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式

事实上，我们应当尽可能使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想要研究的新生（或再生）对象保持一致。我们是否就会提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有可能。但无论怎样，为了让自己易于接受新的现状，我们就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来。5

起初，我们或许应该主动表现出自己的无用，以便采取与现代性的普遍态度截然相反的主张。我们应当脚踏实地，不走捷径，拒绝分享工具性的认识。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被人们奇怪地遗忘了的例子：那些社会学的创始人——按照这一学科的优秀历史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的说法——“从未停止成为艺术家”。我们也不要忘记，但凡之后可以被结构化为理论的想法，最初都是来自“想象、幻想、直觉的领域”6。尼斯比特的这个说法是恰当的，因为如果回到19世纪，那些相关的思想家，亦即今日典范的缔造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许多中肯的社会分析的。当我们迫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任意（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时，采取某种理论上的 “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思想，也不意味着鼓励智识上的懒惰和自负。在我所遵从的理解传统中，人们总是以不太确切的真理行事，而在日常生活领域尤为如此。在那里，我们会比在别处更不在意有可能成为终极真理的东西。真理是相对的，取决于情境。它是一种复杂的“情境主义”（situationnisme），因为观察者同时也作为参与的部分，融入了他所描述的情境之中，能力（compétence）和欲求（appétence）齐头并进(5)，而解释学就是以“我们属于”（l’on en est）我们所描写之物为假设的，它需要“有某种观点的共同体”7。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都在强调这种现象，现在是接受它并观察我们周围现实的时候了。

正如所有的新生事物都是脆弱、不确定、不完美的那样，我们目前的研究方法也有着同样的瑕疵。尽管它存在着一些小问题，但未知领域需要相应步伐的探索，因此，在社会本能的浪潮上“冲浪”并不是一种羞耻。这甚至是一种可以提高效能的明智的方式。与这一方面完美契合的是隐喻的使用。它不仅拥有华美的文字，并因此出现在所有欢腾年代的知识著述中，它还能让模糊的、暂时的真理形成特殊的结晶。据说贝多芬就是在大街上找到他最美丽乐句的灵感的，可见其效果非同小可；那么，我们为何不在同一片沃土上谱写自己的篇章呢？

就像日常生活这座剧场里戴着面具的人物一样，社会本能在结构上是狡黠的、不可知的，这就导致了学者、政治家和记者们的混乱——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勾勒出了社会本能，却又发现它其实在别处（ailleurs）。在这样的混乱中，他们之中最诚实的那部分人开始偷偷改变理论，并制造一个全新的完善的解释系统来重新把握它。难道正如我前一刻刚刚讲过的那样“属于”（en être）和运用狡计不是更好吗？也就是说，我们不直截了当地证明或批评不可捉摸的社会直接经验，而是采用一种微妙的战术（tactique），从侧面进攻。这类似于否定神学的做法，即我们只能以间接回避的方式讨论上帝。因此，与其以一种虚幻的方式牢牢抓住对象，解释和耗尽它，不如满足于对其轮廓、运动、犹豫、成功和各种挣扎的描写。而由于一切皆有关联，这种狡计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学科传统所使用的各种工具上，保留它们仍然有用的东西，同时克服它们的僵化。在这方面，我们想做的事与另一位“局外人”戈夫曼所做的事非常相似。他是一个发明概念的人，但他时常更为喜爱“给旧词赋予新义，或者把旧词组合成古怪的新词，以摆脱笨拙的新词用法”8。他更喜欢“迷你概念”（mini-concepts）或已具有确定性的概念，即使这样会使人不快。在我看来，这似乎保证了一种知识观念，这种观念希望尽可能地接近所有社会生活都具有的一种属性——坎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