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

我这个人是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星期一将近早晨八点钟在布鲁塞尔来到世上的，父亲是法国人，出身于法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家族；母亲是比利时人，她家几个世纪以来都住在列日，后来又在埃诺定居。我家的老宅在路易丝街一九三号，这事就发生在那里，对于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身旁的几个人来说，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出生，但五十年来这所老屋已荡然无存，被一座大厦吞噬掉了。

我说明了几个本身并无意义的小事，这些小事却比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都有更深远的影响。那些烦琐复杂的事故和变化多端的时局多多少少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面对这些我感到惶惑，就此打住不提。这个女孩已与基督教时代以及二十世纪欧洲的各个坐标尺度联系在一起，这个在蓝色摇篮里哭泣的粉红色肉团儿让我不得不提出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其平凡，所以就更可怕，一个深知自己行当的文学家绝对不肯把这些问题说出来。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但我还总感觉到这并不是真实的，为了部分地克服对我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就像重新创造一个历史人物一样，不得不让我挂靠上一些回忆的残丝碎片，那都是二手材料或经过十多次辗转反复得到的，从人们不经意地扔到纸篓里的残缺信件和笔记中采录些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贪婪地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到市政府和公证处去查看正式的文件，那些行政和法律上的套话已消除了一切具有人情味的内容。我不是不知道，因为通过许多人物的回忆的重新诠释后，这些事情大多子虚乌有或是暧昧不清，有如申请护照时在横线上填写的内容那么呆板，像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琐事那么无味，也像长了青苔的石头和蒙上黄锈的金属那样被我们心头层层叠叠的积淀啃噬。这些大家熟知的事件留下的零星碎屑却是那个孩子与我之间唯一有效的通道，也是唯一的浮标，支撑着我们俩在时间的大海中沉浮。在这里我怀着好奇之心把这些片段补缀在一起，看看合起来是个什么样式：那就是一个人和相关几个人的形象，是一个地方、一个地点，或者偶尔一闪即逝的没有姓名的人、没有形态的物。

地点本身是随机的，就像我一生当中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毫无疑问，深究之下整个人生也是如此。克夫妇刚在黑山的家宅里度过了一个相当暗淡无光的夏天。那所房产坐落在佛兰德法语区的一处小山丘上，这个地方自有它的秀丽之处，特别因为那时还未曾遭受兵燹的蹂躏，就更是美丽。他们又一次觉得这里可以消除他们的无聊烦闷。克先生的前房夫人留下了一个儿子，他在这里没有给这次假期增加情趣。这个性情乖戾的十八岁男孩对他的继母蛮横无理，他的继母倒是小心翼翼地努力讨他欢喜。只在九月末他们才出了一次门到斯帕镇小住了几天。克先生爱好赌博，这里有他能找到的最近的赌场，他可以尽情地玩几局牌，不用让费尔南德到奥斯坦德海滨去淋秋分时节的暴雨。冬天到来，一家人住到里尔马莱街的老宅去度过寒冬的前景并不比在黑山避暑时更为宜人。

克先生的母亲诺埃米让人无法忍受，在所有女人当中她的儿子单单对她恨之入骨。五十一年以来，她掌管着这两处房产。她是里尔大法官的女儿，生就的富家小姐，因为家境殷实富裕才顺利出嫁，而这家人还一直在抱怨大革命时损失了大量家财。她不许别人有一刻忘记如今的殷实富裕主要是靠她得来的。作为居孀的母亲，她紧抓着钱袋口上的绳子，精打细算地供给她四十来岁的儿子日常用度。这个儿子借了许多债，快快活活地一文不名了，只等着她寿终正寢。她特别喜欢用表示东西属于她的字眼，不厌其烦地说：“把我的客厅门关上；去看看我的花匠是不是把我的小路上的沙子耙平了；看看我的挂钟上几点了。”克先生和克太太喜欢美丽的风景和明媚的阳光，往往出门旅行来应付母亲这种唠叨。但克太太怀了孕不能旅行，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南部暂时都不能去。他们想找一个自己住的地方，不常请可怕的诺埃米来做客。

另一方面，费尔南德也想念她的几个姐姐，特别是她的大姐，德·卡·德·马家的让娜小姐。她生来就是个残废。既然结婚和入修道院都对她不合适，就自己在布鲁塞尔选了一个很简陋的住所安顿下来。费尔南德同样或者也许更为热切地怀恋她从前的德国裔女家庭教师，这人如今就和让娜小姐住在一起，当她的伴当和家务总管。这是一个严肃的女人，穿着缀有煤精黑玉的上衣，但自有日耳曼人那种天真无邪和乐观快活的脾气。她仿佛给自幼丧母的费尔南德充当了母亲。其实随后费尔南德姑娘很想挣脱这两个人的影响。从某一方面来说，她是为了逃脱这个女性的、虔诚的，也有些平淡无味的环境才嫁给克先生的。而现在结婚两年之后，她倒又觉得让娜小姐和弗罗兰小姐才体现了理性、道德、安稳和生活中的一种安静温馨。再说，她这样的人，始终是在与德国文化有或远或近的关系中长大的，她坚持要由一个从日耳曼人办的医学院毕业的布鲁塞尔医生来给她接生，而且她已经出嫁的姐姐们在怀孕时受过他的照顾，对他的医术赞不绝口。

克先生同意了。他前后两个妻子的意见他几乎总同意，正像他后来也同意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意见。这显然是由于他宽容大度，他是我生平所见最宽容的人，对于在他身边他所爱的甚至所忍受的人，他宁愿说“行”不愿说个“不行”。当然也因为他内心深处觉得这都无所谓，不愿意搅进伤感情的争论中去，觉得说到底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他并没有固定的主见，至少任何一个新的建议都会令他高兴一阵。费尔南德要在布鲁塞尔安家，那里有一个大城市的方便之处，是里尔这个烟雾腾腾、阴霾灰暗的地方所没有的。思虑周详的男人可能会租一所房子，住上几个月。克先生认为他所有的决定都是一辈子的。他委托一家房产代理处为他找一所理想的房舍。他还亲到现场，在候选的房屋之间选择。可想而知，在那些房产中，他觉得只有最贵的那所才合适。他当场买了下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宅第，里面已有四分之三的家具，有个小花园，墙上长满了常春藤。特别让克先生高兴的是在一楼有个帝国风格的大书房，壁炉上赫然摆着一座密涅瓦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头戴战盔，身穿铠甲，威严地竖立在绿色大理石的底座上。让娜和弗罗兰两位小姐安排寻找用人，还请了一个保姆照顾费尔南德，她们自己也留下来住了几个星期看护母亲和新生儿。克家夫妇搬到布鲁塞尔来了，随身带着数不清的箱笼，其中许多箱子里装的是专为摆在书房架子上的书籍，还有一条名叫特里埃的短腿猎狗，那是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到德国旅行的时候买的。

收拾新家简直就是一场娱乐消遣。他们逐一查看了仆役：厨娘阿尔德贡德，她的妹妹巴尔巴拉或称巴尔贝是贴身女仆。她们俩都生在荷兰边境的哈塞尔特附近，一个男仆兼作园丁和马夫，负责养马备鞍伺候主人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散步。他们尝到了安置在新家的愉快，但很快又索然无味了。大批的亲戚涌了来。克先生很看重他的大姨子让娜，她坚强冷静，尽管有残疾但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他不太喜欢弗罗兰和她那孩子式的快活脾气。再加上弗罗兰把德语教给了她的两个女学生，简直成了她们的第二母语，她们来看费尔南德的时候偏偏只说德语，这让克先生很不痛快。倒不是因为他听不懂女人家的闲聊天，他也并不特别想听懂，而是因为这种没有礼数在他看来不可忍受。

费尔南德的几个哥哥来吃晚饭：大哥泰奥巴尔德自吹大学毕业得到过工程师的正式文凭，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工程，也不屑于操这份心。他从三十九岁起就沾上了各种恶习，生活在下流圈子里，满嘴那个阶层的粗口。他的脖子很粗，总是卡在又硬又紧的领子里，跟他的妹夫合不来。奥克塔夫年岁较小，他这有点浪漫气息的名字按布列塔尼的规矩取自他的表舅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他是一位爱沉思和遐想的随笔作者，也是十九世纪比利时优秀的散文作家-更因为在一家十个孩子当中，他排行第八。这人中等身材，一副招人喜欢的脸现出些平庸的面相。就像他的奥克塔夫表舅喜欢富有诗意的回忆录一样，他喜欢旅行，热衷于独自一人骑马或是坐着他发明的轻便马车走遍欧洲。有一次他甚至乘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观光，那个时代有这样兴致的人不多。虽然他表面上抹着一层薄薄的文学亮光，其实并没有什么文才（他曾自费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叙述他的几次旅行见闻，文笔并不流畅可读），奥克塔夫对古迹与美术也提不起兴趣，他仿佛只是寻找沿途美景（当时从《崎岖的旅行》的作者老托普菲尔到写出《驴背旅程》的斯蒂文森，所有出门旅行的人都很珍视这样的景色），也许还要享受一下在布鲁塞尔所没有的自由。

三个嫁到外省的姐姐来访的时候较少，她们受到孩子的牵累，还有家庭主妇和绅缙夫人非办不可的事情。她们的丈夫为了办事或消闲倒常来布鲁塞尔转一遭。克先生跟他们一起抽几支雪茄，听他们讨论当时一些热门的话题，例如卡米尔·巴莱尔主张的法意交好、孔布内阁可耻的激进主义、巴格达的铁路、德国侵占中东地区以及比利时对外贪得无厌的贸易和殖民扩张。这些先生消息比较灵通，知道一些与交易所行情的涨落多多少少有关的事。在政治方面，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保守派的老生常谈，这些话题并不太让克先生感兴趣。他已没有资金可以投在有风险又有赚头的生意里，对于他来说，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假的，起码也是真实之中掺和着大量谣言的大杂烩，用不着费心去辨别孰是孰非。他决定向费尔南德求婚的一个理由就是她是个孤女，没有父母来滋扰。到现在他才看出来，一个男人有五个大舅子和四个大姨子跟有一个丈母娘一样麻烦。他年轻的妻子直到那时对于布鲁塞尔一无所知，只认识她上过学的那个修道院，社会上能跟她来往的人也就是她的亲戚们了。她在寄宿学校的那些女友都风流云散，其中才貌双绝的荷兰女子乔·莫尼克小姐，是她十五岁豆蔻年华的好朋友。费尔南德结婚的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衣裙当伴娘，着实让克先生倾倒。后来她嫁了一个俄国人，到千万里以外去生活。两位少妇还严肃而温情地相互通信。克家夫妻以为已经摆脱了可怕的诺埃米，然而她的阴影还沉重地压着这小小的家庭，因为还是要靠她付给儿子生活费。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克先生是法国北方人，却只喜欢明媚的南方。这里也像在里尔一样，雨下个不停。他时常抱怨说：“只有搬家才能好一点。”现在到了布鲁塞尔，却并没有特别的改善。

第一房太太死去不久，克先生就决定举办这门已经有小小裂痕的亲事，第一次婚姻持续了十五年，是在互相钟情、嫌弃抱怨的风风雨雨中过来的。克先生第一房太太死的时候情况非常悲惨。这个男人说话一向毫无遮拦，但对这件事却尽量不提。他指望着一个新鲜迷人的脸蛋能重新带给他生活的乐趣。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倒不是他不爱费尔南德，如果他不依恋、爱怜这个女人，就没有办法跟这个女人一起生活。她的外表在这里姑且不说，留待我以后深入探讨，费尔南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最让人喜欢的是她说话的声音。她口齿伶俐，没有一点让这个法国人不快的比利时口音。叙述起一件事来，说得生龙活现，充满才气。他听着从她嘴里说出她儿时的回忆，背诵他们喜爱的诗句，永远不会餍足。她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了解一些古代的语言。她读过或是正在读当代流行的作品，也读时尚波及不到的典雅古籍。她跟克先生一样，酷爱历史；也跟他一样，热衷于在历史中搜求浪漫的或有悲剧气息的逸事掌故：有的是具备高风亮节的楷模，有的在不幸之中保持着浩然的正气。晚上他们在家里没有事情时，就玩一个小游戏：克先生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词典，随手翻开，指出一个人名，也许是神话中的半神英雄、英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位君主，也许是个已经被人遗忘的画家或作曲家，很少有费尔南德不知道的。他们最好的时光是在书房里密涅瓦女神的目光底下度过的，雕刻那座雕像的艺术家曾得过一八九〇年的罗马奖。费尔南德可以静静地一连好几天读书或沉思冥想，她决不跟丈夫闲聊家长里短，也许她把那些话题留着跟让娜和弗罗兰小姐用德语去说了。

这么多的优点只是她的一个方面，作为家庭主妇，她就不够格了。有人来吃饭的日子，克先生代替了她的位置，跟阿尔德贡德商量很长时间，一定要避免在桌子上出现某些比利时厨娘钟爱的菜式，例如白米炖鸡再在盘子边上镶上土豆块，或者用李子干馅饼当甜点。下饭馆时，他有意要几样简单的菜，看到她偏偏要挑烹制麻烦的菜，最后却只吃了个水果，他心里就不痛快。怀孕挑嘴并不是主要原因。他们共同生活的初期，有一次他建议她再试试里希咖啡馆的特色菜，她说：“怎么，还有一些素菜没有吃完哩。”听了这话他着实恼火。不论是什么处境，他都会享受当下，看到她偏偏不肯接受现成的愉快，或者说，他在世界上最恨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反复灌输的精打细算。他弄错了，没有看出来费尔南德已有些许苦行禁欲的倾向。总而言之，哪怕两人都最不讲究吃喝，吃得又少又慢，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一起吃饭。克先生和克太太在饭桌上却吃不到一块。

她的梳妆打扮也可以评论一番。她的衣服做工极为考究，但她却对衣服毫不经心，这是她特有的风度。但这种潇洒散漫让她的丈夫生气，他总在妻子的卧房里踩上一顶扔在地上的精致帽子或是皮制的暖手笼。新衣服只要穿一次，马上就变得皱皱巴巴，或是开丝绽了线，连扣子也掉了。费尔南德的纤纤细指戴不住戒指，一天，她正从拉开的车厢门扬手让她的丈夫欣赏美丽的风景，她的订婚戒指就这么丢了。她留着二十世纪初的升平年代男人们特别喜欢的一头长发，却让理发师连声叹气，他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夫人竟不知道把发卡或小梳子别在哪儿最合适。她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但如果相信童话上说的，再也没有跟一个仙女共同生活更让人受不了的了。最糟糕的是她胆子特别小，他曾送给她一匹温顺的小母马，养在黑山的马厩里无事可干越来越弱。夫人只在由她丈夫或马夫紧紧牵着时才敢骑，那牲口毫无危险的盘旋就把她吓坏了。大海也并不比马更能引起她的兴趣。他们最后一次渡海到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时，海上微风徐拂轻波荡漾，可她几乎有二十次以为船要沉底了。在利古里亚的海岸上，她才有一次例外，答应在已在港口抛锚的狭小游艇上睡觉，但她坚持吃饭的时候要把桌子支在码头上。克先生仿佛又清楚地看到了他第一房太太栉风沐雨的黧黑面容，每到有风雨时就帮他操纵船只，有时穿着裙子或女骑手的服装，尽管马匹性格暴烈，还能稳稳端坐在女式马鞍上，一直到被马颠得呕吐起来。

只有知道他们在床笫之间的夜半私语，才能更好地了解如此结合起来的这两个人物。根据我猜测到的一点我父母的爱情生活，可以断定他们是典型的一九〇〇年代的夫妇，当然有他们的问题和偏见，这在我们这一代都不存在了。米歇尔温情脉脉地爱怜费尔南德那一对微微下垂的乳房，对于她的娇小身材来说，稍嫌肥重了一些。但就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男人一样，在女人的欢娱面前他为一种矛盾心理而困扰，坚持相信一个贞洁的女人委身相许只不过是要满足她所爱的男人，他的伴侣无论是冷淡还是激动他都不如意。大概是因为费尔南德读了许多浪漫小说，觉得续弦太太该对第一房的回忆心怀嫉妒。她提出了许多问题，米歇尔觉得这些问题荒唐离奇，都不合时宜。几个月过去了，很快又过了几年，她小心翼翼地提出来想要个孩子，这在以前她仿佛没有表露过。克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爸爸的经验并没有让他在这方面信心十足，但他的原则是，一个想要孩子的女人就有权利有一个。不过除非出了差错，只要一个，不能再多。

一切就按照他的愿望进行，至少，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不过他却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当初他母亲打算让他将来当家产的管理人，就像以前他父亲那样，专门听佃户来诉苦，跟他们争论新的租约。为了抵制他母亲的这个计划，他一声不响，报名参了军，后来他也觉得掉进了一个陷阱。他倒是喜欢军队，但决定参军完全是跟家里闹翻的反弹，是对自己的亲人拙劣的赌气威胁。随后他又一次掉进了陷阱，由于一个英国女孩的漂亮脸蛋，他离开了军队，也没有预先打个招呼。随后一次掉入陷阱是为了让患了不治之症的父亲高兴，他斩断了跟那女人维持很久的关系（英格兰碧绿的田野上，景色多么宜人！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下雨的日子，他们一起在原野徜徉，品尝农庄里的点心，多么惬意！），娶了贝尔特小姐。这人跟他门当户对，两家是世交，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两人都爱骑马，那就是他母亲所说的快马飞驰的生活。（跟贝尔特过的那段日子并不都难受，有的很好，有的过得去，也有的一团糟）。然而到了四十九岁，他又因为一个女人掉入了陷阱，他对这女人动了真情，时不时对她有一点点的恼火，还有了一个孩子。关于这个孩子一切还处于未知，只知道他会喜欢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最后一定会父子争论不休，让他灰心丧气；如果是个女孩，他会大操大办把她送出去跟一个陌生人睡觉。那个时候克先生很想一走了之，然而住到布鲁塞尔有好处。要解决这个僵局不能离婚，在他这个阶层这是不可想象的，只能不事张扬地分居。克先生借口外出办事、出门旅行或回到法国去的时候，费尔南德带着孩子跟她的亲人们一起留在比利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她生个男孩，在这军备竞赛的年代也有一个好处，他有一天可以选择一个中立国的国籍。很清楚，克先生满打满算在军队里待了三年，却没有成为一个决心送自己的儿子去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爱国人士。他把这份爱国激情留给他的表亲皮先生，这人是个右派的议员，他在议会发表长篇说教，来歌颂法兰西的人丁兴旺。

我不太清楚这年冬天费尔南德的情绪如何，顶多推断一下她在不眠长夜中的所思所想。她躺在一张桃花心木的单人床上，跟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块小地毯，米歇尔在那里想他自己的心事。费尔南德看到一个农妇给她的婴儿喂奶或在博物馆看到劳伦斯的儿童肖像画时，总表示她也很愿意当母亲，根据我对她不多的了解，我怀疑这种愿望是不是像她自己和米歇尔想象的那么深刻。母性的本能并不像人们说的带来那么多约束，无论在哪个时代，许多所谓属于特权阶级的女人把年幼的本来还该吃奶的孩子托付给仆役照管，心里觉得很轻松。只要父母觉得方便或条件允许，从前把孩子交给笨手笨脚漫不经心的女仆，如今交给没有个性的托儿所。我们还可以想到，有那么多的女人轻易地把她们的孩子献给军队里的摩洛，反倒把这种牺牲的光荣归于自己。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费尔南德。当母亲是一个理想女人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周围的老生常谈就是这样把她的脑子弄乱的。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当母亲，就像应该实践男欢女爱的技艺来爱她的丈夫一样。然而有关这个主题的说教又混乱又矛盾：孩子是神赐的恩惠，是上帝的礼物。一般认为夫妻之间干的事粗俗甚至应该斥责，有了孩子连那些行为也合情合理了。生孩子让整个家族都高兴，同时，怀孕好像背上了十字架，但一个虔诚的、知道自己义务的女人甘心情愿。从另一方面说，孩子是个小玩意儿，更是一个奢侈品，比起逛大街游树林，孩子是一个更结实的生活理由。添了个孩子就一定要添置蓝色或粉红色的襁褓，就得懒懒散散地穿着缀有花边的睡衣接待人家对产妇的看望。不能想象一个什么礼物都能得到的女人单单缺少这样一件礼物。总而言之，有个孩子就说明一位少妇的生活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费尔南德也许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她结婚本来就晚，到二月二十一号她就满三十一岁了。

不过尽管她跟姐姐们的联系很紧密，她还是在尽量晚的时候把她怀孕的消息告诉她们，只除了让娜，她在一切事上都给她出主意。一个巴望着有个孩子、有了之后就欢欣鼓舞的女人不会这么做。几个姐姐是她来到布鲁塞尔以后才知道的。预产期越近，那些虔诚而又关切的老一套嘱咐只会赤裸裸地显露出一种极为单纯的情感，那就是恐惧。她自己的母亲分娩了十次已筋疲力尽，生了她一年以后“因一种酷烈的急病”去世，也许是因为又怀了孕，结果送了性命。她的祖母二十一岁时也是在产褥中死亡的。家里的女人压低声音口口相传的掌故中，有一部分是难产时服用的药剂，还有生出了死胎、婴儿还没有受洗礼就夭折，以及死于产褥热的年轻女人的故事。在厨房或洗衣间，仆役讲这些事时连压低声音也不用。然而在她心里纠缠不休的恐惧还很模糊。在她那个时代和环境里，女孩子要保持童贞，无知无识是必不可少的，连已婚妇人做了母亲后，也不肯把受孕和生产的知识弄得太清楚，说不出相关器官的名称。跟身体里边有关的事儿由丈夫、助产士和医生去料理。费尔南德的几个姐姐给了她一大堆有关饮食方面的告诫，并且说人们会很爱将要降生的孩子，但这都没有用，她呕吐不休，浑身不舒服，身子越来越重，而那个小小的生灵将要以她想象不到的痛苦方式从一个最隐秘的通道里钻出来，这小人儿像蜡做的耶稣那么招人喜欢，她已为这婴儿购置了缀着花边的小衣服、绣着花的小帽子，在这一切之间她建立不起来一种联系。在这次的考验中，她只粗略地预见到前方的艰险，而她只能用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所以心里忐忑不安。祈祷给了她一些帮助，想到请求过修道院的修女们为她诵九日经，她心里安静了下来。

最难熬过的时光显然是漫漫的长夜，她又习惯性地牙痛起来，可以听到最后的几辆车从路易丝街的石板上驶过，每辆车之间隔很长的时间，车里载着参加了晚会或看过戏的人们，当时已栽种的四排树木把车辆行驶的噪音减低了。很实际的一些细节安排让她暂时忘记疼痛：六月十五号才到预产期，而护士阿洁丽五号就到家里来上班。不要忘记给住在腓力三世街的贝夫人写一封信，阿洁丽目前在她那儿工作，要感谢她让看护比预定早几天来。身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一切都会容易一些。不知不觉她又睡着了，醒来时看看床头柜上面的挂钟，已到了服用补药的时间，那是医生给她开的。一缕阳光穿过了厚重的窗帘；天气晴朗，她可以坐车去买东西，或者跟小狗特里埃一起到小花园去散步。她不再感到未来沉重的压力，只有一些琐碎小事要操心，有一些是赏心乐事，有一些稍显麻烦，但都能消磨时间，打发掉好几个钟头。就在这个时候，地球仍在转动。

四月初，费尔南德牙痛得不能再拖延下去，医生决定给她拔掉一个长歪了的智齿。她流了许多血。卡代尔曼牙科大夫到家里来出诊，按照常例建议她小心保养：嘴里噙一块冰，休息几小时，不要进固体食物和热饮料，绝对不要说话。克先生守在她身旁，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给了她一根铅笔和一张纸，她要什么东西就写下来。随后，他把这张纸保留了下来，上面写的字几乎无法辨认：

只有这些。但这已足够让我明白六十九年前这两个人肩并肩坐在一幢现已不复存在的房子里说话的亲密口气和节律。我并不去揣测克先生为什么要保留这张纸，但他把这个保留着，就让我相信在布鲁塞尔的这些晚上，他的回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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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八号，将近早上六点钟，阿尔德贡德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给巴尔巴拉和兼作园丁的仆役往碗里倒咖啡。大煤火炉子已烧得通红，各式的盆盆罐罐里都装满了开水。尽管已是夏天，这热气还很宜人，厨房在地下室，原来就很凉爽。昨夜没有一个人合眼。阿尔德贡德要给先生和大夫准备夜宵，大夫从昨晚起就没有离开过太太的房间。还要熬粥和鸡汤给太太增加力气，其实她几乎碰也没碰。一整夜巴尔巴拉端着托盘、单耳水壶和毛巾，在厨房和二楼之间上上下下。克先生原则上觉得不该让这个二十岁的女孩子目睹分娩的全过程，但是对待这么一个林堡省佃户家的女儿总跟对待城里的小姐不一样，何况阿洁丽随时要她帮忙。巴尔巴拉不得不在这两层楼上上下下了二十来次。

不难想象这三个仆人坐在炉子旁边，长条的面包片搭在碗边上，每吃一口都往碗里沾一下，他们在怜悯太太，她的事儿仿佛不太顺利。然而他们也高高兴兴地享受着这片刻的休息和适口的饮食，说不定一阵铃声或叫声就把这休息打断了。说实话，从半夜开始，人们就听惯了那叫声。安静下来时，没有叫声倒让人害怕。女人们走到楼梯口仆役用的半开的门前去，断断续续的呻吟仿佛让她们放了心。送牛奶的赶着那辆由一条大狗拉着的小车过来了。阿尔德贡德拿着个小铜锅迎了上去，那人把白铁壶里的牛奶给她把小锅装满，如果壶里的奶已经不多了，最后几滴就用来喂狗，那狗的挽具上吊着一个小勺子。面包房的小伙计跟在送奶的后面，拿着刚出炉还热乎的早饭吃的小面包。接着是做零活的女工。家里的仆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她的任务是打扫门前的台阶和一段人行道，擦洗打光门铃、门把手和刻着房主姓名的信箱盖子。每次她来，都要跟人闲聊一会儿，说些淡而无味的老套段子，也夹杂着人人都懂的道理。在这方面，善心的上帝让有钱人跟穷人都一样……他们没有听到阿洁丽太太按铃，过了一会儿，她下楼来喝咖啡吃面包片，她说大夫已决定动产钳。这时候还用不着巴尔巴拉，多一个人会碍事，不能妨碍大夫工作。

二十分钟以后，阿洁丽急促地打铃叫巴尔巴拉，她惴惴地走进太太的房间。那漂亮的卧房竟像是谋杀案的现场。巴尔巴拉忙着执行看护给她的命令，但偷眼也看到了产妇那可怕的面容，她的膝盖弯曲着，两脚伸在毯子外面，抵住了一个长枕头。孩子已离开了母体，躺在一个筐子的被子底下啼哭。先生和大夫刚才激烈地吵了一架，大夫的手和脸颊还在哆嗦。先生骂他是个屠夫。阿洁丽司空见惯，劝了几句，让两个压不低嗓子的男人平静下来：大夫已经累坏了，最好回家休息。阿洁丽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难产了。先生气哼哼地命令巴尔巴拉把大夫送走。

大夫抢在巴尔巴拉前面，几乎是跑着下了楼梯。他从前庭的衣钩上取下胶皮大衣，穿在血迹斑斑的西服上面，走出了门。

两个女人又叫阿尔德贡德来帮忙，她们帮着把乱成一团的房间收拾干净，把沾血的床单和分娩产生的废物都卷成一卷，交给洗衣房。成年人很难想象自己竟曾经与生俱来这些黏黏糊糊的东西，仆人们把这些都在厨房里的炭火上烧掉。给新生儿洗个澡。那是一个健壮的小姑娘，头顶上有一层耗子毛一样的黑色小毛毛。眼睛是蓝色的。人们又重复千百年来女人一次又一次做的动作：女仆小心翼翼地在盆里倒满水，助产士把手放进水里，看是不是冷热适中。疲劳不堪的母亲转过头，看人家抱给她的孩子。人们把婴儿放在一个天蓝色缎子铺着的美丽摇篮里，安置到隔壁的小房间去。克先生觉得，无论是在平凡或是特殊的日子，费尔南德总有独特的表示虔诚的方式，不管将来孩子是什么性别，她都要让孩子用七年蓝色的东西来纪念圣母。

新生儿扯开嗓子喊叫，试验她的力量，已表现出可怕的生命力，每一个生灵，甚至大多数人漫不经心挥一下手弄死的昆虫都充满了这种力气。如今的许多心理学家无疑认为，她从母体被放逐出来了，不得不穿过狭小的通道，所以在恐惧地叫喊，显然，她害怕来到这个一切都稀奇古怪的世界，甚至连呼吸都飘缈不定，她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亮光，那是一个夏天早上的晨曦。也许她在另一段时间已经经历过类似的出口和入口，也许还有成年人已泯灭的记忆的残片，恰恰是有关萌芽和出世的回忆，在她那颅缝还没有弥合的小小脑袋里浮动。有关这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生之门和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这两个门都很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这个才出生一个钟头的小女孩，已像落入网中一样，被现实中生物的痛苦和人类的不幸控制住了。她也被时间的流逝网住，被扔在前庭板凳上的报纸登载的或大或小而今日无人有空关心的新闻网住，被流行或是惯例网住。在她摇篮的上面吊着一个十字架，上头有一个小天使的头。出于莫名其妙的偶然，我竟还保留着这个十字架。东西平淡无奇，是表示虔诚的小物件，跟同样有仪式意味的缎带蝴蝶结放在一起，也许当初费尔南德让这些东西受过祝福。象牙来自在刚果森林里被猎杀的一头大象，牙被当地的土人低价卖给比利时的商人。这种身躯庞大的聪明生物至少可以追溯到地质时期的更新世，却落个这样的下场。这个小玩意儿原来属于一个吃青草喝河水的动物，它在温暖的泥浆里洗澡，用这牙跟敌手战斗或是起码抵挡过一阵人类的袭击，还用长鼻子讨好过与它交配的雌象。雕刻象牙的艺人只能用它做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的华丽摆设：小天使代表守护神，孩子有一天觉得它与这个面颊丰满的丘比特很像，这小爱神也是希腊和罗马的手艺人成批量制造的。

工艺精细的抽丝编花床罩是由女工在自己家里做的，位于富裕街区的精品女红商店的老板或是给她们揽活的中间商付给她们的工钱很少。这些帕耳开们不声不响地织嫁衣绣襁褓，克太太虽然心地善良，大概也从来没有想到她们到底在什么条件下生活。克先生有点做好事的心愿，想着照顾黑山脚下圣让-卡佩尔村的穷人：他去过女工住的小破房子，那里的女人大清早就坐在靠窗户的小垫子上，在操持一整天累人的家务之前，先织花边挣一点小钱。他觉得靠着精致的内衣卧具获利的人并不光彩，但人家出账单要他付钱时，他还是不声不响地签了字。也许不管怎么说，那些女人喜欢她们手指底下编出的花样，有时候她们的眼睛也在那花纹上久久流连。费尔南德的丈夫反对雇奶妈，觉得一个母亲不管自己的孩子而让一个为挣工资的陌生女人来喂奶是一件可憎可恶的事。法国北部那些贫民窟里的勾当他很清楚。一个穷人家的姑娘，随便找一个过路的情人，这事往往早就跟她母亲串通一气了，十个月或十一个月之后，这姑娘就可望戴上奶妈专用的花边软帽，在大户人家谋个不错的位置，如果日后她能由奶妈提升为照顾孩子的女仆，就可以干许多年，克先生为此义愤填膺。他就像当时的许多男人一样，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托尔斯泰精神，尽管不情愿，还受着时俗习惯的约束，没有勇气和愿望完全从陋习中解脱出来。决不可能让费尔南德的乳房变形。孩子得用奶瓶来喂养。

奶汁平息了小女孩的哭叫。她很快就学会了几乎是狠命地吮吸那橡皮奶头；美味的汁水流到她嘴里显然是她尝到的第一个愉快。营养丰富的流质出自一头专产奶水的牲畜，丰饶大地的象征，它不仅把奶水供给人类，到后来汁水轧干之后还把瘦肉献出来，最后贡献出它的皮、筋和骨头，人们用来造胶水或骨炭。这牲口差不多总是死得很惨，被人从它住惯了的牧场上拉出来，在专运牲口的车厢里赶很长的路，到屠宰场时已经满身伤痕，车厢里没有水，摇晃和噪音都让它害怕。或者被人赶到炎炎烈日底下的大路上，如果它不肯向前，人们就用戳棒狠狠地打它、折磨它，它气喘吁吁地来到执行死刑的地方，脖子上绑着绳子，几乎瞪爆了眼睛，被交到屠夫的手里，那种卑劣下流的职业让屠夫个个粗鄙暴烈，它还没有完全死，就被大卸八块。它的名字在对于它所养活的人类来说，本来该是很神圣的，但在法语中却很可笑，我这本书的读者大概会觉得我的看法和之前的那些议论也是很可笑的。

在孩子所生的那个时代和阶层里，雇佣仆役是一种制度。克先生和克太太当然有一些“下人”。至于阿尔德贡德和巴尔巴拉是不是比古代的奴隶或是工厂的工人更对她们的命运满意，根本用不着去考虑。在这里只需说明，这刚刚降生的婴儿一生当中，将会看到比仆役工作更没有自尊的奴役形式。当时，巴尔巴拉和阿尔德贡德大概会说，她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她们俩中间的一个或是阿洁丽太太不时地看一眼摇篮，然后匆忙回到太太的房间去。孩子还不知道（或者说已经不再知道）人的脸是什么，只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圆东西凑近来，那东西在动，还发出了声音。许多年过去以后，她在弥留的混乱中也许会看到护士和医生的脸凑过来看她。我很愿意相信，短腿狗特里埃被人从它习惯待的好地方-费尔南德的床底下赶了出来，竟设法钻到了摇篮边，它嗅着这个新东西那还不熟悉的气味，摇着长尾巴表示它可以信赖，然后朝着厨房挺起前半身，那里有好吃的东西。

将近下午两点，仿佛已没有大出血的危险了。克先生到他的内兄泰奥巴尔德那圈子里去找他，又去找从列日来到让娜家里小住的连襟乔治。克先生早就写信给让娜，告诉她今天早上发生的事。这三位先生到依塞勒镇公所去给孩子作登记。克先生也许不知道，这座房子位置不佳，五十年前是有名的歌星玛丽布朗的房基地，她的早逝启发了缪塞的灵感，写出了一首费尔南德和他都很喜欢的诗，他们曾不止一次互相背诵过（“显然现在说起她为时已晚/自从她去世已过了十五天……”）。离那里不远就是依塞勒的公墓，几年前安葬了一个自杀的法国人，克先生最近还满怀尊敬地去瞻仰过他的坟茔，那就是心眼实诚的布朗热将军。在咖啡歌厅唱的歌曲中对这将军大加赞赏。当时右派的议员们正阴谋酝酿一个有利于他的政变，他却临阵溜了号，到布鲁塞尔去看望患了结核病濒临死亡的情妇彭纳曼夫人。克先生觉得老实的将军在政治上是个可笑的人物，却很看重他作为一个忠实的情人毅然赴死（“已经没有你，我怎么能再活一个星期？”）。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丧气事的时候。身份登记员规规矩矩记下了小姑娘的出生情况：父亲，米歇尔-夏尔-热内-约瑟夫·克·德·克，房地产主，生于里尔（法国北部）；母亲费尔南德-路易丝-玛丽-吉丝莱娜·德·卡·德·马，生于那慕尔，夫妻双方在圣让-卡佩尔居住（法国北部）。姓氏中的第一个克是正式记录在案的佛兰芒一个古老姓氏的第一个音，这姓氏在日常生活中用得越来越少。另一个完全法国味的姓氏更常用，那是由于十八世纪得到的一块领地而起的。

然而这个正式文件却跟古代或是中世纪的抄本一样，充满了不实之辞，费尔南德的名字就有两处错误。有关证人的姓名和身份的文字中，住在列日的企业家（我不知道那一年他领导什么企业，但我知道后来他经营法国酒的进口生意）乔治·德·塞·德·依男爵，尽管他的签名清楚明了，却跟他的姻亲泰奥巴尔德拥有同样的姓氏，泰奥巴尔德住在布鲁塞尔，他本人也并不是男爵。由于一种不明不白的亲密称呼，乔治算是新生儿的大舅，其实他是费尔南德的表兄，又是她的大姐夫。这只是小小的差错，或者说不过是不太精确。要是更重要的文件的话，就会让好几代博学人士大伤脑筋了。

人们请来一个新医生代替杜布瓦大夫，他仔细检查了之后，说他对产妇的情况相当满意。随后的两天安全地过去了。让娜和弗罗兰每天早上到加尔默罗会教堂望完弥撒之后，总来看望一下费尔南德，让娜小姐无论如何也不肯耽误早上的弥撒。然而到了星期四，阿洁丽太太发现产妇有点发烧。第二天克先生决定让看护每天早晚两次记录病人的体温和脉搏。他还顺手抓了一张卡片，上面不经意地印有两家的纹章，一开始就写了上一天的日期，他要逐日记下当天的温度和脉搏。后来无论是他还是阿洁丽太太对这些都记不得了。他的记录是这样的：

费尔南德患了产褥热并发腹膜炎，十八日晚上就死了。在克先生的记录上唯一没有写日期的是十三号，尽管这天的体温和脉搏都登记了。大概是由于迷信，他略过了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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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还发生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小事：第一件就是洗礼。仪式是在圣十字堂区的普通教堂里举行的，没有什么大排场。这教堂建于一八五九年，在我写这部书时又马马虎虎地翻修了一下，显然是为了好歹跟近旁雄伟的广播电视中心协调一致。两年半以前，也就是在这个堂区教堂里米歇尔娶了费尔南德。除了本堂神甫和唱诗班的孩子之外，参加洗礼的只有婴儿的教父泰奥巴尔德先生和教母让娜小姐。一如既往，让娜由她所说的两根拐棍，也就是弗罗兰和她的女仆扶着。还有阿洁丽太太抱着孩子。她得赶紧回到病人的床边去，在那里先生和巴尔巴拉正需要她。

孩子的教名中第一个为玛格丽特，因为那位亲爱的德国家庭教师的名字曾是玛尔卡雷塔，后来大家才叫她弗罗兰小姐；第二个叫安托瓦内特，跟阿德里安娜相应，讨厌的诺埃米叫这个名字，而且如今肯定过时了，还显得有点滑稽；第三个用了有残疾的让娜的名字，而且费尔南德的一个朋友也叫让娜，她注定会在我的一生当中起相当大的作用；第四个叫玛丽，来源于那位时时刻刻尤其是在我们死亡的时候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的圣母的名字；最后一个叫吉丝莱娜，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有这样的习惯说法：圣吉斯兰能保佑儿童不生病。早就订购了好几盒糖衣杏仁，单等着把孩子的教名用银色的斜体字写在乳白色的硬纸盒盖上，就分送给大家，那盒子上面还装饰着一幅弗拉戈纳尔表现母爱的画。巴尔巴拉把她的那一份保留了很久。多年之后，我沉思着吃那裹着糖衣的杏仁，白色的糖块又硬又脆，是从我的洗礼上留下来的。

接下来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小事，至少在克先生看来是如此。费尔南德还有力气表达某些愿望时，就要给自己找些精神上的支持。她回忆起她曾跟让娜一起去过加尔默罗会教堂，她向那里陈列的圣骨顶礼膜拜过许多次。在危机时刻，如果病人提出要求，有时会把这圣骨拿到病人家去。她让克先生为她恳请修道院院长开恩。

可是她的手边就有圣骨。他们夫妻的卧房角落有一个架子，她常一个人在那里祈祷，底座上竖立着一尊十七世纪的耶稣受难像，是从苏阿雷城堡的小教堂里拿来的，她在那个城堡里一直长到成人。底座和十字架的横臂上凿着许多小小的龛孔，透过一块凸面玻璃可以看到在褪了色的红天鹅绒上镶着圣骨，每块圣骨下面还有一块羊皮纸的牌子，说明是来自哪个殉道者。用拉丁文写的字迹已经发白，所谓殉道者也已湮没无考了。人们只知道，有某个前人从罗马把这些神圣的宝物带了来，这些骨头渣子是从地下墓穴的尘土里拣的。也许是因为费尔南德不知道这些都是哪位圣人的遗骨，对于形象已模糊的基督、有些损伤的玳瑁边饰以及阴森森的骨头，她也过于熟悉了，不太相信那么灵验。而相反，在本地区内，加尔默罗修会教堂的那些圣骨却灵验得很。

当天就来了一个小教士，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二层楼那间美丽的卧室，从袍子的皱褶里掏出了圣骨盒，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地放在费尔南德的枕头上，但她已昏昏沉沉，根本没有看见她那么盼望的能助她一臂之力的灵物已经到来。年轻的加尔默罗会教士跪下，背诵了几段拉丁文祈祷词，接着又默默地祈祷。克先生也跪了下来，只不过是出于礼仪，倒不全是为了信仰，他看着那人祈祷。过了很长时间，穿棕色袍子的客人站了起来，神情凝重地看那病人。克先生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深刻的悲哀。他轻轻地拿起那圣物，重新包好，向门口走去。克先生一直把他送到街上。他觉得那年轻教士的悲哀不只来自对濒死病人的同情，而是由于他本人对他带来的圣骨是不是真有法力本来就将信将疑，他希望做一个试验，能一下子使他那有罪的疑心烟消云散，他灰心丧气地走了出去。但这一切也许都是克先生自己瞎想的。

第二个来访的是诺埃米。因为她心疼克先生的儿子，尽管那孩子已十九岁，身材高大，她还管他叫小米歇尔，所以她不赞成她的儿子续弦，尤其不赞成费尔南德怀孕。宣布添丁进口大喜事的电报只引得她把手掌往大腿上一拍，这是她不高兴的习惯动作。这样的粗俗让家里人都很不快。她嚷道：“小米歇尔被切成两半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她钟爱的孙子只能得到他父亲一半的遗产了。然而她最后还是来到了布鲁塞尔。大概是因为女人家的好奇心，尤其是这位老妇人禁不住要看看产妇的房间。还因为克先生为这一切变故要付很大一笔花费，早就要求他母亲提前给他几千法郎。她亲自把钱带来了，就像往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样，她还要痛痛快快地跟儿子说几句尖酸刻薄的话。尽管她年事已高，还时而到比利时的首都来买东西。巴黎实在太远，在里尔又挑选不到中意的物品。唯一不方便的是回去的时候某些商品要在海关交税。但一般地说，她都能打点妥帖，一分钱都不交。

刚从包租的马车下来，她就知道了费尔南德的病况。事实上，在一九三号门前的马路上，铺上了厚厚的一层稻草，为的是减轻车辆的噪音。家里有情况危急的病人时，总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告诉邻居产妇已病入膏肓。巴尔巴拉请老夫人进了屋。她不肯到底层的小客厅去，也不肯松开她的小阳伞。她在前厅的板凳上坐了下来。

克先生得到通报，从二楼的楼梯口他就认出了他母亲那有些胖大臃肿的身影，以及她把黑色的皮包紧紧抱在肚子前面的样子，仿佛有人要把它抢走似的，皮包上还装饰着一个花哨的伯爵冠冕，让米歇尔看了很生气，不过有时候他也糊糊涂涂地任凭他的供货商把他当伯爵。走到那老妇人身边，他立刻毫不隐讳地大体叙述了一下病情。对于救活费尔南德已不存任何希望。然而她的热度反而降下来了，可以接受短暂的来访，没有任何障碍。这个时候她很清醒，对她婆婆的关心十分感动。

然而那老妇人感到了死亡的气息。她的脸皱缩起来，把皮包搂得更紧了：

“你看我不会被传染上这病吧？”

克先生强忍住没有向他母亲说，产褥热这种致命的疾病她再也不会得了，她可以尽管放心。老夫人昂然端坐在那条板凳上，不肯吃点心，米歇尔也不硬劝她吃。阿尔德贡德看守着费尔南德过了大半夜，炉火差不多已经灭了。老婆婆又爬上了那辆仍然等着她的车，没有多做停留，径自回黑山去了。后来她想到，当时她激动之余，忘了把那几张钞票给她儿子。

又过了一会儿，最后一个人来看望费尔南德。但这一次既不能交谈，也不能对他微笑。这人是摄影师，他带着他那些变魔术似的家什走进房来：硬玻璃的感光板，即使不能永久也能较长时间地固定住物体的影像，仿造眼睛制作的暗箱，可以填补记忆的空缺，三角架和一块黑布。除了克太太最后的面容之外，这个陌生人还给我留下了房间装饰的片段，借助着这些，我才能重新构筑起已遗忘的内室景象。在费尔南德的床头有两个带五个枝杈的烛台，但每个烛台上只点着三根圣礼上的长明蜡烛，这使这个只有庄严平静的场面多了一种说不清的悲凉。床帷子上面显出来桃花心木的床栏，左边可以看到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床，整整齐齐地罩着绗成蜂巢纹样的踏花被。昨晚肯定没有人在这张床上睡过。但是我弄错了：仔细查看照片，我发现在踏花被的角上有一块黑东西，那是特里埃的前爪和鼻子，它蜷卧在主人的床上，克先生大概觉得这样很好，心里一感动就由它待在那儿了。

三个女人仔仔细细地给费尔南德安排收拾，她给人的印象是干干净净，无懈可击。汗迹和渗出的恶露都洗净擦干。在生和死交汇相融的当儿，似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摆。这具一九〇三年的遗体穿着细麻布的睡衣，袖口和领子上都镶着花边，一块半透明的白绢蒙上了脸，又在头发底下作成光轮模样。在雪白的被单衬托下，头发显得漆黑。她的双手套在一串念珠里，放在肚子上面，由于腹膜发炎，肚子肿胀着，顶得被单鼓了起来，仿佛她仍然怀着个孩子似的。她变成了人们所看到的死人模样：完整的封闭的一块，感觉不到光、热和触摸，不呼不吸也不发声说话，不再摄取食物，随后再部分排泄出。然而，克太太结婚以前和以后的肖像上，可看出姣好的面容，从她死后的几张照片上，还可以感觉到她的美丽。由于生病消瘦下来，死使她极为平静，如今再也没有取悦和维持仪表的愿望，也许摄影师高超的照明技术更突出了这张人脸的端庄，描画出了鼓起的颧骨、凹下去的眼眶、细瘦精致的鼻子，让她有了一种尊严和让人捉摸不透的坚毅。她宽大的眼睑合了起来，让人似乎觉得她在沉睡，给她抹了一层她也许恰恰缺乏的温情。嘴唇苦楚地扭着，露出死人常有的高傲的皱纹，仿佛如今的下场是他们花了高昂代价得到的胜利。看得出三个女人精心整理了被单，那上面有新熨的像是刻出来的平行宽褶子。她们把这被单满满地摊在灵床上，还把太太的枕头拍得松软些。

就在这个星期，几乎同时给亲朋好友发出了两封邮件，一个是精致的小信封，边上框着蓝色的装饰线，也像成盒的糖衣杏仁一样，是预先定做的。在跟信封相配的信纸上，也用天蓝颜色的意大利斜体字印刷着他们的启事，说克先生和克太太欣喜地告知亲友，他们的千金玛格丽特降生了。第二种信封边上框着粗黑线，克太太的丈夫、女儿、继子、婆母、兄弟姊妹、妯娌、姑姨以及姑表姨表亲戚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告，克太太已逝世，这对他们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六月二十二日十点悼亡弥撒之后，在丧家位于苏阿雷的家族墓地举行葬礼，八天以后在布鲁塞尔举行另外一次安魂弥撒。由里斯纳车站出发，有车辆在此等候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发自布鲁塞尔的火车。

典礼按照预定的计划举行了，我不知道是冒着雨还是有明媚阳光。婆母和前房儿子仍留在黑山。早饭也许比平常略微丰盛一点，匆匆吃罢之后，参加葬礼的人们就按时到雷奥波尔区的车站去。在里斯纳，由那慕尔来的马车夫们赶着马车沿着大路在等候，对于他们来说，这天能做一笔大生意。马匹不时低下头，啃一口丰美的青草。费尔南德被抬到紧靠村里教堂外墙的家族墓地，有一道栅栏把这个地区与墓地的其余部分隔开。在克先生身旁过了三年零三个月之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亲人中间。这一小片竖着十字架的家族园子早就住着她的父母、夭亡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举行过宗教仪式之后，克先生跟本堂神甫交谈了几句。神甫向他暗示教堂太穷。的确，那教堂很丑陋，又老又旧，或者说没有好好维修，里面刷着棕黄色的粉浆。让神甫最伤心的是没有祭坛后面必备的彩色玻璃窗。在一个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绘制圣费尔南德的肖像，立在她家墓地的旁边，肯定是纪念亡人的最触动人心的建筑。那个丧妻的鳏夫拿出了他的支票簿。

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从黑山寄来的照片，新的彩色玻璃窗已安好了，他觉得奇丑无比。随照片还附了神甫写的一封卑躬屈节的信：当然，彩色玻璃窗让教堂的祭坛显得好看一些，对比之下，左面的窗子镶着白色的玻璃，比以前更显寒碜。说不定可以再把它装饰一下，来代表圣米歇尔，作为那彩色窗的呼应。克先生把这封信放进了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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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忙碌多事的几天，没有人花许多时间照顾孩子，时常给她喝甚至没有烧开的凉奶，这倒对她很有好处，与她有关的严重事件只有一次。当费尔南德清醒地意识到她的病情将会如何发展时，她当着让娜小姐和弗罗兰的面这样嘱咐她的丈夫：

“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

克先生从来没有把这话告诉过我，让娜也很当心不露口风。那个弗罗兰就不一样了。每次我到让娜姨妈家小住几天时，弗罗兰小姐就啰啰唆唆地对我讲我母亲的临终遗言。这个可怜的德国老小姐对我的温存呵护和大吵小嚷的逗弄已经让我恼火，这些话我就更受不了。我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父亲从来不给我看她的照片（让娜小姐有一张她的相片，跟许多别的照片一起放在钢琴上，但她从来没有想对我指出来是哪一张），我刚到七八岁，就感到那个母亲似乎不公正地干涉了我的生活，侵犯了我的自由，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推到某一个方向去。当然，修道院对我毫无吸引力，但如果我知道母亲在临终前为我安排了将来的婚姻和我要接受的教育，我无疑也会执拗着不肯就范。人们要给狗戴项圈时，狗会扭开脖子，我也像狗一样，悄悄地退开。

仔细想来，我觉得这个嘱托并不出于弗罗兰所崇尚的虔诚，而是有别的考虑。费尔南德从少女时期就充满了幻想和花季特有的感情波澜，克先生在婚姻和以后的生活中试图让她感到充实，但一切迹象都让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没有让费尔南德完全满足。在极为强烈的痛苦当中，她觉得自己那不长的过去没什么可多说，绝望像是一条断断续续的黑线，自然其间也星星点点包含着一些幸福。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走她的旧路。总而言之，这几句嘱托包含着对丈夫审慎的谴责，他却坚信对妻子做了对一个女人该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亏欠。她就向丈夫表示，她也像跟她同时代的歌星梅丽桑德一样，过得并不幸福。

并不是克太太没有宗教感情，我早就证明过恰恰相反。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也许她希望孩子过她回忆中修道院里的那种平静生活，极力为小姑娘推开她认识的唯一的门，那里通到人们说的人间世以外的地方，通到她知道的唯一超凡脱俗的境界。到后来我想，我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入了教，克太太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但所用的方式她既不赞成也不理解。

五十三年过去了，我才第一次去拜访苏阿雷。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从荷兰和德国过来，穿过比利时；我刚刚到威斯特伐利亚去呼吸蒙斯特的空气，为了写我的一本已经开头的书。我到达这个阴暗的城市时正值一个爱国主义和宗教节日：人们正庆祝一个在一九四四年的轰炸中损坏了一半的天主教堂又恢复使用。老城里到处都是巨幅旗帜，扩音器里传出慷慨激昂的演说。那座教堂曾见证过莱顿的约翰的疯狂，十六世纪经历过对再洗礼派的血腥镇压。如今教堂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回忆起教堂被毁则群情激愤，说到从废墟中重建又满怀豪情。我本人、陪伴我的一位美国女友和给我们开车的荷兰司机，对于一九四四年每人也有各自激动的回忆，但跟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人并不一样。面对着盛大庄严的场面，我们觉得成了入侵者，感到不太自在，我们完全了解对于这个德国城市这盛大的集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这中间我们曾是他们昨天的敌人、今天的外国人。我们赶紧离开了蒙斯特。

在海牙，报纸上满是本·贝拉被劫持的消息，那是非洲北部的一出闹剧。在电台和报纸上大肆传播之后，经过笨拙的准备，苏伊士倒霉的动乱开始了。在比利时佛来芒区的一个大城市里，我在法国官方一个歌舞节目中听到了一阵沙文主义的胡言乱语，他们为不知道对谁取得的胜利而干杯。英国的企业家们已为明天甚至后天作了打算，热烈响应穷兵黩武的号召。人们谈到了黑市，比利时的家庭妇女抢购了好几公斤的白糖。最精明的人购置了铅皮，把自家的窗户包上，铅皮能够阻挡核辐射。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利用西方忙着干其他事的当儿，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前沿阵地。我到布鲁塞尔时，正好传来苏联坦克包围布达佩斯的消息。给我开出租车的那位生性快活的司机的话更增添了黑暗的气氛：“苏联人在那里扔了加磷的燃烧弹，会烧起大火的，等着瞧吧！”这小伙子也很激动，当然不是兴高采烈，他也怕苏联人；四分之三的人面对一场熊熊大火或严重的列车事故都会现出兴奋甚至欢喜的样子，他也如此。我应邀到一位很和善的老夫人家里做客，现在她已经去世了。我在她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家的女主人理所当然地仇恨苏联人；然而她却非常倨傲地看待匈牙利的起义。她鄙夷地说道：“就是工人的叛乱！”让人感觉到，一直到最后她还遵循原则，或者说这种原则推动着她生平第一次认为克里姆林宫干的事有道理。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法国在印度支那酿成的悲剧是更为阴暗的悲剧的先兆，反倒被人遗忘了。然而，我到巴黎之后，穿过大街走进圣罗克教堂，看到一个神甫和几个穿丧服的女人为在奠边府死亡的人祈祷。

离开布鲁塞尔之前，我到古典美术博物馆去瞻仰勃鲁盖尔的画，他的《伯利恒的户口调查》以及他笔下那些散布在雪地里的平民都淹没在十一月下午灰色的光线里。在《叛逆天使的堕落》中，恶毒的天使长着非人的嘴脸。《伊卡洛斯的坠落》中，农民对这历史上第一起“空难”丝毫不感兴趣，还继续播种。让人想到别的博物馆里另外的画：《疯狂的葛兰特》在一个村子的灰烬中间呼喊着发泄他正义然而毫无用处的愤怒，《无辜者的屠杀》与《调查》形成悲哀的对比，《通天塔》和它的首领受到为它筑造错误的工人们毕恭毕敬地欢迎，《死亡的胜利》是一队由骷髅组成的军团。在这些寓意画中最为贴切的大概就是《盲人引导盲人》。粗暴、贪婪、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疯狂和愚蠢比任何时候都严密地控制着整个世界，再加上人类第一次配备了终极毁灭的工具，而这样的人类在无限繁衍。目前的危机也许只波及一小群人就宣告结束。但是新的危机又会产生，因前面的危机影响变得更严重：不可避免的事态已经发生。看守迈着军人的步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宣布闭馆，仿佛也宣布一切都关门大吉了。

在那慕尔小住的几天却很悠闲。我第一次来这里观光，看了一个旅游者该看的所有名胜。我仔细认真地走遍了这里的天主教堂，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心脏就保存在这儿，与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墓穴相对应，人们把他的遗骸运到了那里。我还参观了圣鲁教堂，巴罗克风格的建筑杰作，波德莱尔特别欣赏“阴森的小客厅”，他在那里第一次被“愚蠢的风”吹倒，他长久以来总感到这风会吹来。我登上了小城堡，小费尔南德大概也曾被领到这里，眺望秀丽的景色，过去凯尔特部落的武士、妇女和孩子在这里蹀躞，固守城堡防备恺撒大军的进攻。我去看了考古博物馆，有高卢-罗马的小件青铜器和野蛮人入侵时代的沉重首饰。下午用来参观苏阿雷。这里我只说在墓地的见闻。

自从米歇尔在这里安葬了他的妻子之后，这家庭的墓地又添丁进口了。让娜、泰奥巴尔德和得了疯病死的奥克塔夫都埋在这里。已结婚的姐妹们都不在，她们跟她们的配偶葬在另外的墓地。浅浅刻出的碑铭已难于辨认，让人无限思恋古代铭刻中那美丽而又坚毅的书法，延续好几个世纪，亘古长存，使人缅怀第一批出世特立的魂灵。我没有去弄清弗罗兰是不是在费尔南德和让娜之间占有一个位置。尽管她们热爱并尊重老资格的家庭女教师，但恐怕也不行。家人就是家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在这里安息的人与我之间建立起联系。在他们中间我只认识三个：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而且我将近十岁起就没有再见过他们的面。我跨过了费尔南德，我在几个月之间依靠她的滋养，但这事实就像教科书上的道理一样冰冷。比起出于偶然向我叙述临终情形的陌生女人，她的坟并不引起我更多的温情。同样，我更难想象那个阿尔蒂尔·德·卡蒂埃和他的太太玛蒂尔德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对波德莱尔和奥地利的唐胡安的母亲知道的多哩，只不过我身上的某些成分来自他们。然而，从封闭在他们那十九世纪的这位先生和太太开始，可以重重叠叠地追溯千百代人，一直到史前时期，以至大地上面目模糊的生命本源。组成我的一半大杂烩就在这里。

是一半吗？在这样的翻转搅拌之后，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创造成独一无二的生灵。但如何推测他们身上道德或体质的特殊成分的百分比呢？这就像剖开我的骨头来分析或衡量所包含的矿物质。再说，我每天都更强烈地认为，组成我们的并不只是血液和体液，这样的计算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然而，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仍是把我与一切联系起来的那两根线索的第二次交汇。我们从一个幽晦暗昧的处所出来，又将回到那里去，关于这个地方，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假设，总不该从精神中扬弃那些最简单的事实以及平凡而明显的成分，尽管这些东西是外来之物。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是费尔南德的女儿。

另一方面，端详着苏阿雷的这些坟墓，我发觉我没有必要把这些人跟我拉在一起。如果说阿尔蒂尔、玛蒂尔德和费尔南德跟我几乎没有什么牵扯，那么我对于他们来说就更毫无关系。在我母亲生活的三十二年零四个月中，我在她的念头里顶多占八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对于她来说我首先是一团不确定的东西，接着是一个希望，一种感知，一种恐惧；在几个钟头之内，又是折磨。在我出生之后的几天里，她对我有时候会感到温情、惊异，也许还有点自豪。当阿洁丽太太向她宣布新生儿已娩出时，她感到或者自以为脱离了危险而觉得轻松快意。接着，发烧把这一切都赶走了。大家都看出来，在刹那之间她曾为她留在身后的孩子的命运担心，但显然她对自己迫在眉睫的死亡比对我的未来更为关切。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一个是在他们的女儿结婚前的十年死的，一个是在女儿结婚前的二十七年死的，对于他们来说，我只不过是他们结婚的弥撒中所希求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外孙，弥撒祝愿他们长寿，有一天能儿孙绕膝。

我把手放在栅栏上，手掌上沾满了铁锈。自从这栅栏门打开让最后一个亡灵-我不知道是奥克塔夫还是泰奥巴尔德-进来，已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杂草。在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十个孩子中，有七个已长眠在这里。在这七个人当中，到如今的一九五六年，只剩了一个孑遗，那就是我。我应该在这里做一点什么事情。但做些什么呢？如果在两千年前，我可以向那些以胚胎状埋在这里准备降生的逝者贡献食品，这样的埋葬姿势是人类给自己发明的最好的不朽的象征。在高卢-罗马时期，我可以在一个装满了灰的骨灰堂一角倒些牛奶和蜂蜜。在基督教文明的几个世纪里，我可以祈祷，祝他们安息，或者经过几年炼狱的净化之后，去享受天国的真福。这些愿望都彼此矛盾，但无疑表达的是同一的意思。就像我现在一样，假定这些人都在某个地方，我们只能祝愿他们在路上交到好运，这条路人人难逃，我们将来也必定要走。这也是一种祈祷的方式。当然，我还可以把栅栏重新油漆一遍，把地上的杂草锄净。但是我第二天就要走，我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这样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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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德死后又过了大约十五天（显然现在说起她为时已晚，自从她去世已过了十五天……），亲戚和她生前的好友从邮局收到了最后一件与她有关的通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虔诚的回忆卡”。那是一个小小的纸笺，可以夹在祈祷书里，正面有一个表示追思的图样，带有一段或几段祈祷文，每段下面用极小的字精确地注明读这段祈祷能让炼狱中的灵魂赦免罪恶的年、月、日；在背面写着在上帝前追思已故男女的要求，下面有从《圣经》或其他宗教书籍中引出的摘录和简短的悼词。费尔南德的“虔诚的回忆卡”很是简朴。祈祷文字往往是那个年代刻字印刷社为丧家选定的人云亦云的几句话，是教皇庇护九世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推荐给基督徒，让他们为受难灵魂祈祷的文字，但却没有天真地与人间的日历或时钟挂上钩。在背面，简短的悼词和祈祷赎罪的套语后面，有两句话没有注明作者，我估计是克先生本人撰写的：

第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在我们用于安慰自己的那可怜可悲的武库当中，这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丧妻的那个男人的意思是说，那年轻女人曾经活过就是个成就，本身就是美好的，尽管转瞬即逝，但死亡并没有把它泯灭。在这个格言中却缺少克先生惯常的坦白真率。人们因怜悯而微笑，因蔑视而微笑。因怀疑、因温情和爱情微笑的时候也很多。克先生大概一开始想写：“应当为曾经存在过而欢喜雀跃”，接着大概发现这个词对悲戚的文字来说反差太大，或者追求对仗工整让他词不达意。第二句话也同样暧昧费解。米歇尔肯定以为，说一个人尽心尽力是对一个人最好的赞扬。这句话让人想起来范·艾克的格言“Als ik kan”，我总用来当我的座右铭。但这句话本身就显得局促牵强：“她从始到终，都试图尽心尽力。”言外之意似乎是费尔南德只得到了部分的成功。读到这个赞扬的亲戚朋友中，有些人会觉得这很像一个心地良善的人给不再为他家服役的仆从的一份能力品德的《鉴定书》，他不愿意撒谎，但又找不出那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值得赞颂。这句话也许表示他宽宏大度，也许让人觉得真率感人。克先生希望这话真率感人。

再说，丧妻之痛也渐渐减弱了。有人听到他对他的一个内兄说，无论如何分娩是女人分内的职务：费尔南德是在属于她的战场上死去的。米歇尔用这个比喻真让人惊奇，他绝对不想让那少妇为他传宗接代，我觉得倒可以说他对那少妇作出了让步，没有阻拦她当母亲的欲望。他这种人也决不相信上帝勒令一对夫妻必须繁衍儿女。他一定觉得这话从一位以前的重甲骑兵嘴里说了出来是自然而然的，而那时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现实是一笔丑陋的糊涂账，克先生把这笔糊涂账好好歹歹塞到一句人云亦云的套话里，泰奥巴尔德和乔治肯定赞同这说法。

这个星期非常忙。杜布瓦大夫匆匆走掉时，把他的产钳和围裙忘在费尔南德卧房的一个角落里了。克先生让人把这些东西包好捆好，亲自送到大夫家里去。一个女仆开了门，他把包裹扔到门缝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

接着，他到一家房产经营处，要卖掉他在路易丝街的那所房子。他要再次越过边界，带着婴儿回黑山去，看护阿洁丽也会陪侍。他说服阿洁丽留到夏末，教会巴尔巴拉担负起带孩子的新职务。阿尔德贡德和那个园丁都被辞退了，他们拿到了丰厚的酬金。他把马带了回去，那马又被放到黑山那碧绿的牧场上。小狗特里埃因为是在特里尔降生的，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他们每次出门旅行这狗都跟着，显然比那孩子更是亡妻的一个纪念。

克先生也把书都带回去，他要把书房里的那张大桌子留下来，他和玛格丽特的母亲（从这时候起，他这样来称呼亡妻）所喜欢的作家的著作并排堆在那上面。东西很重，必须请专业的搬家人员，这都让他发怵。穿甲胄的密涅瓦女神雕像也是一样，她最后留在了绿色大理石的基座上，像往常一样，对房产易主毫无所谓。

搬走之前，克先生最后一次上街。他到一家古玩店去，当初费尔南德曾在这里买过几件东西。他把费尔南德拿去试用的一件送了回来。古玩商是一个老犹太人，面相温厚而又精细，是个有欣赏品位的人。以前几次见面时，克先生很高兴跟他交谈几句。住在布鲁塞尔时，能让他轻松愉快聊天的也许只有这一个人。这一次，他直截了当地说要退货。古玩商看到顾客身上的丧服，小心谨慎地打听情况。克先生把发生的事对他说了。

“那么孩子呢？”老犹太人按惯例表示哀悼之后问他。

“孩子活着。”

“真遗憾。”老人轻轻说了一句。

克先生也像回声似的重复一句：

“是的，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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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听到这样一种论断：幼年丧母永远是件伤心事，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生当中都会感到缺憾，都会对故去的母亲感到思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在我这里是另外一种情况。巴尔巴拉不仅在我长到七岁之前代替了我母亲的位置，她简直就成了我的母亲。后来第一件让我肝肠欲断的事并不是费尔南德的死亡，而是我的保姆离开。随后或者在同时，我父亲的诸位情妇或准情妇以及后来他的第三任太太，都保证了我作为女儿对于母亲的需要：受宠爱时高兴，失宠时悲伤；模模糊糊地想要以温情报答温情。有时怀着迷恋和尊敬去欣赏一位漂亮夫人，有时对于一个并不很有城府的良善人儿更多地怀有略带恼火的善意。

然而这里不来说我的事。假如不是这场意外，费尔南德也许还能再活三四十年。有时候我想象她的生活。如果米歇尔预计中的分居真实现了，费尔南德就会成为一个灰败无光的弃妇，这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并不少见。她不会像别人一样找个情人来给自己安慰，即使这么做也一定怀着痛悔之心。如果正相反，生了我之后家庭关系巩固了，建立起的和谐也不太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当然，时间会让费尔南德多长些见识，会消磨她的愁闷和悲伤，那是一九〇〇年上流社会女人的典型情绪。但经验证明绝大多数人本性难移。我的少年时代也许会受她的影响，也许会被她激怒；可能倾向于柔婉顺从，也可能倾向于勃然叛逆。而将近一九二〇年时，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叛逆行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费尔南德寿命很长，这在她家并不多见，我能清清楚楚地想象她晚年寄居到修道院或是一家瑞士旅店去。出于义务我会偶尔去看望她。但我爱她吗？对于一个根本未曾认识的人，这是一个不能贸然回答的问题。从一切方面来估计，最初我会像绝大多数的孩子一样，用一种自利和漫不经心的态度去爱她，随后这感情成了习惯，但穿插着许多争执，感情也越来越淡漠，许多成年人爱他们的母亲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样写并不是要惹他们不高兴，只是要正视现实。

如今我旧事重提，叙述她的故事，心里倒充满了在此以前对她还没有过的同情。她就像以我自己为养料想象出来的或实际存在的人物，我让她生活或者重生了一次。另外，时间的流逝颠倒我们的关系。我目前的岁数是她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八日的两倍多，我俯下身仔细观察她，就像尽量要理解一位少女却未能如愿以偿。我的父亲在七十五岁过世，同样由于时间的原因，如今我觉得他不单单是个父亲，而更像我的长兄。当我二十五岁时，他的确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

这年的六月份，克先生还要办一件事，这比在苏阿雷举行的仪式更让人伤心。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掩埋遗物。亡妻的内外衣裙都送给了姊妹会，让她们卖掉之后用得来的款项周济穷人，让娜也赞成这样做。还剩了一些即使是天性超脱物外的人也总会有的七零八碎。克先生把费尔南德的遗物都装在一个盒子里：他们结婚以前她写给他的一封温情脉脉的信，她们姊妹之间的家书，生病时期他作的一些记录。寄宿学校的几个平平常常的纪念品，文凭，小学时的作业或分数单，最后还有一个练习本，后来被我扔掉了，在那上面有费尔南德结婚以后写的一部相当低劣的文学作品：一部传奇式的短篇小说，背景是布列塔尼的一个庄园（克太太并没有去过布列塔尼），小说描写庄园主人的第二位夫人对第一位夫人的嫉妒，因为第一位夫人的阴魂总纠缠着她。克先生在里面变作了一个有布列塔尼风度的运动员。我绝不用这么一篇小文章来评价费尔南德，这只证明了她很想把自己的生活写成小说。

米歇尔还把他妻子的照片都放到这个盒子里，有她生前拍的，也有遗照，还有他们旅行时拍的快照。他把玛格丽特的母亲生孩子前一天剪下来的头发装在一个信封里，仔细捆好。一九二九年我仔细检视时，发现那头发很细，是极深的棕色，几乎发黑，跟我的一模一样。

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遗物让我嫌恶。几个沉甸甸的圆形发辫，头发是深棕色的，夹有一些棕红的发丝，大概是费尔南德的母亲或祖母留下的。整个发辫已硬得像金属一样，完全不像是从人的皮肤里长出来的东西，就像精密加工的皮革已完全失去了动物身上剥下来时那原来的模样。因为上面的扣子是金的，我把它甩卖掉了。一个摩洛哥皮子的小盒子，里面除了几个沙龙舞用的坠饰之外，还有一串在那不勒斯买的珊瑚项链，大概是克太太从帕特诺普街上的饭店出来或从波西利波坐车兜风回来时买的。那脆弱的枝杈几乎已变成了粉末，摊在丝光纸上。比较正经一点的首饰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某天我手头紧就卖了一些，其他的重新镶嵌，面目全非，大概连克太太也认不出来了。盒底还有一个指环，也被重新熔化，这样的戒指只有留在一个死去的女人手指头上才有一点神圣的意义。受过祝福的小牌我送了人，我已忘记给谁了。乌木嵌螺钿的圣骨匣在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栖身之地。

在这些杂物中，还有一些东西：博絮埃的一本书，他的《福音书探微》，卡尔尼埃兄弟出版社的版本，红皮封面的精装本，书脊上烫着金。还有一个用哥特字体有棱有角写的题词，说明这是儿时的亲密女友佐埃送给弗罗兰的生日礼物。带有十个古老银色菱形的藏书章证明弗罗兰更青睐德文的宗教书籍，把这书送给了苏阿雷书房。这本《福音书探微》还保持着不常读的新书模样。《忠实信徒的祈祷书》分两册，于一八九七年由代斯克雷和勒非布尔公司在图尔奈出版，已读得很旧，因为软羊皮的封套都磨损了。在费尔南德婚前的名字首字母上画着一个花冠，让素净的封面有了个虚荣的污点。这本祈祷书里还有一个万年历，我不时就去查看。我也在那里面读过几段风格高贵的拉丁文祈祷词，费尔南德大概认为一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应该引用的，然而如今的教廷已经把这些祷文抛弃了。

一个做成折扇形的舞会上用的名笺，象牙的扇骨上用铅笔写着费尔南德的几位男舞伴的名字，我认出来了几个。有两个巴黎出的摩洛哥精细皮件，大概是米歇尔送的礼物。一个是名片夹，完全是战前的风格。在浅紫和水绿的底色上，画着日本式雅致的五彩鸢尾花。用名片夹的时尚已经过去了，一九二九年左右，我把写着诗句或一时灵感的纸片夹在里面，这些句子为我所珍视，也能够引导我的生活。这个圣物跟钥匙、钢笔和女人手提包里的各样金属小物件放在一起，磨破了，沾上了墨水和口红的污迹，最终也要到一切东西都注定的归宿。另一个皮件更为豪华，是一个帝国绿的钱包，皮子光滑得像是上了漆，一只金质的孔雀，尾巴伸展开来构成了扣襻和滚边。尽管它更适合装刻着播种农妇的金路易，而不是我们的镍币和脏钞票，但我不愿意让东西躺在抽屉里不用，一九五二年我就决定用这个钱包。两年以后到陶努斯去游历时又把它弄丢了。如果所有用旧的东西都能回到已死去的原主人那里，克太太会很高兴地知道，她的女儿也到德国的大路上去漫游过。

米歇尔封好的这个匣子完成了使命，让我想到了这一切。然而这些虔诚的废物倒让我们羡慕那些动物，它们除了生命之外什么都没有，而我们时常掌握着它们的生死，也让我们羡慕苦行僧和遁世的隐士。我们知道，对于某个人来说，这些小玩意儿是珍贵的，有时是有用的，特别是由于这些东西有助于确定或提高那人本身的形象。东西的主人死了，东西也就没有用了，就像从坟墓里的冥器一样。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能证明个人无足轻重了，我们却对此那么在乎，而代表或象征着它的东西也飞快地消散、损坏或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