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破立须兼行：为什么农民军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大家都爱说“不破不立”。破旧当然好。但破旧并不等于立新，只是为立新创造条件，开辟空间。打不出一面旗帜，推不出一个价值，连口号都提不出一个，人们将仍在废墟上生活。时间一长，就会有人感到破还不如不破。

破和立毕竟是两个过程：一个是突破、打破旧的框框，另一个，是提出和实现新的价值。要做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就得一边去破，一边去立。历史上成功的战争，尤其是改朝换代、新旧交替，或一个主义推翻另一个主义的战争，都是这两个过程的同时进行——只不过战场硝烟滚滚而来在是明面上，而书窗灯火荧荧闪烁是在幽暗中，人们不易察觉而已。

时而有农民造反，刚开始都是一呼百应，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但往往接下来却未能做到边破边立——纲领不明确，组织不严密，配合不顺畅，结果闹得半途而废。柳亚子有诗评论太平天国的教训，其中一首写道：

白头宫女谈天宝，名士新亭有泪痕。

一样兴亡千样感，南东事业倍销魂。

（《题〈太平天国战史〉六首》）

所谓“南东事业”，指的是南王冯云山沙场战死，东王杨秀清内讧被杀，暗示在造反大业尚未完成的时候，其内部就已种下类似唐朝安史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种子了。

不能实施自己的施政纲领，不能履行自己的施政诺言，任何看似风起云涌的事业都是不可长久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的政权更迭，都向人民承诺民主，结果大多充其量变成西方民主的微缩景观复制品，市场更自由些了吗？法制公平些了吗？都不能保证。这些地方的政治难免会有反复。

还有一些自称另辟蹊径者（其实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就正在试图改革）——另辟蹊径自然可爱，但时而却有大方向不清的嫌疑。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那么多西方知识分子跳起来高呼银行国有化。但国有就要国管，西方国家什么时候培养过为直接代表国家利益的金融管理干部呢？连人都没有，又遑论机制。

军事上的成功，生意上的成功都要求破立兼行。军事上的成功，要求及早搜罗民间精英，改善内部制度；生意上的成功，也要求有一个眼界、一个大目标，并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这个目标的能力。这样的军队和企业，论内功，都是学习型组织。

在推翻对手政权或打破别人垄断的过程中，这些组织也都能采取重要步骤，推进自己的内部建设。这让人想到，楚汉之争中，在刘邦身边早就有陆贾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虽然你可以“马上得天下”，但却不能“马上治天下”。

有意思的是，不管后人怎样小看刘邦，说他流里流气也好，两面三刀也好，尚未当上皇帝的他虽面有不快，毕竟听进去了这个劝告，甚至请陆贾开设高层讲座，专门讲秦朝统治失败的教训。陆贾的讲座，结集称《新语》，一直流传至今。

在专制横行、斯文扫地以后，在戎马倥偬、逐鹿中原之中，陆贾能在破都没来得及破完的关头，挺身而出呼吁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也是代表了先秦儒者主动干预政治、劝导权力，并勇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责任感——虽然这一次碰巧“可为”了。

后人也有诗评论这段历史：

汉方扰扰袭秦风，勇士相高马上功。

唯有君侯守奇节，能将新语悟宸衷。（朱淑真《陆贾》）(17)

后两句说只有陆贾（“君侯”）能以自己的论著和劝导影响君主的思想（“宸衷”）。可见后人看重的，不是陆贾“马上说诗书”的风流儒雅，而是它的影响。（请注意陆贾讲的也并非四书五经，而是在秦政新鲜教训基础上自行阐述的政治学原理。）历史明文记载，正是由于刘邦阵营里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儒者）的劝导，才有效制止了汉军进入咸阳城后烧杀抢掠；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作用，汉初才有可能采取一套比较切合实际和比较平稳的治国方略。

在历史上，破中有立，汉朝的建立应算一个典型；破中没有立，而且始终未能自立的典型却是2000年后的太平天国。其间差异，起决定因素的，并不在于那些起事造反的人（在刘邦身上甚至还可以说是在政治上趁火打劫）有多大见识、多高水平，而是在于有没有，以及能不能有一个“马上说诗书”的机制。