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作引言

一、开卷须知

氛围（ambiance），是一个贯穿了本书的术语。因此，围绕这样安排的决定因素简单说几句，可能是有必要的。

在之前一本书的开头，我将自己置于萨沃纳罗拉（Savonarole）(1)的庇护之下。今天，我将援引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公共广场的思想”。对于那些阅读的人，对于那些懂得阅读的人，一项长期的思考持续地进行着，它试图通过对势力（puissance）、社会本能（socialité(2)）、日常、想象物等概念的深入研究，来关注那些自深邃处缔造我们社会日常生活的东西，尤其是在现代正在终结的今天。此刻，安置好的路标坚定地指向了应该取其强烈意义、正在逐渐超越经济—政治过程的文化。观察的重点在于各种各样的仪式、庸常的生活、民众的两面性（duplicité）、外表的游戏、集体的感受性和命运；总之，都是一些狄奥尼索斯式的主题。如果这会引来嘲笑，请不要忘记，它们正在被当代众多研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使用着。这很正常，因为思想史告诉我们，除了知识上的模仿和先验自动承认的合法性以外，还有一些在使用时才被承认的合法性。一些人经营已有的知识，而另一些人在“发现”（inventer）知识。从词源意义上讲，“发现”指的是显现当下的东西，但实际上，在对这两种人的辨别中会有一些困难。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因为这种辨别并非易事。谨慎的表达是必要的，但它往往会让人感到窒息。我们的学科就是被这样一种严肃精神所统治。此外，有趣的是，这样的态度有时还会与最自负的轻佻联系在一起。此外，马克斯·韦伯在专家治国思想中所说的“运转的小齿轮”和大幅贬低自身（或他人）长期以来的观点的“我不在乎主义”（je-men-foutisme）之间是否有重大差异？事实上，它们彼此增强，而公众对此的心满意足、一致拥护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是否由此就应该像一些人所做的那样，痛斥这个肤浅无知的时代？我不会落入这种窠臼。当然，有人会为制造新闻而扮演国王的弄臣，但不管怎样，这也是社会直接经验（donné social）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同样也可以想到，也有人有其他的抱负：与那些想用自身思想思考的人，那些能在书籍里、分析中找到能够使自己茅塞顿开的帮助和跳板的人对话。这是天真，还是自命不凡？时间是评价一切的标准，只有极少的智者才可以提前知晓未来。

这就是本书的野心：采用一种既无虚假的简单，亦无没必要的复杂的不可思议的方式，与那些超越了宗派、团体和系统的、旨在研究圣贤蒙田所言的“人的业”，并以此为命运的精神共同体对话。当然，这必须是自由的精神，因为我们将看到，我们必须掌握好自己的行动以配合接下来思想冒险的蜿蜒进程。“自由飘荡的知识分子”（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tsia）似乎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前景，但是对于那些赋予这种冒险以其应有品质的人来说，却是不乏益处的。总之，我并不想写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说的那一类书，即“以易懂来吸引读者……（从中）得到的常常是令人想逃跑或打瞌睡、含糊且无用的思想”(3)。

这不是心灵状态方面的问题，而是在传统的学科划分不再受尊重时需要给出的程序的问题。这自然会使学科不再像通常那样提供知识安全感。这也是研究对象本身要求的背反。实际上，我们很难对正在研究的社会存在进行概念划分，这也是当前越来越被接受的认识。就让我们把划分留给那些知识的记录员吧！他们认为科学就是对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进行的分类，而根据阶级、社会职业种类、政治观点或其他一些先验确定的事物进行的划分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用一个有些粗略的，但我将不断努力，以求更为明确地展现给所有人的术语来说，我们将努力坚持一种“整体论”（holistique）的观点：一种恒常的可逆运动合并了整体（社会与自然）和构成整体的不同部分（环境与人）。从这个角度出发，相当于同时抓住了一条绳索的两端：一端是存在的本体论，另一端是最简单的琐事。1前者如同光束，使后者的种种表现都熠熠生辉。

显然，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分离”（la séparation）的角度来看，上述过程是令人担忧的——人们总是倾向于使用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方法或一些刻意讲求理论性的研究方法。然而，我会抛开由分离视角带来的智识愉悦感，相信某些“不合时宜”的考虑可能与它们所处的时代完全符合。为此，我将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作为注解：我们不应夸大魔法与科学之间的经典划分，通过对“感性直接经验”的强调可以得知，魔法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并非毫无用处。2就我而言，我将尝试把这种比较推向其逻辑终点；或者，至少将其应用到极性相近的其他类型上。我会在本书最后一章更加全面地解释这一点，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可以充分发挥的悖论，这个悖论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社会整体结构越来越建立在先前具有分离倾向的事物之间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之上。

学术思想与大众良识之间的矛盾似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无论如何都是有缺陷的：即使它不被形容为一种“虚假意识”，也会被认为是羸弱的。对“天真汉”（anima candida）的蔑视是判断知识态度的试金石。我曾解释过这种现象，而我现在想要表明，它可以解释我们为何没有能力去理解某种事物——在没有更好的术语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生活”。笼统地提到“生活”这个术语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可以导致无垠的幻象；但只要采取之前所说的“感性直接经验”的视角，我们就能够抵达脱离了空论的、具体的存在之岸了。与此同时，保持深海远航的可能性也十分重要，我们可以由此“发现”新的土地。而这正是由笼统的范畴实现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协同效应的关键：提出了一种流浪的，但并非没有目标的社会学。

从形式主义（le formisme(4)）到移情的可逆运动同样可以解释当前从本质上是机械性的社会秩序到以有机性为主的复杂结构的重要转变。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线性历史被冗余神话取代的过程。这是一种活力论的回归，我们将努力展示它的各种调性变化。此外，我所提到的各个术语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性”，指的是亨利·柏格森所珍视的“生命冲力”（élan vital）和“宇宙生命”（la vie universelle）；我们不要忘记，他还提出了一种“直接的直觉”（intuition directe）来解释这一点。马克斯·舍勒和格奥尔格·齐美尔也有过类似的“生命的统一性”3观点。我经常会回到这样的观点，因为除了可以使我们理解当代小群体所表现出的“东方的”泛活力论（panvitalisme）之外，它们还可以让我们注意到使这些小群体最终得以形成的情绪或“情感”维度。

由此，上述警示的价值在于：虽然社会的动力学不再沿着现代性的道路前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复存在了。循着我所指出的人类学轨迹，我们能够发现一种“几近动物性的生活”深深地根植在社会本能的各种表现之中。这就解释了对于“依赖”（la reliance），对于宗教情感（la religiosité）的强调——它们是我们要思考的部落主义（tribalisme）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需要引入任何教条，就可以讨论社会关系的真实神圣化，实证主义者涂尔干将这种神圣化称作是“社会的神性”（divin social）。对我来说，我正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社会本能的势力如何通过弃权、沉默、狡计等方式对抗经济—政治的权力。我将借用从卡巴拉（kabbale）中得到的启发，即“势力”［质点（Sefirot）］构铸神性的观点，来完成“社会神性”的路径。根据格尔肖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的观点，这些势力是“一切真实事物赖以建立”的基本要素，因此“生命向外流溢并激发创造，同时又以深邃的方式向内凝聚；其运动和脉搏的神秘节律，即为大自然的动力学法则”4。这则简短的寓言总结了那些在我看来是社会本能的事物：在一向存在、有时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既定形式以内或以外，存在着一种可以保证社会生活持久性的、没有形式的地下集中（centralité souterraine informelle）。我们应该将视线转向这个事实：我们对此并不习惯，我们的分析工具也已经过时，但是大量的线索——我想在本书中形式化这些线索——向我们指出，正是这样一片大陆适合我们去探索。这也是未来几十年的关键问题。众所周知，人们总是在事后（post festum）才会认识到“是什么”，但我们仍需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要抱有太多智识上的偏见，以确保这段时间不会太过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