头发被一阵风吹得有些零乱，估计她的头发是剪短了的。她看着镜头以外的地方，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又仿佛不该这么等待似的，当然就是等德先生了。一八八三年她就嫁给了这个人。她的面容有些平板，整个的结构比例有些奇特，列奥纳多认为，这样才符合美的定义。晚一些的一张照片上是个四十来岁的夫人，显得有点紧张局促。眼神也像让娜和泰奥巴尔德时而露出的那样，有些呆滞。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她在生活中的遭遇。

没有任何一张照片能给我提供资料，让我描绘三个男孩年幼时的情况。我不再去努力想象我大舅的模样，他在十六岁，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死了。下面的加斯东是个谜，一些大族的房舍角落里时常遇到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五八年生于苏阿雷，一八八七年死于苏阿雷。长到了二十九岁，但仿佛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岁数一样。然而这个加斯东并不是个幽灵，还在摇篮里时，因为比他刚大一点的哥哥死了，他竟变成了继承家庭传统的长子，因而，人们必须对他加以呵护，他应当承担起大家的希望和未来的宏图。然而，关于这个将近三十才死的男人，我没有任何他这些年的信件和口头的传说，家里没有一件他儿时或上学时的纪念品，没有提起过他爱上哪个女孩或有个未婚妻，没有筹划或中断过任何婚事，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准备或从事过某种职业。他的弟弟妹妹只要聚在一起，就没有一个钟头不谈起他们的少年时代。弗罗兰一听到跟这家的兴盛时代有些距离的闲谈就受不了，竟都没有哪怕是用隐语提到过他，除了关于他死亡的一些或真或假但都很悲惨的细节，费尔南德告诉过我的父亲。他死的时候，让娜和费尔南德分别是十九和十五岁，都颇有怜悯之心。而对于两个妹妹来说，一个哥哥，不管她们是爱还是恨，通常总要占很重的分量，竟也三缄其口，说起来真令人费解。如果加斯东像让娜一样，也是个残疾人，大家一定会告诉我们。人们却绝口不提，直到以后，才由可靠的来源证实了这个假设：他就是个白痴。

泰奥巴尔德和奥克塔夫我记得很清楚。泰奥巴尔德时常来看他的妹妹让娜。我见过他十一二次，但是，这位肥硕庞大的先生天生不能讨一个六岁小姑娘的欢喜。我已经说过他在布鲁塞尔优游闲散的生活。到了晚年，他住在一个旅馆里，旅店经理跟他同在一个俱乐部，曾经是他从前的仆人。这乖巧的老仆和他的老婆对他们的房客关怀备至。到了这个时候，喜欢过宽裕日子的泰奥巴尔德才发现，他父亲给他留下的丰厚遗产仍然让他落到窘困的境地。他本来应当从本金中提出比以前更多的款项另作经营，比干吃有限的利息合算得多。他这才精心算计起来。自从他准备考取工程师名衔以来，大概从没有这么用心过。他得出结论，如果小心一点的话，就能维持到终其天年，在存款的余额栏上也变作了零。

他也是这么做的，大概也因为他得的病预后不良。他的麻痹症逐渐加重。很久以来他就发现这病在暗中不断发展。到我二十来岁时，远离我母亲的那个家已有十年之久。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想到理应给这个舅舅寄个贺卡，因为我刚刚知道了他的地址。他给我寄回了一张他的名片，从此开始了简单的礼尚往来，一直持续了若干年。他的用词差不多总一样，字迹又细又长：“特致同样的祝贺。麻痹症状尚无变化。”有一次，他的字迹几乎辨认不出了，说明情况有变：“麻痹已到最严重的状态。”以后我没有接到任何信息，连个讣告都没有。

然而，几个月之后，旅店主人写信告诉我，说这忠实的老仆夫妇俩曾到苏阿雷的墓地上去给先生扫墓。那是个夏天，他们在他的坟头上发现了一只拍动着翅膀的白蝴蝶。那个布鲁塞尔的老光棍，竟像神话里的普赛克似的复活了，这故事让我感叹不已。

奥克塔夫在精打细算方面不如他哥哥成功。他时而利用旅行的间隙到他的妹妹让娜这里来喝一杯清茶。这人中等身材，面容清秀，裤线笔直，戴着浅黄色的手套，搭在椅子的扶手上，比他哥哥更让我喜欢。但是像我那时的一个怕生的小姑娘，对任何大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我姨妈和她的哥哥评论家里的新闻，谈论天气，特别叙说往日里共同的旧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着我的面，奥克塔夫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旅行，在他出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曾叙述过，语言平淡无味，只给几个圈子里的人看。这个满世界乱逛、不爱动脑子的人，是跟他同名的表舅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拙劣翻版。他表舅还出版了在意大利、德国的旅游日记以及他对生活的见解，从而声名大振呢。然而对于让娜和弗罗兰来说，这个没有什么要紧的来客却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她们把他看得无比重要，无条件地给予他一切温情，恰是因为他也曾是这苏阿雷的老宅里的人，何况，他缺乏文学才能一点也碍不着这两个女人的事。

他的脸光滑滋润，皮肤白皙，胡髭漆黑，就像格雷万博物馆里陈列的面具。在这张脸的后面有些什么东西呢？是离家出走的激情？在家人的语言中，亲切地把这个叫做他的恶癖、发神经，是在伦敦的酒吧里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汇，不该在让娜面前说得太多；有在巴黎那些表演歌舞的咖啡馆的走廊里搭讪上来的姑娘？有在临时租用的房间或磨坊的角落里偶尔遇到的云雨恋情？显然还有欠下的债务？这些事让娜一定都不知道；也许还有早晚他会沉溺于其中的无以名状的焦虑？或者，那张脸后面干脆什么东西也没有？两人同样教养很高但内心生活的距离很远，他们隔着一张小茶桌谈到身上的瘰疬，五脏六腑的状况，各自的经历和心里的想法，在我看来，都是使人诧异的话题。就在他还没有落魄的时期，我坐在地上放着的一块垫子上，仔细端详着奥克塔夫那双修长崭亮的靴子。但是孩子的耳朵很尖，我听见一片安静的间隙，或是在不经意拉长的交谈中的只言片语。不久，说过人人都用的彬彬有礼的客套话，这个平庸懈怠的舅舅就走了。

出门游历的花费很大，就在这个时候，奥克塔夫开始采用他哥哥的办法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然而他算错了辞世的日子。差不多在一九二〇年，凌晨两点钟，有人发现他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小巷子里，衣衫褴褛，也忘了自己是谁。人家把他领到警察局，他在那里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但又记不起来他住在哪里，实际上他住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旅店。人家问他有没有家，他说没有，家里的人都死光了。对他来说恐怕的确如此。到了第三天，一个公务员拿着给他检查了身体的医生开的精神异常诊断书，找到了让娜家，原来电话簿上登录着让娜的住址，她才通知了泰奥巴尔德以及仍然活着的侄子侄女。大家一致同意积攒一笔基金，用来把可怜的奥克塔夫安置到赫尔的疯人院去。那是一所古老的建筑，宗教的虔诚和诗意的传说使那里有了些神圣的氛围，坐落在从前风景如画的坎彭地区边界上。不会造成危害的疯子通常住在赫尔镇，跟当地的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我不知道没有攻击性的奥克塔夫在那里过了多少时间，给奶牛备料，给土豆田锄草。他在那里也许很快活，大概也找到了他一直那么缺乏的安全感。我暗下决心，一旦我再到比利时去，一定到赫尔这个退居之地去看看奥克塔夫。但是，一九二九年在比利时全家聚会时，我竟然没有去。这个疏漏并不是因为我把他完全遗忘了，而是表明我在那个时期有点害怕跟一个疯子谈话。自那以后，我时常感到后悔。

一位批评家指出，我在作品中特别喜欢表现将近死亡的人物形象，而死亡与一切生命的意义格格不入。不过，一切生命哪怕是一条虫子也自有其意义。对于活过一世的生灵来说，有些人认为生命就是填饱肚子，少数精英将生命比作燃烧的流星，在长空中划一条曲线，消失在地平面以下，但都能感到生命的重要，生活内容的广博乃至自己独一的特色，这种感觉只能加强，决不会削弱。我一点也不打算把我的舅舅姨妈比作流星，但他们生活的轨迹却告诉了我一些东西。用不着说明我在这些人物与我之间并没有找到共同的成分。一旦仔细查考，随处可见的相似之点却像断了线的珠子，迤逦而出不绝如缕。这不是别的，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世上的生灵之间彼此都很相似。这里我又要赶紧说明，研究了我父系的一家人之后，在这一点上，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向如此，首先油然而起的，是对我们这些渺小人类的无限悲悯，同时，与这正相反的，是对这一套复杂而又脆弱的结构感到尊重和好奇，就像竖立在深渊边上的护栏柱子一样，每一根与另外一根又决不完全相同。

描绘了在苏阿雷城堡居住的这些兄弟姊妹的肖像之后，还不得不进一步详加说明。我首先发现虽然玛蒂尔德生了众多的子女，她的下一代并不人丁兴旺。在她长大成人的八个孩子里，只有四个女儿留下了后人，加在一起也就是九个孩子。而在这九个人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三个又有了下一代。这种减缓生育的现象不管原因如何，绝对应当庆幸。这里我不可能不指出某些方面会有脱漏。从某个角度来看，玛蒂尔德子女众多使人想到结子过于稠密的果树，长了锈斑，生了看不见的寄生虫，或是贫瘠的土壤里养分不足。这个比喻对于今天人类的无限度增殖大概也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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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德出生之后过了十四个月，玛蒂尔德出人意料地得了暴病突然死去了。我最近得到了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未曾出版的几行文稿，从中知道那可怜的女人得了义膜性喉炎，必须做切开喉管的手术。紧接着又有一次小产，倒霉的女人就没有熬过来。分发给亲友的“虔诚的回忆卡”只隐约提到“一种来势凶猛又为时短暂的疾病”。这类的文件上很少说明生病和死亡时的身体情况，但只这么几个字就足以向我们显示玛蒂尔德的猝死多么让她的亲人们惊诧和悲伤。在阿尔蒂尔或者弗罗兰到那慕尔一家纸品印刷社定制的镶有黑框的讣告上，画着上帝的羔羊躺在耶稣受难的刑具当中。不知道那个遭丧妻之痛的男人和泪流满面的家庭女教师是不是认为这个形象对无辜的死者特别合适。

就在那“虔诚的回忆卡”上，人们还为死者杜撰了庄严的最后告别辞。那是从某一部描写母亲死亡的虔诚的小说中抄袭而来，并不是临死的玛蒂尔德亲口说的：“永别了，亲爱的丈夫，亲爱的孩子们，我多么爱你们。我走得很突然，匆匆离去。这是上帝的安排，实现了上帝神圣的意志。为我祈祷吧。我临死时只对你们有两个要求，这两点我很重视：信仰的精神和家族的精神……保持这两种精神，并将它们发扬光大……永别了。我将为你们祈祷。”

假如这矫揉造作的告别辞真是玛蒂尔德说的，那么自然只有阿尔蒂尔一个人听到了。在这美丽的五月初，三个年长的女孩，伊萨贝尔、乔吉娜和佐埃大概在布鲁塞尔的寄宿学校，或者在奥杜耶的英国贵族女子学校，忙着兴致勃勃或无精打采地积攒下好分数，为了获得六月末的学期奖励。得到母亲突然死亡的消息，三个女孩恐怕很难及时赶回苏阿雷听这最后的嘱告。头脑简单的加斯东什么也不懂。泰奥巴尔德和奥克塔夫分别只有九岁和七岁，大概已经上了那慕尔的拉佩圣母小学。如果他们俩五月份还在城堡里，人家一定嘱咐他们不要大声吵闹，免得打扰生病的母亲。结论是这篇演说不是对他们讲的。让娜一定坐在草地边上的儿童车里，牢牢地用皮带绑着，因为一般残废的孩子都又灵巧又坚韧，能顺利地把带子解开，从安置好的位置滑出来。至于费尔南德，还在摇篮里睡觉，跟后来她死的时候安排自己的女儿睡在摇篮里的情况一样。玛蒂尔德临终时，她慈爱的父母路易·特鲁瓦和佐埃显然也都不在场。这位前地方长官也患了病，两年以后去世，他大概也很不容易从他的住地拉巴斯杜尔匆匆赶到相当遥远的苏阿雷。佐埃没有他陪着决不可能独自一人来。只有阿尔蒂尔和弗罗兰亲眼目睹了这临死的场面，再有的就是城堡里的仆役以及列席死亡事件的专业人物：医生和当地的本堂神甫。十九世纪，医生、神甫再带着个公证人组成了主持丧葬的三位一体。但是，公证人大概也没有什么为玛蒂尔德作证的：她所有的一切都属于阿尔蒂尔。

来参加葬礼的人相反倒不少。这一回，死者的父母有足够的工夫作个短途旅行；从布鲁塞尔赶来了她的姐姐阿丽克斯和姐夫让·采斯特凡；从阿克兹来了伊雷内姨妈和她的儿子奥克塔夫，两人还分别为儿子和亲爱的弟弟号称雷莫的费尔南佩戴着黑纱。伊雷内的另一个儿子埃米尔通常因为政治和社交活动留在首都，大概也带着他年轻的妻子来了。阿尔蒂尔十八年以前离开了马尔西安城堡，在苏阿雷安家之后，似乎并没有跟那个城堡里住着的亲戚保持太经常的联系，但他的姨表兄埃米尔-保罗由他年轻的爱尔兰妻子陪着有时来串一串门。玛蒂尔德丢开了金红色厚实的花边襁褓，把这些都留给费尔南德，又一次从小城堡到村子里的教堂去，但抬着她的送葬队伍走的是大路，没有走她熟悉的那条穿过草地的小径。弗罗兰把给女主人服丧当成了全部的生活。

关于阿尔蒂尔的感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是，突如其来地失去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伴侣总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他还有八个孩子。再婚对于他并不重要，不像他父亲那么看重。也许神话般的“那慕尔的女人”此时已经存在了，由他秘密地养在外省小城，在一条合适的街道上找了一所简朴的房舍。弗罗兰直到最后一息都对那女人咒骂不止。不然的话，这段婚外恋情也没有花很长时间来露头。我的外祖父结婚以来，生活肯定是暗淡无光，这一桩毫不精彩的艳遇也许是唯一新奇别致的部分，唯一由他自己做主的选择。我不像弗罗兰那么苛刻，我不忍心为这事谴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